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叔華：中國的曼殊斐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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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年三月十二日，陳西瀅因病生命已進入倒計時。

　　住在倫敦北郊亞當森街的淩叔華，正在為陳西瀅腦溢血發病住院而忙碌著。因女兒小瀅與丈夫秦乃瑞遠居英國北部的愛丁堡，她隻好求助於台灣“國民政府”外交人員陳堯聖、熊文英夫婦幫忙。

　　早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台灣國際地位下降，加上台灣“政府”經費緊張，連年積欠聯合國會費，陳西瀅的處境便已十分狼狽。

　　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台灣“國民政府”大使降旗撤回台灣，但台灣當局仍電令陳西瀅以聯合國中國代表的名義，在巴黎喬治五世大街十一號駐館看守。法國的冬天不僅寒冷，而且漫長，“使館”內沒有取暖設備，陳西瀅一人孤獨地坐在屋裏，形影相吊，凍得瑟瑟發抖，連吃飯也要到外麵小飯館就餐，真是苦不堪言。

　　一九六六年，台灣國民黨政府被聯合國取消成員國地位，三月十二日，陳西瀅在法警幹預下，讓其遷出巴黎辦公處。他極力抗爭，被法國軍警強行架出。在掙紮時血壓驟然升高，當場昏厥，不得不請醫救治。之後他辭去國民政府駐外職務，沒有回台，便北去倫敦在家賦閑。

　　同年五月十八日，他在給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的信中說：“當法警迫我們出走時，心中憤怒，精神緊張，故血壓高漲至250度。法警請來的醫生，認為必須躺下以救護車送去旅館。次日便降低，以後均在200度以下，有時僅170、180度，可以告慰。”

　　自此他為高血壓所苦，請求找到接班人他就退休。淩叔華多次來巴黎，為他返回倫敦做準備，同時也心存憂慮，因為家裏一直靠他的收入為生，如退休那點退休金則很難維持。這期間，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聘陳西瀅前往任教，因身體一直不好，便改由淩叔華就任，講授中國近代文學。然而她在加拿大剛剛教了一年，因陳西瀅生病，便匆匆返回英倫。不久陳西瀅又患上了腳軟症，行走不便，記憶越來越差，語言表達不也完整了。是回台灣還是居倫敦，心中很糾結，因他與國民CC派有矛盾。一九六九年他給學生吳魯芹信中說：“老耄的狀態日增，記憶力日衰，走路極緩，一切都是日落西山的光景。”“老年人到了這種階段，沒有什麽話可說了”。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倫納德去世了。倫納德生前曾給淩叔華許多實際建議，她也為尋求出版或藝術展覽的合同向他多有請教，她很感激倫納德這麽多年對她的幫助，如今像煙雲過眼離她而去。

　　陳小瀅記得，她父親的身體越來越弱。從法回英後，陳西瀅送給她一本新出版的《邊地之旅》作為生日禮物。幾個月後，她因感冒才在床上認真讀了這本書，一段湮沒了的曆史突然展現在她的麵前。父親還在書頁的邊上寫了批注，從他的角度糾正了“朱利安在中國”這一章的某些內容。

　　一九七○年在陳西瀅去世前不久，小瀅和父親坐在公園的一條長凳上，問他為什麽和母親結婚，而且在發生了那麽多事情後為什麽還要在一起。他隻說了一句：“你媽媽是個很有才的女人。”然後慢慢站起來，走回到汽車裏去。

　　陳西瀅這次住院之後，病情急劇惡化，大都處在半昏迷狀態，始終未能說話，捱到三月二十九日晚，便與世長辭了，終年七十四歲。他的死，與四年前在法國受的那次強刺激密不可分。

　　四月三日，陳西瀅遺體火化那天，淩叔華已無力再去倫敦北城教堂。事後熊文英回憶說：“陳源教授交遊甚眾，門牆桃李也很多，但是，他的最後一程，人生的最後一程，肉體行將被焚化的最後一段三英裏的道路，隻有我們夫婦相送。”

　　陳西瀅的死，台灣政府並未特別表示，隻發了“兩三個字”的唁電了事。淩叔華本就對台灣當局與陳西瀅的意見有別，此時更印證了她的感覺。對那個唁電她頗有諉詞。

　　倫敦《泰晤士報》在悼念陳西瀅逝世的文章中說：“他的逝世，使我們在英國，喪失了一種與現代中國曆史最重要的一段時期僅存的聯係。”

　　淩叔華把陳西瀅病逝的消息告訴了在美國的老友梁實秋，他正在西雅圖的旅途中，即刻寫了《悼念陳通伯先生》的回憶文章：

　　通伯在海外甚久，我們難得一麵。他和叔華都曾回過台灣，晤談甚歡。我提議在台灣把《閑話》重印，他欣然同意，並且答應我尋覓原書影印。後來他果然從大英博物院圖書館借原書，刪除其中一部分，由我洽商書店影印行世。他要我撰寫序文，我義不容辭的寫了。刪去的一部分，其實是很精彩的一部分，隻因事過境遷，對象已不存在，他認為無需再留痕跡，這是他的忠厚處。……

　　通伯在海外生活，精神上相當苦痛，老病之身和橫逆的環境抗爭，國內的人士很難體會其中的艱苦。叔華告訴我他在巴黎我大使館獨立支撐危局的情形，令人聽了心酸。通伯退休後，如果不是因為多病，早已返國定居，不料一代文宗，遂作九泉之客！彩雲易散，天道寧論！

