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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洋江西政權的建立
一、社會精英的散落
“二次革命”的失敗，也成為結束革命黨（國民黨）人掌握南方各省政權的標誌，北洋軍閥由此切實控製了南方政權。1913年8月22日，北洋江西宣慰使段芝貴進入南昌，宣布李純任江西護軍使，汪瑞愷重任江西民政長。9月29日，袁世凱任命李純署江西都督。至是，在江西建立起由李純主導的北洋省政權。
李純（1874-1916年），字秀山，天津河東人。早年家貧，隨父經營小雜貨鋪。15歲入營當差，1891年被保送入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為人精明幹練，勤奮好學，尤善交結。畢業時留在學堂任用。1895年袁世凱在小站操練新軍，李純入營任教練，備受青睞，連升為提調、管帶、標統。1907年出任北洋陸軍第六鎮第十一協協統（旅長）、隨營學堂監督，駐防北京南苑，成為袁世凱的親信。辛亥革命爆發時，率軍南下至武漢，協攻漢口，升任第六鎮統製（民國後改為第六師師長）。“二次革命”時統兵入贛，升江西護軍使、署江西都督（不久後實授），成為掌握一省軍政實權的大員。
李純將清除李烈鈞餘黨、肅清國民黨人作為頭等任務。他與汪瑞愷按照袁世凱的旨意，交替發布全省戒嚴令，在全省各地嚴厲捕捉和鎮壓國民黨人，凡黨人“為文武官員及議員、記者者，一律按冊緝捕”。據12月13日都督署頒發的懸賞緝拿黨人條例記載，江西還以重賞鼓勵緝捕黨人，凡捕獲要員5人，獎5000元；3人獎3000元，依次類推。
當時，江西國民黨人主要集中在軍隊、省議會和國會三個方麵。在軍隊方麵，根據李純等的呈報，袁世凱在1913年10月15日對孫中山及“二次革命”首要的通緝令中，列出的江西省名單為：“首魁”李烈鈞、歐陽武，“執重要事務”者林虎、羅全、李明揚、周璧階、卓人機（即卓仁機）、賀國昌、劉世均（11月4日加列俞應麓、方聲濤、蔡銳霆、彭程萬）。這些人在起義失敗後，大多逃亡日本等地，後來在李烈鈞率領下，轉入雲南繼續參加反對袁世凱的護法運動。他們長期被迫離開江西，是後來組建贛軍的骨幹。當時未逃出江西的歐陽武，在吉安被捕，被押送北京，判處8年徒刑（不久被赦免）；曾任江西衛戍司令的廖伯琅、李烈鈞軍政府顧問的黃九言等，則在南昌被殺害。
在省議會方麵，8月6日，袁世凱已下令解散江西省議會。隨後，李純、汪瑞愷奉令進一步調查各議員行為，袁世凱據其呈文，於10月13日發出對46名議員的緝拿令。他們將這些議員的罪名分為三類：副議長顏丙臨、歐陽莘，議員黽用中、吳鴻鈞、魏調元、李儒修、巢廣源、邱漢宗、陳鴻藻、羅銓、杜鳳樓、楊賡笙、汪征源、曹和濟、胡廷鑾、鄧炎、尹士珍等17人，罪名為“或提倡宣布獨立，或主張傾覆中央，或充間諜偵探軍情，或臨戰地與聞亂事”，應即“嚴密查拿，按法懲辦”；議長任壽祺，議員王光祖、塗樹霖、潘震甲、王鎮寰、陳肇誌、張家樹、蕭炳章、楊中流、蔡吉士、鄧維賢、鍾士林、燕世經、胡廷校、尹綸、羅士傑、李政準等17人，罪名為“或妄逞謬說，或附和逆謀，或發起公債票以籌助軍需，或代表聯合會以攪亂大局，均屬於亂事有密切關係”；議員葉含芳、吳肇荊、劉樹森、賴天球、吳祖植、黃頃波、陶楨、陳炳圖、吳爵壬、黃甲、李嘉韶、鄒樹欣等12人，罪名為“於該省集議倡亂之時，同在會場投票，選舉偽都督、司令等，亦屬甘心從逆”，因此對他們也要“一律拿捕”，分別究辦。這些被通緝的議員，約占議員總數140名的1/3，其中有多少人被捕，尚無確數，未被捕者，也被迫流散省外、海外。與緝捕這些省議會議員的同時，李純還公布了對30多名已逃縣官的通緝名單。
江西當選為國會議員的有45人，其中眾議員35人，參議員10人。11月4日，袁世凱以“查獲亂黨首魁李烈鈞與亂黨議員徐秀鈞等”往來密電，發現國民黨本部與該黨議員“勾結為亂”重情為名，下令“凡國會議員之隸籍國民黨者，一律追繳議員證書、徽章”，各地國民黨機構“不拘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稱”，“一律勒令解散”。江西的眾議員中，有國民黨人27人，參議員則全為國民黨人，他們由此均被剝奪了國會議員的身份。同日，袁世凱還發出長篇布告，點名攻擊一批國民黨議員，江西國會議員尤首當其衝，在眾議員中，點名者達17人：徐秀鈞、王有蘭、歐陽沂、賀讚元、辛際唐、文群、王侃、鄧元、黃格鷗、曾幹楨、邱冠棻、彭學浚、盧元弼、王恒、張於潯、程鐸、陳子斌，而且其中大多數被多次點名；在參議員中，點名者達9人：朱念祖、蔡突靈、蕭輝錦、盧式楷、劉濂、符鼎升、燕善達、邵樹聲、湯漪。這些議員，大多也被迫流亡海外。徐秀鈞則在此前已被袁世凱拘捕，並押回江西九江，受到嚴刑拷打，因堅貞不屈，10月7日被袁世凱下令殺害，在中槍未死時即慘遭活埋。
在被通緝者本人逃亡後，李純還對其家屬重加摧殘。如蔡突靈、蔡銳霆兄弟逃亡日本後，李純派兵至宜豐，抄沒其家，並將其父、弟數人拘捕關押，判刑10年。這類情況，同樣發生在其他逃亡者身上。李純還常以各種“政治嫌疑”為借口，拘捕無辜群眾，致使南昌出現“逐日刑人”的恐怖局麵。這種局麵，一直延續到1915年李純徹底鎮壓國民黨人密謀組織“新華社”發動“三次革命”、江西黨人除被捕殺數十人外“餘悉逃伏”時為止。
