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探賾（第3輯）

第一章 論明代私人藏書家的曆史貢獻

　　⊙胡長春

　　從中國古代藏書發展的軌跡來考察，明代是古代藏書事業史上的興盛期，其官私藏書的發展與成就超過了以往曆史上的任何時期，而私家藏書的成就則遠遠高於同時代的官府藏書。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收錄有五代至清末藏書家1175人，其中明代427人，為明以前曆代之冠。如此眾多的明代藏書家構成了一個陣容強大、學識淵博的特殊文化群體，他們以對文化典籍的熱愛與珍視，搜羅尋覓，抄刻並舉，孜孜以求，不遺餘力地推進私家藏書事業的發展。在古代典籍的收藏與傳承、藏書保護、目錄編製、藏書理論建設等方麵，明代藏書家均有重大建樹，對推進明代學術文化的繁榮發展貢獻至巨。筆者不揣淺陋，在此掇拾有關明代藏書史料，將其臚述於次，以就教於方家。

　　1.曆代典籍文獻的保存與流傳

　　在整個明代，不少藏書家都嗜書如命，性喜聚書。他們或鬻家賣產，節衣縮食，不惜任何代價購書；或遊曆各地，訪遍藏家，甚至於到僻巷坊肆以搜書。藏書家們聚書，往往要殫思竭慮，孜孜以求，積數十年之功始成，而藏書世家的形成則需要幾代人的努力，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如江西藏書家楊士奇，性嗜書，少時為購得《史略》一書，其母為市雞易書，傳為美談。出仕之後，薪俸所餘，皆為購書之資。藏書家胡應麟，“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黃居中也是如此，他“少而好讀書，老而篤焉。自為舉子，以乞學宮，修脯所入，衣食所餘，未嚐不以市書也。藏書千頃齋中，六萬餘卷”。正因為藏書家們這種典衣鬻產、百折不回的獻身精神，才造就了一大批藏書巨擘。蘇州楊循吉臥讀齋，藏書10萬餘卷；寧波範欽之天一閣，藏書7萬餘卷；山陰祁承澹生堂，藏書9000餘種10萬餘卷；南京黃居中、黃虞稷父子的千頃堂，藏書6萬餘卷；常熟毛晉汲古閣，藏書8.4萬餘冊。在保存中國古代典籍文獻方麵，上述藏書家可謂厥功至偉。

　　從明代藏書家的收藏重點與特色，也可看出他們對古代典籍文獻的貢獻。不少藏書家對於藏書都有獨特的眼光，有自己的獨特範圍與收藏重點，而不是千篇一律，更不會亦步亦趨，步人後塵。如明中期藏書家葉盛，視書如命，建藏書室名“菉竹堂”，所藏之書，雖然僅有2萬餘卷，然以多精本、秘本見稱。範欽天一閣很注意收藏明代著述，包括明代方誌、政書、登科錄、詩文集等，其中所藏明代方誌達435種之多，甚至超過了《明史·藝文誌》所著錄方誌數量，這一收藏曆400餘年後已是稀世珍寶。上海書店據此出版了《天一閣藏明代方誌選刊》、《天一閣藏明代方誌選刊續編》，舉凡216種，天一閣明代方誌之精華，畢收其中。祁承澹生堂藏書，不以宋元本為貴，注重實用，頗注意收藏地方文獻以及野史、雜著、小說、戲曲等。其子祁彪佳於崇禎十二年（1639）建“八求樓”，藏書3萬餘卷，以收藏戲曲文獻為特色。據《遠山堂曲品劇品校錄》記載，曲品有466種，劇品有242種。此外，洪梗、高儒、臧懋循、趙琦美等人拘小說、戲曲、宋元雜劇收藏，項元汴、徐渭、李日華、唐寅、文徵明、董其昌、錢穀等人的書畫收藏，均極一時之盛，在當時頗負盛名。

