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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治運動的興起與軍閥的亂政
一、北軍的前線
馮國璋就任總統後，任命李純接任其江蘇督軍職務，北洋軍第十二師師長陳光遠繼李純任江西督軍。1917年9月3日，陳光遠率部抵達南昌就職。江西省長仍由戚揚擔任，但新任命了財政、實業和教育廳長（分別為王荃本、夏同和、許壽棠），組成了新的省政府。由此，開始了陳光遠對江西為期近5年的當政。
陳光遠就職之際，正是孫中山聯合西南軍閥力量，在廣州舉起“護法”（指維護繼袁世凱之後複被北洋軍閥廢棄的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旗幟，舉兵北伐，發動護法戰爭之時。北洋軍閥段祺瑞以“武力統一”為名，調集大批軍隊（簡稱北軍）南下防阻護法軍（又稱南軍），爆發了護法戰爭。江西與湖南位處南北兩方的接戰之地，戰爭以湖南為主要戰場，江西贛南為次要戰場，贛中、贛北、贛西及湖北則成為北軍的兵運通道。全省一時大軍雲集，如何應對戰爭和在境、過境客軍，成為陳光遠督贛的一個主要問題。
這時，北洋直係與皖係軍閥之間的矛盾已趨加劇。直係不願為主戰的皖係打頭陣，遂高唱起主和的論調。1917年11月18日，陳光遠與直隸、湖北、江蘇督軍曹錕、王占元、李純聯名通電北京政府及西南各省，籲請撤兵停戰、和平解決。四省督軍的通電以為四億人民請命、拯救國家之危難為闡發點，寫得相當感人，如所述財政問題：“民國財政之窘，殆為亙古所無，政府之債台日高，各省之庫儲早盡。一日興師之費，中產破及萬家。千裏哄鬥之場，民業毀於俄頃。迨夫上下交困，晨夕難支，內無以給軍需，則議潰而變興；外無以償債款，則監督而權去矣。非乞貸而更增國家之擔負，即搜括而重甚國民之窮愁，勢所必然。”這一通電，將北洋軍閥的內部矛盾公諸社會。1918年初，為直係首領、時任大總統的馮國璋所倚重的長江三督軍，即江蘇李純、江西陳光遠、湖北王占元，堅決支持馮國璋的主和主張，反對皖係首領、時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的主戰主張，進一步形成三省聯盟，達成4項聯合條件：“一、北軍南行者，堅拒不許過漢口、浦口；二、蘇、贛、鄂有急時，同一動作；三、蘇、贛、鄂遇事聯防；四、海軍第二艦隊餉款，由蘇、贛、鄂共同擔任。以上四條，皆由三督親筆簽字。”長江三督的行動，在當時影響很大，但最終受到北京政府的製約。1918年2月5日，北京政府因南軍攻占湖南嶽陽，以江西督軍陳光遠不理迭電進援之令，“托故延緩，致誤湘局”的罪名，褫奪其上將銜陸軍中將軍銜，保留督軍本職。陳光遠則於10日電請辭職，而仍堅持南北和平主張，強調本人力主南北和睦，不興兵戎，“此心此誌，天人共鑒”；明確指責討伐南方的命令“非我大總統之素衷，實主戰派之強要”，要求北京政府“收回戰令，派員議和”。在此前幾日，孫中山大元帥也派出江西籍參議鄧惟賢“回贛聯絡贛督，助我義師”。由此可見，陳光遠當時所持的是比較鮮明的主和反戰立場。這種立場，固然源於其維護直係集團以及江西地方利益的考慮，但在主戰派勢力強大的當時，客觀上也有利於南方軍政府。
1918年初，北京政府頒布對南方的討伐令後，續遣大軍南下。陳光遠在強大壓力之下，被迫同意對南方用兵和大軍過境。隨之，“鄂贛兩省，重兵已集”。先後進入江西境內的軍隊主要有：第二路總司令、湘贛檢閱使張懷芝率領的山東等地部隊，奉命“協助贛防”及助攻湖南，2月入贛，其中魯軍第一師（師長施從濱）、陸軍第六旅（旅長張宗昌）兩部駐九江、南昌、銅鼓，協攻湖南瀏陽；李傳業、張之傑部駐萍鄉，協攻湖南醴陵。皖軍奉命入贛援湘，派安武軍馬聯甲師入贛，先駐宜春，後下贛州，又駐樟樹。蘇軍調贛協防廣東，派第十九師師長率一個混成旅駐紮吉安、萬安一帶，長達3年。由於重兵集結境內，致使江西財政支付的軍費、雜費浩繁沉重，江西省政府財政枯竭，被迫從1918年4月起，停發行政、司法、教育、實業各界職官薪俸兩個月，並將軍餉搭放軍用票2成發放。特別是5月間第二路軍援湘作戰失敗，潰兵擁回江西，“竄至袁州者，安武軍為多，第一師次之，及其他少數各軍……間有分途竄赴南昌者約千餘人”。這些都加重了江西人民的負擔，破壞了社會秩序，因而“民情洶洶”，引起強烈的民憤。各入贛軍隊，到1919年初因南北停戰議和後，才逐步撤出江西。
江西為數不多的軍隊也被投入對南方的戰爭。按照段祺瑞及陸軍部要求贛軍“援粵”即防堵並出擊廣東護法軍、奪取南雄、韶關的命令，陳光遠於1918年4月將集中在贛南的兩個旅投入行動，任命第二旅旅長丁效蘭為援粵司令，第九旅旅長王餘慶為副司令，贛南鎮守使吳鴻昌為後路總指揮，“迅出庾嶺，力下南雄”。贛軍進攻南雄，遇到護法軍兩個混成旅的頑強抵抗，雙方激戰7晝夜，至30日才在付出重大傷亡後，將南雄攻克。北京政府因該戰勝利，乃將陳光遠被褫上將銜陸軍中將軍銜恢複。南雄為入粵咽喉，該地不守，粵局危急，故護法軍當即以重兵增援，贛軍不敵，於6月上旬退守大庾（即今大餘）。年底南北停戰後，贛軍在贛南撤防，分散駐守。
二、自治運動的高漲
戰爭給江西人民帶來沉重的損傷。境內駐紮的北洋軍隊既多且雜，社會擾亂不安；江西財政支出浩繁，庫空如洗，而軍政當局為應付軍費支出及中飽私囊，極盡搜括之能事，舉凡鹽斤加價，丁漕加征，統稅投標，以及濫發金庫證券、軍用鈔票、縣知事保證金、長短期公債等，“種種取盈諸法，無不嚐試”。江西人民在蠻兵貪官的交相盤剝下，深受苦難，對督軍陳光遠、省長戚揚的憤怒不滿之聲，逐日高漲。因此，當1920年夏湖南趕走督軍張敬堯、率先發動自治運動之時，江西旅京、旅滬同鄉會及省內各界也立即行動，將此前提出的彈劾省長、“贛人治贛”要求，推向沸騰一時的自治運動。
江西的自治運動於北京。1920年10月，旅京贛人同鄉會在歡迎江西省議會參觀團的聚會上，首先提出在軍閥掌操大政下，江西前途的改善，“非厲行地方自治必遭致不可收拾之患”。同鄉會隨即發表《哀告江西同胞文》，指出近月以來，國民自決奮鬥而起，湘人治湘，粵人治粵，已成明確之事實。江西因深居內地，素稱閉塞，“土地、人民、財富，不亞於湘粵蘇鄂四省，而民氣則不及”，故而應“當頭一棒，打醒夢人，乘機應時，亟圖自立”。文中號召“江西同胞紳界、學界、商界、農界、工界、議論界，同心敵愾，一致進行，應良好之機會，振自決之精神，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旅京贛人的號召，得到旅滬贛人的聲援，並立即在省內引起巨大的反響。
江西自治運動的一個主要目標仍是驅逐省長戚揚。戚揚（1861-1945年），浙江紹興人。自1913年二次革命後到贛任內務司長，次年升巡按使（相當於省長），到1921年去職，主持贛政長達8年。其人政治手腕高強，用人行政多門生故舊，喜濫借外債，結托軍閥以自固，故為人訾議。在這次驅戚行動之前，即曾三次遭到查劾：第一次是1916年12月，經眾議員羅家衡等提案，由國務院派員查辦，次年3月被免予置議。第二次是1917年5月，江西省議會通過議員楊賡笙提出的《彈劾省長戚揚案》，該案列舉其敗壞吏治，紊亂財政，濫用私人，蹂躪司法，草菅人命，侵吞公款，蔑視議會等8條罪狀。省議會將此案通電北京政府，要求查辦，但被擱置並令維持其職務。第三次在1919年7月，省議會以戚揚妄用非人、行政淆混等，又一次提出彈劾案，認為戚揚不宜再任省長，並進而提出了“贛人治贛”的主張。到9月，更有議員薑伯彰、鄒恩沛、盧常等分別提出3個彈劾案，揭露戚揚的上述不端行為。北京政府這一次較為重視，初擬改任丁乃揚為江西省長。但消息傳出，又引起江西人的反對。他們當即以“江西各界聯合公民會”和“南昌公民大會”名義，分電北京政府，指出丁乃揚在前清時為官江西，聲名狼藉，用其長贛，是“安福係不顧大局、位置已黨之私意”，江西公民等決不承認，“務懇萬勿頒布，以順輿情”。這樣，戚揚便依然得以留任。
