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探賾（第3輯）

第三十二章 我國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滯後狀況、成因和對策

　　我國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滯後狀況、成因和對策——基於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偏差度分析

　　⊙李誌萌楊誌誠

　　一、研究文獻簡要介紹和評論

　　改革開放以來對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研究可以概括為起步早、成果多、有深度，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作為熱點問題而引起廣泛關注，相關的論著較多，認為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嚴重滯後（陳吉元、何道峰等1990年）學術界也基本認同這一觀點，但他們隻能引用80年代末期以前的資料。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發展，大量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剄城鄉非農產業就業，進入90年代後，許多研究成果主要是論證勞動力轉移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貢獻、問題和政策，主要觀點也基本一致，但鮮有人提出轉移嚴重滯後問題。進入新世紀後，在勞動力轉移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對其基本評估便出現了分歧，圍繞劉易斯轉折點是否來臨出現了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隨著“民工荒”的出現，人口老齡化加快，中國勞動力過剩的時代即將結束，“劉易斯轉折點”已經來臨（蔡肪等人近幾年的論著都持這一觀點）。黎煦根據國際模型認為中國人均生產總值已經進入“劉易斯轉折點”區間。持反對意見的研究者認為“劉易斯轉折點”尚未來臨，其理由是中國農業勞動力比重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或高於同等收入國家比重，我們同意這一觀點，並在本文中進一步展開論述。由於研究者的視角和方法不同，學術討論產生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根據劉易斯模型的含義，檢驗轉折點是否來到有兩個標準：一個是在既定的資源和技術條件下，農業是否還存在剩餘勞動力，什麽是剩餘勞動力，劉易斯將其界定為邊際產出為零的農業勞動力，將其轉移出去不會影響農業產出量。我國學者表述為“在目前生產力水平下，超過農業生產需求量的那部分勞動力”。另一個檢驗標準是由於勞動力轉移導致勞動力供求關係變化而引起工資上升。認為轉折點尚未來到的研究者側重於用第一個標準檢驗，韓俊等通過典型調查測算後認為農村仍有1-1.2億剩餘勞動力。李朝暉則通過農業剩餘勞動力總量、人口增長、農業勞動生產率指標評判“劉易斯第一轉折點”還未到來。認為轉折點已經來臨的研究者更重視用第二個標準來評判。工資上升雖然是轉移的動因，但作為評判轉折點來臨的標準會存在分析技術上的困難，因為劉易斯本意表達的僅僅是勞動力轉移引起的工資上升，而現實中工資上升有政府的各項幹預政策（如各種補貼、稅收優惠、保護價收購等）的影響，此外農民工還開展維權活動與企業主進行工資談判，做模型計算時很難排除這些外來因素的影響。因此目前的“用工荒”和工資上升並不能準確說明“劉易斯轉折點”已經來臨。

　　我國是否還有農業剩餘勞動力以及轉移程度，是轉移適度還是滯後？正確判斷這個問題對製定政策有重要意義。根據國際經驗和各種研究方法的比較後，我們認為進一步認識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偏差的變化規律，更有助於準確評判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程度。我們還認為不必拘泥於剩餘勞動力具體數據的計算，因為“剩餘”是動態的概念，是隨著經濟、社會、科技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況且采取的方法和參數不同，其結果必然多種多樣，結論大相徑庭。目前各種計量方法的測算結果，農村剩餘勞動力總量為0.4億-2億之間，如此大幅度給政策的製定可能造成很大差別。現以動態方法研究動態事物更為適宜。

　　二、我國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滯後的分析

　　（一）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程度表述和曆史分析

　　過剩的勞動力滯留在農業領域，使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低下，是二元結構難以破解的根源，促進勞動力轉移是當前的一項重要政策。“轉移”有三重含義：首先是指農民職業轉換，即由從事農業生產轉為非農業生產；二是身份的轉換，由農民變市民；三是財產構成的轉換，由農業資產變為非農業資產。三者相互聯係，缺少其中之一為不完全性轉移，但最關鍵的是職業轉換，沒有職業轉換便沒有其他兩者的轉換。那麽我們如何來評估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滯後程度呢？發展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由於種種原因，就業結構的演進一般要滯後於產業結構的演進，其滯後程度可作兩種表述：