　　抄書與刻書，既是藏書家們增益藏書的重要方式，又是藏書家們傳播古代典籍文獻的重要手段。明代，不少藏書家都集藏、抄、刻為一體，使珍稀藏本化身千百，廣泛流布，大大增加了珍本圖書的流傳概率，對於古代典籍文獻的保存與流傳極為有利。史稱：“明人好抄書，頗重手抄本。藏書家均手自繕錄，至老不厭，每以身心性命，托於殘篇斷簡之中。”藏書家葉盛抄書甚多，其為官各地，常攜抄胥自隨，每抄成一書，常用官印識於卷端，人稱葉抄；天一閣主人範欽，曾至豐氏“萬卷樓”抄書，後又與王世貞相約互抄，所抄之書成為天一閣藏書的基礎；祁承所抄之書，多世人所未見，紙墨潔靜，校刊精核，人稱祁抄；謝肇淛好借書手自抄錄，冬日清霜嗬凍，十指如槌而不輟，所抄之書人稱謝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藏書家毛晉，遇有世所罕見而不能得之宋版書，往往選擇善手，以佳紙墨影抄之。這種影宋抄，追摹宋刻而與原本無異，被譽為“古今傑作”，世稱毛抄。此外，還有吳寬叢書堂抄本（吳抄）、文徵明玉蘭堂抄本（文抄）、沈與文野竹齋抄本（沈抄）、楊儀七檜山房抄本（楊抄）、姚谘茶夢齋抄本（姚抄）、錢謙益絳雲樓抄本（錢抄）等名家抄本。可見，明代藏書家們的抄書，不僅僅是少數人的個體行為，而是一種較廣泛的社會行為。宋版之無傳者，賴此以傳之不朽。

　　明代，私家刻書盛行於世。一些藏書名家，既從事書籍的收藏，同時又從事書籍的刊刻。如毛晉既是藏書家，又是出版家，他一生刊刻書籍極多，對唐宋別集、百家九流、道藏詞曲、傳記小說等廣加刊刻，又請名人學士為其校勘圖書，數量多達200多種，以至於“毛氏書走天下”。範欽的“天一閣”，不僅以藏書著稱，而且在嘉靖、萬曆間刊刻了大量書籍，有名的《範氏奇書》，便是其中之一。趙琦美在藏書的同時，常向人借秘本珍冊，繕寫校讎之後，序而刊之。而沈與文、葉盛、安國、王延哲、袁褧、晁琛、項篤壽、高承埏等藏書家所刻之書，則被清葉德輝《書林清話》讚譽為明人刻書之精品。此外，明代藏書家還刊刻了大量的叢書。顧元慶刻有《陽山顧氏文房叢書》，該書40種47卷，所刻多以宋版翻雕，刊刻極精；範欽編定的《範氏奇書》21種，內容多唐宋諸家解易之作；胡震亨曾輯刻叢書《秘冊匯函》，後毛晉據此書殘版增而廣之，刻成有名的《津逮秘書》；胡文煥輯有《格致叢書》，收書180餘種，內容極為廣泛。此外，明代藏書家所刊叢書還有沈節甫《紀錄匯編》、高承埏《稽古堂叢刊》等。

　　2.公私藏書目錄的編製

　　明代官私藏書事業的繁榮，極大地促進了藏書目錄的編製和目錄學、版本學的發展。隨著官私藏書規模的不斷增加和藏書家的不斷湧現，自然需要編製目錄來統計各家藏書的種類與規模，以助圖書的翻檢、利用，給讀者提供檢索便利，對於後世而言，諸多的官私藏書目錄，既是古籍版本鑒別的必不可少的資料，又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古代典籍的流傳規律，同時又是一個時代學術文化發展狀況的縮影。

