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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近二十年來,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裏,中國文化的研究,漸漸被重視起來。我們將在文化走向繁榮的氣氛中邁進21世紀。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情。與此同步,研究王國維也熱了起來。不在這個文化氛圍中的外國學者朋友悄悄地問:“王國維為什麽在大陸這麽熱?”我總回答:“不是出於直接的政治原因,而是因為在重新研究中國文化時,人們處處會發現王國維。”比如,研究敦煌學,“文革”剛結束時有人竟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的確,由於“文革”史無前例的橫掃,許多學術領域一片荒蕪。對此,季羨林先生睿智地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屬於全世界。”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人們會自然地想起王國維目睹敦煌卷子大量流失時的心境。第一位提出敦煌學的陳寅恪就同時認為這是傷心學。季羨林先生回憶說:“陳(寅恪)先生在1929年寫了一首詩,送給北大曆史係學生,詩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大夫羞欲死’,說學習中國史卻要到日本去學,後來,陳先生寄望於北大曆史係學生,希望他們一洗這一恥辱,這當然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因此,我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別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季先生的意見使我豁然開朗,不隻是認識了王國維,更重要的是認識到文化的真諦。

  我能接觸到王國維,得益於北京大學的科學、民主的學術氛圍。我於1955年就讀北京大學中文係,王國維的學術生命似乎到處都活潑地存在著。當時無論是中國文學史、中國戲劇史、中國文藝批評史,文學理論的課程都少不了王國維的名字。宗白華先生講《中國美學史》,境界自然是他經常的話題。我私下覺得,他的知識結構、審美情趣很像王國維。講《西方美學史》的朱光潛先生其實也喜歡王國維。一次,他認真地告訴我:“我自己的理論著作,其實隻寫了一部,就是《詩論》。”於是,我去讀《詩論》,才發現境界正是《詩論》的中心,其中談到中西思想方法的對比,從概念到語氣,都與王國維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後,我留在北大當助教,楊晦先生曾經指導過我。一次,我剛在他的客廳裏坐下,他劈頭就問:“你看中國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代表是誰?”我摸著剛沏了龍井的發燙的茶杯,還沒有進入境界,有點漫不經心地說:“胡適吧。”他卻追問說:“你怎麽知道是胡適?”我心裏以為這是常識,其時,文史哲和其他方方麵麵都在深入批判胡適的影響,就回答說:“全國都這麽說吧。”哪料到楊晦先生忽然嚴峻起來:“全國都這麽說?你在全國調查過了?”我一時語塞。他連連說:“真是的,真是的。”並轉而告誡我:“做學問切忌人雲亦雲,自己知道一點就說一點。”一邊說一邊使勁掰著自己的手指頭,一點也不掩飾自己的不滿情緒。這時,我才猛然記起他上次輔導我時曾著重指出:學術批判不等於學術評價。這回顯然是檢查我領會到什麽程度了。於是,我複述了他的意思,現在批判胡適不等於就這樣評價胡適。但是,他對我的回答仍不滿意。情緒緩和一些後,又繼續指導我說:“搞文藝理論,就怕架空;架空了,什麽都是空的。”這次談話使我知道,楊先生對王國維的學術成就評價高過於胡適。他不說王國維是“封建遺老”,而稱之為“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代表”,這在當時是很高的評價了。楊先生追求學術上的純真,即“相向默然,了然於懷”(《晞露集序》)的境界,有點像禪。我卻悟性太差,常懷遺珠之憾。他因為常有與流行的看法不同的精辟見解而受到學生尊敬。與此相聯係,那時候,“反右傾”已擴展到文化領域,楊先生正在挨批判。他的嚴峻,大概不隻是對我的。我卻有幸隨後能從王國維著作中領悟到一點什麽叫治學“不要架空”。想起我的老師,挨著批判仍要教好學生,冒著政治風險去信任後輩,心靈常受震動。待到文化大革命時,王國維的名字就不見了。

  真理是顛撲不破的。曆史意味著對過去的不斷的重新發現。“文革”一過,王國維又重新顯露出他的人格魅力。其時,中文係唯一當過王國維學生的,是王力先生。他一當完“反動權威”,就著急地尋找王國維給他寫的條幅。事情是這樣的:“文革”伊始,王先生將著作交出去了,手稿也上交了,家裏被抄過多次。在這種情況下,他卻冒險將掛在書房裏的王國維寫的條幅悄悄藏了起來。在此後的艱難歲月中,當然顧不上去看它。待到陰霾散盡,要讓它重見天日之時,卻翻遍書架也找不到。於是才想起王師母將這幅字疊起來藏在紙簍底裏了。事隔多年,早已忘記到底是哪個紙簍,最終也沒有找到。王力先生對我講起這件事時,盡力保持著一種克製下的平靜,隻說:“這真是最大的損失。”此情此景,一直使我深為感動。身處危難之中,唯獨想到要冒險去保存王國維的墨寶,這說明王國維的人格力量實在太偉大了。