　　第一種表述：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絕對滯後程度。即農業產業比重和農業就業比重的絕對偏差數，絕對偏差越大，勞動力轉移越滯後，絕對偏差為零表示處於均衡狀態，此時便沒有剩餘勞動力。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前，絕對偏差從1952年的-25.8（負號表示需轉移出去，正號表示吸納），1978年擴大到-42.3，說明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出現失誤，60年代出現城鎮勞動力向農村逆向轉移。根據勞動力轉移模型（pt=paL+pnn）計算，改革開放前勞動力轉移比在正常情況下少轉移4200萬人，相當於當時農業勞動力的13%。改革開放後的1978年到現在，絕對偏差是不斷縮小的，從1978年的-42.3，2010年縮小到-26.6，特別是在1978-1985年和“十一五”期間分別縮小了8.6個百分點，說明這兩個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力度較大，滯後程度弱化，這主要是由於黨和政府采取了一係列的改革開放措施，特別是在農村大力發展以非農產業為主的鄉鎮企業和個私經濟，吸納了近2億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90年代以後，我國城鎮化速度加快，農民出現了外出打工的熱潮，目前全國有2.6億農民外出打工從事非農業勞動，使農業勞動力轉移步伐加快。

　　第二種表述為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相對滯後程度。即用農業（或二、三產業）產業結構比重除以農業就業（或二、三產業）結構比重，如果該係數為1，表明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動處於均衡狀態，兩者的變化速率是同步的，此時也沒有剩餘勞動力，這是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最佳狀態。但在現實中會出現一個偏離1的差數，如小於1（中的第一產業），說明勞動力仍有轉移空間。如大於1（中的二、三產業），說明還有吸納勞動力的空間。與1的差數越大，相對偏差也越大，實質上是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變化速率的比較，用公式表示a/A，就是相對滯後程度。從中可以看到，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絕對滯後程度雖然不斷縮小，但相對滯後程度仍有所擴大，改革開放前從1952年的0.69（與1的差距較小），擴大到1978年的0.40（與1的差距擴大），改革開放後，又從1978年的0.40，擴大到2010年的0.28（與1的差距更大）。這表明農業產業比重下降的速率快於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的速率，但相對滯後擴大的勢頭變小。汪進最近的研究指出“中國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偏離世界平均水平的程度在改革開放以來幾乎總是上升的”，這與相對偏差擴大的趨勢是一致的。

　　（二）從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偏差的國際比較看我國勞動力轉移的滯後性

　　為了說明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嚴重滯後性，我們引用西蒙·庫茨涅茨《各國經濟的增長》一書中的有關資料進行比較，該書的分析資料涉及十多個國家，可以避免與個別國家比較出現的片麵性，其闡述的各國現代經濟增長中產值結構和勞動力結構的變動趨勢、速率和幅度，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有密切的關係。庫茨涅茨指出，A部門（指農業）在勞動力中的份額，通常高於其在產值中的份額，這種差異在人均產值低的國家比人均產值高的國家大，因此A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明顯低於I部門（工業）和S部門（服務業）。的中模型為中國資料，庫模型為庫茨涅茨的多國模型資料，顯示其農業勞動力份額與產值份額的偏差比較。

　　（2）中國人均GDP70、100、200、300、500、1000美元取自於中國統計年鑒相應的年份為1952、1957、1978、1984、1990、2000年，按匯率計算它們分別為上述人均GDP的近似值。

　　如果我們把的絕對偏差數製成，更能直觀顯示中外模型的差別。

　　中外農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絕對偏差變動趨勢圖

　　從中可以看出，在經濟發展初期，中外模型的初始階段有一定的相似性，差別也不大。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中外模型的差別越來越大，庫模型隨著經濟的發展，絕對偏差數穩定下降，而中國模型總體有所上升但存在波動，在人均1000美元這個時點，中國模型和庫模型的差別明顯更大，說明中國模型的農業勞動力轉移速率與國際比較極其遲緩，具有明顯的滯後性。

　　（三）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偏差的理論解析

　　在工業化初中期，農業與非農產業技術進步的差異，使農業就業結構的演進滯後於產業結構的演進升級而出現的偏差數，說明大量剩餘勞動力仍滯留在農業，農業勞動生產率不能有效提高，而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由於資本和技術的密集投入，產生對勞動力的替代效應，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下降，但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使農業與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差距擴大，在經濟體製改革滯後的情況下，二元經濟結構加劇，農業現代化明顯滯後於工業化和城鎮化，導致農業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偏差數越大，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滯後。