　　在明代的官府藏書目錄中，以明正統間楊士奇所編《文淵閣書目》最早，也最為有名。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等因文淵閣所貯書籍未有完整書目，開始對其逐一勘對，編置字號，厘定部類，寫成書目一本，名曰《文淵閣書目》。楊士奇整理圖書時，將7297部圖書，以千字文排次，按天字至往字，分為20個字號，裝進50個大書櫥中，最後逐字逐櫥登記。號和櫥之下，又據圖書內容分類，未遵四部成法，共分40個類目，即國朝、易、書、詩、春秋、周禮、儀禮、禮記、禮書、樂書、諸經總類、四書、性理、經濟、史、史附、史雜、子書、子雜、雜附、文集、詩詞、類書、韻書、姓氏、法帖、畫譜、政書、刑書、兵法、算法、陰陽、醫書、農圃、道書、佛書、古今誌、舊誌、新誌等。由於楊士奇周詳考慮，分類很齊全。

　　此書目編寫之時，明內閣藏書尚完整，所收元朝舊藏，有價值的宋、元刻本和抄本頗多，另外，還有不少明初典籍。然而，明嘉靖以後，由於文淵閣藏書大批流失，若幹珍本秘冊不複存在。所以，該目錄成為考訂宋、元、明初散佚之書的重要資料。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對勘《永樂大典》所收之書，世無傳本者，往往見於《文淵閣書目》。《四庫全書總目》言：“惟籍此編之存，尚得略見一代秘書之名數，則亦考古所不廢也。”然而，此書目隻是一部登記性書目，編製體例簡單，不僅沒有提要小序，連作者、卷數亦一並缺如，其學術價值不能不大打折扣。

　　張萱等所撰《新定內閣藏書目錄》，在當時亦頗具影響。此目為萬曆三十三年（1605），中書舍人張萱等人奉命校理內閣藏書時所撰，受《文淵閣書目》影響，全目八卷，分為18類，以“聖製”、“典製”二類居首，以表明其官撰性質，然後於經史子集之外，增置類書、金石、圖經、樂津、字學、理學、奏疏、傳記、技藝、誌乘、雜部等。各書略注撰人姓名、官職及本書殘全情況，並間有解題，雖文字簡略，原書卷數也未全著，體例也不夠完善，但稍勝於《文淵閣書目》，而成為考求明代官藏的重要目錄之一。另據《千頃堂書目》所載，明代的官藏目錄尚有馬愉的《秘閣書目》二卷、錢溥的《內閣書目》一卷、《內府經廠書目》二卷、《國子監書目》一卷、《南雍總目》一卷、《禦書樓藏書目》一卷、《都察院書目》不分卷、《寧獻王書目》一卷、《行人司書目》二卷等。

　　與上述公藏目錄相較，明代私家藏書目錄的編製尤為眾多，幾乎每個著名藏書樓都編纂有私藏目錄。葉盛編有《菉竹堂書目》六卷，書成於成化年間，為其家藏目錄。其中著錄圖書4600餘冊，22700餘卷，多不載撰著人姓氏。首類為製，收官頒各書及賜書、賜赦之類，其次為經、史、子、集類，末曰後錄，為其家所刊及自著書。敘次體例，一依《文獻通考·經籍考》，僅稍加變動而已。高儒為當時北方的著名藏書家，其《百川書誌》為其家中所藏書之目錄，共二十卷，撰於明嘉靖十九年（1540）。體例仿晁公武《郡齋讀書誌》，每書名之下有簡明題解。分經、史、子、集四誌，下分子目93門，收書2112種。該目主要特色在於它是明代為數不多的一部提要目錄，而且史部中包含了演義、傳奇、唱本、小說等書，為研究我國古代小說史、劇曲史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嘉靖間晁瑮所編《寶文堂書目》，收書7829種。該書在分類體係上，打破了傳統的四部分類法，以卷係目，共分作上中下三卷。上卷分總經、五經、書、性理、史、子、四書、文集、詩詞等十二目；中卷分類書、子雜、樂府、四六、經濟、舉業六目；下卷分韻書、政書、兵書、刑書、陰陽、醫書、農圃、藝譜、算法、圖誌、年譜、姓氏、佛藏、道藏、法帖十五目。書中亦著錄有不少元明話本、小說、雜劇和傳奇，此其價值所在。

