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探賾（第3輯）

第二章 略論宋代的書坊刻書

　　⊙康芬

　　在中國古代流傳已久的三大圖書刻印出版係統——政府刻書、私家刻書和書坊刻書中，如果我們追溯其雕版源流，就不難發現，起源最早的，應該是書坊刻書。早在五代政府的國子監刻書以前，在經濟和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已出現了眾多的書坊，如“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西川過家”等都是唐代四川著名書坊，他們刻印過佛經、日曆等書籍。唐中和三年（883），僖宗逃入四川時，成都城東南已經是書肆集中地。這裏出賣的雕印書籍真是五花八門。既有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類的迷信書籍，也有字書、小學之類比較正統的圖書。當時長安也出現了“上都東市大刁家”所刻印的日曆。“上都李家”也刻印了《崔氏夫人》等書籍。唐代江南揚、越一帶，書坊也很興盛。著名詩人白居易的《長慶集》在這裏極為走俏。書商沿街叫賣，甚至可以用此書交換酒茗。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更加發達，使書籍生產從緩慢的手工抄寫徹底解放出來。圖書以一化身為千百億，在市麵上廣泛流通，成為尋常百姓人家可見可買的東西。宋代文化高漲又刺激了社會各階層對圖書的需求，更促進了以營利為目的的書業的坊刻書業的迅猛發展。特別是神宗熙寧以後，那種禁止民間擅刻書籍的出版法令的鬆弛，書坊刻書正遇上風雲際會的大好時機，不斷刻出種類繁多的書籍。書籍作為一種極為普通的商品，卻產生了極為豐厚的利潤，有的可得到二至三倍的純利。這使得許多書商不顧一切地采取各種手段去牟取暴利。如北宋哲宗時，福建商人徐積不顧政府屢下禁令，在杭州刻印《華嚴經》，書版共有2900餘片，書印成以後，又私自裝進海船，送往高麗出賣，得銀3000餘兩。英宗治平年間，開封府的一些書商為了迎合讀者的獵奇心理，竟敢偽造朝廷敕文，印賣都市，使得龍顏大怒，下令開封府嚴行追拿雕賣之人。更有甚者，一些政府官員也深樂此道，敢冒削職查辦的危險，利用公款鼓搗起書籍刻印買賣來，可以說是當時最典型的“官倒”。最著名的是唐仲友刻書公案。淳熙八年（1181）唐仲友為台州守，利用職權將偽造鈔票的刻字匠從獄中提出，一方麵威逼他繼續偽造鈔票，另一方麵又動用公款，令他兩次雕刻《揚子》、《荀子》等賦集子書。書籍印好後，又搬運到唐氏本家書坊貸賣以饒利。可見，對有利可圖的書籍生產逐利追益，使得下至粗通文墨的細民百姓，上至一些政府官員、文人學士趨之若鶩，迷於書業。這正是宋代書坊刻書興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書籍的私自刻印和自由買賣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尤其是東京的汴梁，以及浙江、福建、四川、江西等地，坊肆林立。汴京作為北宋的首都，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這裏書坊刻書和書籍交易特別活躍。汴京的大相國寺，這昔日神聖的佛教清淨聖地，當時卻成為萬姓交易，熙熙攘攘的都市商業中心。這裏除了買賣簟席、屏幃、洗漱用品、弓箭、鞍轡、時果等日用品之外，也買賣書籍。殿後資聖門前是書籍玩好圖畫的專營地，是文人最喜歡光顧的地方。北宋著名文人穆修為提倡韓、柳古文，曾私自刻印他們的文集，親自到相國寺兜售。蘇象先《丞相魏公譚訓》卷八中說，他的祖父，即曾任丞相的蘇頌“常於相國寺，置得閣本、法帖十卷。”可見當時嚴禁外借的館閣圖書，也有人偷出來刻印或出賣。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三也記載：“鄉人上官極……赴省試，遊相國寺，買詩一冊。”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也說：“在相國寺庭中買得古葉子書。”除了像相國寺這樣的書籍交易攤點外，汴京還有許多兼刻印、出版、發行於一身的固定書坊。如南宋時遷居於臨安的榮六郎書籍鋪，原來就開設在汴京的大相國寺東。寺東門大街上也有許多書籍鋪。它們中有許多高掛著“兌客書坊”、“發兌古今書籍”的布製廣告招牌，迎風飄揚，以吸引、招徠顧客。