　　隨著經濟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偏差不斷縮小，從國際經驗可以看出，在經濟高度現代化的情況下，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基本趨同或接近，偏差數很小。這說明農業已經基本沒有剩餘勞動力，農民能實現充分就業，在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基本趨同的同時，農業與非農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也基本接近，這正好驗證了“劉易斯第二轉折點”的重要條件——兩大部門（農業和非農產業）邊際生產率相等的時點，這個時點的到來，意味著二元結構基本消除，農業現代化水平與工業和城市現代化水平基本適應，最終實現“三化”協調發展，這種演變趨勢和規律具有明顯的國際普遍性。可以所列5個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中得到驗證。

　　三、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滯後的原因

　　（一）人口總量大、增長快，農村勞動力資源增量大於轉移量

　　我國於1953年進行首次人口普查，全國人口總量為5.94億人，從50年代到70年代，人口自然增長率一般達到25‰左右，處於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階段，而且年齡結構低齡化，總和生育率居高不下，使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增長量大大高於轉移到非農產業的數量，因此滯留在農業的勞動力不但沒有減少，而且呈增長趨勢，這意味著勞動力轉移滯後的狀況永遠不會改變，更不會出現轉折點。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於1991年達到39098萬人，為曆史最高峰值，此後逐步下降。70年代中期，我國實施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穩定下降，1998年下降到10‰以下，2004年下降到6‰以下，近幾年穩定在5‰左右，說明隻有在人口低生育率、低增長率的前提下，我國農業剩餘勞動力才能做到轉移量大於增長量，使農業勞動力不斷減少。表示我國農業勞動力總量變化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變化趨勢的關係。

　　我國農業勞動力總量變化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變化趨勢圖

　　從可以看出，我國1991年以前農業勞動力總量呈增長趨勢，勞動力處於無限供給條件，1991年以後，農業勞動力總量不斷下降，勞動力資源轉為有限供給條件，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這隻是數理統計的意義，因為無限供給的條件是勞動力資源的無限增長，一旦這個條件終止，無限便變為有限。但在經濟學意義的供求關係發生變化還不是馬上就能出現，還要有其他條件跟進，例如工業化城市化加快推進，這也說明社會科學意義的所謂“臨界點”“轉折點”不是一瞬間發生的，是在以後某一區間內逐步發生。不過，這時我國人均生產總值比較接近國際多國模型出現第一轉折點的區間，工資水平也在提升。必須指出的是第一轉折點並不意味著沒有剩餘勞動力，它距離沒有剩餘勞動力的第二轉折點還比較遙遠。

　　（二）忽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國民經濟各個產業部門對勞動力吸納能力，取決於該產業的就業彈性係數，即就業增長率與對應產業增長率的比值，當彈性係數為1時，表明產業增長與就業增長同步，大於1時表明該產業帶動就業增長的能力越大，資料計算表明，我國2000～2010年間，第二產業的勞動力就業彈性係數平均為0.2736，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就業彈性係數平均為0.3118，高於第二產業14.5%，具體。

　　（三）經濟發展動力過度依賴投資，製約了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

　　長期以來，我國固定資產增速遠遠超前經濟增速一倍以上，部分年份超出二倍以上，投資拉動型的增長方式一直占主導地位，居民收入占比長期偏低且不斷下降。特別是農民收入偏低，製約了非農產品的消費，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數量也越少。對於像我國這樣人口多、人均資源不足的發展中大國來說，重視內需拉動更有利於農業勞動力轉移，不僅不會延緩全麵現代化的進程，還可以使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更加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過度投入使資本有機構成迅速提高，產生資本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效應，單位投資的GDP產出率不斷下降，資本技術勞動力需求彈性降低，排斥富餘人員，失業壓力日益嚴峻。我們選擇2003-2008年（代表“十五”中期和“十一五”中期）五年間每個勞動力平均資本增長率，與對應產業的勞動力增長速度進行比較，計算出資本技術的勞動力就業彈性係數。