自治運動興起後，形成一股強大氣勢，促使情況發生了大的改變。1920年11月6日，江蘇、湖北、江西、四川等各省區代表，聚集於北京江西會館，召開自治聯合大會，正式成立了各省自治聯合會。12月1日，省議會議員邱玉麟提出江西實行地方自治案，認為地方自治既可銳意振興各地實業、教育諸端，也能擁護中央、一致對外，提請省議會電請中央要求實行地方自治。陳祖詒議員進一步提議由議會組織一起草委員會，正式起草江西省自治法案。這表明，江西自治運動，一開始也曾越出單純針對省長個人的政爭範圍，提出了關於改變地方行政體製特別是製定地方自治法律法規的要求。
但是，其後議會發生的分歧使自治運動在內容和目標上發生後退。在省議員中，對自治問題很快形成兩派對立的意見，一派極力主張自治，另一派則堅決反對。由於兩派爭執不下，自治派隨即改變策略，轉向訴諸社會和民選省長問題。17日，議長龍欽海出麵邀集各界人士數百人討論，首由議員歐陽魁演說江西實行地方自治實不可緩的4條理由，特別強調贛省人民每年負擔稅捐一千多萬元，但政府用於地方實業和教育建設的僅數十萬元，因此自治之事實不可不爭。各界討論後在實行自治問題上達成共識。自治派乘勢出擊，在次日的議會會議上，邱玉麟等提出《省長民選應規定選舉法案》，獲得通過。盧常繼之提出彈劾戚揚案，當時“旁聽者掌聲大作助勢，初讀通過，戶外叫‘江西萬歲’之聲震天，接著二讀付表決，議員複迫於形勢，有‘勉強起立，且有僅嗬一嗬腰者，亦有略將身子一抬便又坐下者’，八十三人中起立讚成者同勉強嗬腰者七十二人，隨又付三讀表決，讚成原案通過者七十一人，彈劾案煞時宣告通過。二十日彈劾文呈送內務部轉提國務會議懲辦”。
自治案和彈劾案的通過，招來意料不到的強烈反應。支持者眾，反對者也不弱，陳光遠、戚揚、北京政府以及擁戚議員，各從其利害關係出發表述其反對立場，陳光遠甚至派出軍警彈壓議會，導致議會憤而宣告休會，並發表宣言表示戚揚一日不去職，則同人一日不能出席會議，“寧甘解散，羞與戚揚相見於吾贛政治舞台之上”。至此，雙方鬥爭趨於白熱化。最後，在公團和輿論的壓力下，戚揚不得不在1921年2月悄然去職。戚的去職，是江西自治運動的一個主要成果。
自治運動是當時風靡南方及至全國的一件大事，其主流是在民主共和理念下，地方省區反對北洋軍閥軍事統治的民主鬥爭。江西的自治運動，是這場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地方“聯省自治”對抗北洋軍閥“武力統一”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江西民眾在自治運動中，表現出了一定的自強自立精神，值得充分給予肯定。這個運動，在1922年及其後也仍有微波。但江西自治運動從整體上說是不成功的。首先，將運動的目標鎖定在驅戚和“贛人治贛”上，太過局限，且後者也嫌模糊和狹隘，並不適宜於作為自治的政綱性主張。其次，自治所要求的地方製憲、體製設置和綱領目標等根本性內容，在地方當局的壓製下，無一形成條文，更談不上實現（1921年6月省議會一度召開省憲會議，但並未像浙江那樣催生出一部省憲）。戚揚去後，江西仍然處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有論者指出，江西自治運動的不成功，其因在於既缺少湖南那樣的中堅勢力，也缺乏浙江那樣的地方士紳的號召力量，更重要的是也沒有湖南那樣左右逢源的好環境，而是遭逢北洋將領陳光遠和張宗昌部的大軍壓境和爭糧爭餉的衝突，以及南北對抗中時來時往的斷斷續續戰爭。此外，“領導贛省自治運動者意見紛紛，不能團結，不能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三、軍閥亂政與民眾的反陳倒蔡鬥爭
1？郾南軍攻占贛南與陳光遠去職
在北洋軍閥連續不斷的混戰中，江西始終屬於直係集團的勢力範圍。贛督陳光遠一麵竭力表達對全國大局的意見，一麵力避外軍過境或在境內交戰。1919年3月，他加入了以直係為核心的8省反段（祺瑞）聯盟，與長江數省及中原腹地聯成一體。在次年7月的直皖戰爭中，江西不是交戰之區，陳光遠部主要擔任防止皖係的福建軍隊“侵贛”及加入湘鄂贛豫四省援直聯軍，實際無甚動作，隻是強行遣散了被逐湘督張敬堯潰逃入贛的兩個團。1921年又將流竄並擾亂宜春等地的魯軍張宗昌部包圍繳械，張宗昌倉皇逃往北京。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時，他則主要是與幾個人一起充當調和角色。因此，這幾年，江西地域上基本上沒有發生大的戰事。但1922年5月孫中山發動的第一次北伐，改變了這種局麵，也改變了陳光遠的命運。
孫中山在廣東重建革命政府後，再舉護法旗幟，出師討伐北洋軍閥，1922年2月發起又一次北伐行動（史稱第一次北伐）。在進攻湖南計劃受挫後，孫中山改變進攻方向，決定“出師江西”，設大本營於韶關，集中朱培德為總司令的滇軍、彭程萬為總司令的贛軍、穀正倫為總司令的黔軍和許崇智、李福林所部粵軍（總司令為陳炯明），由大本營參謀長李烈鈞指揮出擊贛南。5月6日，孫中山在韶關誓師，發出總攻擊令，分兵進攻江西。其中一路由大庾、南康、信豐，一路經尋鄔（即今尋烏）、會昌、雩都（即今於都），進軍贛州。南軍進軍，“全贛震動”。江西督軍陳光遠一麵向北京政府緊急求援，一麵集中周蔭人師3個旅兩萬餘人，由贛南鎮守使嶽兆麟指揮堅守贛州。南軍以粵軍第二軍許崇智部、第一軍梁鴻楷師李福林部從城東進攻贛州，與北軍激戰於樓梯嶺一帶；以滇軍朱培德部從城西進攻贛州，與北軍在贛州南康邊境的朱家村發生戰鬥；以贛軍彭程萬率第一旅李明揚、第二旅賴世璜以及胡謙所部別動隊、餘維謙所部先遣隊、賴天球所部遊擊隊分頭接應。雙方相持10多天，“聲震山嶽。北軍節節敗退，紀律遂弛，遠近居民多遭蹂躪”。5月15日，贛州紳商和學界“僉以兩軍對峙，死傷必多，為避免塗炭生靈計，分向雙方請求停戰”。這一提議正合北軍之意，南軍朱培德則允準停戰24小時，限令北軍撤退，否則繼續進攻。18日晨，北軍自動退出贛州城，南軍入城，委派劉景烈為贛縣知事，並組設縣議會，以張周坦、謝溥泉為正副議長，實行軍民分治，秩序漸定。南軍乘勝前進，占領遂川、吉安等地，孫中山還於6月3日任命江西人謝遠涵為江西省長，在全國引起很大的震動。但隨後因陳炯明在廣東發動叛亂，進入江西的南軍於7月奉命回師平叛，撤出江西，吉安、贛州重為北軍所占。廣東革命政府的這一次北伐，遂告結束。
在南軍攻贛之時，省內外的江西人反對陳光遠的鬥爭也形成高潮。