一般而言，在軍政機構和議會中，集中著一個地方的精英人才。以江西議員為例，在140名省議員中，國民黨人占74%；45名國會議員中，國民黨人占82%。當時的國民黨人，大多是接受民主思想、新式教育的時代才俊，如45名國會議員中，出身傳統功名的有12人，占26.7%，比全國51%的平均數低得多；而有確實資料可考的留日回國者有17人，從國內新式學堂畢業者有5人，共占48.9%，其知識結構和思想觀念相當優越；在年齡上，45人平均為33.42歲，思想敏銳、勇於挑戰的特點也十分突出。這是在當時社會大轉型中，一批十分難得的精英人才。因此，袁世凱和李純的鎮壓，嚴重地摧殘了江西的民主革命力量，全省社會精英或死或逃，受到沉重的打擊。這是“二次革命”後江西政治、經濟和社會長期無大起色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北洋軍政體製的確立與施行
為了加強對地方的軍事控製，北洋政府實施的一項重要措置，是普遍設立鎮守使署的二級軍事體製。1913年10月，李純在九江、宜春分別設立贛北、贛西鎮守使署，12月在贛州設立贛南鎮守使署（1919年9月還在上饒增設贛東鎮守使署）。先後任命陳廷訓、馬繼增、吳金彪等為贛北鎮守使，劉槐森、洪自成、馬克耀、方本仁等為贛西鎮守使，李廷玉、吳金彪、吳鴻昌等為贛南鎮守使。三個鎮守使署的設立，是省級地方軍事體製的重大變化，它形成了都督署、鎮守使署的兩級軍事體製，加強了軍事力量對地方的有效控製，鎮守使長期成為當地的最高長官，主宰著當地的軍政事務。贛南鎮守使李廷玉即曾濫用職權，違法擾民，逮捕、刑逼地方無辜士紳並抄沒其家產，引發民憤，當局不得不革去其陸軍中將及鎮守使職。其他鎮守使也程度不同地存在這類胡作非為的情事。
與此同時，李純大肆擴充軍事實力。一方麵，他整編吞並原贛軍餘部，編練為7個步兵團。另一方麵，他派團長畢化東負招兵專責，到河北、河南兩省招募士兵，以補充第六師戰後的缺額。“自民國三年起，陸續擴編三個混成旅、三個省防獨立團，以吳鴻昌、李展臣、黃振奎（先為張敬堯）分任一、二、三混成旅旅長”，裝備均係德國器械，由北京政府領來。這樣，江西駐兵及其戰鬥力也達到了民國以來的高峰。這為李純鞏固其統治，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在行政上，李純則首先解決了與民政長汪瑞愷的矛盾。原被李烈鈞等所驅逐的汪瑞愷，是帶著十分喜悅的心情重返江西民政長之任的。他一到任，即薦舉賈寶棻為秘書長，戚揚、夏孫桐、田春廷分任內務、財政、實業司司長，頗有實行軍政分治之心。同時，為籠絡人心，也大膽地為因“二次革命”受到不當處置的部分議員和官員平反，並相應予以任用。但汪瑞愷的行為顯然為李純所不容。汪在任不到4個月，即被以10條罪狀舉報和查究，主要如依靠郭同（原最先向袁世凱舉報李烈鈞的江西議員）及其引介的高巨瑗，網羅建立自己的班底，以致不少縣長、稅吏等“現委差缺，多係郭、高二人所引進者”；“不待中央命令，擅發九五錢票二百萬串”等。1914年1月21日，袁世凱以“紊亂財政，任用非人，頗滋物議”之名，下令解除汪瑞愷職務，交中央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議處；任命戚揚代理江西民政長。汪瑞愷的去職，固然與其任用非人有關，但實質上反映的是軍政之爭，即都督與省長之間的矛盾。
1914年5月23日，袁世凱頒布省、道、縣官製。6月，江西據此變動行政體製。主要內容為：1？郾省級行政機構簡縮，都督改稱將軍，民政長改稱巡按使（1916年7月將軍改稱督軍，巡按使改稱省長）；裁撤原設內務、教育、實業、財政各司及國稅廳，設立政務廳、財政廳，並在政務廳內設總務、內務、教育、實業四科，原國稅廳事務並入財政廳。李純任將軍（督軍），戚揚任巡按使（省長），陳嘉善、王純分任政務、財政廳長（財政廳長職務先後由濮良至、羅述稷繼任）。2？郾在省、縣之間增設道一級行政機構。江西全省劃分為4道：豫章道，轄南昌、新建、臨川、上饒等23縣；廬陵道，轄宜春、吉安、萍鄉、高安等21縣；贛南道，轄贛縣、南康、寧都、瑞金等17縣；潯陽道，轄九江、安義、奉新、樂平等20縣。各道道署分別設南昌、宜春、贛縣、九江。道行政長官稱道尹，從首任到1927年止，豫章道尹為何剛德（後曹本章），廬陵道尹羅述稷（後夏炎甲、程用傑、趙毓奎、董錫成、劉印昌、王杜、高崇佑、陳方讚、杜天驥），贛南道尹袁學昌（後邵啟賢、鄒日奎、陳俊、高崇佑、薛雪），潯陽道尹吳筠孫（後傅春官、高培樞、鄒日奎）。3？郾縣一級在體製上無甚變動，但江西當時對縣知事作了大規模的調整，將撤下的35名縣知事送北京考試院考核。北京政府則在全國分期招考縣知事，合格者分發各省任用，如1914年8月29日，袁世凱下令任命第三期知事考試錄用人員，全國錄取830人，分發各省任用535人，其中分發江西48人。這次體製變動，是一次全國統一的行動，起因顯然出於袁世凱的企圖稱帝，但從政製上說，是對地方原二級行政體製的重要改變，由此建立的省、道、縣三級行政體製，比較有利於地方政務的推行。因此，這一體製在袁世凱死後仍然被延續下來，一直到北洋軍閥統治覆滅時止。