  我開始理解王國維,倒是因為受魯迅《狂人日記》的啟示。那個時代,麻木的人顯得知足常樂,而在鐵屋子裏最先覺醒的人是痛苦的。黑暗使他痛苦,痛苦催他覺醒;覺醒之後一時打不破鐵屋子,就有更深的痛苦了。魯迅寫的“狂人”是誰,沒有必要查究;但我相信,王國維是比魯迅寫的“狂人”更早一代的覺醒者。這一批人所承受的精神壓力,當然也比“狂人”更深重了。然而,王國維卻正是在這樣的壓力下,作出了舉世矚目的學術貢獻。他自己走不出這個鐵屋子,致使靈魂被毒化,生命被吞食;但另一方麵,他又掙紮著將自己的生命化成學術成就,奉獻給未來。他的堅韌不拔的毅力,這種忍辱負重的犧牲精神,是中國人民在長期被剝削、被壓迫,又長期奮鬥、自強的過程中鍛造成功的。王國維崇尚天才,天賦甚高,然而我認為,他身上凝聚的這種民族精神,閃爍著光彩,更令人神往。他犧牲了,他作出了他可能達到的對中國文化的最大的貢獻。他的人格的光彩將因此照亮學術,照亮後來人的路。

  我從1983年開始給北京大學中文係的研究生、進修教師和高年級學生開《王國維美學思想》專題課,中間講過幾次,最後一次是1995年講的。我感到研究王國維應從整體上把握他的學術人格,如果將他前期美學思想的研究和後期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截然分開,或者將他的學術成績與思想分析截然分開,就容易各執一端。王國維聯係著中國文化的古代和現代,是中國現代將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成功交匯的一個範例。總結王國維的完整的學術經驗,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有切近的意義。基於這一點,需要全麵地研究整個王國維。我堅信我的理論意圖,但卻因學力不逮,備受其苦。即使寫完了書,仍感忐忑不安。本書隻能說在全麵研究王國維的開始階段,提供一些材料和見解。

  我能完成這本書,靠天時、地利、人和。我感謝王國維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接受我的訪問。走在我前麵的湘潭大學蕭艾教授首先完成《王國維評傳》給我以啟示。北京大學圖書館幫助我訂購了大量有關資料。待我要訪問趙萬裏先生時,他已臥床而不能說話。感謝北京圖書館陳杏珍教授的幫助。在趙萬裏先生之後,她是第一位親自校閱《人間詞話》手稿原件的學者。我的朋友清華大學孫敦恒教授、北京大學李醒塵教授、洪堡大學梅薏華教授、早稻田大學岸陽子教授給予了親切的幫助。顧建平、方生、莫常紅、劉天一諸君幫助校閱校樣,最後由史海音幫助校定。百花洲出版社,特別是“國學大師叢書”總編輯錢宏先生有學術上的遠見卓識,同時有具體策劃、組織的實幹精神,給我許多啟發和促進。本來,稿子都是催出來的;我特別對發稿過程中給予我的許多照應,銘感在心。

  劉烜

  1996年冬

  補記

  在本書完稿之後,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校準備在王國維先生誕生二百周年之際舉辦國際學術討論會,以便進一步研究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及其當代意義。我受命征求王國維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的意見,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表示秋天來京赴會。那時他正在病中。不久,他聽說我也得了病,又來了一封信。他在新年賀卡中還說希望我早日康複,並說“我身體亦好”。不料突然來了晴天霹靂,“訃告”稱:“王登明教授於1997年3月4日因腦外傷醫治無效逝世。”我和登明教授隻有幾次交往,深感他謙和敦厚、周到內向,按說是長壽的性格,酷似王國維先生。悲痛的時刻,謹記此表示永久的悼念。

  劉烜

  北京大學燕北園

  1997.3.18

  再版  學術著作今天有再版的機會,令人高興。社會發展有時像過山車,高低錯落。鋪天蓋地的“戲說皇帝”、“迎合平庸”之類,終不能成為主流。中華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它本身有巨大的凝聚力。時代越開放,文化交流越頻繁,越需要這樣的凝聚力。在感受到民族文化傳統重要性的時候,總會想起為研究民族文化而獻身的王國維。王國維年輕時念過書塾,業餘時間進過外語補習班,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留學4個月,從根本上說,他是自學成才的典範。更重要的是,他又是學術創新的典範。他的學術成就是20世紀的高峰,對眾多學術領域作了新的開拓,成為新的奠基人。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享有世界聲譽的大學者。他在研究中國曆史、中國文字學、中國考古學、中國文學、敦煌學、美學等方麵有劃時代的貢獻。所以,清華大學校園裏,瞻仰王國維紀念碑的人越來越多了,其中好多是中學生。王國維的名字象征著剛毅、勤奮和智慧。他的成就代表著中華文化精神。

  推動此次再版的,還有新的《王國維全集》的出版。這部書的數量比過去規模最大的《王國維全集》多一倍。這是花了三十年時間、經幾代人努力編成的。新《全集》出版後,又有多次學術會議的召開和多項新研究成果的誕生,特別令我感動的是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女士,101歲高齡的她分別在台灣和大陸出版回憶錄《百年追憶》。承她親自題字贈書,見到老壽星蒼勁有力的書法,真是喜從天降。

  最後,衷心感謝百花洲文藝出版社朋友對學術難能可貴的重視態度,感謝眾多朋友和親屬的大力幫助。敬請讀者朋友繼續批評指正,讀者的反應是書籍的真正生命。

  劉烜

  北京大學藍旗營 201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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