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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張國燾開始攤牌,毛澤東堅決拒絕

  蘆花會議後,紅軍在前線局部地區進行著激烈的戰爭。但大部分時間,紅軍大部隊按兵不動,以至於延誤了鬆潘戰役的戰機。主要原因仍然是張國燾和中央在較勁。

  還在移師毛兒蓋的路上,張國燾就不斷地召見各軍首長,甚至一些主力師的師級領導也奉召前來談話。而所有的談話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即,如果四方麵軍和中央的分歧公開化,他們將取何態度?總部前移到卓克基時,張國燾又下令各軍按兵不動。

  鬆潘戰役失利後,實際上紅軍很被動,近十萬人壓在卓克基和毛兒蓋很小的區域內,處境非常危險,中央需要適時調整戰役計劃。

  就敵方而言,7月底,國民黨中央軍的薛嶽、吳奇偉縱隊到達江油、平武一帶,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務。胡宗南專管鬆潘和上、下包座的防禦,完成了築壘和簡易機場的修建。王均、毛炳文部進駐甘肅的臨洮、天水和靜寧、會寧一線,構成兩道封鎖線。川軍從南麵步步進逼,縮小對紅軍的包圍。李家鈺部占領威州,王瓚緒部占領茂縣,楊森部占領懋功。他們企圖把紅軍圍困和消滅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區。

  麵對日益嚴重的局勢,中央領導人十分焦急。鬆潘計劃不成功,必須盡快尋求新的出路。毛澤東恨不得插翅北上,飛離這個地方。

  於是,8月3 日,中革軍委在朱德主持下,又擬訂了《夏洮戰役計劃》。其要點是:“我鬆潘戰役由於預先估計不周,番反阻礙及糧食困難,頗失時機。現特改為攻占阿壩,迅速北進夏河流域,突擊敵包圍線之右側背,向東壓迫敵人,以期於洮河流域消滅遭遇之蔣敵主力,形成在甘南廣大區域發展之局勢。”

  其軍事部署是:以紅一方麵軍的1軍、3軍和紅四方麵軍的4軍、30軍組成右路軍,由中央直接領導,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以紅一方麵軍5軍、32軍和紅四方麵軍的9軍、31軍、33 軍組成左路軍,由朱德總司令和張國燾總政委率領,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

  戰役部署下達後,張國燾仍然按兵不動。

  張國燾認為,此時最需要的是解決中央的政治路線問題,他要同中央攤牌——讓四方麵軍領導幹部進中央政治局和現在的中央分享權力。

  張國燾給已經到達毛兒蓋的中央拍發了一份措詞強硬的電報,要求中央立即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並在這次會議上全麵檢討中央的錯誤。

  獲悉張國燾的建議後,中央很快複電,同意召開政治局會議。

  張國燾接到電報後,帶上陳昌浩,立即飛騎趕到了毛兒蓋。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南的沙窩寨子召開會議。曆史上稱這次會議為“沙窩會議”。

  會議主要有兩項議程:討論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解決組織問題。

  會議開始後,首先由張聞天作《中央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決議重申了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再次否定了張國燾西進或者南下方針,強調一定要北進;會議強調黨中央在遵義會議以後的領導無疑是正確的,必須在一、四方麵軍中更進一步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報告對第一、四方麵進行了全麵估計,側重批評了一方麵軍的缺點,提出必須立即整頓部隊。決議強調加強一、四方麵軍的團結:“目前在一、四方麵軍內部產生的某些個別問題主要的是由於相互了解的不夠,缺乏對於一、四方麵軍的正確的估計。”決議肯定“四方麵軍的黨的領導在基本路線上是正確的,是執行了四中全會後國際與中央的路線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創造了壯大的與堅強的紅四方麵軍,取得了許多次戰爭的偉大勝利,創造了鄂豫皖與通南巴赤區。四方麵軍英勇善戰,不怕困難,刻苦耐勞,服從命令,遵守紀律等許多特長,特別是部隊中旺盛的攻擊精神與戰鬥情緒,是現在一方麵軍應該學習的。但四方麵軍決不應以此自滿而應更加發揚自己的特長,應該吸收一方麵軍在戰略戰術方麵與紅軍建設方麵所有豐富的經驗,以求得自己更大的進步,成為鐵的工農紅軍”。“必須使一、四方麵軍的每一個同誌了解一、四方麵軍都是中國工農紅軍的一部分,都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所領導的。在我們中間隻有階級的友愛與互助而沒有分歧和對立。隻有這樣,一、四方麵軍的團結一致才是堅固的與永久的。才能融成一片的去消滅階級敵人。”