由於連續的戰爭和重兵的屯駐，李純統治江西時期，全省財政經濟狀況十分窘迫。1914年北洋政府財政部調查各省濫發鈔票情況，其中江西濫發14697170元，占全國總數145574165元的1/10，僅次於湖北、廣東、吉林三省。此後，雖然也開辦過一些地方實業，但主要還是靠發行地方公債、貸款和向中央政府要錢等，來維持政權的運轉。在政治上，與從未間斷的嚴厲鎮壓革命黨人相配合，社會控製與輿論控製也十分嚴密，一些較有影響的報刊，如《天傭日報》、《輿論報》和《豫章日報》等，因有言論不合當局口味相繼被查封，有的報館負責人遭拘捕。而因重捐重稅、派款派債等引發的小規模社會騷亂，也不時發生。在全省建立了官員獎懲製度，如省財政廳長王純因受賄500元，即於1915年7月被司法部核準判處死刑，繼任濮良至因發行紙幣引發省內金融危機，在任一年即解部察查；一些縣知事因疏於政務也屢屢受到撤換的處分。這些措施看似比較嚴厲，但李純本人卻大肆搜括，他將在江西聚斂的錢財送回天津老家購買地產，營建房屋，因房屋成片相連，以致被人稱為“江西街”。
三、反對複辟帝製的鬥爭
1？郾江西民眾擁袁者罕有所聞
1915年12月，袁世凱開始使用皇帝稱號，並預定在1916年元旦舉行“登極大典”，實行帝製。袁的複辟帝製行為，受到經受民國理念洗禮的國人的反對，雲南率先興兵討袁，宣布獨立，發動了頗有聲勢的護國運動。在雲南護國軍中，原江西都督李烈鈞被任命為第二軍總司令，率部由雲南東出桂、粵，擬取道江西北上。原贛軍將領方聲濤、李明揚、胡謙、彭程萬、伍毓瑞、卓仁機、賴世璜、曹浩森、熊式輝等，均在該軍擔任要職。他們由廣東北上，一度對贛南形成嚴重的威脅。
對於袁世凱的稱帝，掌握江西軍政大權的李純、戚揚取完全支持的態度。袁本人因遭到反對，預定的“登極大典”不敢舉行，並讓各省陳述意見。1916年1月5日，李純、戚揚上書，要求袁世凱不顧反對，“速登寶位”，早日為帝。他們假冒民意，偽稱全國人民“一致主張君憲，推戴我皇帝救國救民”，“君憲問題業成鐵案，無討論之餘地”，“當此之時，民國業已取消，帝製又不實施，蹉跎委蛇，危險萬分。惟有仰籲我皇帝速登寶位，以保大局，從此九五當陽，幺〔妖〕魔潛跡，內則天澤分嚴，外則交際易締，名正言順，國體固矣。”他們諛言袁之稱帝是“中國之福”，勸袁稱帝“莫此為先”，而不要在乎儀文末節。同時，建議對破壞袁帝製自為的雲南唐繼堯、蔡鍔進行討伐，即所謂“仰籲我皇帝，遽將唐繼堯等罪狀宣示中外，命將出師，大施撻伐，俾全國以亂臣賊子為炯戒，無敢效尤，定人心而有綱常，端在此舉”。表示他們將督率江西“籌備餉糈，責無旁責？眼貸？演”。這封電報，反映了袁世凱的心腹親信對他稱帝的衷心擁護，也典型地折射出李純這類依靠裙帶關係出掌大權的人物，在國家民族發展的重大關頭隻認個人利益而無是非原則的真實麵目。
但是，李純也很快被反袁護國運動的大潮流所衝擊，而陷入極端的被動之中。顯然是為了避免與袁世凱一同被曆史潮流淹沒，李純在兩個月後改變了勸進的態度。3月21日，李純與江蘇將軍馮國璋、長江巡閱使張勳、山東將軍靳雲鵬、浙江將軍朱瑞聯名，向袁世凱發出密電，要求其取消帝製，以平滇黔之氣。袁世凱麵對國內外一片反對之聲和眾叛親離的形勢，接受五將軍的要求，於次日宣布撤銷帝製。從元旦改元至撤銷帝製，袁之83天的皇帝夢徹底破滅。
袁世凱取消帝製後，又企圖繼續留任大總統。對此，不但西南獨立各省反對，而且其親信馮國璋也勸他自動退位，原本效忠袁的廣東、浙江、陝西、四川、湖南地方軍閥相繼響應護國運動，在4、5月間宣告獨立。但李純再次逆流而動，明確擁護袁世凱留任總統。1916年4月3日，李純向全國發出擁袁留任總統和反對西南興兵討袁的電文，公然宣稱：“帝製一案，業經奉令撤銷，推戴各書，亦已退院焚毀。大總統不忍生靈荼炭，以期息事寧人，以救國救民之苦心，示屈己從人之謙德，凡我國民，皆宜共諒。即有一部分人政見不合，反對興戎，今已如所要求，達到目的，正宜和平解決，聽候政府處分……乃近閱各報載，有滇、黔二省要求元首退位之說，果有此言，殊堪駭異。伏思今大總統蒞職四載，凡曆史未經之困苦，靡不備嚐，卒能奠定國基，因應悉當，保持國內之秩序，不失外人之信仰。”因此，他指責要求袁世凱退位是搖動根本，陷國家於危險地位，置同胞於萬劫不複之地，表示“倘該一部分人堅執此議，肆意要挾，則是逞其私懷，為國公敵。純惟有與之俱盡，誓不兩存，一切犧牲，在所不恤”。李純的電文，再次勾畫出其不明大勢、顢頇無知的麵目。
江西民眾與李純的態度適成鮮明對照。4月上旬，江西商民已經要求李純宣告江西獨立，消息傳到北京，北京政府在13日決定一麵派兵恫嚇，一麵請張勳電勸贛省長官及紳耆取消獨立之議。17日，李純、戚揚得到浙江獨立消息後，在南昌召集軍政警紳商學各界領袖會議，再次重申其帝製取消、即為民國，要以擁護中央、保衛地方為目的的主張。但此後，全省獨立傳言“日甚一日”，當地及護國軍所派革命黨人在九江、上饒、贛州等地活動活躍，李烈鈞派伍毓瑞來贛宣慰、運動獨立的消息流傳廣泛。22日，假“浙江獨立軍”之名的革命黨人一舉占領緊鄰浙江的玉山縣署，宣布獨立，隨後派人分往上饒、廣豐、河口等地，並一度占領上饒、宣布獨立。李純對全省的反袁獨立活動嚴厲鎮壓，派兵重點加強萍鄉、贛州、九江的防務，贛東的獨立活動在當地武力鎮壓下失敗，在九江運動獨立的革命黨人譚鳳歧等30多人被捕，譚等6人當即遭殺害。5月30日，《大陸報》記者曾將江西民情與李純的不同態度作有一個比較，指出江西“當道今仍忠於中央政府，輿情皆趨向革命方麵，而擁袁氏者則罕有所聞”。這個報道，反映了江西人民反對袁世凱專製獨裁的堅定態度，以及與李純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
