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天才和美的創造
凡是喜歡康德美學的人，總喜歡他的思維能力的高超，視野的廣闊，理論體係的嚴正。對於美的分析，康德作了可貴的貢獻；但是，他分析美的鑒賞比分析美的創造要豐富得多，對於美的創造，似乎談得很少。原因是什麽？我想大概源於“天才”的觀點，因為，既然美的創造是天才的事業，那麽，天才們的獨創是獨特的、沒有共同規律的，因而是不能分析的。而對美的鑒賞是一般人都進行的，似乎就容易分析了。到了王國維，我以為，他還沒有向自己提出這個目標：創立一種美學的派別。他隻是根據自己對康德、叔本華、席勒美學理論的理解，汲取中國所需要的方麵，進行介紹發揮。他的選擇是有成效的。但是，我們發現，王國維談論文藝也是鑒賞談得多。這裏講“天才和美的創造”，顯然在理論上不是王國維美學思想中的主要方麵，但對於他本人的實踐活動，卻十分重要，特別是“天才”的思想，在很多方麵和很長的時間內，可以說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精神上的動力。
我們將“天才”和美的創造放在一起講，是因為王國維說過：“美，實可謂天才之特殊物也。”他還說過：“美術者，天才之製作也，此自康德以來百餘年間學者之定論也。”王國維所用的“製作”的概念，就是我們今天習慣上用的“創作”、“創造”的意思。他提到的康德關於天才與藝術創造的思想如下：“天才是給藝術定規則的一種才能（天然資稟）。因為藝術家天生的創造才能，本身就是屬於自然的。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天才是一種天生的心靈稟賦。通過它，自然給藝術定規則。”康德總結出天才的四大特征給王國維很大的啟示。康德認為天才有獨創性、典範性、自然性、不可模仿性。
王國維很強調天才，文學者，天才遊戲之事業；但是，他又強調學問、人格。比如，他說：“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另外一段《文學小言》也說過類似的話：“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這個思想在《文學小言》中還在三處地方有發揮。王國維講天才是與“人力”相對的。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知識分子，本來，讀書中舉是一般的正統之道，然而，這是一條背聖賢之書、做八股文章的扼殺人獨創性的道路。王國維在這種鬱悶的空氣中領悟到“天才”的思想，無疑如同在將窒息時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有意思的是，王國維並不完全否定人力對於藝術創造的作用，也不否定非天才的作品。這就是他提出古雅的概念的原因。這從根本的藝術觀上，也是他對天才論的一個補充。所以，在評論作家時，他例舉中國四個人為最偉大，但也不抹殺其他人物。有的人雖無藝術上的天才，但用力甚深之故，故摹古則優，而自運則劣，特點是在於古雅不在於優美、宏壯。比如王翬的畫、王士禎的詩。他認為這是屬於第三流的藝術家。其實，有沒有天才也是評論作家的標準，特別是開風氣的代表一個時代的有曆史影響的作家。王國維反對模仿，就是從這點出發的。《文學小言》中，他對著名詩人王士禎的詩作了尖銳的批評，認為是“鶯偷百鳥聲”，人雲亦雲，模仿別人，這就指缺少獨創性了。他的批評，作為曆史評價，略顯苛刻；然而，這正顯示了他對獨創性的特別的崇尚。他的接受“天才”論，與他自己作為一個正在奮鬥的下層知識分子的實際處境和心態是相聯係的。
“天才”論，也影響他對文學發展的看法。在王國維看來，一代文學的盛衰，歸因於天才人物的有無。所以，他認為詩至唐中葉以後不足觀了，詞自南宋以後也不足觀。當然還有一二人例外。正因為這樣，天才在曆史上是最尊貴的。他說：“民萬而始有諸侯一，民兆（十億）而始有天子一，民京（十兆）垓（百兆）而始有天才一耳。”由此，他認為文學上的天才比政治家的曆史地位更重要。因為政治家處理的實際事務稍縱即逝，文學家天才之事業，永垂青史。