在1920年的自治運動高潮中，江西人沒有把鬥爭矛頭指向陳光遠，故陳光遠並未受到什麽衝擊。這一次形成激烈的反陳態勢，除了有李烈鈞勝利進軍的外部原因，陳光遠所做的兩件事也成了直接的導火線。一是，陳在省長問題上排趙用楊。1921年2月，北京政府接受“贛人治贛”的要求，任命江西人趙從蕃繼任省長。但趙受到陳光遠的排拒，在赴任抵達九江時，因陳不讓其進南昌，被迫托病折返上海，無法上任。5月，北京政府依從陳光遠的舉薦，改派楊慶韻署理省長。楊是直隸棗強縣人，曾任山東濟南道尹。江西人剛剛為“贛人治贛”主張呼號半年，才達到驅逐戚揚的目標，又來一楊慶韻，遂堅決反對該任命，並分別要求趙從蕃仍速赴任、省議會與楊斷絕關係。但在陳光遠的強力衛護下，楊安然到贛任職，直到次年6月陳光遠潛離南昌時才被迫辭職。二是，陳為準備戰事加征、追征債款。1921年10月6日，陳在廣東北伐聲浪頻傳情況下，指使江西財政會議以財政入不敷出、積成巨虧為名，向全省各地丁漕項下攤派“金融善後借款”，規定從當天起到1927年底，每地丁一兩帶征銀元三角，米折一石帶征銀元五角；無論新賦還是舊欠，一律帶征。這是一次在此前濫發金庫證券、長短期公債、九九商捐、食鹽加價、一五統稅、縣知事保證金以外的新的特重苛捐，於人民生計影響極大。
因此，陳光遠引起江西民眾的痛恨。在南軍入贛後，江西各公團迭發文電，“宣布罪狀”；江西旅京同鄉會、旅京江西自治會也通電全國，控訴陳之逆行。這些文電宣稱，“陳光遠禍贛之罪，擢發難數，贛人誓不與之偕存”；“惟我贛民，苦陳久矣。彼陳氏犬馬我士庶，囊括我脂膏，借國軍之積威，行盜賊所未忍，貪黷殘逞，罄竹難書……就公理以談事實，陳光遠罪貫惡盈，當無久存之理。”至此，陳光遠已難以再維持其統治。隨著贛南戰事的失敗，陳向北京政府自請辭去江西督軍職務，並在南軍占領吉安之時，棄眾逃亡，與其弟陳光逵潛離江西。陳光遠在江西為期5年的統治，遂告結束。
2？郾蔡成勳的亂政與民眾的反抗
在陳光遠呼請北京增援後，直係首領曹錕命駐內蒙的陸軍第一師師長蔡成勳率所部及河南常德盛暫編第一師、綏遠第一混成旅等南下援贛，並令桂係殘部沈鴻英由湖南進入江西助戰。6月13日，蔡成勳抵達南昌。15日，北京政府批準陳光遠及省長楊慶韻辭職，任命蔡成勳節製江西全省軍事，承認孫中山對江西省長的任命，任謝遠涵為江西省長；17日，下令裁撤江西督軍一職，在謝遠涵未到前由何剛德暫行護理省長，並負責辦理結束督軍署事宜。江西是在當時“廢督裁兵”浪潮中，第一個被廢除督軍一職的省份。
蔡成勳入昌即入住原督軍署，擺出“搶督”江西的架勢。升任陳光遠原十二師旅長周蔭人為該師師長，張林為第三混成旅旅長，方本仁接替張之傑任贛南鎮守使，並派周蔭人、常德盛、沈鴻英各部分駐贛南、贛西和贛東等地。省城南昌戒嚴司令一席，則派其胞弟蔡用勳（曾任綏遠騎兵團團長）充當。由此，建立起他的以軍事控製為支撐的政治統製。
盡管李純、陳光遠也是軍人督贛，但蔡成勳的軍閥作風更為突出。他不講法度，不講規則，也不顧及上至中央政府、下到平民百姓的感受與反應，獨斷專行，肆意亂政，致使江西政局長期處於緊張狀態，也使得他在江西的3年中，一直處在江西民眾的激烈抗拒之中。
第一，拒絕中央委任的官員到任，並搶占省長職位。
為了防止有經驗的行政官員對其獨占江西構成威脅，蔡成勳在到江西的同時，立即下令阻擋北京政府任命的調和代表歐陽武、徐元誥、劉啟垣、程守箴等進入南昌，逼迫他們到九江後返回北京。緊接著，相繼拒絕北京政府任命並受到江西人歡迎的江西財政廳長文群、教育廳長朱念祖、實業廳長盧建侯、榷運局長尹朝楨、電政監督沈璋等來贛就任（大多在他們南下到達九江時實行攔阻，迫其返京，個別的到南昌後也不讓履職視事），而擅自委任財政、教育廳長等省政府主要人員。蔡的行為引起江西人的憤慨，北京政府教育部等也十分驚詫並發電指責。蔡因有徐世昌、曹錕為靠山，有恃無恐，不僅不予理會，反進而將手伸向省長位置。首先，他對護理省長何剛德連施掣肘，致使在任僅2個月的何剛德於8月22日向北京電請辭職（9月17日被迫離職）。9月2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蔡成勳督理江西善後軍務（簡稱督理，是廢除督軍稱呼後對各省軍事長官的通稱），蔡隨即網羅親信，在督理署內專設一個“江西善後討論會”，以李廷玉為會長，宣布6條善後辦法，意圖改變人民的觀感。17日，蔡、李偽造民意，上演一幕自任省長的醜劇。先由蔡向北京保薦李廷玉為省長，李則在北京政府並未表態時即通電接印視事。不料此舉遭到江西民眾的激烈反對，北京政府也不讚成，來電要求蔡成勳遵守中央政令，不能驟於變更，並告訴他已經電促省長謝遠涵赴任。謝遠涵也當即在北京表示，將尊重中央命令和江西民意，返省赴任。豈料蔡成勳竟於28日公然發出通電，拒絕謝遠涵就任。麵對這種局麵，李廷玉不敢觸犯眾怒，於10月4日將省長印信送交蔡成勳，並致電北京政府通報此事。蔡成勳則在接過印信的當天，致電北京政府，宣布“自行兼職”，即由他自己兼任江西省長。同時鼓動江西的4個鎮守使、6個旅長等116名軍官聯名通電，拒絕謝遠涵出任江西省長。蔡成勳的顢頇行為，讓北京政府也很難堪，猶疑良久，終不敢輕予應允。1923年3月23日，北京政府令江西省長謝遠涵開缺（另特派為江西全省官礦督辦），特任徐元誥為江西省長，徐未到任以前，由陶家瑤署理。但這一任命仍受到蔡的刁難，不久曹錕賄選總統成功，即於12月11日，下令將江西省長徐元誥、署江西省長陶家瑤開缺，特任蔡成勳兼署江西省長。至此，曆時一年多的省長職務之爭，以蔡成勳終於達到自兼的目的才告結束。
第二，截留稅款，勒民種煙，搜括民財。
蔡成勳到贛之初，客觀上麵臨著龐大的軍費的壓力，一些部隊在吉安、九江等地確也發生鬧餉兵變、搶劫地方的事情。但是，他解決龐大軍費的辦法，不是減少駐軍和向中央請援，而是加害於地方。他先是將江西鹽款盡數截走，並向每一縣署派去一個連長，用武力提取該縣收入。繼而下令清理1917年以來各地所欠丁漕稅款，不問豐歉如何，限令清還。“又下令延期償還銀行借款，停發所有機關經費（極個別除外）；並發放巨額沒有擔保的銀元紙幣和銅元紙幣。”“蔡成勳還公開提倡淫業，從中抽取花捐。規定妓女分四等，頭等每月捐洋8元，二等6元，三等4元，四等2元。由於政府允許和提倡，南昌市的許多街頭巷尾紛紛掛起了堂名招牌。”據一位蔡成勳當年的部屬記載，“蔡成勳督贛三年多的工夫，沒有留下什麽‘德政’可言，相反地做了壞事不少”。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勒民種煙和廣設鴉片專賣局以掠取煙款。他的一位當時的部屬後來記載說：
禁煙。這個問題分為兩階段。禁煙局成立前，贛省盛產鴉片煙土，大部分由私商販運出境，行銷蘇、浙、湘、鄂、皖等省，同時因為土產質量差，又吸收一部分“廣土”、“閩土”。當時省署借口煙土充斥，毒害人民，采取三季禁種的措施（春季查苗，夏季複查，秋季查土），但因從事禁種員工從中舞弊，以致名為禁種，實乃不啻放種。至於禁運、禁吸，也都成為營私舞弊的手段。但是盡管省長在禁煙過程中，已經取得了大批罰款和大批賄賂，隻因欲壑難填，所以在一九二三年冬又有全省禁煙局的成立。
禁煙局成立後，禁煙總局總辦由督署參謀長王戢武兼充，但他不親手辦事，卻介紹了他的房東朱鶚言（朱是從前江西縣知事裏“四大金剛”之一）。朱本是趨炎附勢的人，借著住房關係，與參謀長過從逐漸頻繁，終於巴結上禁煙總局襄辦這個美差使。總局設在省城，總局以下設分局、分卡若幹處。隻因販運土商絡繹不絕於途，所以局卡的設置，星羅棋布。
禁煙局成立後，禁種的第一炮就打響了。它責令分局督同各鄉保長勒令種戶，先在各分局卡登記，注明要種的畝數，繳納保證金，然後才能種。而各鄉保長尤必須出具連坐甘結，以杜“私種”之弊。這樣就成了古詩上所說的：“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苗。”第二炮，總局印製大批印花稅票，不論是本地煙土，還是外來的煙土，一律必須粘貼印花，以免偷漏，否則就是私貨，照章予以沒收。任何走私販子要想繞過局卡，那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為總局在各分局、卡境內和窮鄉僻壤之間，派有川流不息晝夜輪查的緝私人員，堵截私運。總局的第三炮，就是改私煙館為官煙館，開燈供客，按燈派土，按土抽稅捐。在重重剝削下，煙膏的價值上升了，可是有嗜好的人又非吸不可。