6月6日，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總統。圍繞著袁之稱帝、留任總統的民主與專製的鬥爭，告一段落。7月6日，黎元洪頒布命令，統一各省軍政長官名稱，將督理軍務長官改稱督軍，民政長官改稱省長；任命李純為江西督軍，戚揚為江西省長。地方官製正式出現省長名稱，即由此始。此後，江西政治、軍事的中心，轉向防阻護國軍從廣東的北上。
2？郾反對張勳複辟帝製
繼袁世凱稱帝敗亡後不久，中華民國史上，又發生了與江西人關係更為密切的張勳複辟事件。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逐漸分裂為以段祺瑞為首的皖係、以馮國璋為首的直係和以張作霖為首的奉係等幾大派係，追逐著中央政權。1917年5月，大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在是否加入協約國對德國宣戰問題上鬧翻，黎罷免段之職務，段則組織安徽等八省獨立，公開反黎。以馮國璋為首的江蘇、江西、湖北三省軍閥（時稱“長江三督”），兩邊皆不附和，表示中立。黎元洪在四處求救碰壁後，轉而求助駐守徐州的“定武上將軍”張勳，“盼即來京，共商國是”。張勳曾任清朝官職，辛亥革命後一向主張清王朝複辟，得黎元洪電召後，他認為複辟時機已到，立即以調停黎、段紛爭為名，率3000名“辮子軍”入京。6月中旬，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7月1日，與康有為等扶擁被廢除的清朝宣統皇帝溥儀“重登大寶”，演出了一幕清朝複辟的醜劇。這是民國建立後第二次恢複帝製，史稱“張勳複辟”或“丁巳複辟”。
在全國一致聲討張勳複辟的浪潮中，江西當局與民眾這一次有了共同的行動。2日，江西督軍李純向全國發出通電，指出複辟之舉是妄視國家為兒戲，萬難承認，並“盼同心協力，遏此橫流”。3日，李純召集軍政警法特別會議，會議譴責“張勳等膽敢謀叛民國，恢複清室，賣國求榮，令人發指”，決定江西即日起宣布“自立”，一切軍政民政司法概歸本省政府自理，應解中央各款自7月1日起停止匯解，以九江為重點在全省實行特別戒嚴。這一決定，得到了省議會和紳商學報各界的一致支持。同日，江西省議會由議長任壽祺領銜，向全國各省軍政長官、議會、孫中山等以及各報館發出通電，指出：張勳等擁戴宣統，實行複辟，將先烈鐵血構成之民國，一朝顛覆，其“肇逆謀亂，罪通於天”。通電認為，救國良圖，除出兵討賊外，實再無觀望調停之餘地，因此號召全國各地“協力同心，速定大計，會師寧鄂，勒馬燕雲，殄彼妖魔，還我民國”。江西各界各種聲討會議和行動，也持續不斷。隨後，江西當局還跟隨馮國璋之後，將全省軍隊組織為北伐軍，以齊燮元、吳鴻昌分任北伐第一、二軍軍長，吳金彪為江西留守總司令，聲言出師北伐。第一軍第一支隊當即由南昌開向九江，並抵達南京。後因複辟失敗，江西北伐動作亦告停止。
江西人激烈反對張勳複辟，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這就是張勳及其複辟活動的部分骨幹分子，原籍江西。張勳是奉新人，其與謀活動者還有一部分江西籍人，如劉廷琛、萬繩栻、葉椿泰、魏元曠、李其光等。其中劉廷琛是九江人，複辟時任7名內閣議政大臣之一，地位顯要；萬繩栻是南昌人，複辟時也被任為內閣閣臣。據《複辟紀實》記載，江西人感到他們丟了家鄉的臉，所以特別憤怒，“報館張目大罵”，譴責張勳、萬繩栻為複辟之“禍胎”。萬繩栻的家屬難犯眾怒，嚇得從南昌逃走。劉廷琛則被九江人“無不唾罵其甘心從逆”，其父親亦“以不堪眾矢之集，舉家避去”。張勳在奉新的家產，也被李純派人查抄，悉數充公。
7月12日，自任討逆軍總司令的段祺瑞率兵攻入北京。張勳逃入荷蘭使館，溥儀再次退位。張勳複辟曆時12天即告失敗。8月13日，李純通電全國，稱複辟事態已經平息，江西取消自立。
張勳複辟是繼袁世凱稱帝之後，封建勢力對時代潮流和民主共和政體的又一次反動。在這一次反對複辟的鬥爭中，江西人民堅定地維護民主共和政體、反對恢複封建帝製的可貴精神，再次得到充分的展示。江西當局雖然在動因上不完全與人民一致（例如張勳不屬於北洋嫡係及幾個派係，在他趕走黎元洪、黎讓馮國璋代總統後，直、皖兩係聯手反張，江西李純屬於馮國璋直係係統，故必然取一致行動），但其反對張勳複辟的言行，也是應該肯定的。張勳複辟的失敗，產生了另一個與江西有直接關聯的結果，這就是徹底終結了江西舊官僚士大夫們重返中央權力中樞的幻夢。有論者指出，作為一個江西人，張勳之死也結束了江西舊官僚們許多不切實際的夢想。張勳複辟隊伍中有一部分江西骨幹分子，如劉廷琛、萬繩栻、葉椿泰、魏元曠、李其光等。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曾經抱怨江西人在陳孚恩（肅順死黨、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重要的政治人物，因而極力鼓吹張勳複辟，並且再三向辮帥推薦劉廷琛、魏元曠等參與機密。李其光致信辮帥重複胡在《國聞備乘》中的觀點，認為“清待贛人薄，贛人報獨厚”。但是，從北京宣武門外江西會館發起的複辟，並沒有給江西官僚係統創造一個驚奇運數，遺老們最後一線希望也因此而破滅。劉、葉客死他鄉，萬繩栻一直追隨溥儀複辟逆流到東北建立“滿洲帝國”，更多的遺老則是蟄伏山林，抑鬱而終。