　　（一）杭州書坊刻書

　　杭州是南宋京城，是人文薈萃之地。這座參差百萬人家的商業大都市，不但政府刻書名揚天下，書坊刻書也飽享盛名。當時人們未進入杭州，就聞到書籍買賣的氣息。白塔橋是進入杭州的主要通道。書商們抓住了入杭旅客急於了解杭州地理形勢的心理，在這裏擺開書攤，大肆口叫賣《朝京裏程圖》，這是一種類似今天旅遊指南的書籍。於是來往於杭的士大夫，必手買一冊，加以披閱。當時的詩人也就留下了“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亭驛分明”的詩句。走進杭州城，更是書肆林立，有姓名可考者就有20餘家，分布於杭州城內的各地。如郭宅經鋪設在城東北角的錢塘門內車橋南大街上，這裏靠近國子監、太學和錢塘縣學，是文人學士經常出沒的地方。郭宅經鋪刻印過《寒山拾得詩》等書籍。尹家書鋪是杭州較有名的書坊。它開設在和寧門與朝天門中的太廟前，距離皇宮最近。左右與政府的三省、六部、五府等官署相近，四周都是皇親國戚和達官顯宦的宅第。因此，這裏是高檔商品集中的商業中心，“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以供附近高消費者購買。這些消費者同樣屬於知識階層。他們也喜歡購買書籍，所以尹家書鋪生意興隆，他刻印了較多書籍，如《北戶錄》3卷、《卻掃編》3卷、《釣磯立談》1卷、《澠水燕談錄》10卷、《述異記》2卷、《曲洧舊聞》10卷、《續幽怪錄》4卷、《茅亭客話》10卷、《篋中集》1卷等。從上麵所刻之書的內容來看，大部分是筆記小說、軼聞怪錄之類，完全適合這些功成名就的達官貴人在膏粱錦繡的寄生生活中，聊以消遣娛樂，尋找精神刺激的消費心理。

　　杭州城書坊最集中之地大約有二處：一是以桔園亭為中心所形成的文籍書房，這裏正對棚橋，倚近喜績坊，左右兩河相夾，是商品集散地，也是南來北往旅人歇腳之處，但是由於史書缺乏記載，桔園亭到底有多少書坊，我們不得詳知；二是集中於城北的商業中心，它的範圍大致自棚橋至眾安橋一帶。書坊以禦街為軸線，沿街東西兩邊敞開門戶。全城有姓名可考的三分之二的書鋪都設在此區。這裏有“大瓦子”、“小瓦子”，是一個百戲薈萃之地，日夜表演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節目，如雜技、影戲、傀儡戲、說書、講經等，成為熱鬧非凡的市民文化世界。這裏離貢院不遠，是各地科舉考子經常光臨之地。這裏茶肆旗展、酒樓林立，吸納著各個階層和四麵八方的顧客。因此大部分書坊設於此地區，正是為了更好地推銷書籍。如在禦街西南，貓兒橋河東岸，有開箋紙馬鋪的鍾家，曾刻印出賣過許多經常有關迷信的印刷品，但他以秀氣的歐體字刻印的《文選五臣注》30卷，卻是雕刻精美、傳世甚罕的印刷品。卷尾刻有“錢塘鮑洵書字，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鍾家印行”二行題記。現僅存二卷，分別藏於北京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在禦街東南、大瓦子的東北街有二座相鄰的橋，名叫鞔鼓橋、洪橋，同時亦有二家陳氏書坊，均坐落在二橋南河西岸。洪橋子南河西岸陳宅書鋪刻有《李丞相詩集》；鞔鼓橋南河西岸陳宅書鋪刻有《容齋五筆》等書籍。