最後，總局因查獲和充公的煙土日漸增多，為掩人耳目計，曾有多次當眾焚毀煙土之舉。但在焚毀前，經手人早已將煙土替出去了。然後再把替出來的煙土派銷出去，輾轉間煙土變成現金。總之，上述各點，都比未成立禁煙局以前搜刮的更厲害。無論是種的，運的，吸的都逃不出總局所設的天羅地網之中。無怪乎江西人對蔡成勳善於聚斂民財，曾有“天高三尺”之謠。
蔡成勳的種銷鴉片，也引起了當時在華的外國人的注意。據他們的記載：“江西省在過去兩年中已經為鴉片種植和鴉片買賣的普遍潮流所屈服了。過去由鄰近省區輸入的鴉片是以很小的數量秘密出售的，並且隻有小規模的種植，但是現在是鼓勵種鴉片了。自從設立了一個鴉片專利的組織以後，凡是能夠出產稻米一石的土地，都被強征鴉片稅四元。”蔡成勳通過鼓勵種植鴉片及在各地遍設鴉片專賣局，明禁暗許販賣鴉片、嗎啡、紅白丸等毒品，征收到豐厚的錢款。
蔡成勳的行為給江西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全省人民負擔綦重，財政入不敷出。據調查，“蔡督繼任，連年對粵用兵，軍事費用日益增多。羅掘既窮，苛征百出，於是複向各銀行錢莊零星息借三百餘萬元”。當時報刊揭露，“蔡成勳寇贛三載，大肆搜括，實計竊去現款五千萬，然猶以為不足……為所欲為，贛民亦任其宰割”。因此，蔡成勳在江西當政的3年中，也一直受到江西人民的激烈反對，而成為民國江西政治中一個很突出的特例。
就在蔡成勳到贛的次月，江西籍國會議員湯漪等11人即致電曹錕，稱蔡蓄意禍贛誤國，“不特贛省人民所切齒，實為破壞統一之罪魁”。1922年8月17日，江西各團體赴京請願團及旅京同鄉會一百多人到國務院請願，向總統黎元洪提出5條要求，要求迅速解除蔡成勳的職務、所有客軍立即撤出江西，並警告中央如忽視江西的意見，江西人民將自決政務。國務總理因此答應下令查辦。旅京贛人還於9月9日在京成立江西自治促進會，再次發起江西自治號召，宣言非驅逐蔡成勳不足以謀江西之民治及挽救贛省之危局，並在贛人治贛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贛賢治贛”的口號。反蔡運動在蔡成勳導演李廷玉出任省長時達到高潮，南昌、九江等地市民、學生於9月18、19兩日一同舉行罷工、罷市、罷學，形成震驚全國的“絕大風潮”，致使李廷玉不敢戀位，自動交出省長印信。此後，揭露、控訴蔡成勳多行不義、目無法紀、暴戾恣肆、有如饑鷹餓虎飛行食人之類的電文，要求罷免蔡成勳的呼聲，在當時報紙上屢見不鮮。特別是到1924年，江西人民強烈反對蔡成勳專賣及勒種鴉片，販賣嗎啡、紅白丸等毒品，曾將倒蔡運動再次推向高潮。江西民眾的堅決鬥爭，顯示出為追求民主、捍衛權益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對蔡成勳的統治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在全國產生了良好的反響。
3？郾南軍再次攻贛與方本仁的倒蔡
1924年9月，北洋軍閥直係發動對皖係的江浙戰爭，由直係蘇、皖、贛、閩四省對皖係的浙江督理盧永祥作戰。孫中山當時與奉係張作霖、皖係段祺瑞組成“反直三角聯盟”，為援助浙江而在廣東發動第二次北伐，從粵北進兵江西。贛南、贛中遂再次發生局部戰爭。
廣東建國軍北伐先遣隊總指揮樊鍾秀部9月間率先進攻江西，連續攻占崇義、遂川、萬安、泰和等地，進圍吉安，對蔡成勳構成嚴重威脅。當時，蔡成勳所部第一旅駐石城、寧都等地，常德勝師駐贛東，而以贛南鎮守使方本仁兵力最大，擁有鄧如琢獨立第九旅以及蔣鎮臣、唐福山、楊池生、楊如軒等部數萬之眾。遂由北京政府任命方本仁為贛粵邊防督辦，以蔡成勳部第二旅旅長馮紹閔接任贛南鎮守使，率軍南下增援。南軍樊鍾秀部不敵，退向湘東邊境。11月初，建國軍北伐總司令譚延愷率部增援，南軍聲勢複震。方本仁原在1923年春、夏、冬季及本年夏秋間，曾與陳炯明聯絡，先後四次從贛南攻擊廣東，為孫中山所深惡痛絕，現在他首當南軍鋒芒，竟然打起利用南軍力量取代蔡成勳的主意。11月6日，方本仁向譚延愷輸誠，聲稱讚助革命，共舉討蔡，被譚委任為贛南督辦，相約合力進攻蔡成勳。
其後，廣東北伐各部在贛南同時並進，9日占領贛州，守軍常德盛等部投向北伐軍。21日再克吉安。方本仁則率鄧如琢、唐福山、蔣鎮臣等部北上，先是進攻蔡成勳部，繼而獲悉段祺瑞重新執掌北京政權及李烈鈞即將回贛消息後，背叛與廣東的盟約，於25日在吉水反擊廣東北伐的湘軍、滇軍，致使朱培德、宋鶴慶、魯滌平等部敗退待援；同時，發出討蔡通電，繼續在吉安等地攻擊蔡成勳部馮紹閔、王麟慶、張慶昶等，連克峽江、樟樹，進逼南昌。蔡成勳在方本仁、常德盛的進攻下，節節敗退，所屬贛北鎮守使吳金彪、贛西鎮守使嶽兆麟均不出手相助。據督署傳出消息，蔡成勳麵對進逼，向方、常索要500萬元現款，“如允，則即刻離贛”。12月6日，蔡從南昌逃去九江，潛往上海。臨行前將督理、省長印信分別交給嶽兆麟、曹本章，所兼陸軍第一師師長交旅長、贛東鎮守使楊以來代理。至此，蔡成勳在江西的統治遂告結束。
9日，方本仁進入南昌，即電段祺瑞輸誠。14日，段下令免去蔡成勳江西督理職務，並裁撤江西督理一職，特任方本仁暫行督辦江西軍務善後事宜。此前，段已於2日免去蔡的省長職務，令胡思義署理江西省長。江西由此形成方本仁主贛之局。
廣東北伐軍進入贛南、贛中和贛東後，在占領地域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權。10月6日，孫中山任命孔紹堯為委員長，組建了贛南善後委員會；11月17日，任命梁弼群為委員長，組建了贛中善後委員會；12月30日，任命潘震亞為委員長，組建了贛東善後委員會。委員會直隸於大元帥孫中山，受命辦理該地區一切善後事宜，當前工作重心之一為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建國大綱；每縣選任委員一名，其“資格為地方聲望素著，或在高等專門大學畢業，或曾任省議會議員，或任縣知事而無劣跡者”，均由孫中山任命。這三個委員會，以贛南開展工作為最好，曾先後選任了贛南9個縣的縣知事，建立了縣一級的政權組織。贛東成立較晚，並無多少實際活動。1925年1月初，北伐軍退回廣東後，這些組織也隨之消解。
取得了江西軍政大權的方本仁，不能容忍廣東北伐軍的駐境和京、津等地要求李烈鈞回贛任省長的強烈呼聲。進入南昌後，他即分電段祺瑞和孫中山，要求下令廣東停止北伐，譚延愷指揮的北伐各部立即退出江西。方本仁得到段祺瑞的支持，但遭到孫中山的回電斥責，孫中山並向段推薦李烈鈞為江西省長。12月下旬，方本仁調動全省軍事力量，分5路對入贛北伐軍進行反攻。北伐各軍不敵，於1925年1月上旬退回廣東。孫中山的第二次北伐行動至此失敗。
1924年是對江西尤其是人民生活影響巨大的一年。這一年，局部戰爭頻仍，水災嚴重。水災造成南昌城內外“巷行街舟，哀鴻遍野”，城外數十裏民房“為水淹沒殆盡”，各堤圩決口不計其數，僅溫家坊一小地方，在大王廟則淹斃226人，在北頭則淹斃231人，房屋衝壞者無算，“白水湯湯，慘不忍睹”。全省“財產之損失，生命之喪亡，刻雖不能統計，然最少總在千萬以上”。戰爭則加劇了人民的負擔和財產損失。報載戰爭即將打響前，“南昌食米、油、鹽及洋貨百物逐日飛漲，物價較戰前上漲至少也在三四倍以上，米價由五元漲至八元”。戰爭發生後，情形就更為惡劣了。
