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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國內外家庭農場模式分析研究

  ⊙龍晨紅

  2013年3月,農業部首次對全國家庭農場發展情況開展了統計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家庭農場開始起步,表現出了較高的專業化和規模化水平。家庭農場已初具規模。截至2012年底(下同),全國30個省、區、市(不含西藏,下同)共有符合本次統計調查條件的家庭農場87.7萬個,經營耕地麵積達到1.76億畝,占全國承包耕地麵積的13.4%。平均每個家庭農場有勞動力6.01人,其中家庭成員4.33人,長期雇工1.68人。家庭農場以種養業為主。在全部家庭農場中,從事種植業的有40.95萬個,占46.7%;從事養殖業的有39.93萬個,占45.5%。家庭農場生產經營規模較大。家庭農場平均經營規模達到200.2畝,是全國承包農戶平均經營耕地麵積7.5畝的近27倍。其中,經營規模50畝以下的有48.42萬個,占家庭農場總數的55.2%;50~100畝的有18.98萬個,占21.6%;100~500畝的有17.07萬個,占19.5%;500~1000畝的有1.58萬個,占1.8%;1000畝以上的有1.65萬個,占1.9%。

  一、國外家庭農場模式分析

  在家庭農場中,家庭成員是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的生產經營,同時農業收入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這是個外來概念,在國外這種模式早已流行,例如以美國為代表的大中型家庭農場模式,以法國為代表的中型家庭農場模式和以日本為代表的小型家庭農場模式。

  (一)美國:大中型家庭農場

  美國家庭農場的優勢地位非常明顯。20世紀末,美國家庭農場也像公司農場、農工商企業一樣,適應大規模的經營要求,擁有81%的耕地麵積、83%的穀物收獲量、77%的農場銷售額。美國的農業以家庭農場為主,由於許多合夥農場和公司農場也以家庭農場為依托,因此美國的農場幾乎都是家庭農場。可以說美國的農業是在農戶家庭經營基礎上進行的,具有如下特點:

  1.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化

  1776年7月,美國宣布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建立何種農業生產製度和經營組織來發展農業,成為美國政府特別關注的問題。經過幾十年的探索,於1820年確立了將共有土地以低價出售給農戶,建立家庭農場的農業經濟製度,正是這種製度的建立,促進了美國開發西部的移民熱潮。

  2.生產經營的專業化

  美國把全國分為10個“農業生產區域”,每個區域主要生產一兩種農產品。就是在這種區域化布局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了生產經營的專業化。農場專業化是指一個農場隻生產一二種農產品。如專門種植大田作物,專門種植蔬菜或水果,專門飼養牲畜或家禽。

  (二)法國:中型家庭農場

  法國中小農場占很大比重,專業化程度很高,按照經營內容大體可分為畜牧農場、穀物農場、葡萄農場、水果農場、蔬菜農場等等,專業農場大部分經營一種產品,突出各自產品特點。同時,過去由一個農場完成的全部工作,如耕種、田間管理、收獲、運輸、儲藏、營銷等,現都由農場以外的企業來承擔,使農場由原來的自給性生產轉變為商品化生產,有如下特點:

  1.土地的集中與分散

  20世紀初期,法國的土地集中化和資本主義農場取得了一定發展,但是農場仍然規模較小,遠不如美國、英國和德國的大型資本主義農場。1955年,法國的農用土地仍具有明顯的“兩小”特點:農戶土地麵積小,在總共228.57萬個農場中,農用土地麵積在10公頃以下的127.72萬個,占農場總數的55.9%;地塊小,總麵積34萬公頃(34萬公頃的農用土地分割成7600萬塊地,平均每塊地僅0.45公頃)。

  2.農場數量的減少與規模的擴大

  從20世紀60年代起,在一係列國家幹預政策的引導和鼓勵下,法國的農場數量逐步減少,農場的土地規模逐步擴大。農場從1955年的228.5萬個,1997年減少到67.98萬個;農場平均規模從1995年的16公頃,1997年增加到41.7公頃。42年間(1955—1997),農場數減少了70%,平均土地規模增加了157.5%。

