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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秘密決定紅軍主力“大轉移”

  1933年5月,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各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

  在政治上,蔣介石繼續采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戰略方針,厲行保甲製度和“連坐法”,加強地主武裝建設,強化其反動統治。在軍事上,他采用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和“以守為攻,乘機進剿,運用合圍之法,兼采機動之師,遠探密壘,薄守厚援,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對峙則守,得隙則攻”等原則,並且聘請外國顧問,改編部隊,舉辦軍官訓練團,普遍構築堡壘封鎖線,最後將紅軍壓縮在狹小區域內,聚而殲之。在經濟上,控製交通,實行貿易禁運,對蘇區進行嚴密封鎖。

  從夏季開始,蔣介石一麵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置軍火,聘請軍事顧問和專家;一麵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開辦“剿匪”軍官訓練團,製定“圍剿”計劃。蔣介石調集100 萬兵力,其中,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達50 萬人。其部署為:

  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指揮第1、第2、第3 路軍,計33 個師又3個旅。其第1路軍4個師又2個旅位於吉水、新淦、永豐、樂安、宜黃地區;第2 路軍6 個師位於金溪、騰橋、崇仁地區;以陳誠任總指揮的第3路軍18個師又1個補充旅為此次“圍剿”的主力軍,集結於南城、南豐、臨川地區。北路軍由北向南,構築碉堡封鎖線,實施對中央蘇區的主攻。以第3路軍在第1、第2 路軍策應下,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由北路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的2個師扼守贛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軍維護贛江交通;總預備隊3個師位於撫州附近。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指揮11個師又1個旅,築碉扼守武平、安遠、贛縣、上猶地區,阻止紅軍向南機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

  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所部9個師又3個旅,和浙贛閩邊守軍5個師又4 個保安團分別“圍剿”湘贛、湘鄂贛和閩浙贛蘇區紅軍,並阻止紅一方麵軍向贛江以西和贛東北機動。

  第19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6個師又2個旅,負責福建防務,並阻止紅軍向東機動。

  空軍5 個隊配置於南昌、臨川、南城,支援作戰。

  中央蘇區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範圍擴大到30多個縣,主力紅軍擴大到約10萬人,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亦有很大發展。麵對國民黨軍采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和重兵進攻,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等認為,這次反“圍剿”戰爭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決戰。

  針對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采取的持久戰和“堡壘”政策,李德提出了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的作戰方針,“短促突擊”則是李德經常自詡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最得意之筆。

  李德還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權。

  於是,在瑞金城外大樹環抱的那座幽靜的“獨立房子”裏,不懂一句中文的李德借助年輕的翻譯伍修權之口,向紅軍的各路將領發布作戰命令。李德命令紅軍主力開赴中央蘇區北線迎擊國民黨“圍剿”的軍隊。經過兩個月的浴血苦戰,紅軍北線進攻受挫,未能禦敵於蘇區之外,反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完全陷於被動地位。

  此時,博古、李德等人在初戰失利的情況下,在作戰指導上轉而采取消極防禦的戰略,要求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企圖以陣地防禦製止國民黨軍的進攻。

  11月20日,駐福建省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發動了反蔣介石的福建事變,並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這是一種非常有利於紅軍的形勢,毛澤東提議,中央紅軍主力應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但是,毛澤東的提議沒有被采納。

  蔣介石在鎮壓福建事變後,在1934年1月下旬重新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猛烈進攻。主力從東、北兩個主要方向采取堡壘攻勢,向廣昌方向進攻,其第3路軍主力向建寧推進,第6路軍2個縱隊從永豐向沙溪、龍岡推進。

  麵對國民黨軍新的進攻,李德和博古等中共臨時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紅軍處處設防,廣築碉堡,實施“短促突擊”,很快遭到失敗。

  4 月,形勢對中央紅軍非常不利,由於國民黨各路的加緊圍攻,中央紅軍主力在廣昌、建寧等地被迫與敵軍決戰。

  經過一個月的被迫決戰,至4月底,紅軍陣亡4000餘人,受傷2萬餘人,廣昌決戰徹底失敗,這是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遭受到的最慘重損失,不僅中央蘇區的北大門被打開了,而且蔣介石的前鋒部隊僅距瑞金50 裏之遙,形勢更加危急。

  麵對紅軍的危局,張聞天失眠了。

  張聞天此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在政治局委員的排列次序中,張聞天排在第三位,在博古、王明(此時在莫斯科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之後,在周恩來之前;在由四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張聞天排在僅次於博古之後的第二位

  5月初,張聞天提議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總結廣昌戰役。在會上,張聞天憤怒地指責博古、李德,說他們部署的廣昌戰役簡直就是拚命主義。

  多年後,作為軍事顧問和廣昌戰役的策劃者李德回憶道:

  洛甫在軍事上沒有經驗,但對軍事著作比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論點,而他的表達能力卻比毛好,因此容易獲得聽眾,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講話中一直帶有的那種民族主義語氣。洛甫和博古之間,由於廣昌戰役發生了激烈衝突。洛甫說,在地形條件和兵力對比不利的條件下,根本就不應該作戰。博古反唇相譏,說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義以後普列漢諾夫對列寧采取的態度,當時普列漢諾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維克名言:“人們根本就不應該拿起武器。”同時博古提醒洛甫,關於廣昌戰役的決議,當時經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一致通過,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這次會議,幾乎是博古和張聞天的爭論大會,雙方毫不相讓,唱了一台不歡而散的戲。

  但博古對李德的信任卻絲毫未減。

  毛澤東焦灼萬分。他雖然早就被排擠出黨和軍隊的領導核心,但對於根據地的鬥爭,他並非局外人。尤其是從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指揮來看,這位軍事顧問正在為中國的紅色政權導演一場悲劇。