馮國璋就任總統後，任命李純接任其江蘇督軍職務，北洋軍第十二師師長陳光遠繼李純任江西督軍。1917年9月3日，陳光遠率部抵達南昌就職。江西省長仍由戚揚擔任，但新任命了財政、實業和教育廳長（分別為王荃本、夏同和、許壽棠），組成了新的省政府。由此，開始了陳光遠對江西為期近5年的當政。
陳光遠就職之際，正是孫中山聯合西南軍閥力量，在廣州舉起“護法”（指維護繼袁世凱之後複被北洋軍閥廢棄的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旗幟，舉兵北伐，發動護法戰爭之時。北洋軍閥段祺瑞以“武力統一”為名，調集大批軍隊（簡稱北軍）南下防阻護法軍（又稱南軍），爆發了護法戰爭。江西與湖南位處南北兩方的接戰之地，戰爭以湖南為主要戰場，江西贛南為次要戰場，贛中、贛北、贛西及湖北則成為北軍的兵運通道。全省一時大軍雲集，如何應對戰爭和在境、過境客軍，成為陳光遠督贛的一個主要問題。
這時，北洋直係與皖係軍閥之間的矛盾已趨加劇。直係不願為主戰的皖係打頭陣，遂高唱起主和的論調。1917年11月18日，陳光遠與直隸、湖北、江蘇督軍曹錕、王占元、李純聯名通電北京政府及西南各省，籲請撤兵停戰、和平解決。四省督軍的通電以為四億人民請命、拯救國家之危難為闡發點，寫得相當感人，如所述財政問題：“民國財政之窘，殆為亙古所無，政府之債台日高，各省之庫儲早盡。一日興師之費，中產破及萬家。千裏哄鬥之場，民業毀於俄頃。迨夫上下交困，晨夕難支，內無以給軍需，則議潰而變興；外無以償債款，則監督而權去矣。非乞貸而更增國家之擔負，即搜括而重甚國民之窮愁，勢所必然。”這一通電，將北洋軍閥的內部矛盾公諸社會。1918年初，為直係首領、時任大總統的馮國璋所倚重的長江三督軍，即江蘇李純、江西陳光遠、湖北王占元，堅決支持馮國璋的主和主張，反對皖係首領、時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的主戰主張，進一步形成三省聯盟，達成4項聯合條件：“一、北軍南行者，堅拒不許過漢口、浦口；二、蘇、贛、鄂有急時，同一動作；三、蘇、贛、鄂遇事聯防；四、海軍第二艦隊餉款，由蘇、贛、鄂共同擔任。以上四條，皆由三督親筆簽字。”長江三督的行動，在當時影響很大，但最終受到北京政府的製約。1918年2月5日，北京政府因南軍攻占湖南嶽陽，以江西督軍陳光遠不理迭電進援之令，“托故延緩，致誤湘局”的罪名，褫奪其上將銜陸軍中將軍銜，保留督軍本職。陳光遠則於10日電請辭職，而仍堅持南北和平主張，強調本人力主南北和睦，不興兵戎，“此心此誌，天人共鑒”；明確指責討伐南方的命令“非我大總統之素衷，實主戰派之強要”，要求北京政府“收回戰令，派員議和”。在此前幾日，孫中山大元帥也派出江西籍參議鄧惟賢“回贛聯絡贛督，助我義師”。由此可見，陳光遠當時所持的是比較鮮明的主和反戰立場。這種立場，固然源於其維護直係集團以及江西地方利益的考慮，但在主戰派勢力強大的當時，客觀上也有利於南方軍政府。
1918年初，北京政府頒布對南方的討伐令後，續遣大軍南下。陳光遠在強大壓力之下，被迫同意對南方用兵和大軍過境。隨之，“鄂贛兩省，重兵已集”。先後進入江西境內的軍隊主要有：第二路總司令、湘贛檢閱使張懷芝率領的山東等地部隊，奉命“協助贛防”及助攻湖南，2月入贛，其中魯軍第一師（師長施從濱）、陸軍第六旅（旅長張宗昌）兩部駐九江、南昌、銅鼓，協攻湖南瀏陽；李傳業、張之傑部駐萍鄉，協攻湖南醴陵。皖軍奉命入贛援湘，派安武軍馬聯甲師入贛，先駐宜春，後下贛州，又駐樟樹。蘇軍調贛協防廣東，派第十九師師長率一個混成旅駐紮吉安、萬安一帶，長達3年。由於重兵集結境內，致使江西財政支付的軍費、雜費浩繁沉重，江西省政府財政枯竭，被迫從1918年4月起，停發行政、司法、教育、實業各界職官薪俸兩個月，並將軍餉搭放軍用票2成發放。特別是5月間第二路軍援湘作戰失敗，潰兵擁回江西，“竄至袁州者，安武軍為多，第一師次之，及其他少數各軍……間有分途竄赴南昌者約千餘人”。這些都加重了江西人民的負擔，破壞了社會秩序，因而“民情洶洶”，引起強烈的民憤。各入贛軍隊，到1919年初因南北停戰議和後，才逐步撤出江西。
江西為數不多的軍隊也被投入對南方的戰爭。按照段祺瑞及陸軍部要求贛軍“援粵”即防堵並出擊廣東護法軍、奪取南雄、韶關的命令，陳光遠於1918年4月將集中在贛南的兩個旅投入行動，任命第二旅旅長丁效蘭為援粵司令，第九旅旅長王餘慶為副司令，贛南鎮守使吳鴻昌為後路總指揮，“迅出庾嶺，力下南雄”。贛軍進攻南雄，遇到護法軍兩個混成旅的頑強抵抗，雙方激戰7晝夜，至30日才在付出重大傷亡後，將南雄攻克。北京政府因該戰勝利，乃將陳光遠被褫上將銜陸軍中將軍銜恢複。南雄為入粵咽喉，該地不守，粵局危急，故護法軍當即以重兵增援，贛軍不敵，於6月上旬退守大庾（即今大餘）。年底南北停戰後，贛軍在贛南撤防，分散駐守。
二、自治運動的高漲
戰爭給江西人民帶來沉重的損傷。境內駐紮的北洋軍隊既多且雜，社會擾亂不安；江西財政支出浩繁，庫空如洗，而軍政當局為應付軍費支出及中飽私囊，極盡搜括之能事，舉凡鹽斤加價，丁漕加征，統稅投標，以及濫發金庫證券、軍用鈔票、縣知事保證金、長短期公債等，“種種取盈諸法，無不嚐試”。江西人民在蠻兵貪官的交相盤剝下，深受苦難，對督軍陳光遠、省長戚揚的憤怒不滿之聲，逐日高漲。因此，當1920年夏湖南趕走督軍張敬堯、率先發動自治運動之時，江西旅京、旅滬同鄉會及省內各界也立即行動，將此前提出的彈劾省長、“贛人治贛”要求，推向沸騰一時的自治運動。
江西的自治運動於北京。1920年10月，旅京贛人同鄉會在歡迎江西省議會參觀團的聚會上，首先提出在軍閥掌操大政下，江西前途的改善，“非厲行地方自治必遭致不可收拾之患”。同鄉會隨即發表《哀告江西同胞文》，指出近月以來，國民自決奮鬥而起，湘人治湘，粵人治粵，已成明確之事實。江西因深居內地，素稱閉塞，“土地、人民、財富，不亞於湘粵蘇鄂四省，而民氣則不及”，故而應“當頭一棒，打醒夢人，乘機應時，亟圖自立”。文中號召“江西同胞紳界、學界、商界、農界、工界、議論界，同心敵愾，一致進行，應良好之機會，振自決之精神，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旅京贛人的號召，得到旅滬贛人的聲援，並立即在省內引起巨大的反響。
江西自治運動的一個主要目標仍是驅逐省長戚揚。戚揚（1861-1945年），浙江紹興人。自1913年二次革命後到贛任內務司長，次年升巡按使（相當於省長），到1921年去職，主持贛政長達8年。其人政治手腕高強，用人行政多門生故舊，喜濫借外債，結托軍閥以自固，故為人訾議。在這次驅戚行動之前，即曾三次遭到查劾：第一次是1916年12月，經眾議員羅家衡等提案，由國務院派員查辦，次年3月被免予置議。第二次是1917年5月，江西省議會通過議員楊賡笙提出的《彈劾省長戚揚案》，該案列舉其敗壞吏治，紊亂財政，濫用私人，蹂躪司法，草菅人命，侵吞公款，蔑視議會等8條罪狀。省議會將此案通電北京政府，要求查辦，但被擱置並令維持其職務。第三次在1919年7月，省議會以戚揚妄用非人、行政淆混等，又一次提出彈劾案，認為戚揚不宜再任省長，並進而提出了“贛人治贛”的主張。到9月，更有議員薑伯彰、鄒恩沛、盧常等分別提出3個彈劾案，揭露戚揚的上述不端行為。北京政府這一次較為重視，初擬改任丁乃揚為江西省長。但消息傳出，又引起江西人的反對。他們當即以“江西各界聯合公民會”和“南昌公民大會”名義，分電北京政府，指出丁乃揚在前清時為官江西，聲名狼藉，用其長贛，是“安福係不顧大局、位置已黨之私意”，江西公民等決不承認，“務懇萬勿頒布，以順輿情”。這樣，戚揚便依然得以留任。