“二次革命”的失敗，也成為結束革命黨（國民黨）人掌握南方各省政權的標誌，北洋軍閥由此切實控製了南方政權。1913年8月22日，北洋江西宣慰使段芝貴進入南昌，宣布李純任江西護軍使，汪瑞愷重任江西民政長。9月29日，袁世凱任命李純署江西都督。至是，在江西建立起由李純主導的北洋省政權。
李純（1874-1916年），字秀山，天津河東人。早年家貧，隨父經營小雜貨鋪。15歲入營當差，1891年被保送入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為人精明幹練，勤奮好學，尤善交結。畢業時留在學堂任用。1895年袁世凱在小站操練新軍，李純入營任教練，備受青睞，連升為提調、管帶、標統。1907年出任北洋陸軍第六鎮第十一協協統（旅長）、隨營學堂監督，駐防北京南苑，成為袁世凱的親信。辛亥革命爆發時，率軍南下至武漢，協攻漢口，升任第六鎮統製（民國後改為第六師師長）。“二次革命”時統兵入贛，升江西護軍使、署江西都督（不久後實授），成為掌握一省軍政實權的大員。
李純將清除李烈鈞餘黨、肅清國民黨人作為頭等任務。他與汪瑞愷按照袁世凱的旨意，交替發布全省戒嚴令，在全省各地嚴厲捕捉和鎮壓國民黨人，凡黨人“為文武官員及議員、記者者，一律按冊緝捕”。據12月13日都督署頒發的懸賞緝拿黨人條例記載，江西還以重賞鼓勵緝捕黨人，凡捕獲要員5人，獎5000元；3人獎3000元，依次類推。
當時，江西國民黨人主要集中在軍隊、省議會和國會三個方麵。在軍隊方麵，根據李純等的呈報，袁世凱在1913年10月15日對孫中山及“二次革命”首要的通緝令中，列出的江西省名單為：“首魁”李烈鈞、歐陽武，“執重要事務”者林虎、羅全、李明揚、周璧階、卓人機（即卓仁機）、賀國昌、劉世均（11月4日加列俞應麓、方聲濤、蔡銳霆、彭程萬）。這些人在起義失敗後，大多逃亡日本等地，後來在李烈鈞率領下，轉入雲南繼續參加反對袁世凱的護法運動。他們長期被迫離開江西，是後來組建贛軍的骨幹。當時未逃出江西的歐陽武，在吉安被捕，被押送北京，判處8年徒刑（不久被赦免）；曾任江西衛戍司令的廖伯琅、李烈鈞軍政府顧問的黃九言等，則在南昌被殺害。
在省議會方麵，8月6日，袁世凱已下令解散江西省議會。隨後，李純、汪瑞愷奉令進一步調查各議員行為，袁世凱據其呈文，於10月13日發出對46名議員的緝拿令。他們將這些議員的罪名分為三類：副議長顏丙臨、歐陽莘，議員黽用中、吳鴻鈞、魏調元、李儒修、巢廣源、邱漢宗、陳鴻藻、羅銓、杜鳳樓、楊賡笙、汪征源、曹和濟、胡廷鑾、鄧炎、尹士珍等17人，罪名為“或提倡宣布獨立，或主張傾覆中央，或充間諜偵探軍情，或臨戰地與聞亂事”，應即“嚴密查拿，按法懲辦”；議長任壽祺，議員王光祖、塗樹霖、潘震甲、王鎮寰、陳肇誌、張家樹、蕭炳章、楊中流、蔡吉士、鄧維賢、鍾士林、燕世經、胡廷校、尹綸、羅士傑、李政準等17人，罪名為“或妄逞謬說，或附和逆謀，或發起公債票以籌助軍需，或代表聯合會以攪亂大局，均屬於亂事有密切關係”；議員葉含芳、吳肇荊、劉樹森、賴天球、吳祖植、黃頃波、陶楨、陳炳圖、吳爵壬、黃甲、李嘉韶、鄒樹欣等12人，罪名為“於該省集議倡亂之時，同在會場投票，選舉偽都督、司令等，亦屬甘心從逆”，因此對他們也要“一律拿捕”，分別究辦。這些被通緝的議員，約占議員總數140名的1/3，其中有多少人被捕，尚無確數，未被捕者，也被迫流散省外、海外。與緝捕這些省議會議員的同時，李純還公布了對30多名已逃縣官的通緝名單。
江西當選為國會議員的有45人，其中眾議員35人，參議員10人。11月4日，袁世凱以“查獲亂黨首魁李烈鈞與亂黨議員徐秀鈞等”往來密電，發現國民黨本部與該黨議員“勾結為亂”重情為名，下令“凡國會議員之隸籍國民黨者，一律追繳議員證書、徽章”，各地國民黨機構“不拘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稱”，“一律勒令解散”。江西的眾議員中，有國民黨人27人，參議員則全為國民黨人，他們由此均被剝奪了國會議員的身份。同日，袁世凱還發出長篇布告，點名攻擊一批國民黨議員，江西國會議員尤首當其衝，在眾議員中，點名者達17人：徐秀鈞、王有蘭、歐陽沂、賀讚元、辛際唐、文群、王侃、鄧元、黃格鷗、曾幹楨、邱冠棻、彭學浚、盧元弼、王恒、張於潯、程鐸、陳子斌，而且其中大多數被多次點名；在參議員中，點名者達9人：朱念祖、蔡突靈、蕭輝錦、盧式楷、劉濂、符鼎升、燕善達、邵樹聲、湯漪。這些議員，大多也被迫流亡海外。徐秀鈞則在此前已被袁世凱拘捕，並押回江西九江，受到嚴刑拷打，因堅貞不屈，10月7日被袁世凱下令殺害，在中槍未死時即慘遭活埋。
在被通緝者本人逃亡後，李純還對其家屬重加摧殘。如蔡突靈、蔡銳霆兄弟逃亡日本後，李純派兵至宜豐，抄沒其家，並將其父、弟數人拘捕關押，判刑10年。這類情況，同樣發生在其他逃亡者身上。李純還常以各種“政治嫌疑”為借口，拘捕無辜群眾，致使南昌出現“逐日刑人”的恐怖局麵。這種局麵，一直延續到1915年李純徹底鎮壓國民黨人密謀組織“新華社”發動“三次革命”、江西黨人除被捕殺數十人外“餘悉逃伏”時為止。
