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叔華：中國的曼殊斐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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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南大執教期間，中文係先後有過兩任主任。第一位是佘雪曼（1909—1993），他的任期是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第二位是塗公遂（1902—1992），他的任期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零年。

　　中文係教授有著複雜的人際關係和背景。

　　中文係主任佘雪曼與教授潘重規同出於南京中央大學；後任中文係主任的塗公遂畢業於燕京大學，劉太希畢業於北京大學，而劉與潘重規還是舅甥關係。佘、潘這些“章（太炎）、黃（侃）弟子”，以南京大學為師承是很自然的事，而潘重規還是黃侃的女婿，他的妻子黃念容一九五七年也成為南大中文係講師。劉太希是潘重規舅舅，為接出困於大陸的姐姐（潘重規之母），劉太希想盡一切辦法，救其姊於“水火”之中。

　　淩叔華雖與塗公雖同出於燕大，但二人並不在一個係，關係一般，因而“被孤立於外”。

　　劉太希（1898—1989）於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應聘到南大中文係，他是江西信豐太阿人，早年入北大，是林琴南、梁啟超的高足。後到小縣城當了個不太正規的小縣官，抗戰初鑽到國防部當了秘書，邊寫詩邊混飯，竟被蔣介石授了個少將參議。蔣敗逃台灣後，他到香港定居，一九五七年通過親屬關係進入杏壇，到剛建立的南大中文係當了副教授，授課內容是曆代詩選、詩經等，一九六二年看到南大形勢不妙，便辭職去了台灣。

　　淩叔華在授課之餘，鼓勵學生創建了“南洋大學創作社”，開展寫作及文藝評論；而劉太希、塗公遂則支持中國文學研究會寫古體詩，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很快，他們在創作主張和創作實踐中產生了分歧和爭論，主要表現在劉太希古詩正統觀與淩叔華寄希望“新詩的未來”的分野。學生中也各有追隨者，由此帶來人際關係的變化：淩叔華，潘重規、黃念容夫婦於一九六○年四月離開南洋大學。塗公遂、劉太希於一九六二年三月離開南洋大學，去了台灣。

　　需要指出的是，淩叔華的友人蘇雪林在晚年的回憶中，提到淩叔華在南洋大學執教生涯時說：“南大來台灣找人，應聘者有台北師範大學潘重規等，我名亦其列。我怕南洋氣候不適合，不敢去，薦原在英倫僑居的淩叔華自代。淩到南大後即教我的功課，但淩與那邊中文係主任劉太希摩擦得相當厲害，僅教一年即未被續聘。”

　　受到蘇雪林此話的誤導，有論者以為淩叔華在南大隻教了一年或一年半的書，而受教於淩叔華南大中文係的第一屆畢業生紛紛為老師鳴不平，認為蘇雪林“厚誣”了淩叔華。據南大校史記載和第一屆畢業生回憶，劉太希從未擔任過南大中文係主任一職，他回台灣走馬燈似的變換崗達五處之多，當沒當係主任與南洋大學就沒關係了。而淩叔華在南大執教了四年，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後來蘇雪林於一九六四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二月也在南大教書，這位《楚辭》考據家能把上古事情考察的有鼻子有眼，不知什麽原因，她與友人同在一所大學教了幾年書也沒搞清楚，是記憶出了問題？還是選邊所需？不得而知。

　　淩叔華在南洋大學教學之外，繼續她的繪畫，文章則偏重於散文寫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她在新加坡維多利亞紀念堂舉辦了個人畫展。連士升、潘受以及學生劉森發在報端撰文盛加讚譽。

　　一九六○年二月，淩叔華在結束南大四年教學生涯之前，她編輯了這期間寫的文章，定名為《愛山廬夢影》，由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出版。她在自序中說：

　　這本薄薄的小書是我在來南洋後收集的一件紀念品。這裏麵描寫了我近三年的生活與思想——當然也充溢著我對雲南園流戀的情緒。最使我欣幸的是在短短三四年中，我不但得以重溫我“愛山”的舊夢，同時還遇到幾位對人生對文藝工作有同樣見識的真朋友。

