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 曆史黑洞--長征中的李德、張國燾

1.被博古“引進”蘇區的李德，很快否定了毛澤東的遊擊戰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國民黨軍隊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域推進。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和實際掌握紅軍領導權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驚慌失措，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即決定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轉移。10月7日 中央軍委命令紅二十四師及地方部隊接替主力紅軍防務，主力紅軍第一、三、五、八、九各軍團，先後向興國、於都、會昌地區集中，準備突圍轉移。

　　10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項英根據博古、李德的指示，發布命令：“將紅軍總司令部及其直屬隊組織第一野戰縱隊與主力紅軍組成野戰軍共同行動。”並規定第一縱隊各梯隊分別於是日17時、18時出發。就在這一天晚上，中共中央和紅軍總司令部從瑞金出發，率領中央主力紅軍和後方機關共8 萬6 千餘人，進行戰略大轉移——長征。

　　中央紅軍的命運是何時操縱在李德這個外國人手裏的？

　　直到目前，關於李德到底是個什麽人，來中國到底幹什麽？還是眾說紛紜。

　　曾經為李德做過翻譯的伍修權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當時聽說他是奧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地利屬於德國統治的奧匈帝國，他參加了德國軍隊同沙皇俄國作戰，所以也把他算作德國人。在一次戰鬥中，李德被俄軍俘虜，流放到西伯利亞。蘇聯十月革命以後，他參加了蘇聯紅軍，因為它在德國軍隊中當過軍士，有一些作戰經驗，所以晉升很快，他在紅軍中的最高職務是騎兵師的參謀長。後來他又被選到莫斯科陸軍大學進修，在學校又是高材生，由於學習成績較好，畢業後又官運亨通，被“共產國際”選派到中國來，擔任了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

　　但是另一種說法似乎又與此根本不同。

　　1980年出版的李德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譯本的“譯者說明”和原書“前言”中說：

　　1919年4月，他堅守在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街壘之上，二十年代又置身於階級鬥爭的焦點之中，他作為德國共產黨的幹部，執行過黨交給的許多責任重大的任務。在遭到魏瑪共和國法律的迫害和監禁之後，1928年他才得以逃出監獄，並根據黨的決定到了蘇聯。

　　原書“前言”中說明李德到蘇聯四年後又被派去了中國。

　　很明顯，這兩種較為權威的說法是完全不同的。

　　李德來中國到底是幹什麽來的？如果說他不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他來華時是一個什麽身份呢？他又以什麽樣的身份、又是怎麽到了中央蘇區呢？

　　1937年，王稼祥在蘇聯莫斯科見到當時正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和東方部長的王明時，就問王明：“共產國際是怎樣決定李德去中國的？你和李德事先談了些什麽？為什麽博古完全依賴李德指揮軍事工作。”

　　王明則回答王稼祥說，李德的到中國去，共產國際並未參與其事，他也沒有給過李德什麽指示，共產國際執委會和東方部都沒有派李德去中國，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去的。

　　1943 年，延安整風時，張聞天（化名洛甫）也提出：“關於博古為什麽如此縱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為‘太上皇’，這件空前奇案，確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

　　曾專門研究李德的盧泓先生在《“洋欽差”外傳》裏提出了一種說法。盧泓先生在1982年訪問過在李德來華前就與其相熟的師哲老人，當時師哲老人回憶說：

　　李德到中國來，根本不是共產國際派的，東方部和中共代表團都沒有派他當什麽軍事顧問。我聽說他開始是蘇軍總參謀部派他到遠東搞情報工作的，因為他是德國人，當時我國東北被日本占領著，他作為德國人來同日本人打交道會方便些，所以才來到中國東北。後來不知怎麽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們在共產國際的駐華辦事處見到了，他同博古原來就認識，就被博古弄到蘇區，成了軍事顧問。其實這完全是博古搞出來的事，硬是把他捧了出來，許多事本來不好怪他。

　　師哲這段話倒是印證了王明的說法。但是還是很不清楚李德為什麽會使用共產國際這個旗號的？

　　盧泓先生在翻閱原東德尤利烏斯·馬德爾所著《佐爾格的一生》後，根據此書認為，二三十年代活躍在上海的蘇聯著名國際間諜小組“佐爾格小組”就是蘇聯軍方在中國的情報機構，這個機構在上海時，與共產國際駐華代表機構和中共中央領導人有著固定的工作關係和橫向聯係，佐爾格在黨內活動時，也常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出麵，中共方麵把他領導的情報機構當成是共產國際駐華機構之一。當時為營救“佐爾格小組”成員魯格夫婦，“黨齡都已十多年的老黨員奧托·布勞恩和赫爾曼·西伯勒爾”分別從蘇聯軍方情報部門到達上海。