　　曾任國民政府教部次長、中央大學校長、旅美華人顧毓琇與陳西瀅是無錫同鄉，也是學界同道，聽到他逝世的消息，也寫來了悼詞：

　　春風寒，春雨冷，無奈清明光影，濃霧散，薄雲天，騎鶴人化仙。

　　明月下，說風雅，長憶西瀅閑話。梁溪水，盡清涼，魂魄歸故鄉。

　　在台灣的蘇雪林聽到陳西瀅病逝的消息，第一時間寫了《悼念陳源先生》的文章，在台灣報刊發表：

　　陳氏以愛說俏皮話而出名，口才其實很壞，就是他說話時很困難。說他說話困難，並不是說他有口吃的毛病，他倒不和司馬相如、楊子雲患有同樣的症候，但他說話總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掙出一句話。

　　……陳氏對我們女同事為禮貌起見，俏皮話和潑冷水尚保留；對留英同學，一向玩笑慣了的袁昌英（蘭子）教授便毫不客氣，至蘭子常受其窘。

　　……記得抗戰發生後，其尊翁在南京日機轟炸受驚而死，珞珈山陳寓居然設立素緯香燭的靈堂，並不敢煩朋友來吊祭，他們一家早晚焚奠而已。……數年後，陳母逝世，他哭得像個小孩似的，人家問他衣衾棺木怎麽張羅，他隻說我方寸已亂，你們說怎樣辦就怎麽辦，隻須從厚就是。老人家苦了一輩子，萬不可再委曲她了。……又過幾年，他的姐姐也因病死了，當陳屍榻上未殮時，緊閉的雙目，忽然大張，陳氏見狀大驚，急進房，俯身死者榻前，用無錫土白喃喃和死者說話。……阿姊不肯閉眼，必是為了老母靈柩停厝異地，放心不下的緣故，抗戰勝利後，我一定要將老母和阿姊的遺骨運回故鄉安葬，現在請阿姊安心歸去吧……說也奇怪，他老姊的雙目果然緩緩闔上了，我們吊客也被感動得人人熱淚盈眶了。

　　台灣作家吳魯芹（1918—1983）在《哭吾師陳通伯先生》一文中說：

　　我初次見到通伯先生的印象，竟然與我心目中的印象不符，我總覺得他應該是身體修長麵目十分清瘦的人物，我何以會有這種想象，實在找不出理由，所以一九三七年初冬入校注冊，到院長室請院長簽字，發現身材矮小，背微駝，麵色紅潤，就好像其中有差錯，似乎係主任方重先生，更符合我想像中通伯先生的輪廓。

　　我正式受業於先生門下，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那時學校已搬到四川樂山，係裏有幾位先生沒有隨校遷到內地，通伯先生原先隻受高年級的課，這時也兼代一班低年級的“短篇小說”。這一學期我開始領略徐誌摩一再推崇先生的根底，絕非天才詩人的興之所至，絕非朋友間的捧場，實在是由衷而言。

　　在做論文的這段時間，我才認識通伯先生認真嚴格的態度，並不遜於朱孟實先生。所不同的地方是朱先生是板著臉的，他是笑嗬嗬的。我那時真是年幼無知，大言不慚……從抄大綱到完稿，連文法上的小毛病，他都仔細改了，他說最重要的是訓練找材料、用材料和一般的組織能力，自己的見解還是次要，漸漸我也看出我一些大言不慚的見解多麽幼稚可笑了。

　　通伯先生是著重通才教育的，那時外國文學係的人必修中國通史、中國文學史、哲學概論、理論學等等……到了後來教育部的教育家約了部內科員部外專家研議統一，口號很好，要通才教育專才教育兼籌並顧，也就大勢去矣。

　　從上述對陳西瀅的評價和回憶中，應當看出他的性格特征，他不大喜歡說話，而他的語言總是以嘲諷挖苦人見長，這就是他的個性。也因此引發了他同魯迅的一場論戰，並在論戰中以“閑話”文名大增。便是那場大戰，他從此變得心灰意冷，不再執筆為文，沒想到一肚子才華竟輸得那麽慘。

　　作為文人，他隻是在文壇上曇花一現，那一冊薄薄的《西瀅閑話》，成為他離開文壇的孤帆遠影。特別是那個造神年代，為了突出階級性，把爭論的文化特征全部抺去，把個人性推到政治性的極端，陳西瀅不可幸免地成為家喻戶曉的反派人物。新時期以來學術界時有文章發表，對陳西瀅及其“閑話”作了較為客觀的學理論述，這也是社會的進步。

　　陳西瀅本想把留洋所學給社會添一點亮色，不曾想出師不利，被碰得頭破血流，隻得轉道專事教學，安下心來幫助昔日好友王世傑實現教育夢想，把武大辦成如同劍橋那樣的一流大學，但士不逢時，又陷幫派之禍，不僅實現不了理想，還被迫離開了學界。所幸好友胡適幫他出水火，結束那個困軛局麵，以國民政府官員身份留居國外。豈料生不適時，又趕上台灣當局國際地位的喪失，他負不了責也挽不了那個狂瀾，最後的命運便這樣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