  3.農場專業化程度很高

  法國農場專業化按照經營內容大體可分為畜牧農場、穀物農場、葡萄農場、水果農場、蔬菜農場等等,專業農場大部分經營一種產品,突出各自產品的特點。作業專業化是將過去由一個農場完成的全部工作,如耕種、田間管理、收獲、運輸、儲藏、營銷等,均由農場以外的企業來承擔,使農場由原來的自給性生產轉變為商品化生產。

  (三)日本:小型家庭農場

  隨著工業化發展,農業人口不斷減少,政府把農地改革的重點由所有製轉向使用製度,在農地小規模家庭占有的基礎上發展協作企業,擴大經營規模,鼓勵農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政府鼓勵農田租賃和作業委托等形式的協作生產,以避開土地集中的困難和分散的土地占有給農業發展帶來的障礙。如以土地租佃為中心,促進土地經營權流動,促進農地的集中連片經營和共同基礎設施的建設,以農協為主,幫助核心農戶和生產合作組織妥善經營農戶出租和委托作業的耕地等。日本家庭農場的特點:

  1.農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結合。

  1946—1950年,日本政府采取強硬措施購買地主的土地轉賣給無地、少地的農戶,自耕農在總農戶中的比重占到88%,耕地占到90%,並且把農戶土地規模限製在3公頃以內。日本於1952年製定了《農地法》,把以上規定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從此日本形成了以小規模家庭經營為特征的農業經營方式。據統計,1950年,日本共有農戶618萬戶,戶均耕地0.8公頃,其中1公頃以內的農戶占77.5%,2公頃以上的農戶不到23.5%。

  2.土地轉讓和相對集中。

  1961年製定的《農業基本法》,鼓勵農業生產的擴大和農業結構的調整。1962年對《農業基本法》進行了修訂,允許農民擁有農地的量超過1952年《農地法》規定的3公頃的限製,但其條件是這些農民隻能使用本家庭的勞力。該法也允許離開村莊去城裏的農民將其土地委托給小規模的農業合作社代耕。其條件是股份公司不得購買農地以及小規模的合作社也必須像自耕農家庭農場那樣進行農業生產。在這些法律法規下,1955—1964年間,日本的農業年增長率為4%,高於大多數國家的農業增長率,也滿足了當時由於人民收入提高而對食物消費需求的增長。

  3.農業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

  20世紀70年代開始,政府連續出台了幾個有關農地改革與調整的法律法規,鼓勵農田的租賃和作業委托等形式的協作生產,以避開土地集中的困難和分散的土地占有給農業發展帶來的障礙因素。如以土地租佃為中心,促進土地經營權流動,促進農地的集中連片經營和共同基礎設施的建設;以農協為主,幫助“核心農戶”和生產合作組織妥善經營農戶出租和委托作業的耕地。這種以租賃為主要方式的規模經營戰略獲得了成功,1980年的租賃田比1970年增加了30多倍,1986年又比1980年增加50%,達5萬公頃。

  二、國內家庭農場模式分析

  家庭農場是指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並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早期家庭農場是獨立的個體生產,在農業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國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後,有的農戶向集體承包較多土地,實行規模經營,也被稱之為家庭農場。2013年“家庭農場”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一號文件中出現,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上海鬆江、湖北武漢、吉林延邊、浙江寧波、安徽郎溪等地積極培育家庭農場。

  (一)上海鬆江模式

  責投資,農場主隻要養好豬,就可以拿到相應的代養費。截至2012年年底,鬆江區1206戶家庭農場中,種養結合型53家,機農結合型140家,純糧食種植型1013家。鬆江家庭農場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種養結合型,二是機農結合型,三是純糧食種植型家庭農場。

  上海市鬆江區非農就業率達96.7%,全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1.6萬元,其中工資性等非農收入比例高達88%,是典型的都市“三農”區,近年來,鬆江區以頂層設計為先導,開展了都市“三農”工作的各項創新實踐,其家庭農場模式贏得了民心,引領了都市“三農”工作新格局,受到全國關注。鬆江的家庭農場是“計劃性”的“定人定產”農場,規模在100畝到200畝之間,農場主是本地職業化的家庭成員,基本不超過3人,隻從事糧食生產和養豬。在鬆江,“定人定產”的家庭農場已成為鬆江都市農業的亮點。鬆江“定人定產”家庭模式有非常科學的頂層設計,保障了糧食生產,保護了生態,培育了職業農民,保證了專業化水平,一舉多得,鬆江家庭農場的主要做法和優惠政策分別。

