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不再走科舉之路
王國維7歲就讀於鄰居家的私塾，學四書，寫八股文，接受傳統教育，老師是潘綬昌先生。他11歲時改從陳壽田先生就讀。陳壽田先生是近代著名科學家李善蘭的學生。李善蘭曾在總理衙門同文館任天文、算學教習。陳壽田就在同文館學習過，受過先進的科學文化的教育，學識淵博，思想通達。他每月教駢文、散文、詩歌，又教學生練習寫作。
1892年6月，王國維16歲時州試中秀才，得第21名。這算進了學，有了一個讀書人的身份。年少就進學，以傳統的眼光看來，是在科舉方麵有廣闊的前景，然而王國維本人並不喜歡走這條路。考科舉要寫八股文，考題從四書中出，考生須背熟四書及掌握寫八股文所規定的程式。考取進士之後，才能做官。中國小說《儒林外史》已全麵批評了科舉製度。到了晚清，科舉製度在知識分子中威信急速下降，在當時的製度下，隻是為一些讀書人提供一條進身之階而已。
考中了秀才的王國維，被稱為“海寧四才子”之一。其餘三位是當地的褚嘉猷、葉宜春、陳守謙。他們一起議古論今，臧否人物，頗為投合。陳守謙曾評價當時王國維的才華“冠絕儕輩”。
1887年春，王國維祖父王嗣鐸病逝，王乃譽回裏居喪不出，日夜課子。王乃譽自己詩、書、畫、金石兼通，興趣廣泛，並不孜孜以求八股文，給王國維以好的影響。王國維得益於家庭文化氣氛的熏陶，自幼喜歡自學。他30歲時寫的自序中說：“家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注疏》，為兒時所不喜外，其餘晚自塾歸，每泛覽焉。”他兒時不喜歡《十三經注疏》，又喜歡“泛覽”群書，這種學習興趣，顯然不在八股文方麵了。王國維說：“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歲朝錢萬，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為平生讀書之始。時方治舉子業，又以其間學駢文、散文，用力不專，略能形似而已！”他將讀史書當作讀書之始，顯然不滿於隻背經書。喜讀史書，能激發人對國家興亡的關心。王國維雖然麵臨著選擇人生道路的彷徨，但仍然在準備赴省城杭州應鄉試。於是，1893年在杭州崇文書院肄業。1894年應試不中。和他一起去應試的陳守謙回憶當時的情況，稱王“不沾沾於章句，尤不屑就時文繩墨，故癸巳大比，雖相偕入闈，不終場而歸，以是知君之無意科名也”。
走科舉之路，王國維“用力不專”，是涉及學術興趣；其實更為深層的原因是，當時風雲變幻的時局，已經使人很難安心走科舉之路了。
19世紀的最後五六十年，對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風雲變幻、屈辱難熬、在尋找富國強兵之路的艱難的曆程。清朝的統治已經腐敗，人們在閉關自守的狹小天地中生活著。當西方大國的大炮和鴉片煙打開了這個封建帝國的大門之後，“閉關自守”行不通了，知識分子才看到了原來世界很大，被迫承認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船堅炮利，也被迫承認中國已經落後了。中國人民開始覺醒。但是，一般知識分子，見到西方的思潮洪水猛獸似的湧來，總希望不觸及封建帝國的政治製度，而隻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了1894年，王國維目睹中日之戰中清政府花大量銀子買來的西方軍艦在海戰中全軍覆沒，中國將士浴血奮戰、視死如歸仍無法挽回敗局，這個事實更刺激中國人，因為，日本從地理上說是東方的國家，而且遠比中國小。這次中國戰敗，“變法維新”成為更緊迫的呼聲了。
王國維所在的海寧州，是一個消息靈通、文化發達的地區，新思潮也迅速地湧入。王乃譽社會地位不高，但社會交遊廣泛，文化素養好，他對社會變動很敏感。王國維的弟弟王國華指出：“中日之戰，變政議起，先君以康、梁疏論示先兄，先兄於是棄帖括而不為。”王乃譽在致族叔的信中，談到王國維學習的誌趣時也說：“大兒（按：指王國維）館於同城陳汝楨、沈冠英家。以其性訥鈍，好談時務，嗜古籍而不喜於帖括……以期通達中西要務以自立。”這與王國維本人的自述十分合拍。王國維在30歲寫的《自序》中說：“未幾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貲供遊學，居恒怏怏。”其實，王國維的“好談時務”，也得益於王乃譽的啟示。王乃譽的思想頗為通達，關心國家的命運。王國維離家赴上海前的兩三個月，王乃譽在日記中寫道：“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十四日。靜兒借到《時務報》四十五、四十六兩冊。燒燭觀之，其謂中朝不能驟更新法，雜亂無章，恐遲不達，則世界早變，奈何！”因為有父子共讀《時務報》的經曆，所以，王國維在悼念父親的《先太學君行狀》中指出：“君自光緒之初，睹世變日亟，亦喜談經世之學，顧往往為時人所詬病，聞者輒掩耳去，故獨與兒輩言之。今日所行之各新政，皆藐孤等二十年前膝下所習聞者也。”當然，“新學”的概念，早就有了。但甲午之戰以前，重在維新改良，所謂舊瓶裝新酒，“新學”主要指西方的科技；甲午之戰中國戰敗的刺激，才使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被重視起來了。這時候，海寧已經有了留日學生，但是學費高、負擔重，一般家庭都負擔不起，王國維隻有望洋興歎了。