　　徐《紅雨樓書目》完成於萬曆三十年（1602），其目的是“以便稽覽”，即便於從中檢索到自己需要的圖書。書中依四部分類法為基礎，但有所增刪，部分類目又涵蓋有不同所屬，其中經部列13類，史部列10類10屬，子部列17類，集部9類3屬，合49類13屬。其中的著錄包括書名、卷數、著者時代、籍貫、姓名、著作方式等，間或有關於內容、主旨、版本以及其他內容和形式的著錄，簡而有法，便於檢索。該目還在少數類目下使用了表格著錄方法，省卻了許多不必要的繁文。《澹生堂藏書目》十四卷，為明末祁承編。是目采用四部分類法，共46類、240子目，著錄所藏圖書9000餘種、10萬餘卷；又運用“互著”、“別裁”之法，分別著錄其書名、卷數、著者和出處於有關各類中，使讀者易於翻檢。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以其父黃居中與其本人數十年所搜羅的家藏圖書為基礎編成，成書於清康熙年間。是書按經、史、子、集四部51類排列，每部類下先列明人著述，後附南宋鹹淳以下與遼、金、元各朝著作，總計收錄明人著作15408種，附載宋、遼、金、元四代著作2420種，凡17828種；書中所著錄的每部著作雖無解題，但其下多有小字附注，載作者姓氏、爵裏、科第及成書先後，部分起到了題解的作用。此書是當時載錄明代藝文最全的目錄之作，後成為《明史·藝文誌》的底本，一部私家藏書目錄而成為一個朝代國史藝文誌的底本，這在曆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明代的私家藏書目錄，可考者還有李廷相《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目錄》、鈕石溪《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範欽《四明範氏天一閣書目》四卷、朱睦楔《萬卷堂書目》四卷、趙用賢《趙定宇書目》、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二卷、李鶚翀《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吳寬《吳文定藏書目》、趙琦美《脈望館書目》、董其昌《玄賞齋書目》八卷、錢謙益《絳雲樓書目》二卷、《絳雲樓書目補遺》一卷等，明代私家藏書目錄編纂之盛況，由此可見一斑。

　　3.利用藏書進行學術研究與編纂史料

　　在明代的藏書家中，少有“好事家”一類的藏書家，多“賞鑒家”一類的藏書家，即今天人們所說的學者型的藏書家。他們中的不少人都主張藏書為用，一方麵能不遺餘力地增益藏書，另一方麵又能把自己的藏書活動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學貫古今、博覽群籍者大有人在。因而，通過長期的藏書實踐，造就和培養了一批碩學名儒、學問大家。藏書家唐順之，洽貫群籍，學問淵博，於學無所不窺，著有《荊川集》；王世貞好為古詩文，著作宏富，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唐、王二人先後並美，既是藏書家，又是文學家、史學家。藏書家郎英，博綜文藝，著有筆記《七修類稿》，其中有關元末農民起義、明代科場、漕運、茶法等史料，可補史誌之闕；另一藏書家胡應麟，讀盡所藏之書，所著《少室山房筆叢》，征引繁富，考據精詳，書中對偽書的考辨及對小說戲曲的考評，尤為世人所重。其他如宋濂、楊士奇、歸有光、茅坤、鄭曉、徐渭諸藏家，皆當世名儒，在學術、文學等方麵競顯風流。上述藏書家均通過自己的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對形成學術、文學流派起到了積極作用，從而推動了明代學術文化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不少藏書家在史學領域頗有建樹。當時，官方修史不及前代，私家修史的風氣很盛，產生了不少鴻篇巨製。在當時的著名史學家之中，就有不少屬於藏書家之列。如王世貞、鄭曉、焦竑、何喬遠等人，既是史學家，又是藏書家，他們利用自己的豐富藏書纂輯了多部史學巨著，並搜羅、編纂了大量史料。王世貞晚年編成《弇山堂別集》100卷，稍後董複表又輯錄其遺著編成《弇州史料》100卷。這兩部書是王世貞史學力作，涵蓋了明代君臣事跡、政治經濟、典章製度、禮儀風俗、民族關係等方麵，內容豐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藏書家何喬遠，福建晉江人。萬曆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撰有《名山藏》100卷，為一部紀傳體私修明史，有紀、誌、傳，無表。該書不少材料為他書所不載，十分可貴。鄭曉，浙江海鹽人，嘉靖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博覽群書，諳熟典故，藏書甚富。其《吾學編》為紀傳體史書，記述洪武至嘉靖各朝史事，分紀、傳、考、表、述，共14篇69卷。張萱，廣東惠州人，是明代著名藏書家，藏書處為西園。所撰《西園聞見錄》，為明代雜史，共107卷。全書分內篇、外篇、雜篇三部分，內篇以表德行，外篇記政事，其方伎之屬則為雜篇，對研究明史有較大參考價值。焦竑著《國朝獻征錄》120卷，輯錄洪武至嘉靖朝名人事跡。是書收錄明代人物甚多，保存了大量明人傳記史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綜上所述，明代不少藏書家都能充分利用藏書編纂史料、撰寫史書，在私家修史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4.藏書樓建築與圖書保護