　　（四）體製機製障礙及城鎮化滯後製約了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

　　我國在“一五”時期就開始了工業化，但由於體製機製的障礙，工業化並沒有伴隨著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轉移，也導致了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停滯，在改革開放前（1957年—1978年）的21年間，我國城鎮化水平隻提高2.5個百分點，勞動力轉移和推進城鎮化失去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同時由於“左”的錯誤政策，60年代還出現勞動力逆向流動，大批城鎮居民和學生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在農村又限製非農產業的發展，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互動和有機聯係的規律被割裂。改革開放後，城鎮化快速發展掀起了民工潮，在農村大力發展以非農產業為主的鄉鎮企業，在城鎮大力發展服務業，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二元結構的矛盾，但仍難以消化曆史上長期積累的農業剩餘勞動力。而且與快速推進的工業現代化比較起來，城鎮化仍然顯得滯後，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雖然達到51.3%，但與人均GDP水平相同的國家比較起來，仍滯後10多個百分點。由於戶籍、土地、金融、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改革不到位，城市化質量不高，新的城市病開始顯現，許多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完成職業轉換後，卻沒有實現身份和財產結構轉換，並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社會，農民工市民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目前我國雖有2.6億農民工在城市打工，但多數農民工屬城鄉流動型人口，勞動在城市，家庭戶籍仍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不穩定性不完全性的半城市化特征，而且收入和消費水平不高，特別是用於支持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非食品消費能力低下，對勞動力轉移的拉動作用也大大降低。歐陽嶢、張傑飛認為農民的非農產品消費比重提高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動因。因此收入水平低構成了勞動力轉移的需求障礙。

　　（五）勞動力文化程度和知識結構不能適應產業升級的需要，成為新形勢下實現農民職業轉換的障礙

　　持續多年的“招工難”與農村勞動力總量過剩並存的局麵，使我們不能不進行深入的思考，透視新形勢下的“用工荒”和“招工難”，既有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期望的新需求，又有就業環境和製度的不適應問題。當前一個突出問題是農民工作為一種人力資本，自身的素質、知識和技能結構不適應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入一個產業升級新階段的要求。據江西社科院對南昌市“廣豐村”農民工的調查，該村集中居住廣豐縣在南昌市打工的農民工3000多人，按文化程度分組，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44.8%、初中文化占41%，高中文化占14.2%。按技能分組，有一技之長的技能型勞動力不到20%，80%以上屬體力型勞動群體，其中在製造業就業的隻有2%，在建築業就業的占70%。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是實現農民工職業轉換的重要人力資本，以產業升級為特征的工業化中後期，對文化程度和勞動技能的要求將越來越高，產業升級與勞動力資源結構性矛盾日趨突顯，年齡越大的勞動者更難以適應職業轉換的需要，是當前“用工荒”和“招工難”的主要原因，成為勞動力轉移的障礙。

　　四、加快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政策導向

　　由於農業剩餘勞動力都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轉移的實質是這部分勞動力資源在非農產業和城鄉之間的合理配置，根據我國人均GDP達到5400美元，工業化處於中後期階段，未來10年我們的基本判斷是：農業產業比重2010年為10.1%，下降的空間已經不大，下降速率趨緩；第二產業比重基本穩定或略有下降；第三產業比重有所上升。而就業結構將會有較大的變動，農業就業比重會有較大的下降，下降速率快於農業產業比重下降的速率，逐步進入就業結構快速調整期，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差將會不斷縮小，勞動力轉移速度加快，為了使農業剩餘勞動力能順利轉移出去，這就需要有非農產業特別是吸納勞動力強的第三產業的充分發展和城鎮化的協同跟進，還需要有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才能確保勞動力轉移後農產品的充分供給，所以它是一個“三化”同步推進、協調發展的過程，其政策如下：

　　（一）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是農業就業人口總量下降的前提條件

　　從前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於我國五六十年代人口高出生率、高增長率，1991年以前，新增勞動力資源總量大於轉移總量，農業勞動力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呈增長趨勢。鑒於我國人口基數大，勞動力資源總量過剩的基本國情，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實現人口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人口發展模式，使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在未來10年乃至更長時間，保持在5‰以下，是最終實現農業沒有剩餘勞動力的第二轉折點，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民收入持續增長並走上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

　　（二）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加大吸納勞動力的能力

　　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有較高的就業彈性，在同樣的投資和經濟增速的情況下，能夠更多地吸納勞動力，尤其在工業化初、中期階段，投資於服務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吸納勞動力的效果更加明顯。由於我國許多製造業存在產能過剩和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的現實情況，要把發展重點轉到服務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有利於吸納更多的勞動力。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比產業比重低10個百分點，而韓國、馬來西亞及許多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就業占比高於產業占比，說明我國第三產業還有很大的吸納勞動力的空間。根據發達地區的經驗，城鄉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是吸納勞動力的主要領域，要加大對這些企業的政策扶持和用地、金融、科技、工商、財會等全方位服務，進一步減輕小微企業的稅費負擔，認真落實國家已出台的結構性減稅政策，給小微型企業留有更大的利潤空間，滿足小微型企業發展對資金的要求。