應該說，曆史上關於“天才”的思想，十分複雜。筆者以為，康德的“天才論”，總結了浪漫主義的經驗，在哲學上進行發揮，是有民主主義精神的。到了叔本華時代，“天才”的能動性、創造性不再被強調了，而轉向重視一種“靜觀”的認識性的能力。在叔本華看來，普通人的智慧隻照亮自己的道路，而“天才”則照亮全人類的道路。他認為，天才是遺傳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同時，“天才”既像瘋子，又是與群眾相敵對的。
王國維在認識論和美的分析方麵受到康德、叔本華的各種影響，但是與叔本華也有區別。叔本華重意誌不重知力，因為意誌是本性。他的遺傳說是認為意誌是來自父親，而知力來自母親。王國維從哲學上、曆史事實上和叔本華個人經驗上三個方麵加以批駁，文章名為《書叔本華遺傳說後》。王國維重天才，但不否認人力的作用。王國維對叔本華將天才與群眾對立，對非天才加上種種“惡諡”：俗子、庸夫、庶民、該死，尼采稱群眾為“庸眾”，王國維都有非議，認為這是“知力上的貴族主義”。
在“天才”的問題上，尼采的思想，給王國維以極大的震動。王國維區別尼采與叔本華的“天才觀”之異同時說：“由叔本華之說，則充足理由之原則，非徒無益於天才，其所以為天才者，正在離之而觀物耳。由尼采之說，則道德律非徒無益於超人，超道德而行動，超人之特質也。由叔本華之說，最大之知識，在超絕知識之法則。由尼采之說，最大之道德，在超絕道德之法則。天才存於知之無所限製，而超人存於意之無所限製。”這裏指的是尼采不同於叔本華將人的意誌看成世界的表象，不同於叔本華將人的欲求，主要是本能的欲求看成意誌。尼采提倡“權力意誌”，幫人追求權力以反抗生話中的痛苦，這樣，他對已有的道德將會破壞，實現價值的重建。尼采提出的“超人說”有破壞既定道德約束的一麵，正如王國維引用尼采《察拉圖斯德拉》中“破壞舊價值（道德）而創作新價值”的話。但是，尼采確實帶來了進取和力量，“超人”們不在痛苦中徘徊，而希冀衝破痛苦的牢籠。這樣，“天才”們也就更為痛苦了。正如王國維指出：“嗚呼！天才者，天之所靳，而人之不幸也。……一言以蔽之：彼之生活也與人同，而其以生活為一問題也與人異。”這種天才，自己感覺到“晝亦一役夫，夜亦一役夫，醒亦一役夫，夢亦一役夫，於是不得不弛其負擔，而圖一切價值之顛複。”尼采是“肆其叛逆而不憚者也”。王國維生活在一個尋求新的價值觀念的時代，生活在一個壓抑而要爆發的時代，在這樣的環境中，尼采的思想為王國維所會心地推崇。
我們將“天才”和美的創造放在一起講，是因為王國維說過：“美，實可謂天才之特殊物也。”他還說過：“美術者，天才之製作也，此自康德以來百餘年間學者之定論也。”王國維所用的“製作”的概念，就是我們今天習慣上用的“創作”、“創造”的意思。他提到的康德關於天才與藝術創造的思想如下：“天才是給藝術定規則的一種才能（天然資稟）。因為藝術家天生的創造才能，本身就是屬於自然的。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天才是一種天生的心靈稟賦。通過它，自然給藝術定規則。”康德總結出天才的四大特征給王國維很大的啟示。康德認為天才有獨創性、典範性、自然性、不可模仿性。
王國維很強調天才，文學者，天才遊戲之事業；但是，他又強調學問、人格。比如，他說：“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另外一段《文學小言》也說過類似的話：“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這個思想在《文學小言》中還在三處地方有發揮。王國維講天才是與“人力”相對的。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知識分子，本來，讀書中舉是一般的正統之道，然而，這是一條背聖賢之書、做八股文章的扼殺人獨創性的道路。