1892年6月，王國維16歲時州試中秀才，得第21名。這算進了學，有了一個讀書人的身份。年少就進學，以傳統的眼光看來，是在科舉方麵有廣闊的前景，然而王國維本人並不喜歡走這條路。考科舉要寫八股文，考題從四書中出，考生須背熟四書及掌握寫八股文所規定的程式。考取進士之後，才能做官。中國小說《儒林外史》已全麵批評了科舉製度。到了晚清，科舉製度在知識分子中威信急速下降，在當時的製度下，隻是為一些讀書人提供一條進身之階而已。
考中了秀才的王國維，被稱為“海寧四才子”之一。其餘三位是當地的褚嘉猷、葉宜春、陳守謙。他們一起議古論今，臧否人物，頗為投合。陳守謙曾評價當時王國維的才華“冠絕儕輩”。
1887年春，王國維祖父王嗣鐸病逝，王乃譽回裏居喪不出，日夜課子。王乃譽自己詩、書、畫、金石兼通，興趣廣泛，並不孜孜以求八股文，給王國維以好的影響。王國維得益於家庭文化氣氛的熏陶，自幼喜歡自學。他30歲時寫的自序中說：“家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注疏》，為兒時所不喜外，其餘晚自塾歸，每泛覽焉。”他兒時不喜歡《十三經注疏》，又喜歡“泛覽”群書，這種學習興趣，顯然不在八股文方麵了。王國維說：“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歲朝錢萬，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為平生讀書之始。時方治舉子業，又以其間學駢文、散文，用力不專，略能形似而已！”他將讀史書當作讀書之始，顯然不滿於隻背經書。喜讀史書，能激發人對國家興亡的關心。王國維雖然麵臨著選擇人生道路的彷徨，但仍然在準備赴省城杭州應鄉試。於是，1893年在杭州崇文書院肄業。1894年應試不中。和他一起去應試的陳守謙回憶當時的情況，稱王“不沾沾於章句，尤不屑就時文繩墨，故癸巳大比，雖相偕入闈，不終場而歸，以是知君之無意科名也”。
走科舉之路，王國維“用力不專”，是涉及學術興趣；其實更為深層的原因是，當時風雲變幻的時局，已經使人很難安心走科舉之路了。
19世紀的最後五六十年，對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風雲變幻、屈辱難熬、在尋找富國強兵之路的艱難的曆程。清朝的統治已經腐敗，人們在閉關自守的狹小天地中生活著。當西方大國的大炮和鴉片煙打開了這個封建帝國的大門之後，“閉關自守”行不通了，知識分子才看到了原來世界很大，被迫承認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船堅炮利，也被迫承認中國已經落後了。中國人民開始覺醒。但是，一般知識分子，見到西方的思潮洪水猛獸似的湧來，總希望不觸及封建帝國的政治製度，而隻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了1894年，王國維目睹中日之戰中清政府花大量銀子買來的西方軍艦在海戰中全軍覆沒，中國將士浴血奮戰、視死如歸仍無法挽回敗局，這個事實更刺激中國人，因為，日本從地理上說是東方的國家，而且遠比中國小。這次中國戰敗，“變法維新”成為更緊迫的呼聲了。
王國維所在的海寧州，是一個消息靈通、文化發達的地區，新思潮也迅速地湧入。王乃譽社會地位不高，但社會交遊廣泛，文化素養好，他對社會變動很敏感。王國維的弟弟王國華指出：“中日之戰，變政議起，先君以康、梁疏論示先兄，先兄於是棄帖括而不為。”王乃譽在致族叔的信中，談到王國維學習的誌趣時也說：“大兒（按：指王國維）館於同城陳汝楨、沈冠英家。以其性訥鈍，好談時務，嗜古籍而不喜於帖括……以期通達中西要務以自立。”這與王國維本人的自述十分合拍。王國維在30歲寫的《自序》中說：“未幾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貲供遊學，居恒怏怏。”其實，王國維的“好談時務”，也得益於王乃譽的啟示。王乃譽的思想頗為通達，關心國家的命運。王國維離家赴上海前的兩三個月，王乃譽在日記中寫道：“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十四日。靜兒借到《時務報》四十五、四十六兩冊。燒燭觀之，其謂中朝不能驟更新法，雜亂無章，恐遲不達，則世界早變，奈何！”因為有父子共讀《時務報》的經曆，所以，王國維在悼念父親的《先太學君行狀》中指出：“君自光緒之初，睹世變日亟，亦喜談經世之學，顧往往為時人所詬病，聞者輒掩耳去，故獨與兒輩言之。今日所行之各新政，皆藐孤等二十年前膝下所習聞者也。”當然，“新學”的概念，早就有了。但甲午之戰以前，重在維新改良，所謂舊瓶裝新酒，“新學”主要指西方的科技；甲午之戰中國戰敗的刺激，才使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被重視起來了。這時候，海寧已經有了留日學生，但是學費高、負擔重，一般家庭都負擔不起，王國維隻有望洋興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