自治運動興起後，形成一股強大氣勢，促使情況發生了大的改變。1920年11月6日，江蘇、湖北、江西、四川等各省區代表，聚集於北京江西會館，召開自治聯合大會，正式成立了各省自治聯合會。12月1日，省議會議員邱玉麟提出江西實行地方自治案，認為地方自治既可銳意振興各地實業、教育諸端，也能擁護中央、一致對外，提請省議會電請中央要求實行地方自治。陳祖詒議員進一步提議由議會組織一起草委員會，正式起草江西省自治法案。這表明，江西自治運動，一開始也曾越出單純針對省長個人的政爭範圍，提出了關於改變地方行政體製特別是製定地方自治法律法規的要求。
但是，其後議會發生的分歧使自治運動在內容和目標上發生後退。在省議員中，對自治問題很快形成兩派對立的意見，一派極力主張自治，另一派則堅決反對。由於兩派爭執不下，自治派隨即改變策略，轉向訴諸社會和民選省長問題。17日，議長龍欽海出麵邀集各界人士數百人討論，首由議員歐陽魁演說江西實行地方自治實不可緩的4條理由，特別強調贛省人民每年負擔稅捐一千多萬元，但政府用於地方實業和教育建設的僅數十萬元，因此自治之事實不可不爭。各界討論後在實行自治問題上達成共識。自治派乘勢出擊，在次日的議會會議上，邱玉麟等提出《省長民選應規定選舉法案》，獲得通過。盧常繼之提出彈劾戚揚案，當時“旁聽者掌聲大作助勢，初讀通過，戶外叫‘江西萬歲’之聲震天，接著二讀付表決，議員複迫於形勢，有‘勉強起立，且有僅嗬一嗬腰者，亦有略將身子一抬便又坐下者’，八十三人中起立讚成者同勉強嗬腰者七十二人，隨又付三讀表決，讚成原案通過者七十一人，彈劾案煞時宣告通過。二十日彈劾文呈送內務部轉提國務會議懲辦”。
自治案和彈劾案的通過，招來意料不到的強烈反應。支持者眾，反對者也不弱，陳光遠、戚揚、北京政府以及擁戚議員，各從其利害關係出發表述其反對立場，陳光遠甚至派出軍警彈壓議會，導致議會憤而宣告休會，並發表宣言表示戚揚一日不去職，則同人一日不能出席會議，“寧甘解散，羞與戚揚相見於吾贛政治舞台之上”。至此，雙方鬥爭趨於白熱化。最後，在公團和輿論的壓力下，戚揚不得不在1921年2月悄然去職。戚的去職，是江西自治運動的一個主要成果。
自治運動是當時風靡南方及至全國的一件大事，其主流是在民主共和理念下，地方省區反對北洋軍閥軍事統治的民主鬥爭。江西的自治運動，是這場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地方“聯省自治”對抗北洋軍閥“武力統一”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江西民眾在自治運動中，表現出了一定的自強自立精神，值得充分給予肯定。這個運動，在1922年及其後也仍有微波。但江西自治運動從整體上說是不成功的。首先，將運動的目標鎖定在驅戚和“贛人治贛”上，太過局限，且後者也嫌模糊和狹隘，並不適宜於作為自治的政綱性主張。其次，自治所要求的地方製憲、體製設置和綱領目標等根本性內容，在地方當局的壓製下，無一形成條文，更談不上實現（1921年6月省議會一度召開省憲會議，但並未像浙江那樣催生出一部省憲）。戚揚去後，江西仍然處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有論者指出，江西自治運動的不成功，其因在於既缺少湖南那樣的中堅勢力，也缺乏浙江那樣的地方士紳的號召力量，更重要的是也沒有湖南那樣左右逢源的好環境，而是遭逢北洋將領陳光遠和張宗昌部的大軍壓境和爭糧爭餉的衝突，以及南北對抗中時來時往的斷斷續續戰爭。此外，“領導贛省自治運動者意見紛紛，不能團結，不能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三、軍閥亂政與民眾的反陳倒蔡鬥爭
1？郾南軍攻占贛南與陳光遠去職
在北洋軍閥連續不斷的混戰中，江西始終屬於直係集團的勢力範圍。贛督陳光遠一麵竭力表達對全國大局的意見，一麵力避外軍過境或在境內交戰。1919年3月，他加入了以直係為核心的8省反段（祺瑞）聯盟，與長江數省及中原腹地聯成一體。在次年7月的直皖戰爭中，江西不是交戰之區，陳光遠部主要擔任防止皖係的福建軍隊“侵贛”及加入湘鄂贛豫四省援直聯軍，實際無甚動作，隻是強行遣散了被逐湘督張敬堯潰逃入贛的兩個團。1921年又將流竄並擾亂宜春等地的魯軍張宗昌部包圍繳械，張宗昌倉皇逃往北京。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時，他則主要是與幾個人一起充當調和角色。因此，這幾年，江西地域上基本上沒有發生大的戰事。但1922年5月孫中山發動的第一次北伐，改變了這種局麵，也改變了陳光遠的命運。
孫中山在廣東重建革命政府後，再舉護法旗幟，出師討伐北洋軍閥，1922年2月發起又一次北伐行動（史稱第一次北伐）。在進攻湖南計劃受挫後，孫中山改變進攻方向，決定“出師江西”，設大本營於韶關，集中朱培德為總司令的滇軍、彭程萬為總司令的贛軍、穀正倫為總司令的黔軍和許崇智、李福林所部粵軍（總司令為陳炯明），由大本營參謀長李烈鈞指揮出擊贛南。5月6日，孫中山在韶關誓師，發出總攻擊令，分兵進攻江西。其中一路由大庾、南康、信豐，一路經尋鄔（即今尋烏）、會昌、雩都（即今於都），進軍贛州。南軍進軍，“全贛震動”。江西督軍陳光遠一麵向北京政府緊急求援，一麵集中周蔭人師3個旅兩萬餘人，由贛南鎮守使嶽兆麟指揮堅守贛州。南軍以粵軍第二軍許崇智部、第一軍梁鴻楷師李福林部從城東進攻贛州，與北軍激戰於樓梯嶺一帶；以滇軍朱培德部從城西進攻贛州，與北軍在贛州南康邊境的朱家村發生戰鬥；以贛軍彭程萬率第一旅李明揚、第二旅賴世璜以及胡謙所部別動隊、餘維謙所部先遣隊、賴天球所部遊擊隊分頭接應。雙方相持10多天，“聲震山嶽。北軍節節敗退，紀律遂弛，遠近居民多遭蹂躪”。5月15日，贛州紳商和學界“僉以兩軍對峙，死傷必多，為避免塗炭生靈計，分向雙方請求停戰”。這一提議正合北軍之意，南軍朱培德則允準停戰24小時，限令北軍撤退，否則繼續進攻。18日晨，北軍自動退出贛州城，南軍入城，委派劉景烈為贛縣知事，並組設縣議會，以張周坦、謝溥泉為正副議長，實行軍民分治，秩序漸定。南軍乘勝前進，占領遂川、吉安等地，孫中山還於6月3日任命江西人謝遠涵為江西省長，在全國引起很大的震動。但隨後因陳炯明在廣東發動叛亂，進入江西的南軍於7月奉命回師平叛，撤出江西，吉安、贛州重為北軍所占。廣東革命政府的這一次北伐，遂告結束。
在南軍攻贛之時，省內外的江西人反對陳光遠的鬥爭也形成高潮。
在1920年的自治運動高潮中，江西人沒有把鬥爭矛頭指向陳光遠，故陳光遠並未受到什麽衝擊。這一次形成激烈的反陳態勢，除了有李烈鈞勝利進軍的外部原因，陳光遠所做的兩件事也成了直接的導火線。一是，陳在省長問題上排趙用楊。1921年2月，北京政府接受“贛人治贛”的要求，任命江西人趙從蕃繼任省長。但趙受到陳光遠的排拒，在赴任抵達九江時，因陳不讓其進南昌，被迫托病折返上海，無法上任。5月，北京政府依從陳光遠的舉薦，改派楊慶韻署理省長。楊是直隸棗強縣人，曾任山東濟南道尹。江西人剛剛為“贛人治贛”主張呼號半年，才達到驅逐戚揚的目標，又來一楊慶韻，遂堅決反對該任命，並分別要求趙從蕃仍速赴任、省議會與楊斷絕關係。但在陳光遠的強力衛護下，楊安然到贛任職，直到次年6月陳光遠潛離南昌時才被迫辭職。二是，陳為準備戰事加征、追征債款。1921年10月6日，陳在廣東北伐聲浪頻傳情況下，指使江西財政會議以財政入不敷出、積成巨虧為名，向全省各地丁漕項下攤派“金融善後借款”，規定從當天起到1927年底，每地丁一兩帶征銀元三角，米折一石帶征銀元五角；無論新賦還是舊欠，一律帶征。這是一次在此前濫發金庫證券、長短期公債、九九商捐、食鹽加價、一五統稅、縣知事保證金以外的新的特重苛捐，於人民生計影響極大。