　　明代的藏書家大都重視圖書保護。雖然有部分的私家藏書毀於水火、兵亂，但也有不少藏書得到了很好的保護，輾轉流傳至今。從有關的史籍記載和存世的藏書樓實物中可以獲知，明代藏書家在藏書樓建築及日常的圖書保管中，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對清代私家藏書具有積極的啟迪意義，這同樣是中國古代藏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明代藏書家在藏書樓建築設計中，形成了重視災變防範的設計思想，注重防火、防水、防黴等。胡應麟的二酉山房藏書樓，“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址，使避濕。而四麵敞之，可就日為庋”。此種藏書樓的建築設計，有利於防水防潮。虞守愚將藏書樓築於水池中央，若需登樓，則必須以小舟為渡，事實證明，虞氏的這種做法極有利於防火。祁承在建築藏書樓時，在一封家書中談到了他的藏書樓設計思想，“必須另構一樓，迥然與住房書室不相接聯，自為一境方好”；“今欲分作兩層，下一層離基地二尺許，用格柵地板，濕蒸或不能上……惟後用翻軒一帶，可為別室檢書之處。然亦永不許在此歇宿，恐燈燭之入也”。這些設計上的考慮說明，祁承對防火、防潮、防黴十分重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古代藏書樓建築典範的範欽天一閣，建在月湖之西，四周築高牆，遠離灶火，閣前又鑿有天一池蓄水備用，以防火災。其規製為坐北朝南六開間的兩層木結構樓房，前後均有窗戶。樓上藏書處為一大通間，中間用書櫥隔而為六，樓內書櫥均設有前後門，以利通風。可見，範欽天一閣對於火災、黴變、蟲蛀等災變，采取了較為嚴密的防範措施。

　　其次，明代藏書家在日常的圖書保管及裝幀過程中，重視對書籍的保護。蠹魚蟲蛀，對藏書危害最烈。為使書籍能夠長久保存，必須定期通風、曝曬，而防蠹、滅蟲尤為重要。天一閣防蠹的辦法，是在書頁中夾置芸草。謝坤《春草堂集》言：“範氏天一閣藏書甚富，內多世所罕見者，兼藏芸草一本，色淡綠而不甚枯。三百年來書不生蠹，草之功也。”另外，天一閣每於梅雨季後至中伏期間要把藏書翻晾以護書，同時又在書櫥內放置英石以吸潮，很注意防蠹、防潮、防黴。謝肇淛認為：“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處，要通風日。”主張用通風、翻閱、曝曬等方法來防止蟲蛀。毛晉的書籍防蠹辦法是采用伏天糊裱，書用厚襯料，裝裱糨糊中拌入川椒、百部等藥物。明代防蠹技術中最突出的成績是發明了防蠹紙，上塗鉛、土硫黃、硝石等混合而成的粉末狀物質。當時，廣東所出的線裝書，往往在扉頁和封底各裝一張防蠹紙作為附頁，用此法防蠹，簡便易行，效果顯著。