　　李德也間接地承認了以上事實，他在《中國紀事》中說他1932年春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後兩周，立即領受任務前往中國和“共產國際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的一位德國熟人阿瑟·尤爾特“取得了聯係”。這說明李德這個時候的確不是共產國際派的軍事顧問。此時共產國際另外派來了一位專職的軍事顧問或者稱“總軍事顧問”。李德在回憶中說：“大約在1933 年春天，總軍事顧問來到了上海。他叫曼弗雷德·斯特恩，簡稱弗雷德，以後在西班牙戰爭中以克勒貝爾將軍著稱。”李德繼續回憶說；“通過同阿瑟·尤爾特、博古、洛甫等同誌的一係列談話，我對於中共政治情況有了一個大略的、當然是不完全的了解”。共同的“國際主義”使得博古和李德迅速從思想和組織上聯為一體，看來博古此時有意請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進修過的李德擔任軍事顧問。

　　1933年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日益受到威脅，準備將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遷至瑞金。國際代表團和中共中央在請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後同意後，博古、張聞天、陳雲和中央委員會機關的同誌動身前往瑞金。李德的命運也開始改變。李德回憶說：

　　“博古和洛甫動身前，要求尤爾特通知將我也派到蘇區去，尤爾特問我對此有何意見。當時黨的領導機關正準備遷至蘇區，總軍事顧問又指日可待，可以預料，我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一定會受到相當的限製，因此我表示同意去蘇區，但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1933 年春天，他們得到了肯定的答複，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利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沒有得到。由於技術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遲至秋天。”

　　從李德到蘇區後的曆史來看，張聞天應該與“引進”李德關係不大，將李德“引進”蘇區的主要是博古這個中央一號負責人。李德也有可能隻是博古個人的“軍事顧問”。

　　李德的起初姓名叫奧托·布勞恩，德語是他的母語。

　　李德在中國期間，使用過很多名字，奧托·布勞恩是他在護照上的名字，另外用得多的名字還有卡爾·瓦格爾，華夫是他在《紅軍報》發表文章時的名字，還有許多化名。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國名字，意思是一個姓李的德國人。

　　李德於1900年9月生於德國慕尼黑郊區的伊斯瑪寧，他的父親是個會計，母親是個教師。他的父親去世時，李德才6 歲。父親去世後，李德被送進一所天主教孤兒院，在那裏接受了初等教育。他很勤奮，學習期間成績一直不錯，而且還獲得了獎學金。到1913年的時候，慕尼黑的一所師範學院破格錄取了他。1918年時，應征服兵役，當列兵上了奧地利和意大利前線。一直在戰鬥的最前線。血與火使他很快成熟起來，同時也使他變得自負起來。一戰結束後，他返回了慕尼黑繼續上學。

　　李德在上學期間，就開始了他的革命活動。1919年4月，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是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不久又被選入自由社會主義青年團慕尼黑委員會，並負責中等學校學生組織工作。這一年，也許他還是德國共產黨前身“斯巴達克”聯盟成員，積極參加了保衛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街壘戰鬥，在街壘戰中，表現得異常出色。

　　巴伐利亞保衛戰失敗後，他被捕入獄，在獄中被關了整整三個月。1919年秋，他逃亡到了漢堡，1920他加入了漢堡黨組織，到了1921 年初，他在德共中央軍政情報處工作。在兩年中，他讀了大量各種有關軍事論著，同時也熟讀了《拿破侖》、《蘇沃洛夫》、《愷撒》等人的傳記，他對東方軍事家的傳記卻不屑一讀。因此，有關東方的曆史，包括風土人情他近似到無知的程度。他到中國來後，不懂中國曆史，更不了解中國農民，這就使他的指揮走向失敗的結局，這種結局，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便不足為奇了。