  (二)湖北武漢模式

  截至2012年底,武漢已培育示範性家庭農場167家。武漢市農業局統計,家庭農場人均純收入普遍高於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10%以上,家庭農場平均農業收入超過20萬元。武漢家庭農場主要有四種類型:種植業家庭農場、水產業家庭農場、種養綜合型家庭農場和循環農業家庭農場。

  種植業家庭農場即符合新農村建設和農業產業發展規劃,流轉土地10年以上,適度規模種植優質稻、油菜、鮮食玉米、蔬菜、西甜瓜等品種,蔬菜和糧油作物種植麵積分別為50畝以上和100畝以上,有較穩定的技術依托單位和一定的農田基礎設施。機械化作業水平達到60%以上,實行標準化生產。

  土地規模標準下限的50%以上。

  循環農業型家庭農場即以家庭為單位,業已建成規模畜牧養殖農場,養殖範圍在武漢市規劃的外環線以外,距離村、鎮居住點、集貿市場以及其他畜牧場、屠宰場1公裏以上,具備固定的場地場房和廠區圍牆、消毒池,方位朝向地勢較好,功能分區明顯,畜禽飼養、排汙等配套設施齊全,動物疫病防控和抗災能力較強。同時流轉土地進行種植業生產,土地規模標準為種植業家庭農場某一產業的下限標準,並實行“畜禽—沼—種植”的循環農業模式。

  1.武漢家庭農場補貼優惠政策

  驗收依據:符合上述申報主體條件和建設標準,以市農業局、市財政局聯合審定並批複的家庭農場項目實施方案為依據;

  補貼辦法:通過驗收,對經市農業局、市財政局批準立項且達標的種植業、水產業專業型家庭農場,種養綜合、循環農業型家庭農場新建的基礎設施部分予以補貼。補貼擬采取“先建後補”的方式,年底檢查驗收後,撥付補貼資金。已享受財政補貼的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不納入家庭農場補貼範圍。

  2.湖北武漢模式規模

  2011年確定“支持發展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模式”,鼓勵農村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農民,通過承包、投資入股等形式,集中當地分散的土地進行連片開發,發展規模。

  (三)吉林延邊模式

  截至2012年底,延邊州家庭農場總數達到451個,其中種植大戶、村幹部、返鄉創業人員等種糧大戶領辦類型占45%,農民合夥類型占18%,農民專業合作社領辦類型占28%(以土地入股的家庭農場占此類型8.9%),城鎮個人創辦類型占4.5%,城鄉企業帶動創辦類型占4.5%。家庭農場經營土地麵積3.53萬公頃,其中土地流轉麵積占81.0%,平均每個家庭農場經營土地麵積79公頃,涉及土地流轉農戶16061戶。這其中,經營旱田作物占68.7%,水田作物占21.2%,蔬菜作物占2.9%,經濟作物占7.2%。由此可見,業農場90%以上的經營者都是農民,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主要是種植大戶、村幹部、返鄉創業人員創辦的專業農場;第二類農民合夥類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特點是把農民組織起來,集體抱團對接市場,讓一部分農民走出來幹別的,土地向有能力的人集中,掛合作社的牌子來經營;第三類城鎮個人創辦類型是大學生或者城裏人到農村,雇用種植能人搞管理,收入非常可觀,市場能力非常強。

  1.吉林延邊家庭農場補貼優惠政策

  延邊州對“家庭農場”采取七方麵扶持政策:一是對“家庭農場”貸款貼息;二是注冊登記的“家庭農場”可享受各項國家農業財政補貼政策;三是對水田、蔬菜和經濟作物種植麵積50公頃以上、旱田100公頃以上的“家庭農場”,擴大到可一次性享受5台套農機具購置補貼;四是對“家庭農場”農作物保險保費給予補貼;五是加大資金支持力度;六是實施稅收優惠政策;七是“家庭農場”經有關部門許可,可以使用集體建設用地等生產經營用臨時建築物。