　　（三）轉變發展方式，推進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雙重轉型

　　建立內需拉動主導型的發展方式，更有利於吸引廣大農村人口參與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有利於合理配置資源，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那種把廣大農村人口排除在外的高投入的資本技術密集型路線，從長遠看不利於實現“共同富裕”的總體目標，因此，我們主張除在高端領域盡量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外，對一般的加工業和服務業宜選擇適度技術，推進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雙重轉型，加快在農民工群體中培養雙重轉型的技術人才，使我國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更加協調發展，破解我國現代化過程中勞動力轉移滯後的困局，力爭在2020年將農業就業比重降到25%以下。

　　（四）進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完善促進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體係和就業服務體係

　　一是要深化戶籍製度改革，取消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體製，取消附加在戶籍上的一切特權和利益，大力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二是要深化土地製度改革，土地流轉過程中的增值收益主要歸農村集體組織和農民所有，使農民能帶資進城，體麵進城，安心進城，在自願的基礎上提倡承包地換戶口和宅基地置換。三要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推進用工製度改革，實現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同工同酬。建立相對穩定的企業用工製度，改變流動性過大，跳槽頻繁的“候鳥式”農民工製度，在此基礎上加強企業對職工的培訓，提高職工的技能和文化素質，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製，提高工資水平。四要深化金融體製改革，規範發展城鄉民間金融組織，鼓勵擴大麵向小微型企業和“三農”的小額貸款投放，滿足農民職業轉換中的創業需求。五是以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為核心，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經營，走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五）建立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機製

　　加快勞動力轉移需要加快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協同跟進，首先要進一步完善城鄉建設體係規劃，通過城鎮體係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等協調編製，合理引導和調控城鎮化規模、速度、節奏，提高中心城市、中心鎮區的人口和產業聚集度。我國農村人口總量大，根據國際經驗特別是拉美國家的教訓，必須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堅持異地轉移和當地轉移並舉，這是因為農村自身要發展為農業服務的非農產業，實施農業產業化經營。當前在推進城鎮化建設中要著力解決因城市規模快速擴張帶來的一些問題和矛盾，例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後，人口和產業聚集度低、住房保障程度低、“城中村”的髒、亂、差現象突出等問題。要將進城務工人員納入住房保障的範圍，逐步將住房公積金製度擴大到非公經濟組織和進城務工人員。另一方麵要根據統一規劃，紮實推進新農村建設，在完成鄉鎮總體規劃和行政村建設規劃編製的基礎上，加強村莊規劃和村莊整治工作，圍繞解決工業園區“招工難”問題，選擇城鄉接合部實施“三化聯動”實驗區，形成城鄉分工合理、區域特色明顯、生產要素和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口和產業空間布局。建設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促進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協調發展格局。

　　五、結論

　　準確判斷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的程度是製定經濟政策的主要依據，本文通過分析國民經濟三大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變化規律，計量兩者的絕對偏差和相對偏差，能夠準確評判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程度，當農業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絕對偏差為零，相對偏差為1時，兩者處於均衡狀態，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絕對偏差在5以下時處於基本均衡狀態，意味著基本完成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進入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偏差大小是衡量轉移程度的標準，這一規律具有普遍性。由於我國人口基數大的特點，達到處於基本均衡狀態的時間比其他國家要長。

　　鑒於我國農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絕對偏差和相對偏差都很大，距離進入劉易斯第二轉折點還很遙遠。我國勞動力供給雖然進入由無限到有限的轉變，但農業剩餘勞動力還大量存在，與國際比較，轉移滯後的格局沒有改變。要建立和完善促進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體係和就業服務體係，轉變發展方式，推進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雙重轉型，使“三化”更加協調發展。

　　決定我國勞動力供求關係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長率，根據我國實際情況，當人口自然增長率大於20‰時，勞動力處於無限供給狀態，轉折點永遠不會來臨，而轉移動因主要是經濟發展水平和工資收入的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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