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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以境界衡詞

  清代詞學中興,創作、理論都超出明代。其詞壇浙派、常州派互相爭鳴,或精考證,或重寄托,以至“詞外求詞”。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的詞論,與清代的其他詞話相比,立足點高,眼界寬闊,開拓出一個新局麵,其中心可以說“以境界衡詞”。

  將詞作為一種正統的文學形式,在王國維的時代,屬於比較開明的思想。王國維重視為詞找到一個應有的曆史地位。在康德美學的影響下,王國維常說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實際上指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形式。他用這樣的思想解釋詞的演進,目的是為詞找到應有的曆史地位。他在《宋元戲曲史》中也說過:“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可見,王國維的思想是一貫的。他用這思想解釋詞的發展,也解釋詩的發展,用之解釋文學史上的一些現象。他指出:“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遊者,亦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從這個觀點伸發開去,他揭示了唐五代、北宋詞的獨創價值,給予高度評價,這是正確的,有見解的。兩相對比,他對南宋詞太貶低,有缺失。

  在論“隔”與“不隔”時,他以唐、五代、北宋詞作為“不隔”的例證。《人間詞話》第三十九則指出:“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對照《人間詞話》原稿,“梅溪”下原有如下的話:“綺羅香》‘詠春雨’亦然,皆未得五代、北宋人自然之妙。”第四十則《人間詞話》說:“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這句話的意思還承認南宋詞有不隔處。可是,到王國維發表《人間詞話》選時,論及歐陽修“謝家池上”句“隔”之後,緊接著說“南宋人詞,則不免通體皆是‘謝家池上’矣”。

  在論及詞之有題、無題時,《人間詞話》第五十五則說:“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王國維這個論斷,曆來有爭議。從表麵看來,北宋的詞並非都無題。蘇東坡《念奴嬌》“大江東去”,不是以《赤壁懷古》為題嗎?卻傳誦至今。這裏要著重說明的,“題”並不是隻局限指題目。《人間詞話》第五十五則說:“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調立題,並古人無題之詞亦為之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在這則詞話中,王國維刪去了一段具體說明的文字:“詩詞之題目,本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誤以為美刺、投贈、詠史、懷古之用。題目既誤,詩亦自不能佳。後人才不及古人,見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遺其獨到之處而專學此種,不複知詩之本意,於是豪傑之士出,不得不變其體格,如楚辭,漢之五言詩,唐五代、北宋之詞皆是也,故此等文學皆無題。”這裏說得很明顯,“題目”宜廣,不宜局限於“美刺、投贈、詠史、懷古”的分類。因為,詩人如果著眼於“自然及人生”,就有可能獲得獨立的感受,於是可以感自己之所感,寫自己之所感。要是局限於某種具體事務,就難免陷於功利的目的。在王國維看來,這就對創作有妨礙。王國維在未刊的《人間詞話》前期手稿中作了說明:“政治家之眼,域於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懷古等作,當與壽詞同為詞家所禁也。”(見通行本《人間詞話》)王國維反對詞有題,還有個想法,就是一旦形成了這些題目之後,陳陳相因,限製了詩人的獨創性,所以他說:“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見通行本《人間詞話》)如果參看《人間詞話》的前期手稿,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麵引的詞話就寫在討論“無題”的詞話前麵。這樣作者在思考時的連續性就顯露出來了。

  王國維以境界論詞的特色,突出地表現在對李煜詞的評論上。王國維以為一種文體的發展,依賴於天才的創造。那麽,詞的天才首推誰呢?李煜。王國維從詞的發展的角度確定李煜的地位:“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人間詞話》第十五則)周濟(1781-1839)字介存,清代詞學家,常州詞派重要理論家,詞學方麵著有《介存齋論詞雜著》和《宋四家詞選》。王國維批評周濟的理論,出處見於《介存齋論詞雜著》:“李後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已,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從這則詞話看,周濟的著重點,似在說明李後主、溫飛卿、韋端己詞各具特色。王國維批評周將李“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並不全是事實。倒是王國維在前則詞話說:“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很有見地,有針對性地校正了周濟的評論。總的看,周濟的詞論以周邦彥、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為兩宋詞人首領,作為他“意內言外”理論的代表作家。誠然,將李煜稱為“詞帝”或“詞中李白”者早已有之,王國維的貢獻,是在他自己的對李煜詞的評價中,表達了對文學藝術的新的認識,從而提高了一代學人的審美水準。王國維對李煜詞的推崇,總起來說就是閱世貴真,境界貴深。下麵一則關於李煜的詞話是曆來有爭議的。“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第十六則)其實,這則詞話在原稿上刪去了下麵的一句話:“故後主之詞,天真之詞也。他人,人工之詞也。”這幾個字是對上麵那段詞話的說明。王國維又寫道:“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這裏表述的重點是:抒情詩人應注意體驗生活,以赤子之心體驗生活,也就是以自然之眼觀物。不過,這樣來概括李後主的創作道路,有片麵性,太強調個人的天才了。其實,從當皇帝到作俘虜,生活變化的跨度多麽大!簡直是“天上人間”!其間閱世當然就很深很深了。閱世深了,並未妨礙“性情愈真”,反而使人的赤子之心得到進一步的發揮。王國維並未主張一切文學創作都要少閱世,因為他明確主張“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就李後主而言,王國維認為抒情詩人要用“詩人之眼”去體驗生活,並不是隻追求“材料愈豐富,愈變化”,同時,更為關鍵的一步在於能“出乎其外”,使其表達的赤子之心有普遍的意義。《人間詞話》說:“尼采謂:‘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王國維引用李後主的詞“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皆是名句,為人傳誦。但是,王國維發現了這些名句中包含的更為深層的美;因為這樣的美而使這些名句更有分量。