　　5.藏書理論建設

　　中國古代的藏書事業發展到明代，至少已有千餘年的漫長曆史，明代私家藏書的興盛，又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藏書實踐經驗，這一切，都是明代藏書理論建設的實踐基礎。當時，不少藏書家都著手對明代及明代以前的藏書活動進行係統的歸納總結，提出了自己的購書、鑒書、藏書及目錄編纂理論，使明代的藏書理論建設取得了重大突破。

　　高濂藏書甚富，在宋元版本鑒別上獨具慧眼，他在《遵生八箋·論藏書》中，集中闡明了他的藏書理論觀點。首先，高濂主張藏書要兼收並蓄，藏書家要多讀書。他認為“藏書以資博洽，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藏書家在聚書時，應“無問冊帙美惡，搜奇索隱”，“遠近訪求，自經書子史、百家九流、詩文傳記、稗野雜著、二氏經典，靡不兼收”，就是說搜羅要廣泛。他提出藏書家要多讀書，“積書充棟，類聚分門，時乎開函攤幾，俾長日深更，沉潛玩索，恍對聖賢，麵談千古，悅心快目，何樂可勝？”如果藏書家“好書而不樂讀誦”，假充斯文，則毫無益處。與同時代人相比，高濂的這些見解確有過人之處。

　　其次，高濂對書籍的版本鑒別方法做了闡述。他對宋元刻書極為推崇，認為這些刻本“雕鏤不苟，較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朗，況多奇書”。寥寥數語，道出了宋元版書的共同特點。但是，宋元刻本之間，又有不少差別，“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煙跡，開卷有一種書香，自生異味。元刻仿宋單邊，字畫不分粗細，較宋邊條闊，多一線。紙鬆刻硬，用墨穢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嗅味”。此外，高濂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將彼時書商作偽假造宋版書的種種手法做了揭露。高濂這些關於“鑒書”的描述，一向為藏書家們所重視。

　　謝肇淛對藏書、鑒書兩方麵均有獨到見解。他曾批評當時藏書家中出現的種種偏頗：“浮慕時名，徒為架上觀美”的藏書家，隻能算是“無書”；“但圖多蓄，不事討論”的藏書家，也隻能算是“書肆”；“慧根短淺，難以自運”的藏書家，也會“沒世無聞”。他主張藏書家對於書籍要“知而能好，好而能運”，即對所學要能夠融會貫通、靈活運用。在宋元刻本鑒別方麵，謝肇淛認為：“書所以貴宋版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元刻字稍帶行，而箋時用竹，視宋紙稍黑矣。”這就從字體、行款、用紙等方麵說明了宋刻、元刻的區別，顯係經驗之談。

　　藏書家胡應麟，不僅以其豐富的藏書雄視海內，而且對古籍版本有較高的鑒賞能力。《少室山房筆叢》是胡應麟所撰的一部以考證為主的筆記，是書征引豐富，議論亦多高明，為研究古籍提供不少寶貴的資料和見解。該書的《經籍會通》部分，詳述古今墳典梗概，考查其聚散規律，既從總體上記述和討論了明以前典籍的收藏、整理概況，又細述記錄了明代的藏書、刻書、書坊等情況，屬於明代論藏書、記版刻的重要文獻。該書《四庫正訛》部分，為我國第一部辨偽專著，書中把古籍的偽書析為若幹種，各加辨訂，相當詳盡，作者指明了辨偽的重要性，偽書由來及種類、辨偽的方法與工具等，從而初步建立起了我國古籍辨偽的方法體係。後人談及偽書，常引此說。此書對文學研究也有一些參考價值，書中論述小說、傳奇、雜劇部分，尤有參考價值。