  這一次書記處會議後不久,李德受中革軍委的委托,製定了1934年5~7 月關於軍事措施和作戰行動的三個月的季度計劃。李德的這個計劃要求:主力部隊準備突破封鎖;獨立部隊深入敵後作戰;部分放棄直接在前線的抵抗,以利於在蘇區內開展更靈活的行動。這個計劃還包括:儲備糧食,冬裝,新建兵工廠,加強武裝動員工作及部隊的整編等等。

  5~7 月的軍事計劃,實際已提出了“大轉移”問題,即後來的長征的初步意向。

  “大轉移”的問題,在5 月下旬的第二次書記處會議上進行了討論。會議批準了5~7 月的軍事計劃,同時決定把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尋求外線作戰。

  用李德自己的話來說:“此時此刻還要尋求在蘇區內進行決戰是毫無意義的。”

  5 月下旬的書記處會議,李德提出的“大轉移”,並非後來“二萬五千裏”那麽遙遠,隻是迫於內線作戰失利,而企圖突圍出去,尋求無堡壘的外線作戰而已。

  1934年的夏天,為準備中央紅軍主力撤出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政治上博古做主,軍事上李德做主,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實行。這一臨時性的組織,實際上是統一指揮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在“三人團”開會時,他們不用翻譯。博古精通俄語;李德會講德、英、俄三種語言;周恩來英語最為流利,法語、日語次之。他們用俄、德、英、漢四種語言,可自由地進行交談。

  “三人團”中,李德實際掌握著軍事指揮大權。由於李德在軍事方麵能言善辯,舉例時可以引用愷撒、塔西陀、拿破侖、弗雷德裏克大帝、克勞塞維茨和毛奇等一連串名人的話,李德似乎有很高的威望和權力。另外,李德決定問題時從不猶豫不決。

  “三人團”中,周恩來的職責範圍僅僅限於監督軍事計劃的實施。政治決策權在博古手中,周恩來實際上隻相當於一位“總參謀長”。

  “戰略大轉移”無疑是一項極其重要的行動,博古和李德當然不能也不敢自行其事。5月下旬書記處會議作出把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的決定以後,臨時中共中央曾致電中共上海局向共產國際請示報告。

  向共產國際匯報,必須共產國際同意,這是組織紀律,也是慣例。自1922年中共“二大”作出決議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以來,凡重要的問題和重大決策,都必須向共產國際請示報告。

  就李德而言,1934 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級曼弗雷德·斯特恩被召回莫斯科,但是沒有人來接替他,李德在事實上中斷了與弗雷德的聯係。

  共產國際對瑞金這種燃眉之急的問題,遲遲沒有回電。一個月後,即6 月25 日,一道模棱兩可的電令從莫斯科傳來。共產國際認為:

  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及後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隻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在討論國際十三次全會和五中全會的決議案時,關於鬥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的情形以及紅軍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於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來鞏固擴大自己,以待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

  這個電文實際上包含兩層意思:可走,亦可不走。

  李德回憶說:“我們通過在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團也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了這個計劃的梗概,共產國際批準了這個計劃。”此後“政治局委托我草擬一個8月至10月的新季度計劃。這個計劃像第一個季度計劃一樣,由周恩來重新加工以後,在政治局常委中討論通過,並把它的大概內容通過上海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了匯報。”

  就在李德他們通過上海與共產國際進行聯係的時候,中共上海中央局連同電台都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查獲了。

  哈裏森·索爾茲伯裏 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裏記述了這件事:

  無線電轉送電報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的,事實上就是掌握在兩個中國人手中,他們在莫斯科工作過。一位名叫李竹聲,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裏奇卡。(每個去莫斯科的中國人都有一個秘密的俄國名字,伍修權叫普雅塔庫夫)另一個中國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維奇。六月,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聲,在死亡的威脅下,他供出了電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電台被破獲,從此結束了上海局的活動,中斷了莫斯科與中國的聯係。據了解,中央蘇區收到的最後一份電報是1934年9月16日發出的。電報說,毛澤東一月份關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報告發表了。

  上海電台的被破獲,從而切斷了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唯一聯係,這不僅使共產國際無法在對中國共產黨發號施令,王明也不能對博古進行遙控指揮。博古和李德隻好自行決定此後的大事,沒有辦法再征求莫斯科的意見,也無法援用共產國際的權威了。過了近四十年之後,李德還特別提到:當時的那種狀況,“對毛澤東是最有利不過了”。

  “大轉移”計劃的保密極其嚴格。最初隻由博古、周恩來和李德掌握。五六月間,中央常委會成員張聞天、項英、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8 月間,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陳雲、劉少奇及候補委員鄧發、凱豐等知道。擔任中央組織局主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李維漢,是個別透露給他的。9 月初,“三人團”才個別向主力軍團首長透露。“三人團”把保密工作看得萬分重要。李德這樣回憶:

  突圍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隻有保守秘密,才能確保突然行動的成功,這是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因此,當時關於突圍的傳達範圍隻限於政治局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其他人,包括政治領導幹部和部分高級幹部,隻知道他們職權範圍內需要執行的必要措施。從9月初開始,中央紅軍的軍團已經陸續回到休整地點。9月底10月初,最後的決定作出後,這些軍團被調到待命地點。同時,向主要幹部進行了相應的傳達,而中層和基層幹部,不管是民政幹部還是軍隊幹部,直到最後也不知道“大轉移”這件事,隻是被動地跟隨隊伍行進。

  自從成立“三人團”,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實際上已經沒有重大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的決策權。從此時起,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再也沒有開過會,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的成員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團”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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