王國維在這種鬱悶的空氣中領悟到“天才”的思想，無疑如同在將窒息時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有意思的是，王國維並不完全否定人力對於藝術創造的作用，也不否定非天才的作品。這就是他提出古雅的概念的原因。這從根本的藝術觀上，也是他對天才論的一個補充。所以，在評論作家時，他例舉中國四個人為最偉大，但也不抹殺其他人物。有的人雖無藝術上的天才，但用力甚深之故，故摹古則優，而自運則劣，特點是在於古雅不在於優美、宏壯。比如王翬的畫、王士禎的詩。他認為這是屬於第三流的藝術家。其實，有沒有天才也是評論作家的標準，特別是開風氣的代表一個時代的有曆史影響的作家。王國維反對模仿，就是從這點出發的。《文學小言》中，他對著名詩人王士禎的詩作了尖銳的批評，認為是“鶯偷百鳥聲”，人雲亦雲，模仿別人，這就指缺少獨創性了。他的批評，作為曆史評價，略顯苛刻；然而，這正顯示了他對獨創性的特別的崇尚。他的接受“天才”論，與他自己作為一個正在奮鬥的下層知識分子的實際處境和心態是相聯係的。
“天才”論，也影響他對文學發展的看法。在王國維看來，一代文學的盛衰，歸因於天才人物的有無。所以，他認為詩至唐中葉以後不足觀了，詞自南宋以後也不足觀。當然還有一二人例外。正因為這樣，天才在曆史上是最尊貴的。他說：“民萬而始有諸侯一，民兆（十億）而始有天子一，民京（十兆）垓（百兆）而始有天才一耳。”由此，他認為文學上的天才比政治家的曆史地位更重要。因為政治家處理的實際事務稍縱即逝，文學家天才之事業，永垂青史。
應該說，曆史上關於“天才”的思想，十分複雜。筆者以為，康德的“天才論”，總結了浪漫主義的經驗，在哲學上進行發揮，是有民主主義精神的。到了叔本華時代，“天才”的能動性、創造性不再被強調了，而轉向重視一種“靜觀”的認識性的能力。在叔本華看來，普通人的智慧隻照亮自己的道路，而“天才”則照亮全人類的道路。他認為，天才是遺傳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同時，“天才”既像瘋子，又是與群眾相敵對的。
王國維在認識論和美的分析方麵受到康德、叔本華的各種影響，但是與叔本華也有區別。叔本華重意誌不重知力，因為意誌是本性。他的遺傳說是認為意誌是來自父親，而知力來自母親。王國維從哲學上、曆史事實上和叔本華個人經驗上三個方麵加以批駁，文章名為《書叔本華遺傳說後》。王國維重天才，但不否認人力的作用。王國維對叔本華將天才與群眾對立，對非天才加上種種“惡諡”：俗子、庸夫、庶民、該死，尼采稱群眾為“庸眾”，王國維都有非議，認為這是“知力上的貴族主義”。
在“天才”的問題上，尼采的思想，給王國維以極大的震動。王國維區別尼采與叔本華的“天才觀”之異同時說：“由叔本華之說，則充足理由之原則，非徒無益於天才，其所以為天才者，正在離之而觀物耳。由尼采之說，則道德律非徒無益於超人，超道德而行動，超人之特質也。由叔本華之說，最大之知識，在超絕知識之法則。由尼采之說，最大之道德，在超絕道德之法則。天才存於知之無所限製，而超人存於意之無所限製。”這裏指的是尼采不同於叔本華將人的意誌看成世界的表象，不同於叔本華將人的欲求，主要是本能的欲求看成意誌。尼采提倡“權力意誌”，幫人追求權力以反抗生話中的痛苦，這樣，他對已有的道德將會破壞，實現價值的重建。尼采提出的“超人說”有破壞既定道德約束的一麵，正如王國維引用尼采《察拉圖斯德拉》中“破壞舊價值（道德）而創作新價值”的話。但是，尼采確實帶來了進取和力量，“超人”們不在痛苦中徘徊，而希冀衝破痛苦的牢籠。這樣，“天才”們也就更為痛苦了。正如王國維指出：“嗚呼！天才者，天之所靳，而人之不幸也。……一言以蔽之：彼之生活也與人同，而其以生活為一問題也與人異。”這種天才，自己感覺到“晝亦一役夫，夜亦一役夫，醒亦一役夫，夢亦一役夫，於是不得不弛其負擔，而圖一切價值之顛複。”尼采是“肆其叛逆而不憚者也”。王國維生活在一個尋求新的價值觀念的時代，生活在一個壓抑而要爆發的時代，在這樣的環境中，尼采的思想為王國維所會心地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