　　為了提高競爭力，有的書坊刻書內容獨樹一幟，朝專門化方向發展，如開設在眾安橋南的賈官人經書鋪，以刻佛教經典為主，刻印了《妙法蓮經》、《宗鏡錄》、《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等書籍。在杭州眾多書坊中，恐怕要算榮六郎的經史書籍鋪曆史最悠久了。它在北宋時就在汴京相國寺東開業。靖康之變後，他隨許多商人一起南逃到杭州，在中瓦南街紮營盤寨，又重操刻書、販書舊業。為了取得信譽，推銷書籍，他念念不忘在刻印的書籍廣告牌記中炫耀書店的悠久曆史。在紹興二十二年（1152）刻印的《抱樸子》一書卷尾，有這樣一段刊語：“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鋪，今將京師舊本《抱樸子內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鑒。”

　　宋代杭州諸多書坊中，刻書數量最多、質量最精，被後世一致豔稱的，要算是陳起父子所開設的陳氏書鋪了。陳氏書坊開設在棚橋和睦親坊附近的棚北大街上，所以後人稱陳氏刊書為“書棚本”。睦親坊俗稱宗學巷，宗學是皇朝宗室子弟讀書處。這裏既是喧鬧的商業中心，又有濃厚的文化氛圍。地理上的優勢，使陳氏書鋪生意熱鬧非凡。僅他所雇傭的刻工就有數十名之多。書坊主人陳起，字宗之，號芸居，外號陳道人，因寧宗時鄉貢第一，人又稱其為陳解元。他是一位集詩人、書法家、藏書家、出版家、書商為一身的全才。他的詩寫得很好，人稱“筆下句通神”，詩風既有陶淵明、韋應物的淡泊，又有郊瘦島寒般的艱深。給後人留下了《芸居乙稿》和《芸居遺詩》二部詩集，計130餘首詩；他亦擅書法，有“字畫堪追晉”的詩句可證。正因為他有極高的文化修養，他在圖書刻印出版史上的貢獻，是一般粗通文墨的書商所望塵莫及的。他和當時社會各階層的文人有著極廣泛的聯係。特別是和那些江湖落魄的文人，更有一種聲氣相交的親切感。他為他們改稿選詩，並把這些詩編輯一起，刊刻行世，名曰《江湖集》，由於他的穿針引線，這些地位低微、窮愁潦倒的文人詩歌才得以流傳行世，江湖詩人作為一個群體在詩壇上雄踞一時，由此而形成了南宋著名的詩歌流派——江湖詩派。

　　陳起在書籍刊印出版的另一個重大貢獻是大量刊印了唐代的詩文集。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作為一個以營利為目的書商，還沒有一個書商能像陳氏那樣傾注了那麽大的熱情，花費了那麽多的精力和財力，對這一寶貴的文學遺產進行總結和翻刻。陳氏是宋代眾多書商中鶴立雞群第一人。陳起是一位詩人，他作詩“刻苦雕肺肝”地追摹唐代詩人孟郊、賈島的艱深苦硬和韋應物淡泊素雅的風格。這種偏嗜唐代詩歌的審美觀念，也極大地左右和指導了他的刻書實踐，使他抱著“詩刊欲遍唐”的決心，先後刊刻了《常建詩集》《韋蘇州集》《孟東野詩集》《李賀歌詩集》《王建集》《朱慶餘詩集》《於濆詩》《李群玉詩集》《張螏詩集》《碧雲集》《李推官披沙集》《浣花集》《唐求詩》《甲乙集》《女郎魚玄機詩》《周賀詩集》等近二十種詩文集，以上是有書名可考或流傳至今的唐人詩集。實際上陳氏當日所刊不可勝計。這些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字體秀勁圓活的唐人詩集，對後世影響極大。明代所刊的十行十八字本的唐人專集、總集，都是以陳氏所刊為藍本。近代商務印書館編輯《四部叢刊》時，也影印了陳氏所刊部分唐人詩集。所以王國維在《兩浙古刊本》說：“陳氏父子遍刊唐宋人詩集，有功於古籍甚大。”唐人詩集得以流傳至今，“陳氏刊刻之功為多”。