一般而言，在軍政機構和議會中，集中著一個地方的精英人才。以江西議員為例，在140名省議員中，國民黨人占74%；45名國會議員中，國民黨人占82%。當時的國民黨人，大多是接受民主思想、新式教育的時代才俊，如45名國會議員中，出身傳統功名的有12人，占26.7%，比全國51%的平均數低得多；而有確實資料可考的留日回國者有17人，從國內新式學堂畢業者有5人，共占48.9%，其知識結構和思想觀念相當優越；在年齡上，45人平均為33.42歲，思想敏銳、勇於挑戰的特點也十分突出。這是在當時社會大轉型中，一批十分難得的精英人才。因此，袁世凱和李純的鎮壓，嚴重地摧殘了江西的民主革命力量，全省社會精英或死或逃，受到沉重的打擊。這是“二次革命”後江西政治、經濟和社會長期無大起色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北洋軍政體製的確立與施行
為了加強對地方的軍事控製，北洋政府實施的一項重要措置，是普遍設立鎮守使署的二級軍事體製。1913年10月，李純在九江、宜春分別設立贛北、贛西鎮守使署，12月在贛州設立贛南鎮守使署（1919年9月還在上饒增設贛東鎮守使署）。先後任命陳廷訓、馬繼增、吳金彪等為贛北鎮守使，劉槐森、洪自成、馬克耀、方本仁等為贛西鎮守使，李廷玉、吳金彪、吳鴻昌等為贛南鎮守使。三個鎮守使署的設立，是省級地方軍事體製的重大變化，它形成了都督署、鎮守使署的兩級軍事體製，加強了軍事力量對地方的有效控製，鎮守使長期成為當地的最高長官，主宰著當地的軍政事務。贛南鎮守使李廷玉即曾濫用職權，違法擾民，逮捕、刑逼地方無辜士紳並抄沒其家產，引發民憤，當局不得不革去其陸軍中將及鎮守使職。其他鎮守使也程度不同地存在這類胡作非為的情事。
與此同時，李純大肆擴充軍事實力。一方麵，他整編吞並原贛軍餘部，編練為7個步兵團。另一方麵，他派團長畢化東負招兵專責，到河北、河南兩省招募士兵，以補充第六師戰後的缺額。“自民國三年起，陸續擴編三個混成旅、三個省防獨立團，以吳鴻昌、李展臣、黃振奎（先為張敬堯）分任一、二、三混成旅旅長”，裝備均係德國器械，由北京政府領來。這樣，江西駐兵及其戰鬥力也達到了民國以來的高峰。這為李純鞏固其統治，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在行政上，李純則首先解決了與民政長汪瑞愷的矛盾。原被李烈鈞等所驅逐的汪瑞愷，是帶著十分喜悅的心情重返江西民政長之任的。他一到任，即薦舉賈寶棻為秘書長，戚揚、夏孫桐、田春廷分任內務、財政、實業司司長，頗有實行軍政分治之心。同時，為籠絡人心，也大膽地為因“二次革命”受到不當處置的部分議員和官員平反，並相應予以任用。但汪瑞愷的行為顯然為李純所不容。汪在任不到4個月，即被以10條罪狀舉報和查究，主要如依靠郭同（原最先向袁世凱舉報李烈鈞的江西議員）及其引介的高巨瑗，網羅建立自己的班底，以致不少縣長、稅吏等“現委差缺，多係郭、高二人所引進者”；“不待中央命令，擅發九五錢票二百萬串”等。1914年1月21日，袁世凱以“紊亂財政，任用非人，頗滋物議”之名，下令解除汪瑞愷職務，交中央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議處；任命戚揚代理江西民政長。汪瑞愷的去職，固然與其任用非人有關，但實質上反映的是軍政之爭，即都督與省長之間的矛盾。
1914年5月23日，袁世凱頒布省、道、縣官製。6月，江西據此變動行政體製。主要內容為：1？郾省級行政機構簡縮，都督改稱將軍，民政長改稱巡按使（1916年7月將軍改稱督軍，巡按使改稱省長）；裁撤原設內務、教育、實業、財政各司及國稅廳，設立政務廳、財政廳，並在政務廳內設總務、內務、教育、實業四科，原國稅廳事務並入財政廳。李純任將軍（督軍），戚揚任巡按使（省長），陳嘉善、王純分任政務、財政廳長（財政廳長職務先後由濮良至、羅述稷繼任）。2？郾在省、縣之間增設道一級行政機構。江西全省劃分為4道：豫章道，轄南昌、新建、臨川、上饒等23縣；廬陵道，轄宜春、吉安、萍鄉、高安等21縣；贛南道，轄贛縣、南康、寧都、瑞金等17縣；潯陽道，轄九江、安義、奉新、樂平等20縣。各道道署分別設南昌、宜春、贛縣、九江。道行政長官稱道尹，從首任到1927年止，豫章道尹為何剛德（後曹本章），廬陵道尹羅述稷（後夏炎甲、程用傑、趙毓奎、董錫成、劉印昌、王杜、高崇佑、陳方讚、杜天驥），贛南道尹袁學昌（後邵啟賢、鄒日奎、陳俊、高崇佑、薛雪），潯陽道尹吳筠孫（後傅春官、高培樞、鄒日奎）。3？郾縣一級在體製上無甚變動，但江西當時對縣知事作了大規模的調整，將撤下的35名縣知事送北京考試院考核。北京政府則在全國分期招考縣知事，合格者分發各省任用，如1914年8月29日，袁世凱下令任命第三期知事考試錄用人員，全國錄取830人，分發各省任用535人，其中分發江西48人。這次體製變動，是一次全國統一的行動，起因顯然出於袁世凱的企圖稱帝，但從政製上說，是對地方原二級行政體製的重要改變，由此建立的省、道、縣三級行政體製，比較有利於地方政務的推行。因此，這一體製在袁世凱死後仍然被延續下來，一直到北洋軍閥統治覆滅時止。