　　1921年春參加德國中部工人起義，不久又一次被捕入獄被關押五個月。

　　1923 年夏，進黨校學習三個月，後去中央出版局工作。

　　1924年初的時候，他調到了中央委員會做情報工作，從事反對奸細和法西斯組織的特別工作。這一年，他結識了女青年奧爾加·貝納裏奧，並吸收她參加了黨的工作。他們結成了夫妻。然而，因為特殊的身份和工作，他們的愛是短暫的。1926年秋，夫妻倆雙雙被捕，投入了莫阿比特監獄。三個月後，奧爾加獲釋，而奧托·布勞恩卻一直監禁到1928年春。獄中的生活，使他學會了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在戰友以及妻子奧爾加的幫助下，越獄潛逃成功。後來德國共產黨秘密地把他送到了蘇聯。並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1929年春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32 年春。離開莫斯科，前往中國。

　　李德到中國之後，知道他所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內博古等一些人是在莫斯科留過學的，王明是他們的領導。

　　李德到蘇區時，僅僅是作為軍事顧問，雖然說是顧問，可是由於其身份的特殊，事實上是博古等人拱手把權力送給了李德，當時的李德儼然就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權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說了算。

　　李德來到上海的前後，正是王明“左”傾路線最嚴重的時期，同時也是蔣介石國民黨在國統區實行白色恐怖最見“成效”的時期。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已經名存實亡，從1933年初開始，臨時中央的領導人相繼離開上海來到瑞金，隨著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博古進入瑞金，瑞金也就成了臨時中央的所在地。

　　博古一到瑞金，便掌握了中央蘇區黨政軍權。5 月8 日，根據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建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第四十一次常委會決定，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項英、博古為委員，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揮作戰時，由項英任代主席。這樣一來，中央蘇區的軍事行動實際上就由臨時中央在瑞金直接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了。

　　1933 年秋，李德從上海啟程，乘坐一艘英國輪船到汕頭，在汕頭見到了中央派來的聯絡員，然後裝扮成旅遊者，經過六晝夜的艱險跋涉，到達瑞金。

　　李德到達蘇區，不久就大權獨攬，完全掌管了軍事。當然，李德由軍事顧問變成軍事決策人，責任也許不完全在李德本人。

　　博古是個文人，軍事上幾乎沒有任何實踐經驗，他的作戰理論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經過短期集訓得來的，這種紙上談兵式的短訓，對他領導十幾萬紅軍破除蔣介石幾十萬到百萬大軍的“圍剿”毫無用處。而李德頭頭是道的軍事理論，還有李德那不同尋常的身份，使博古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很快對李德言聽計從，這樣就造成了一個共產國際組織派來的軍事顧問，掌握紅軍命運重任的局麵。

　　起初，瑞金的同誌們因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對他相當尊重，實際上應該是因為李德和博古的身份使得瑞金的同誌們對他們比較相信。

　　李德到達蘇區後，住在瑞金沙洲壩烏壟村，這是一個大樹環抱的小村子，格外寧靜。總部的參謀、幹事們習慣於把李德住的房子，稱為“獨立房子”。這棟房子是臨時中央專門為李德修建的一處單獨房子，房子四周水田環抱。一條田間小路通向300米外的小村莊——紅軍總政治部駐地，再過去一點，就是中央軍委機關所在地，這裏又遙對著黨中央機關所在地觀音山，相互之間聯係十分便利。

　　“獨立房子”由一堂兩廂帶一偏棚構成。李德住在東廂，翻譯伍修權和王智濤住在西廂，偏棚裏住著警衛員和炊事員。堂屋牆壁上掛滿各式各樣的軍用地圖，地圖上標滿著紅藍標記，堂屋中央擺著一張八仙桌，這實際上是一張會議桌。李德來到蘇區後，中央和軍委的許多重要會議都是在這裏舉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座房子主宰著中央蘇區的命運。這是因為“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曾擔任過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在回憶錄中繼續說，“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裏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紅軍的許多失利“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處分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進反對意見。”“當時中央的錯誤領導，和李德本人的專橫作風，使他成了一個地道的‘太上皇’。”但是中國畢竟不是德國，更不是蘇聯，李德那一套街壘作戰經驗和城市革命的經驗，在蘇區就顯得弱不禁風了。

　　的確，李德一到中國，便很快地否定了毛澤東的遊擊戰，他認為紅軍打正規戰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李德推行他的街壘戰術。

　　在思想方麵，李德和博古的思想也很快溝通了，他們一致認為山溝裏出不了馬列，在落後的縣城也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他們一致認為，紅軍要大兵團作戰，打大仗，正是在這種不謀而合的氣氛中，他們排斥了毛澤東等人的正確的軍事思想，聽不進他人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