　　與陳起幾乎生活在同一時代，並同樣具有極高文化素養的另一位著名書商和刻書家陳思，也被人們稱為陳道人。他的陳氏書籍鋪也開設在棚北大街上，因此人們很容易產生誤解，一是將他們倆牽合為一，認為陳思就是陳起；二是認為陳思是陳起的兒子。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是錯誤的。今人胡念貽在他的《南宋〈江湖前、後、續集〉的編纂和流傳》一文有詳細考證（詳見《文史》第16輯）。陳思與布衣終生的陳起不一樣，他曾擔任過南宋政府的小官。《四庫全書總目》說：“思，臨安人。所著《小字錄》，前有結銜稱成忠郎、緝熙殿國史實錄院秘書省搜訪。”有的史書還認為他擔任過賈似道的編管。陳思不像陳起一樣是位詩人兼出版家，但他卻是位見識極高的學者型出版家，他編纂刻印的《寶刻叢編》《海棠譜》《書苑精華》《書小史》《小字錄》，書中匯集了大量考證，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朱彝尊《寶刻叢編跋》中稱讚：“臨安書肆人陳思所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中條理。金石文跋，藉其會粹……當南渡之後，君臣無意讎編地誌者；思獨博采九域圖經所遺，一一識之。其識高於朝士一等矣。”陳思所編纂刻印的《兩宋名賢小集》，更是一部影響甚巨的宋人詩集匯編，共收錄了兩宋近160家詩人的作品，其中包括陳起所印的《江湖集》60餘家宋人的詩歌，此書一出版，就被人們踴躍搶購。當時的藝流文客稱此書為“國寶新編”，多挾此以拜謁權貴，成為時髦的見麵禮。許多名不見經傳的詩人作品，賴陳思編輯刻印之力，幸不湮沒於曆史風塵，而得以流傳今世。與陳起以刊刻保留唐詩作品而著於世一樣，陳思以刊刻《兩宋名賢小集》，為保存宋詩作出了巨大貢獻。

　　作為一個鬻書人，陳思可稱為精通業務的書肆老手。他對於自己所刻印出售的圖書都要進行精讀，並且寫下讀書筆記。長此以往，鍛煉了對書籍一眼即鑒真贗的能力。他經營有術，不但出賣自己書坊所刻之書，而且大力收購那些藏書故家因淪墜不振而出賣的藏書，既而轉手賣出，以獲豐厚利潤。他還經常主動上門推銷書籍，如為《寶刻叢編》作序的孔山居土，辛卯之秋，藏書盡厄於火災，陳思聞之，三番五次上門兜售書籍。他還專門為一些購書多的讀者進行定點服務：一是送書上門；二是為他們收集急需散佚的圖書資料；三是提供圖書谘詢，如著名學者魏了翁在《寶刻眾編序》中稱陳思“多為餘收攬散佚，扣其顛末，輒對如響”。

　　（二）福建書坊刻書

　　以地域而論，宋代書坊刻書數量最多，速度最快，流傳最廣，要數福建的書坊了。福建的書坊主要集中在建陽的麻沙、崇化二鎮。自宋至清，人們一直稱麻沙、崇化為圖書之府。在宋代，建陽就與浙江杭州、四川成都鼎足而三成為全國圖書刻印出版的中心。但建陽刻書又有其獨具一格的特點。杭州、成都的刻書是由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刻書係統齊頭並進的方式而奠定其在書業雄踞一時的地位的，而建陽刻書卻是坊刻為主，經過眾多淵源深厚、世代相沿的刻書工匠的努力，而成為全國刻書中心的。因此，在這裏商品的價值規律顯得特別突出，由此建陽坊刻的優點與弊病也成為世人議論的焦點。