由於連續的戰爭和重兵的屯駐，李純統治江西時期，全省財政經濟狀況十分窘迫。1914年北洋政府財政部調查各省濫發鈔票情況，其中江西濫發14697170元，占全國總數145574165元的1/10，僅次於湖北、廣東、吉林三省。此後，雖然也開辦過一些地方實業，但主要還是靠發行地方公債、貸款和向中央政府要錢等，來維持政權的運轉。在政治上，與從未間斷的嚴厲鎮壓革命黨人相配合，社會控製與輿論控製也十分嚴密，一些較有影響的報刊，如《天傭日報》、《輿論報》和《豫章日報》等，因有言論不合當局口味相繼被查封，有的報館負責人遭拘捕。而因重捐重稅、派款派債等引發的小規模社會騷亂，也不時發生。在全省建立了官員獎懲製度，如省財政廳長王純因受賄500元，即於1915年7月被司法部核準判處死刑，繼任濮良至因發行紙幣引發省內金融危機，在任一年即解部察查；一些縣知事因疏於政務也屢屢受到撤換的處分。這些措施看似比較嚴厲，但李純本人卻大肆搜括，他將在江西聚斂的錢財送回天津老家購買地產，營建房屋，因房屋成片相連，以致被人稱為“江西街”。
三、反對複辟帝製的鬥爭
1？郾江西民眾擁袁者罕有所聞
1915年12月，袁世凱開始使用皇帝稱號，並預定在1916年元旦舉行“登極大典”，實行帝製。袁的複辟帝製行為，受到經受民國理念洗禮的國人的反對，雲南率先興兵討袁，宣布獨立，發動了頗有聲勢的護國運動。在雲南護國軍中，原江西都督李烈鈞被任命為第二軍總司令，率部由雲南東出桂、粵，擬取道江西北上。原贛軍將領方聲濤、李明揚、胡謙、彭程萬、伍毓瑞、卓仁機、賴世璜、曹浩森、熊式輝等，均在該軍擔任要職。他們由廣東北上，一度對贛南形成嚴重的威脅。
對於袁世凱的稱帝，掌握江西軍政大權的李純、戚揚取完全支持的態度。袁本人因遭到反對，預定的“登極大典”不敢舉行，並讓各省陳述意見。1916年1月5日，李純、戚揚上書，要求袁世凱不顧反對，“速登寶位”，早日為帝。他們假冒民意，偽稱全國人民“一致主張君憲，推戴我皇帝救國救民”，“君憲問題業成鐵案，無討論之餘地”，“當此之時，民國業已取消，帝製又不實施，蹉跎委蛇，危險萬分。惟有仰籲我皇帝速登寶位，以保大局，從此九五當陽，幺〔妖〕魔潛跡，內則天澤分嚴，外則交際易締，名正言順，國體固矣。”他們諛言袁之稱帝是“中國之福”，勸袁稱帝“莫此為先”，而不要在乎儀文末節。同時，建議對破壞袁帝製自為的雲南唐繼堯、蔡鍔進行討伐，即所謂“仰籲我皇帝，遽將唐繼堯等罪狀宣示中外，命將出師，大施撻伐，俾全國以亂臣賊子為炯戒，無敢效尤，定人心而有綱常，端在此舉”。表示他們將督率江西“籌備餉糈，責無旁責？眼貸？演”。這封電報，反映了袁世凱的心腹親信對他稱帝的衷心擁護，也典型地折射出李純這類依靠裙帶關係出掌大權的人物，在國家民族發展的重大關頭隻認個人利益而無是非原則的真實麵目。
但是，李純也很快被反袁護國運動的大潮流所衝擊，而陷入極端的被動之中。顯然是為了避免與袁世凱一同被曆史潮流淹沒，李純在兩個月後改變了勸進的態度。3月21日，李純與江蘇將軍馮國璋、長江巡閱使張勳、山東將軍靳雲鵬、浙江將軍朱瑞聯名，向袁世凱發出密電，要求其取消帝製，以平滇黔之氣。袁世凱麵對國內外一片反對之聲和眾叛親離的形勢，接受五將軍的要求，於次日宣布撤銷帝製。從元旦改元至撤銷帝製，袁之83天的皇帝夢徹底破滅。
袁世凱取消帝製後，又企圖繼續留任大總統。對此，不但西南獨立各省反對，而且其親信馮國璋也勸他自動退位，原本效忠袁的廣東、浙江、陝西、四川、湖南地方軍閥相繼響應護國運動，在4、5月間宣告獨立。但李純再次逆流而動，明確擁護袁世凱留任總統。1916年4月3日，李純向全國發出擁袁留任總統和反對西南興兵討袁的電文，公然宣稱：“帝製一案，業經奉令撤銷，推戴各書，亦已退院焚毀。大總統不忍生靈荼炭，以期息事寧人，以救國救民之苦心，示屈己從人之謙德，凡我國民，皆宜共諒。即有一部分人政見不合，反對興戎，今已如所要求，達到目的，正宜和平解決，聽候政府處分……乃近閱各報載，有滇、黔二省要求元首退位之說，果有此言，殊堪駭異。伏思今大總統蒞職四載，凡曆史未經之困苦，靡不備嚐，卒能奠定國基，因應悉當，保持國內之秩序，不失外人之信仰。”因此，他指責要求袁世凱退位是搖動根本，陷國家於危險地位，置同胞於萬劫不複之地，表示“倘該一部分人堅執此議，肆意要挾，則是逞其私懷，為國公敵。純惟有與之俱盡，誓不兩存，一切犧牲，在所不恤”。李純的電文，再次勾畫出其不明大勢、顢頇無知的麵目。
江西民眾與李純的態度適成鮮明對照。4月上旬，江西商民已經要求李純宣告江西獨立，消息傳到北京，北京政府在13日決定一麵派兵恫嚇，一麵請張勳電勸贛省長官及紳耆取消獨立之議。17日，李純、戚揚得到浙江獨立消息後，在南昌召集軍政警紳商學各界領袖會議，再次重申其帝製取消、即為民國，要以擁護中央、保衛地方為目的的主張。但此後，全省獨立傳言“日甚一日”，當地及護國軍所派革命黨人在九江、上饒、贛州等地活動活躍，李烈鈞派伍毓瑞來贛宣慰、運動獨立的消息流傳廣泛。22日，假“浙江獨立軍”之名的革命黨人一舉占領緊鄰浙江的玉山縣署，宣布獨立，隨後派人分往上饒、廣豐、河口等地，並一度占領上饒、宣布獨立。李純對全省的反袁獨立活動嚴厲鎮壓，派兵重點加強萍鄉、贛州、九江的防務，贛東的獨立活動在當地武力鎮壓下失敗，在九江運動獨立的革命黨人譚鳳歧等30多人被捕，譚等6人當即遭殺害。5月30日，《大陸報》記者曾將江西民情與李純的不同態度作有一個比較，指出江西“當道今仍忠於中央政府，輿情皆趨向革命方麵，而擁袁氏者則罕有所聞”。這個報道，反映了江西人民反對袁世凱專製獨裁的堅定態度，以及與李純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