  2.吉林延邊模式規模

  從2008年開始,延邊州在全州範圍內探索“家庭農場”模式。農村種田大戶、城鄉法人或自然人,通過承租農民自願流轉的承包田創辦的土地集中經營的經濟組織,發展規模。

  (四)浙江寧波模式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寧波市就有了家庭農場的雛形,出現了一批良田適度規模經營大戶,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一些大戶自發或在政府部門引導下,進行了工商注冊登記,以期尋求法律的保護和進一步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截至2012年12月,登記為個體工商戶的家庭農場有295家,登記為個人獨資企業的有90家,浙江寧波家庭農場的主要做法。

  出台政策市本級出台了《寧波市示範性家庭農場財政引導資金申報指南》等一係列扶持政策,並將於年內出台發展家庭農場的專門政策文件,引導鼓勵家庭農場發展。有關部門積極開辟申辦家庭農場的綠色通道,組建農戶小額信用擔保有限公司,啟動農業政策性保險,大力發展訂單農業,為家庭農場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積極推進土地流轉土地流轉是發展家庭農場的前提和基礎。寧波市高度重視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工作,出台政策文件,抓好流轉服務體係和承包經營糾紛調處機構建設,全市涉農縣市、鄉鎮、村三級分別建立了信息服務平台、服務中心和服務站,每年投入到土地流轉中的扶持資金達3000萬元。

  注重強化服務保障加強家庭農場的財政支持,明確對市級示範性家庭農場給予每家10萬元的一次性財政補助。鼓勵家庭農場引進人才,市縣兩級財政給予符合條件的大學生每人每年2萬元的基本報酬補助,注重加強家庭農場主從業技能培訓,全市農場主學曆在高中以上的有275名,占40.0%,其中大專以上57名,占8.3%。

  以市場為主導,培育一批生產蔬菜、瓜果、畜禽養殖等規模大戶,規模大戶還進行了工商注冊登記,成立了公司,進一步尋求貼近市場的發展方式,發展規模。

  (五)安徽郎溪模式

  成立於2009年的郎溪縣家庭農場協會目前經營戶已發展到700多戶,人均純收入已突破3萬元,是全縣人均純收入的5倍以上,在促進農民增收上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效果。郎溪縣家庭農場協會自組建以來,極大助推了該縣農業的規模經營和農業經濟的發展。協會積極創建科技示範基地,到目前已累計創辦示範農場20個,起到了明顯的示範帶動作用。家庭農場連續四年進入“全國農技推廣體係示範縣”項目建設範疇,每年在全縣優選10個家庭農場,每個投入項目資金3萬元,用於示範家庭農場建設。同時,協會協調縣農村合作銀行、郵政儲蓄銀行、新華村鎮銀行為每戶家庭農場提供2-5萬元的信譽貸款授信,主要做法和計劃財政金融扶持政策分別。

  出台政策充分整合農業綜合開發、重點小農水、增糧工程、農機具補貼等項目向家庭示範農場傾斜,不斷提高家庭示範農場的農業基礎設施和物質裝備條件。2009~2012年,共在全縣優選了40個家庭農場進行重點培育和扶持,累計投入資金710萬元。2013年3月,縣委縣政府出台了“十條”關於促進家庭農場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意見》中對家庭農場的基本原則和主要條件,以及政策支持作了明確規定,包括規範家庭農場管理、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和農技、信息服務、加大財政金融投入、落實各項優惠保障措施等。這“十條”意見的出台,將進一步推進郎溪縣家庭農場持續健康發展,提高農業集約化經營、標準化生產、社會化服務水平,為加快實現“四化統籌、城鄉一體”提供有力支撐,有力促進了全縣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發展。