　　建陽坊刻的圖書曆來形象不佳，多遭世人非議。宋代葉夢得說：“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宋人周煇在《清波雜誌》中也說：“若麻沙本之差訛，誤後學多矣。”著名詩人陸遊在《老學庵筆記》等書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宋代姚祐曾任杭州州學教授，曾根據《易》義出了一道題《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讓學生們寫作文。弄得學生們莫名其妙，就向老師發出疑問：“先生恐怕是看了麻沙本吧？監本中是‘坤為釜呢！’”姚祐一查監本，果真如此，隻得說：“我買了這該死的麻沙本，應該升堂自罰一值。”明代福建文人謝肇淛也並不隱惡諱言地批評家鄉的刻本：“閩建陽有書坊，而版紙俱最濫惡，蓋徒為射利計，非以傳世也。”清代陳芝光更以詩歌形式批評麻沙本：“坊間墨本幾差訛，更怪麻沙滅裂多。自古文風關世運，異瀾誰識是同波。”這種千秋筆伐建陽書坊麻沙本的現象，使麻沙本成了劣本的代名詞。

　　平心而論，建陽麻沙書坊刻書，由於以謀利為目的，它不能不降低成本，追求速度。它要以多、以快，以低價與政府刻書、私家刻書抗衡，再加上書坊主人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像杭州書坊的陳起、陳思這樣既是文人學士，又是書肆主人，在宋代書坊中畢竟是鳳毛麟角。作為圖書生產的組織者和總指揮的書坊主人，由於文化素質的低下，勢必使生產出來的圖書出現各種各樣的質量問題，如校勘不精，紙墨不佳，字跡模糊，內容低下，甚至有意作偽，以假亂真等等。

　　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建陽書坊為保存和傳播中國文化所作出的豐功偉績。建陽的麻沙、崇化，這兩個深藏在閩北群山白雲綠蔭中的小鎮，七百餘年來以她們獨特的文化色彩和魅力，牽動著中原大地和江南各地的文化神經。她所開辟的書籍之路，把知識的寶藏源源不斷地送往內地。清初詩人查慎行竟如此唱道：“西江估客建陽來，不載蘭花與藥材。點綴溪山真不俗，麻沙村裏販書回。”這不僅是清初而且也是整個宋代建陽書坊的真實寫照。南宋理學大師朱熹曾在建陽講學，他看到建陽書籍遠銷四方，也發出欣喜的稱讚：“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且種類繁富，“上自六經，下及《史記》、子集”都有刊刻。連對建本批評最烈的葉夢得也不得不承認：“福建本幾遍天下。”這個“天下”還應作廣義理解，建本書甚至遠銷國外，當時朝鮮與日本都購買了建本書籍。因此南宋末年建陽學者熊禾才會寫出如此《上梁文》：“兒郎偉，拋梁東，書籍日本高麗通；兒郎偉，拋梁北，萬裏車書通上國”。

　　建陽書坊刻書能迅速占領市場，暢銷全國，其成功的秘訣，並不是他們有雄厚的財力，而在於“易成”和“速售”。“易成”就是就地取材進行刻印，刻書多用柔木，易刻速成。印書亦多用本地產的“建陽扣”竹紙。這必定加快刻印速度，明顯地縮短了出版周期。“速售”，就是減少書籍的庫存時間，加快書籍作為商品在流通領域裏的發行速度。書籍一旦印好，就由四方書商日夜兼程運往四方行銷。因此建本書的價格比較低廉。據統計，買一本浙本書的價格，可以買到兩本建本書。這對於那些購買能力有限的庶民來講，無異是一個福音，使他們能“恣讀麻沙坊裏書”。所以建陽坊刻書在普及宋代文化方麵是作出了巨大貢獻的。