6月6日，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總統。圍繞著袁之稱帝、留任總統的民主與專製的鬥爭，告一段落。7月6日，黎元洪頒布命令，統一各省軍政長官名稱，將督理軍務長官改稱督軍，民政長官改稱省長；任命李純為江西督軍，戚揚為江西省長。地方官製正式出現省長名稱，即由此始。此後，江西政治、軍事的中心，轉向防阻護國軍從廣東的北上。
2？郾反對張勳複辟帝製
繼袁世凱稱帝敗亡後不久，中華民國史上，又發生了與江西人關係更為密切的張勳複辟事件。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逐漸分裂為以段祺瑞為首的皖係、以馮國璋為首的直係和以張作霖為首的奉係等幾大派係，追逐著中央政權。1917年5月，大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在是否加入協約國對德國宣戰問題上鬧翻，黎罷免段之職務，段則組織安徽等八省獨立，公開反黎。以馮國璋為首的江蘇、江西、湖北三省軍閥（時稱“長江三督”），兩邊皆不附和，表示中立。黎元洪在四處求救碰壁後，轉而求助駐守徐州的“定武上將軍”張勳，“盼即來京，共商國是”。張勳曾任清朝官職，辛亥革命後一向主張清王朝複辟，得黎元洪電召後，他認為複辟時機已到，立即以調停黎、段紛爭為名，率3000名“辮子軍”入京。6月中旬，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7月1日，與康有為等扶擁被廢除的清朝宣統皇帝溥儀“重登大寶”，演出了一幕清朝複辟的醜劇。這是民國建立後第二次恢複帝製，史稱“張勳複辟”或“丁巳複辟”。
在全國一致聲討張勳複辟的浪潮中，江西當局與民眾這一次有了共同的行動。2日，江西督軍李純向全國發出通電，指出複辟之舉是妄視國家為兒戲，萬難承認，並“盼同心協力，遏此橫流”。3日，李純召集軍政警法特別會議，會議譴責“張勳等膽敢謀叛民國，恢複清室，賣國求榮，令人發指”，決定江西即日起宣布“自立”，一切軍政民政司法概歸本省政府自理，應解中央各款自7月1日起停止匯解，以九江為重點在全省實行特別戒嚴。這一決定，得到了省議會和紳商學報各界的一致支持。同日，江西省議會由議長任壽祺領銜，向全國各省軍政長官、議會、孫中山等以及各報館發出通電，指出：張勳等擁戴宣統，實行複辟，將先烈鐵血構成之民國，一朝顛覆，其“肇逆謀亂，罪通於天”。通電認為，救國良圖，除出兵討賊外，實再無觀望調停之餘地，因此號召全國各地“協力同心，速定大計，會師寧鄂，勒馬燕雲，殄彼妖魔，還我民國”。江西各界各種聲討會議和行動，也持續不斷。隨後，江西當局還跟隨馮國璋之後，將全省軍隊組織為北伐軍，以齊燮元、吳鴻昌分任北伐第一、二軍軍長，吳金彪為江西留守總司令，聲言出師北伐。第一軍第一支隊當即由南昌開向九江，並抵達南京。後因複辟失敗，江西北伐動作亦告停止。
江西人激烈反對張勳複辟，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這就是張勳及其複辟活動的部分骨幹分子，原籍江西。張勳是奉新人，其與謀活動者還有一部分江西籍人，如劉廷琛、萬繩栻、葉椿泰、魏元曠、李其光等。其中劉廷琛是九江人，複辟時任7名內閣議政大臣之一，地位顯要；萬繩栻是南昌人，複辟時也被任為內閣閣臣。據《複辟紀實》記載，江西人感到他們丟了家鄉的臉，所以特別憤怒，“報館張目大罵”，譴責張勳、萬繩栻為複辟之“禍胎”。萬繩栻的家屬難犯眾怒，嚇得從南昌逃走。劉廷琛則被九江人“無不唾罵其甘心從逆”，其父親亦“以不堪眾矢之集，舉家避去”。張勳在奉新的家產，也被李純派人查抄，悉數充公。
7月12日，自任討逆軍總司令的段祺瑞率兵攻入北京。張勳逃入荷蘭使館，溥儀再次退位。張勳複辟曆時12天即告失敗。8月13日，李純通電全國，稱複辟事態已經平息，江西取消自立。
張勳複辟是繼袁世凱稱帝之後，封建勢力對時代潮流和民主共和政體的又一次反動。在這一次反對複辟的鬥爭中，江西人民堅定地維護民主共和政體、反對恢複封建帝製的可貴精神，再次得到充分的展示。江西當局雖然在動因上不完全與人民一致（例如張勳不屬於北洋嫡係及幾個派係，在他趕走黎元洪、黎讓馮國璋代總統後，直、皖兩係聯手反張，江西李純屬於馮國璋直係係統，故必然取一致行動），但其反對張勳複辟的言行，也是應該肯定的。張勳複辟的失敗，產生了另一個與江西有直接關聯的結果，這就是徹底終結了江西舊官僚士大夫們重返中央權力中樞的幻夢。有論者指出，作為一個江西人，張勳之死也結束了江西舊官僚們許多不切實際的夢想。張勳複辟隊伍中有一部分江西骨幹分子，如劉廷琛、萬繩栻、葉椿泰、魏元曠、李其光等。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曾經抱怨江西人在陳孚恩（肅順死黨、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重要的政治人物，因而極力鼓吹張勳複辟，並且再三向辮帥推薦劉廷琛、魏元曠等參與機密。李其光致信辮帥重複胡在《國聞備乘》中的觀點，認為“清待贛人薄，贛人報獨厚”。但是，從北京宣武門外江西會館發起的複辟，並沒有給江西官僚係統創造一個驚奇運數，遺老們最後一線希望也因此而破滅。劉、葉客死他鄉，萬繩栻一直追隨溥儀複辟逆流到東北建立“滿洲帝國”，更多的遺老則是蟄伏山林，抑鬱而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