　　在整個明代，對藏書理論建設貢獻最大者，自然應首推祁承。他不僅對明代藏書建設經驗進行了係統總結，而且將其提高到理論上的高度進行了深刻闡發。其理論觀點主要集中在《澹生堂藏書約》一書中。此書有“讀書訓”、“聚書訓”、“藏書訓略”三部分，“讀書訓”、“聚書訓”，係抄錄古人聚書、讀書事跡而成；“藏書訓略”分“購書”與“鑒書”兩小節，較為全麵地闡述了他在這兩個方麵的理論觀點。

　　《澹生堂藏書約》中提出的藏書建設理論，後人稱之為“購書三術”與“鑒書五法”。其“購書三術”，包括“眼界欲寬”、“精神欲注”、“心思欲巧”三個方麵。所謂“眼界欲寬”，就是說購書時要放開視野，“知曠然宇宙，自有大觀”，不能僅僅局限於某一類。所謂“精神欲注”，是要養成嗜書習慣，購書時要集中精力，因“物聚於所好，奇書秘本，多從精神注向者得之”。所謂“心思欲巧”，指的是購書要多動腦筋，多想辦法，才能使天下好書、奇書匯集攏來。他在鄭樵提出的即類以求、旁類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等求書之八種方法之外，又提出了三種求書方法：一為輯佚，二為將某些書籍一分為二，三為編製待訪書目。

　　其“鑒書五法”，包括“審輕重”、“辨真偽”、“核名實”、“權緩急”、“別品類”五項內容。“審輕重”，指的是在鑒別圖書時要根據圖書之類別、刊刻之時代分別給予應有的重視。他認為，經、史、子、集四部，以經部最重要，若以刊刻之時代而論，則古重於今。“辨真偽”，即辨明書籍的真偽。在他看來，“經不易偽，史不可偽，集不必偽，而所作偽者多在於子”。“核名實”，即弄清圖書的實際內容，不為“實同而異名”、“名亡而實存”等現象所迷惑。“權緩急”，即在聚書時要根據書籍實用價值確定緩急。他指出，除尊經以外，“就三部而權之，則子與集緩，而史為急；就史權之，則霸史、雜史緩，而正史為急”。“別品類”，則反映祁氏對分類編目的見解。他認為書籍分類甚難，應善於吸取前人的經驗，但也不能拘泥於前人的成法。

　　明萬曆末，祁氏對所藏書籍進行了一次整理，據此作《庚申整書小記》、《庚申整書略例》，就分類編目方麵提出了“因、益、通、互”四個觀點，闡明了圖書編目與著錄過程中的“通”、“互”的關係，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圖書分類學理論。所謂“因”，即“因四部之定例”，也就是說要按照傳統的四部分類法來進行分類；所謂“益”，即遇到“似經似子之間，亦史亦玄之語，類無可入，則不得不設一目以匯收”，就是把一些本來無類可歸的圖書，通過設置新類目適當地進行分類；所謂“通”，即“流通於四部之內”，就是在四部之內，遇到一書內容混雜，兼及旁類，要根據其實際內容將原書析分，分別著錄在合適的類目之下，使查閱更方便；所謂“互”，即“互見於四部之中也”，就是在四部之中，若有一書理有互通，書可兩用的情況，要視具體情況分別互見於不同部類，勿嫌重複。祁氏提出的“通”、“互”理論，實為清代章學誠“別裁”、“互著”之先聲。

　　參考文獻

　　[1]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四庫全書總目，卷85，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2，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轉引自南炳文、湯綱《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謝肇淛，五雜俎，卷9，卷13，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6]高濂，遵生八箋，卷14，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祁承，澹生堂藏書約，藏書訓略，筆記小說大觀本。

　　[8]祁承，澹生堂藏書目，卷首，庚申整書略例，叢書集成續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