　　建陽書坊另一個成功的原因是書商們能時刻瞄準書市的行情，徹底摸準社會需求，及時調整刻書的種類和內容，生產出試銷對路的書籍產品。這是拘謹保守的政府刻書所不能企及的。例如，宋代科舉考試盛行，廣大的經生學子急切地需要場屋用書，這是一個潛力極大的市場。建陽書坊正把握了這個時機，大量地翻刻了經史典籍及課藝應試之文，以供舉子們操觚射鵠，攀摘功名桂冠所用。為了使他們便於攜帶，建陽書坊又對書籍形式進行改革，盡量擠緊版式，壓縮冊數，縮小字體，並創造了一種適宜密行的瘦長字體，甚至刻印出一些袖珍式的巾箱本，更方便了考生挾帶入考場，進行舞弊。書商們又對通用的考試經史書籍進行了各種花樣翻新的加工。例如在宋以前，各種經籍刻本的正文、注疏皆是單行本。建陽書坊就把正文、注疏、音義、釋文全部合刊在一起，如建陽書坊主人劉叔剛刻印的《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黃善夫合刻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都是此類匯刻本。這些都便於考生攜帶和查閱檢尋。自從宋神宗在科舉考試中罷詩賦、用策論之後，考試的內容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要求考生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擷取精華，成為一個博覽古今，深諳掌故的人。為了適應這個形勢，建陽書坊又大量刻印了各種類書、字書、韻書以及其他工具書。宋人嶽珂曾言：“自國家取士場屋，世以決科之學為先。故凡編類條目、撮載綱要之書，稍可以便檢閱者，今充棟汗牛矣。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以冀速售。”

　　宋代書禁甚嚴，而且禁書的範圍極為廣泛。什麽天文曆算、陰陽卜卦、兵謀之書、政治邊機文字，除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除正史之外的任何野史，甚至連當代文人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著作都屢有禁令。這似乎又為建陽書坊創造了一個印書謀利的意外機遇。一是建陽遠離南宋行在臨安，更遠離北宋首都汴京。這種天高皇帝遠、鞭長莫及的地理優勢，為刊刻禁書創造了條件；二是宋政府禁書，必定造成所禁之書以稀為貴的局麵，而且禁書反而更加刺激了人們“雪夜閉門讀禁書”的獵奇心理和逆反心理。因此刊刻禁書大有市場。這就造成了建陽書商敢冒毀板、鞭杖、入獄甚至殺頭的危險，去開辟官刻不能刻，私刻不敢刻的禁區，刊刻了大量的禁書。因此，在政府多次的禁書令中，建陽書坊的大名總要忝列其首。如徽宗宣和五年（1123）有“勘令福建等路，近印造蘇軾、司馬光文集等……印造及出賣者與同罪。”慶元四年（1198）二月五日國子監言：“福建麻沙書坊見刊雕太學總新文體內，丁巳太學春季私試都魁郭明卿問定國事、問京西屯田、問聖孝風化，本監尋將案籍施照，得郭明卿去年春季策試……及將程文披閱，多是撰造怪辟虛浮之語……乞行下福建運司，追取印板赴國子監繳納。已印未賣，當官焚之。仍將雕印行賣人送獄根勘，依供申取旨施行。從之。”