因此，陳光遠引起江西民眾的痛恨。在南軍入贛後，江西各公團迭發文電，“宣布罪狀”；江西旅京同鄉會、旅京江西自治會也通電全國，控訴陳之逆行。這些文電宣稱，“陳光遠禍贛之罪，擢發難數，贛人誓不與之偕存”；“惟我贛民，苦陳久矣。彼陳氏犬馬我士庶，囊括我脂膏，借國軍之積威，行盜賊所未忍，貪黷殘逞，罄竹難書……就公理以談事實，陳光遠罪貫惡盈，當無久存之理。”至此，陳光遠已難以再維持其統治。隨著贛南戰事的失敗，陳向北京政府自請辭去江西督軍職務，並在南軍占領吉安之時，棄眾逃亡，與其弟陳光逵潛離江西。陳光遠在江西為期5年的統治，遂告結束。
2？郾蔡成勳的亂政與民眾的反抗
在陳光遠呼請北京增援後，直係首領曹錕命駐內蒙的陸軍第一師師長蔡成勳率所部及河南常德盛暫編第一師、綏遠第一混成旅等南下援贛，並令桂係殘部沈鴻英由湖南進入江西助戰。6月13日，蔡成勳抵達南昌。15日，北京政府批準陳光遠及省長楊慶韻辭職，任命蔡成勳節製江西全省軍事，承認孫中山對江西省長的任命，任謝遠涵為江西省長；17日，下令裁撤江西督軍一職，在謝遠涵未到前由何剛德暫行護理省長，並負責辦理結束督軍署事宜。江西是在當時“廢督裁兵”浪潮中，第一個被廢除督軍一職的省份。
蔡成勳入昌即入住原督軍署，擺出“搶督”江西的架勢。升任陳光遠原十二師旅長周蔭人為該師師長，張林為第三混成旅旅長，方本仁接替張之傑任贛南鎮守使，並派周蔭人、常德盛、沈鴻英各部分駐贛南、贛西和贛東等地。省城南昌戒嚴司令一席，則派其胞弟蔡用勳（曾任綏遠騎兵團團長）充當。由此，建立起他的以軍事控製為支撐的政治統製。
盡管李純、陳光遠也是軍人督贛，但蔡成勳的軍閥作風更為突出。他不講法度，不講規則，也不顧及上至中央政府、下到平民百姓的感受與反應，獨斷專行，肆意亂政，致使江西政局長期處於緊張狀態，也使得他在江西的3年中，一直處在江西民眾的激烈抗拒之中。
第一，拒絕中央委任的官員到任，並搶占省長職位。
為了防止有經驗的行政官員對其獨占江西構成威脅，蔡成勳在到江西的同時，立即下令阻擋北京政府任命的調和代表歐陽武、徐元誥、劉啟垣、程守箴等進入南昌，逼迫他們到九江後返回北京。緊接著，相繼拒絕北京政府任命並受到江西人歡迎的江西財政廳長文群、教育廳長朱念祖、實業廳長盧建侯、榷運局長尹朝楨、電政監督沈璋等來贛就任（大多在他們南下到達九江時實行攔阻，迫其返京，個別的到南昌後也不讓履職視事），而擅自委任財政、教育廳長等省政府主要人員。蔡的行為引起江西人的憤慨，北京政府教育部等也十分驚詫並發電指責。蔡因有徐世昌、曹錕為靠山，有恃無恐，不僅不予理會，反進而將手伸向省長位置。首先，他對護理省長何剛德連施掣肘，致使在任僅2個月的何剛德於8月22日向北京電請辭職（9月17日被迫離職）。9月2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蔡成勳督理江西善後軍務（簡稱督理，是廢除督軍稱呼後對各省軍事長官的通稱），蔡隨即網羅親信，在督理署內專設一個“江西善後討論會”，以李廷玉為會長，宣布6條善後辦法，意圖改變人民的觀感。17日，蔡、李偽造民意，上演一幕自任省長的醜劇。先由蔡向北京保薦李廷玉為省長，李則在北京政府並未表態時即通電接印視事。不料此舉遭到江西民眾的激烈反對，北京政府也不讚成，來電要求蔡成勳遵守中央政令，不能驟於變更，並告訴他已經電促省長謝遠涵赴任。謝遠涵也當即在北京表示，將尊重中央命令和江西民意，返省赴任。豈料蔡成勳竟於28日公然發出通電，拒絕謝遠涵就任。麵對這種局麵，李廷玉不敢觸犯眾怒，於10月4日將省長印信送交蔡成勳，並致電北京政府通報此事。蔡成勳則在接過印信的當天，致電北京政府，宣布“自行兼職”，即由他自己兼任江西省長。同時鼓動江西的4個鎮守使、6個旅長等116名軍官聯名通電，拒絕謝遠涵出任江西省長。蔡成勳的顢頇行為，讓北京政府也很難堪，猶疑良久，終不敢輕予應允。1923年3月23日，北京政府令江西省長謝遠涵開缺（另特派為江西全省官礦督辦），特任徐元誥為江西省長，徐未到任以前，由陶家瑤署理。但這一任命仍受到蔡的刁難，不久曹錕賄選總統成功，即於12月11日，下令將江西省長徐元誥、署江西省長陶家瑤開缺，特任蔡成勳兼署江西省長。至此，曆時一年多的省長職務之爭，以蔡成勳終於達到自兼的目的才告結束。
第二，截留稅款，勒民種煙，搜括民財。
蔡成勳到贛之初，客觀上麵臨著龐大的軍費的壓力，一些部隊在吉安、九江等地確也發生鬧餉兵變、搶劫地方的事情。但是，他解決龐大軍費的辦法，不是減少駐軍和向中央請援，而是加害於地方。他先是將江西鹽款盡數截走，並向每一縣署派去一個連長，用武力提取該縣收入。繼而下令清理1917年以來各地所欠丁漕稅款，不問豐歉如何，限令清還。“又下令延期償還銀行借款，停發所有機關經費（極個別除外）；並發放巨額沒有擔保的銀元紙幣和銅元紙幣。”“蔡成勳還公開提倡淫業，從中抽取花捐。規定妓女分四等，頭等每月捐洋8元，二等6元，三等4元，四等2元。由於政府允許和提倡，南昌市的許多街頭巷尾紛紛掛起了堂名招牌。”據一位蔡成勳當年的部屬記載，“蔡成勳督贛三年多的工夫，沒有留下什麽‘德政’可言，相反地做了壞事不少”。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勒民種煙和廣設鴉片專賣局以掠取煙款。他的一位當時的部屬後來記載說：
禁煙。這個問題分為兩階段。禁煙局成立前，贛省盛產鴉片煙土，大部分由私商販運出境，行銷蘇、浙、湘、鄂、皖等省，同時因為土產質量差，又吸收一部分“廣土”、“閩土”。當時省署借口煙土充斥，毒害人民，采取三季禁種的措施（春季查苗，夏季複查，秋季查土），但因從事禁種員工從中舞弊，以致名為禁種，實乃不啻放種。至於禁運、禁吸，也都成為營私舞弊的手段。但是盡管省長在禁煙過程中，已經取得了大批罰款和大批賄賂，隻因欲壑難填，所以在一九二三年冬又有全省禁煙局的成立。
禁煙局成立後，禁煙總局總辦由督署參謀長王戢武兼充，但他不親手辦事，卻介紹了他的房東朱鶚言（朱是從前江西縣知事裏“四大金剛”之一）。朱本是趨炎附勢的人，借著住房關係，與參謀長過從逐漸頻繁，終於巴結上禁煙總局襄辦這個美差使。總局設在省城，總局以下設分局、分卡若幹處。隻因販運土商絡繹不絕於途，所以局卡的設置，星羅棋布。
禁煙局成立後，禁種的第一炮就打響了。它責令分局督同各鄉保長勒令種戶，先在各分局卡登記，注明要種的畝數，繳納保證金，然後才能種。而各鄉保長尤必須出具連坐甘結，以杜“私種”之弊。這樣就成了古詩上所說的：“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苗。”第二炮，總局印製大批印花稅票，不論是本地煙土，還是外來的煙土，一律必須粘貼印花，以免偷漏，否則就是私貨，照章予以沒收。任何走私販子要想繞過局卡，那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為總局在各分局、卡境內和窮鄉僻壤之間，派有川流不息晝夜輪查的緝私人員，堵截私運。總局的第三炮，就是改私煙館為官煙館，開燈供客，按燈派土，按土抽稅捐。在重重剝削下，煙膏的價值上升了，可是有嗜好的人又非吸不可。