  報告還強調堅決反對“對於黨中央所決定的戰略方針表現懷疑”,“企圖遠離敵人避免戰鬥”,“對創造新根據地沒有信心”,“對於一、四方麵軍的力量不信任”,“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等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指出這種動搖是目前“最大的危險”。報告還委婉地批評了張國燾建立西北蘇維埃聯邦政府,認為目前建立西北蘇維埃政府還為時過早。

  張聞天報告後,大家進行討論。

  張國燾要求第一個發言,他說:

  “會合以來,我們之間爭爭吵吵有很多次吧?也有很多歧見吧?但這是絲毫不值得大驚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漢不打不相識,爭爭吵吵並無關係;我們有多年奮鬥的經曆,尋求諒解應該不是一件很難的事,而我們的目的,本來是要獲得諒解,並不是要擴大分歧。

  “我惋惜我們沒有在撫邊初會時,就痛痛快快地把問題談清楚,因而釀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閡,甚至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言論。譬如有人說張國燾是軍閥,要憑借軍事實力威脅中央;也有人肯定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非打擊不可;或者說張國燾資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員,要在糾正中央錯誤的名義下,摧毀整個中央;總政委的職務完全抹煞軍委主席和整個中央的職權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繪得不成樣子。”

  毛澤東知道張國燾在借題發揮,就打斷了他的發言,說:

  “這種流言是很多的,比如有人說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漢獻帝。不過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線是錯了,現在是想用軍閥官僚的手段來統治全黨全軍,這次會議正要解決這個問題。”

  “中央的政治路線可能錯了,也可能是共產國際錯了,也可能是我們執行錯了,也可能是時移勢易而必須改變。”張國燾知道毛澤東話裏有話,進行了反擊。

  他話鋒一轉,說:“但是,我們要求檢討中央的政治路線,決不等於推翻整個中央。我認為我們都經曆過驚人的艱苦奮鬥,都為共產主義賣過一番力氣,黨不能舍棄我們,我們也不能舍棄黨。開‘六大’的時候,就有人說過,犯過錯誤的同誌,仍是黨的最好的同誌,而且這樣的同誌,現在更加少了。因此,我們討論政治問題的時候,不要把責任問題牽連在一起。”

  “至於這次會議,也許不宜貿然肯定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或者是錯誤的,但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確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現在所有的蘇區都喪失了,紅軍遭受重大的損失,我們退到了藏族地區,這些失敗的事實是無法否定的。至於蘇維埃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說成是敵人飛機大炮的厲害,也不能當作隻是我們軍事上的失算。我認為,主要還是這一行動不合時宜,沒有為廣大群眾所接受。遵義會議肯定中央政治路線正確,卻說軍事路線錯了,這似乎有些倒果為因。”

  張聞天表示不同意張國燾的說法:“我們現在遭受到了挫折,但是怎麽能說蘇維埃運動完全失敗?太過片麵。”

  對張國燾的這些論斷,毛澤東是半讚成、半反對。長征是中國革命處於低潮的表現,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這種退卻不應看成是絕對的,否則就會對革命的前途喪失信心。長征是戰略轉移,轉移到一個合適的新地區再圖發展。

  毛澤東最關心的還是統一意見盡快北進,他說:

  “西北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是少數民族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我們應做好準備,特別是到了甘肅、青海、寧夏,派一個支隊去新疆。我們基本上是靠自己得到國際的幫助。我們的困難是這裏人口稀少,物質條件缺乏,氣候差,但均能克服。因此要用全力實現在西北首先是甘肅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有了總的方向,我們會合後,要在這裏領導全國革命,把黨中央放在這裏。”

  朱德發言說:“兩個紅軍主力會合後力量增強了,創造川陝甘蘇區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種困難去戰勝敵人。對一、四方麵軍不能輕率地說誰好誰壞,存在的缺點是可以改進的。”

  張國燾發言又對建立西北蘇維埃政府進行了辯解,他說:

  “一方麵軍應檢查自己的缺點錯誤,四方麵軍也是如此,這才是布爾什維克的態度,各種問題才能解決。這方麵據我看沒什麽了不得的問題,但從自我批評來講,有些問題未注意到。一方麵軍有過光榮的曆史,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後,是打掩護戰,受了很多損失。這教訓是值得研究的。四方麵軍一路打了很多勝仗,開展蘇區,英勇善戰。四方麵軍西征是運動戰,怎麽說成是逃跑?退出通南巴是否輕視根據地?這些提法都是不對的。到了少數民族區域一定要組織政府,不管叫不叫聯邦。西北特委所領導的少數民族工作原則上是正確的。”