  成立協會郎溪縣於2009年成立了家庭農場協會,以促進農業生產的適度規模經營,同時解決單個戶主想辦而辦不成的事。協會創建了“郎溪縣家庭農場協會網”,提供各類信息服務和網上營銷平台,為農場農民便捷地提供市場信息,積極服務和幫扶農民興辦、發展家庭農場;農場采用定單式生產或農業企業直接上門收購服務,提高了農業生產經濟效益。協會還以科技幫扶和科技創新為支撐,組織農業技術幹部與家庭農場開展“一對一”結對幫扶活動,重點推廣應用了兩係雜交稻優質品種,全麵指導家庭農場的標準化生產和農業新技術的應用。

  廣泛宣傳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安徽電視台等多家主媒體先後給予了關注和報道。這些媒體的宣傳,不僅擴大了郎溪縣家庭農場的影響,同時又助推了郎溪縣家庭農場的發展。

  郎溪縣“553”行動計劃財政金融扶持政策如下:

  (1)縣財政每年預算內安排1000萬元家庭農場發展專項扶持資金。

  (2)對家庭農場新增無性係良種茶園100畝以上,縣財政每畝補助200元;新建連片20畝以上鋼架蔬菜大棚每畝補助3000元,10畝以上連棟溫室每畝補助8000元;獲得市、省、國家級標準化生產基地的分別獎勵2萬、5萬、10萬元;製定省級地方農產品生產規程和農產品標準的分別獎勵2萬元;獲得無公害、綠色和有機等產品基地認證的,分別獎勵2萬、3萬和5萬元,獲得無公害、綠色和有機等產品認證的,每個產品分別獎勵1萬元、2萬元和3萬元。

  (3)每年扶持20個家庭農場開展信息化建設,經驗收達標,每場縣財政補助3000元。

  (4)對被評為縣、市、省示範家庭農場的分別獎勵1萬元、2萬元、5萬元。

  (5)對家庭農場創辦的市、省、國家級示範農民專業合作社,分別獎勵2萬元、5萬元、10萬元。

  (6)每年整合涉農項目資金1000萬元,用於支持各類示範農場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7)縣財政出資設立現代農業發展專項擔保基金,主要用於家庭農場和社會化服務組織貸款擔保。

  (8)涉農金融機構要設立適合家庭農場發展需要的金融產品,製定專項貸款指南,將家庭農場納入信用等級評定範圍,實施名錄製管理,提供多種形式的金融支持和服務。

  (9)縣財政對示範家庭農場及大中專院校畢業生、退伍軍人、外出務工經商人員返鄉創辦家庭農場的貸款,縣財政給予年息5%貼息。

  (10)社會化服務組織用於購買農機裝備、建設配套設施的貸款縣財政給予年息5%貼息,並優先享受農機具購置補貼。

  (11)縣財政對示範家庭農場及大中專院校畢業生、退伍軍人、外出務工經商人員返鄉創辦家庭農場的貸款,縣財政給予年息5%貼息。

  (12)政策性農業保險機構要根據家庭農場生產發展的實際情況,試點開展漁業、農機、農房保險,繼續完善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政策,逐步提高農業保險保費補貼標準。

  (13)探索建立財政支持的農業保險大災風險分散機製。

  從2009年起,郎溪縣連續3年安排項目資金90萬元,在全縣優選10個家庭農場,每年為每個農場投入項目資金3萬元,開展示範家庭農場建設。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後,農民家庭通過租賃、承包或者經營自有土地實現規模經營的形式,發展規模。

  三、啟示

  借鑒美、法、日三國家庭農場發展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1)全麵理解現代家庭農場的內涵。家庭農場作為農村一種新型的經營組織,是我國農村生產力不斷發展的產物。

  (2)加快農村土地流轉製度建設。家庭農場實現適度規模經營的基礎是地權的界定清晰。

  (3)建立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係。建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係是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麵。

  (4)培育公平競爭的農村市場。完善的市場對家庭農場起著龍頭作用,不僅可減少家庭農場進入市場的風險,而且能使家庭農場及時、準確地掌握市場信息,對未來的市場變化可進行科學的預測。

  參考文獻

  [1]朱博文,美法日家庭農場發展的經驗與啟示[J],四川農場,2006(1)。

  [2]朱博文,國外家庭農場發展前經驗與啟示[J],新疆農墾經濟,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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