最後，總局因查獲和充公的煙土日漸增多，為掩人耳目計，曾有多次當眾焚毀煙土之舉。但在焚毀前，經手人早已將煙土替出去了。然後再把替出來的煙土派銷出去，輾轉間煙土變成現金。總之，上述各點，都比未成立禁煙局以前搜刮的更厲害。無論是種的，運的，吸的都逃不出總局所設的天羅地網之中。無怪乎江西人對蔡成勳善於聚斂民財，曾有“天高三尺”之謠。
蔡成勳的種銷鴉片，也引起了當時在華的外國人的注意。據他們的記載：“江西省在過去兩年中已經為鴉片種植和鴉片買賣的普遍潮流所屈服了。過去由鄰近省區輸入的鴉片是以很小的數量秘密出售的，並且隻有小規模的種植，但是現在是鼓勵種鴉片了。自從設立了一個鴉片專利的組織以後，凡是能夠出產稻米一石的土地，都被強征鴉片稅四元。”蔡成勳通過鼓勵種植鴉片及在各地遍設鴉片專賣局，明禁暗許販賣鴉片、嗎啡、紅白丸等毒品，征收到豐厚的錢款。
蔡成勳的行為給江西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全省人民負擔綦重，財政入不敷出。據調查，“蔡督繼任，連年對粵用兵，軍事費用日益增多。羅掘既窮，苛征百出，於是複向各銀行錢莊零星息借三百餘萬元”。當時報刊揭露，“蔡成勳寇贛三載，大肆搜括，實計竊去現款五千萬，然猶以為不足……為所欲為，贛民亦任其宰割”。因此，蔡成勳在江西當政的3年中，也一直受到江西人民的激烈反對，而成為民國江西政治中一個很突出的特例。
就在蔡成勳到贛的次月，江西籍國會議員湯漪等11人即致電曹錕，稱蔡蓄意禍贛誤國，“不特贛省人民所切齒，實為破壞統一之罪魁”。1922年8月17日，江西各團體赴京請願團及旅京同鄉會一百多人到國務院請願，向總統黎元洪提出5條要求，要求迅速解除蔡成勳的職務、所有客軍立即撤出江西，並警告中央如忽視江西的意見，江西人民將自決政務。國務總理因此答應下令查辦。旅京贛人還於9月9日在京成立江西自治促進會，再次發起江西自治號召，宣言非驅逐蔡成勳不足以謀江西之民治及挽救贛省之危局，並在贛人治贛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贛賢治贛”的口號。反蔡運動在蔡成勳導演李廷玉出任省長時達到高潮，南昌、九江等地市民、學生於9月18、19兩日一同舉行罷工、罷市、罷學，形成震驚全國的“絕大風潮”，致使李廷玉不敢戀位，自動交出省長印信。此後，揭露、控訴蔡成勳多行不義、目無法紀、暴戾恣肆、有如饑鷹餓虎飛行食人之類的電文，要求罷免蔡成勳的呼聲，在當時報紙上屢見不鮮。特別是到1924年，江西人民強烈反對蔡成勳專賣及勒種鴉片，販賣嗎啡、紅白丸等毒品，曾將倒蔡運動再次推向高潮。江西民眾的堅決鬥爭，顯示出為追求民主、捍衛權益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對蔡成勳的統治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在全國產生了良好的反響。
3？郾南軍再次攻贛與方本仁的倒蔡
1924年9月，北洋軍閥直係發動對皖係的江浙戰爭，由直係蘇、皖、贛、閩四省對皖係的浙江督理盧永祥作戰。孫中山當時與奉係張作霖、皖係段祺瑞組成“反直三角聯盟”，為援助浙江而在廣東發動第二次北伐，從粵北進兵江西。贛南、贛中遂再次發生局部戰爭。
廣東建國軍北伐先遣隊總指揮樊鍾秀部9月間率先進攻江西，連續攻占崇義、遂川、萬安、泰和等地，進圍吉安，對蔡成勳構成嚴重威脅。當時，蔡成勳所部第一旅駐石城、寧都等地，常德勝師駐贛東，而以贛南鎮守使方本仁兵力最大，擁有鄧如琢獨立第九旅以及蔣鎮臣、唐福山、楊池生、楊如軒等部數萬之眾。遂由北京政府任命方本仁為贛粵邊防督辦，以蔡成勳部第二旅旅長馮紹閔接任贛南鎮守使，率軍南下增援。南軍樊鍾秀部不敵，退向湘東邊境。11月初，建國軍北伐總司令譚延愷率部增援，南軍聲勢複震。方本仁原在1923年春、夏、冬季及本年夏秋間，曾與陳炯明聯絡，先後四次從贛南攻擊廣東，為孫中山所深惡痛絕，現在他首當南軍鋒芒，竟然打起利用南軍力量取代蔡成勳的主意。11月6日，方本仁向譚延愷輸誠，聲稱讚助革命，共舉討蔡，被譚委任為贛南督辦，相約合力進攻蔡成勳。
其後，廣東北伐各部在贛南同時並進，9日占領贛州，守軍常德盛等部投向北伐軍。21日再克吉安。方本仁則率鄧如琢、唐福山、蔣鎮臣等部北上，先是進攻蔡成勳部，繼而獲悉段祺瑞重新執掌北京政權及李烈鈞即將回贛消息後，背叛與廣東的盟約，於25日在吉水反擊廣東北伐的湘軍、滇軍，致使朱培德、宋鶴慶、魯滌平等部敗退待援；同時，發出討蔡通電，繼續在吉安等地攻擊蔡成勳部馮紹閔、王麟慶、張慶昶等，連克峽江、樟樹，進逼南昌。蔡成勳在方本仁、常德盛的進攻下，節節敗退，所屬贛北鎮守使吳金彪、贛西鎮守使嶽兆麟均不出手相助。據督署傳出消息，蔡成勳麵對進逼，向方、常索要500萬元現款，“如允，則即刻離贛”。12月6日，蔡從南昌逃去九江，潛往上海。臨行前將督理、省長印信分別交給嶽兆麟、曹本章，所兼陸軍第一師師長交旅長、贛東鎮守使楊以來代理。至此，蔡成勳在江西的統治遂告結束。
9日，方本仁進入南昌，即電段祺瑞輸誠。14日，段下令免去蔡成勳江西督理職務，並裁撤江西督理一職，特任方本仁暫行督辦江西軍務善後事宜。此前，段已於2日免去蔡的省長職務，令胡思義署理江西省長。江西由此形成方本仁主贛之局。
廣東北伐軍進入贛南、贛中和贛東後，在占領地域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權。10月6日，孫中山任命孔紹堯為委員長，組建了贛南善後委員會；11月17日，任命梁弼群為委員長，組建了贛中善後委員會；12月30日，任命潘震亞為委員長，組建了贛東善後委員會。委員會直隸於大元帥孫中山，受命辦理該地區一切善後事宜，當前工作重心之一為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建國大綱；每縣選任委員一名，其“資格為地方聲望素著，或在高等專門大學畢業，或曾任省議會議員，或任縣知事而無劣跡者”，均由孫中山任命。這三個委員會，以贛南開展工作為最好，曾先後選任了贛南9個縣的縣知事，建立了縣一級的政權組織。贛東成立較晚，並無多少實際活動。1925年1月初，北伐軍退回廣東後，這些組織也隨之消解。
取得了江西軍政大權的方本仁，不能容忍廣東北伐軍的駐境和京、津等地要求李烈鈞回贛任省長的強烈呼聲。進入南昌後，他即分電段祺瑞和孫中山，要求下令廣東停止北伐，譚延愷指揮的北伐各部立即退出江西。方本仁得到段祺瑞的支持，但遭到孫中山的回電斥責，孫中山並向段推薦李烈鈞為江西省長。12月下旬，方本仁調動全省軍事力量，分5路對入贛北伐軍進行反攻。北伐各軍不敵，於1925年1月上旬退回廣東。孫中山的第二次北伐行動至此失敗。
1924年是對江西尤其是人民生活影響巨大的一年。這一年，局部戰爭頻仍，水災嚴重。水災造成南昌城內外“巷行街舟，哀鴻遍野”，城外數十裏民房“為水淹沒殆盡”，各堤圩決口不計其數，僅溫家坊一小地方，在大王廟則淹斃226人，在北頭則淹斃231人，房屋衝壞者無算，“白水湯湯，慘不忍睹”。全省“財產之損失，生命之喪亡，刻雖不能統計，然最少總在千萬以上”。戰爭則加劇了人民的負擔和財產損失。報載戰爭即將打響前，“南昌食米、油、鹽及洋貨百物逐日飛漲，物價較戰前上漲至少也在三四倍以上，米價由五元漲至八元”。戰爭發生後，情形就更為惡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