　　雲南園的山，成了她夢中揮之不去的影子。山在她的生命中，浩蕩著一種態度，一種精神，並與之相伴相生，成為萬丈紅塵中物我兩契的至高境界。

　　一九五九年冬天，借寒假她回了一趟大陸，先後去了廣州、武漢和北京。

　　回到南大的第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她寫信給倫敦的倫納德：“中國的朋友忠告我說，最好別向其他人提起我的中國之行。”可是她的這個計劃無意中被在香港英國BBC電視台工作的女兒陳小瀅發現了，她知道這會讓父親陳西瀅受到牽連，但當她告訴父親時，淩叔華早已去了大陸。

　　淩叔華先去了故鄉番禺。

　　在僑務人員的陪同下，她在廣州走訪了一些親友，之後便去了故鄉深井。在族人的引領下，淩叔華先去了中約坊上街的祖居。她的兩個哥哥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香港，深井村已無直係後人。淩念楚是淩叔華親叔祖的重孫，一九三一年淩福彭去世時還是個少年，如今已是四十出頭的中年人了，淩叔華依稀還能記起他少年時的模樣。鄰居四婆早已過世，兒孫們也都子女成群，說起往事，大家都還記得叔華的名字和童年的故事。

　　鄰居們對淩叔華說：“姑媽童年在江瀝海玩耍的那個小港口，現在隻剩下半段水域，四婆帶你到山上燒香的三聖廟和洪聖宮還在，但北帝廟、雷公廟、醫靈廟、關帝廟、觀音廟，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了。”

　　在去景客淩公祠的路上，淩念楚指著幾棵兩三人才能合抱起的老荔枝樹說：“四婆家裏人常說起，姑媽小時候和孩子們在樹下追逐、遊戲。小夥伴們都願意跟你在一起玩耍。”

　　淩叔華參拜了家廟後，又去了村東北方大飛崗父親的墓地。

　　飛鵝嶺在大飛崗山巔，爬過幾道山坡，淩叔華來到父親墓前。她環顧四周，這裏海拔雖然隻有五十多米，然而，它北臨珠江，南望全村風光，確是父親長眠的好歸宿，且有駕鶴歸去之意境。淩叔華把花圈輕輕地放在父親墓前，又在父親墓旁植了兩株小鬆樹。

　　接著淩叔華一路北上，從武漢下車後，她又去了一趟珞珈山下的武漢大學。在與武大的領導和好友的暢敘中，她獨沒見到袁昌英。在她提出要見她時，校方以種種理由搪塞了。淩叔華哪裏知道，袁昌英因家庭出身、南京國大代表等問題被“打右”，繼而又被打成“曆史反革命”，已被武大開除在街道勞動改造。

　　後來袁昌英從校方那裏接到淩叔華給她帶來的禮品，才知道叔華來武漢看她而不得見。

　　淩叔華到北京後，從周鯨生夫婦那裏才得知袁昌英上述遭遇。在武漢，淩叔華用武漢大學的明信片，給英國查爾斯頓山莊病重的瓦內薩寫了幾句話寄去。第二年十月七日，是淩叔華回英後寫給瓦內薩的最後一封信。信中她還譯了蘇東坡《江城子》的詞放進信封寄去。詞的內容是：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麵，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鬆岡。

　　淩叔華借詩說愁，向瓦內薩問候並表明她心跡。時過不久（1961年），瓦內薩就去世了。

　　之後，淩叔華到了北京，那裏更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她的老朋友張奚若已身居高位，先做教育部長，又做對外文化委員會主任。他請了淩叔華和幾位老朋友相聚。席間張奚若用他帶有濃重陝西味的京白，繪聲繪色地描述與調侃楊振聲手拿酒杯慢悠悠的姿態，真像《空城計》裏的孔明，惹得一桌人大笑不止。

　　然而，淩叔華發現大家笑得很慘，尤其是清華教授鄧以蟄在那裏一言不發，眼裏卻含滿了淚水。張奚若見狀，立刻提議下周到西單的川菜館再聚一次，一個人也不許少。他特別叮囑淩叔華說：“你一定得來，就是訂了機票，也要展期再飛。”

　　張奚若的提議，一班朋友誰也不敢與他辯駁。在政界，他特別愛護朋友，與他們的友情長久而不衰。在外交界，不分中西，大家也一樣敬愛他。結束中國大陸之行，淩叔華又返回新加坡南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