　　建陽書坊刊刻違禁圖書，當然主要是受金錢的驅使，但客觀上為保存許多珍貴的古代文獻作出了貢獻。據統計，宋代建陽書坊有姓名可考者共有三十餘家，而且有許多是沿襲久遠的家庭刻書專業戶，有的甚至相傳六七百年之久。這是其他各地書坊所不能企及的。如宋代杭州陳起的陳氏書坊，固然名顯當時，但傳於其子陳續芸，書肆就走向式微。續芸死後，陳氏書坊就此關門大吉。然而在這偏僻寧靜的建陽山城中，書坊主人卻以其堅韌不拔的毅力，把刻書作為謀生立業的手段，祖祖輩輩流傳承緒下去。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建安餘氏（建安是建陽的古代郡名，故建安餘氏即為建陽餘氏）的刻書了。葉德輝說：“夫宋刻書之盛，首推閩中，而閩中尤以建安為最，建安尤以餘氏為最。”建安餘氏遠祖餘煥，從南北朝時開始定居於閩中，到北宋初期，餘氏又遷徙於建安書林，始以刊書為業。初以“勤有”名其書坊。當時餘氏從外地選購的紙料都鈐有“勤有”印記。南宋理宗時，餘氏二十五世孫餘文興，因其祖先有勤有堂書坊，為示紀念，自號勤有居士。現在我們知道宋代勤有堂刻書有《列女傳》，上鐫有“建安餘氏靖安刊於勤有堂”木記。至元代，餘氏勤有堂書坊發展盛極一時，刻了大量書籍，今天可知見的刻本就有26種。如乾隆內府所藏《千家注杜詩》卷後有“皇慶壬子餘氏刊於勤有堂”的鍾式木記，又如《增注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分類補注李太白詩集》《國朝名臣事略》《漢書考證》等書都為元代勤有堂餘氏所刻。宋代餘氏刻書最著者，並不是“勤有堂”，而是餘仁忠的萬卷堂。餘仁忠是南宋的國學進士，所以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他刻的書一般校讎都很精審。尤其是他所刻的儒家經書，早為時人所推重，也得到曆代藏書家一致讚譽，稱為“餘氏九經本”。宋人嶽珂在《九經三傳沿革例》中，稱其所刻《九經》本為“最善”之本。清代藏書家李盛鐸曾得其刊的《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欣然題跋雲：“開卷展讀，楮墨精妙，神采煥然。”傅增湘也驚歎其書為建本之最精者。此書之精良，除紙墨甚佳外，主要是精於讎校。這可以從紹熙（1191）餘仁仲寫的刊記中看出：“《公羊》《榖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厘正。”對於校正出來的錯誤，為了慎重起見，“姑兩存之，俟知者”。餘仁忠除本人參予校正外，還聘請了學有專長的國學進士劉子庚、陳幾同、張甫等人進行此項工作。並於紹熙四年（1193）又進行了重校。其嚴肅認真的態度是一般書林主人難以比擬的。餘氏萬卷堂所刻之書，除上麵所述《公羊》《榖梁》二書外，尚可知見者，還有十餘種之多。宋代建安餘氏刻書，尚有餘唐卿的明經堂，刻有《類證普濟本事方》10卷、《後集》10卷。餘恭禮刻有《活人事證方》20卷。餘騰夫刻有《張文潛文集》10卷。餘彥國勵賢堂刻有《新編類要圖注本草》42卷。

　　宋代建安劉氏是可以與建安餘氏相媲美的書林世家。其遠祖劉翱曾於唐昭宗乾寧三年（896）鎮守建州。因中原擾攘，遂卜居麻沙。自此後，劉氏子孫就在此地生息繁衍起來。至北宋，建安劉麟之父劉僎雅愛唐代著名詩人元稹詩文，但元氏詩文集多毀於唐末五季戰火，遂手自抄寫，編輯整理成《元氏長慶集》60卷，在宣和六年（1124）由其子劉麟募工刊行於世。這是據目前史料可知的最早的元氏刻本，以後都是唯此為祖本屢行翻雕。這也是建安劉氏刻書的最早記載，雖然劉麟刻《元氏長慶集》還屬於私家刻書的範疇，但由此奠定了建安劉氏坊刻的基礎。南宋是建安劉氏刻書興盛時期。無論是從知名的刻書主人或是從刻本數量方麵來說，都超過建安餘氏，而且質量上並不亞於餘氏刻書。劉元起的書坊曾刻印了《後漢書》90卷《誌補》20卷，其中於慶元元年（1195）刻印的《漢書注》100卷，取宋祁十六家校本、十四家校本和劉敞、劉攽、劉奉世的三劉《漢書刊誤》等版本進行參校，正因廣采博納眾家所長，其質量遠遠超過了以後的明南監本和明汲古閣本，難怪日本人得到此刻本，會稱其為“國寶”，雖輾轉相傳數百年，仍紙墨如新，並於1977年在日本京都朋友書店重新影印出版。南宋時，建安劉叔剛，名中正，是劉翱的第十一世孫，他刻有《大易粹言》《附釋音毛詩注疏》《附釋音禮記注疏》等書，其中所刻的《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被後人稱為南宋“六十卷中最善之本”。劉通判宅仰高堂也為劉翱第十一世孫劉旦所開，其父劉複言曾任漳州通判，為增加其刻書知名度，仍仰襲其父官名，稱刻書之地為“劉通判宅”，刻有《音注老子道德經》《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五臣注揚子法言》等書。麻沙劉仲吉（1132—1202）名大成，雖一生未登功名，卻酷嗜書卷，對前人文集晝夜編集，刻有《新唐書》《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等書。其次子劉立之，字信父，能承父誌，因授將侍郎，名其刻書處為劉將仕宅，刻有《皇朝文鑒》150卷。劉日新的三桂堂刻有《童溪王先生易傳》30卷，與建安餘氏一樣，建安劉氏刻書至元、明二代更興極一時。其中劉君佐的翠岩精舍、劉錦文的日新堂等都是刻了大量書籍的著名書肆。建安餘氏和劉氏的刻書業，曆經宋、元、明三代興盛時期，直至清代尚有少量刻書，這種世代相傳，綿延六七百年的刻書出版家族，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見現象。