  《人間詞話》中突出關注的詞人是李煜、馮延巳、辛棄疾、納蘭性德。這都是從境界的角度來衡量的。王國維認為五代、北宋是詞的高峰。所以,評馮延巳詞時說:“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第19則)《花間集》沒有選馮延巳的詞,有的學者以偶然的原因來解釋,比如“道裏隔絕”之類。王國維明確指出,因流派的不同。這裏推崇馮延巳,很有曆史的眼光。辛棄疾是南宋詞人,王國維以“其堪與北宋頡頏者”稱許,因他的詞“有境界”。“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幹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第43則)王國維善於從不同層次上加以分析,有助於加深對境界為本的理解。

  與王國維推崇李後主相似的是他對納蘭性德的評價。他認為文學史上的名句“明月照積雪”、“長河落日圓”等“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納蘭性德的詞的境界則“差近之”。《人間詞話》第五十二則稱:“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最後一句,要是理解成“北宋以來”,那就是李後主以後的大詞人唯納蘭性德一人了;要是理解成北宋以後,則強調納蘭性德又恢複了詞的新境界了。無論何種理解,對納蘭性德的評價都失之過高。這裏要強調指出的,揣摩王國維原意,十分強調“以自然之眼觀物”,即近似於“以物觀物”的含義。這就能使讀者從理論與創作實際的結合上更好地把握王國維的境界理論了。

  《人間詞話》對周邦彥也是從境界理論出發來加以評論的。主要的一則詞話如下:“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美成為什麽創意才少?《人間詞話》六十則說:“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周邦彥是公認的詞界大家,王國維這樣評價他,是從詞的境界創造的角度著眼的。這些論點在中國傳統詞學的範圍內,顯出很有新意。在詞史上,沈義父《樂府指迷》雲:“凡作詞當以清真為主。”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注》:“清真,集大成者也。”沈義父回答“清真詞所以冠絕”的原因時說:“蓋清真最為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下字運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而不用經史中生硬字麵,此所以為冠絕也。”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從詞的發展論周邦彥說:“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薑、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為巨擘。”王國維對周邦彥的評價,第一層意思:認為他是“第一流的作者”,但詞之天才應推李煜。第二層意思:周雖為“第一流作者”,但“不及歐、秦”,同時,“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遊雖作豔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人間詞話》第三十二則)還有第三層意思:在具體描寫事物、情境方麵,“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所以在這一點上又高於白石。“美成《蘇幕遮》詞:‘葉上初陽幹宿雨。水麵清圓,一一風荷舉。’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人間詞話》第三十六則)可見,王國維評周邦彥是很認真的,確有研究的,有自己獨創的見解。但是,也有論者認為王國維對周邦彥的評論有自相矛盾之處,或有前後期的不同處:一般指王國維的《清真先生遺事》:“詞中老杜,則非先生不可。”以後,上述這段話也“附錄”進《人間詞話》了。由於這是專論清真的文章,背景和論述重點都不同;其實,這裏又一次說明,研究《人間詞話》應以王國維生前公開發表的文本為主。

  王國維評白石詞藝高超,格調高逸,然而缺乏“內美”:“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人間詞話》第四十二則)這則詞話的早期手稿最初書寫為:“終落第二手。其誌清峻則有之,其旨遙深則未也。”王國維評南宋詞人時,稱“白石有格而無情”,對其他詞人評價就更低了。一種藝術體裁,當它發展時間長了,失之藝術刻意求工的現象就可能更明顯,加以當時的總的社會氣氛也會影響詞的創作。當然,南宋詞也有詞境寬闊的強勁之作。在王國維已有“一代有一代文學”的想法指引下,有些複雜的情況就容易疏忽了。好在《人間詞話》的真知灼見在於從大處抓住境界理論,雖然在這些細微處時有偏頗之語。

  §§第六章 中國戲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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