  張國燾口氣強硬地說:

  “不管哪個部隊,一定有失敗情緒、疲勞現象、紀律鬆懈,如果政治部把這些看輕了,就會影響整頓。要抓緊整頓,不是要向負責人來解釋的問題。四方麵軍不能估計它落後,它是工農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軍隊。紀律問題,黨與軍隊的紀律有什麽分別?我們並不讚成肉刑,就是有打罵,性質一定要弄清,不然會放鬆紀律。政治局的同誌對一方麵軍了解清楚些,同四方麵軍會合有些地方或許不融洽,但不能說四方麵軍幹部是反黨。這些同誌是黨的柱石,應當吸收到中央工作。”

  周恩來說:

  “當前敵我力量的變化,我們的力量增強了。我們可以依靠這個力量來消滅敵人,建立蘇區。要相信自己的力量。關於路線問題,我們的整個路線是正確的。我們在政治上是進攻的,在戰略上有時是防禦,現在則是進入反攻了。對四方麵軍的估價,我想我們都看得清楚。對鄂豫皖已有估價,對通南巴還未有結論。對一方麵軍,雖然國燾、昌浩的估計過火一些,出發點是要整頓我們的部隊,但應注意對下麵的影響。國燾講,一切問題要在原則上來解決,這是對的。現在我們的最高原則是作戰勝利,隻有這樣我們才能保持一致。”

  張國燾接著周恩來的話,繼續說:

  “為了統一黨內的意誌,我主張召開一次高級幹部會議。過去我在鄂豫皖和川北時,曾屢次舉行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成績都很美滿。特別是現在一、四方麵軍互有隔閡,對中央也有不滿,這樣,擴大的會議更有必要。我們不用懼怕這種會議,認為一定會吵架散場,如果我們現在研究好一致意見。提交高級幹部會議討論,解釋一些過去的誤會,嘉許兩軍奮鬥精神,提倡互相學習,反而會收團結效果。”

  張國燾開始攤牌了:

  “中央應該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工作,這可以鞏固中央的領導作用。如果我們從一、四方麵軍遴選少數幹部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參加軍委會和其他中央機關的工作,將有百利而無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員,但常被視為是第四方麵軍的代言人,我們為何不讓四方麵軍的幹部,直接向中央表達他們的意見呢?”

  當張國燾提出補充幹部這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時,也就進入了沙窩會議討論第二項議題——組織問題。

  張聞天拿出一個事先準備好的方案,宣布這次會議要吸收四方麵軍幹部參加中央工作。由政治局提議補選三個中央委員: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補選三個中央候補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其中陳昌浩、周純全參加中央政治局工作。

  張國燾立即說:“在堅決提拔工農幹部上可以多提幾個人。”

  他要求將四方麵軍中9名幹部提拔為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等委婉而堅決地拒絕了他的要求,他說:“四方麵軍的幹部有很多好的幹部,而我們隻提出這幾個同誌,是很慎重的。本來政治局不能決定中央委員,現在是在特別情形下這樣做。其他幹部更可以吸收到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工作。國燾同誌的意見是很好的,將來可以多吸收到中央機關及其他部門來。”

  最終中央作了部分的妥協。在中央政治局內張國燾的人雖然還是少數,但在紅軍指揮機構裏四方麵軍占了明顯優勢。總政治委員是張國燾,紅軍作戰指揮,他有決定之權。前敵指揮部是徐、陳,打仗要靠他們。總之,中共中央已經對張國燾作了最大限度的讓步,就是為了團結他。

  毛澤東又提議:恢複紅一方麵軍司令部,由周恩來同誌負責。四方麵軍不變,紅軍仍然分成兩個方麵軍。

  會議對紅軍指揮機關又作了若幹調整,調整後的指揮機構和負責人的情況如下: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張國燾、周恩來、王稼祥;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副主任楊尚昆、周純全。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陳昌浩(兼),副主任傅鍾。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司令員兼政委周恩來,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羅榮桓。工農紅軍第四方麵軍總指揮徐向前,副總指揮王樹聲,政治委員陳昌浩,參謀長倪誌亮,副參謀長王宏坤,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主任傅鍾、曾傳六。

  會議最後,隻好采用少數服從多數的黨的紀律,政治局委員們舉手表決。張國燾的意見被否決了。而且更令他惱火的是雖經他拚命反對,《中共中央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仍然被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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