　　除餘氏與劉氏外，建陽刻書較著名的尚有魏氏刻書，魏忠卿刻有《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魏仲立刻有《新唐書》，而魏仲舉是集編輯、刻印、出版於一身的著名書商，他獨立輯印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能博引旁收各家注書，所引原書，至今多已失傳。此書槧刻精良，紙墨如新，在宋本中也稱善本。此外，還有建寧府黃三八郎書鋪刻印了《韓非子》20卷、《钜宋重修廣韻》5卷等書。建寧府陳八郎書鋪刻有《文選》等，建安蔡純父一經堂書鋪於嘉定元年（1208）刊刻了200多卷的《漢書》《後漢書》，共有20多名刻工參加了刻書工作，可見其書坊規模甚大。其餘建陽書坊刻書，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三）宋代其他書坊刻書

　　宋代坊肆遍及全國各地，除上述汴京、杭州、建陽書坊外，較著名的有金華雙桂堂，它於南宋景定二年（1261）重刻了《梅花喜神譜》，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畫譜，雖為重刻，在書籍藝術史中仍有重大意義，它表明宋代木刻版畫已從宗教畫中解放出來，向一般書籍插圖和木刻版畫專集過渡。江西臨江府新喻吾氏刻印了《增廣太平惠和劑局方》。西蜀崔氏書肆刻有《南華真經注》及《拾遺》，鹹陽書隱齋刻有《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汾陽博濟堂刻有《十便良方》等等。這些書坊刻書內容幾乎遍及了經史子集四部。甚至刊刻了一些醫卜星相，家居日用必備之書。這和它們謀利的目的是分不開的。正由此，充分顯示了書坊刻書的靈活機動性。當世上哪一種書走俏時，書坊就會及時改變刻書方針，從而補充了官刻書內容的不足。

　　因此在兩宋繁榮雕版圖書事業的藝林園圃中，坊刻也是開放得正豔的一朵絢麗鮮花，為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播和保存作出了巨大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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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朱子文集，卷10，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第6冊。

　　[11]嘉靖建陽縣誌，卷6.轉引自肖東發《建陽餘氏刻書考略》，文獻，1985（1）。

　　[12]嶽珂，愧郯集，卷9，第1冊，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

　　[13]徐鬆，宋會要輯稿，第7冊，中華書局，1957.

　　[14]《書林清話》卷2.中華書局，1957.

　　[15]肖東發《建安餘氏刻書考略》（上）認為《列女傳》應為元刊本。

　　[16]轉引李致忠，北京圖書館藏宋版書敘錄，文獻，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