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叔華：中國的曼殊斐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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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南洋大學，她創作第二部長篇小說的夢一直未休。她在給倫納德的信中說，她一到新加坡，便搬進學校提供的三居室小別墅中，讓她吃驚的是，新加坡竟是個“半中國的國家”。

　　六月三日，在信中又報告了初到的感受，她發現在這裏很難了解到當地的政局，除了分量不重的教學工作和幫助圖書館收藏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外，她在一座四鄰稀疏、但樹木茂密的小山坡上，過著一種“隱士生活”。夜晚，她點著蚊香驅趕昆蟲，香煙嫋嫋，伴她進入香港、台灣和日本的夢境之中，這使她獲得“一些新鮮思想，我可以把它們用到我的第二本書中”。

　　深秋時候，她又給倫納德去信說，對於那個龐大計劃，她的信心突然崩潰了。朱利安“說我的文字有一種俄羅斯風格，有時還有點兒法蘭西的味道。他說如果能正確地運用它，就可能寫出傑出的作品。我想按照他說的去做，但不太成功。如今每天的生活讓人厭煩。我可能是江郎才盡了。”

　　不久，山下有四個男孩女孩來找她。這些孩子大都十來歲的樣子，衣褲破舊，散漫不潔，腳上也沒有穿鞋子，然而他們憨態可掬，天真活沷。一個大一點的女孩對叔華說：“您是先生，我媽說請您教我們讀書。”她說著隨手把帶來的兩條黃瓜和一把小蔥放到桌上，又補充說：“這是給您的。”

　　叔華感到這些孩子樸素可愛，收下黃瓜小蔥，她給了那些孩子鉛筆和練習本，並囑他們每天黃昏來這裏讀書練字。

　　時間如風，一刹那便兩年了。南洋大學增加了上千名學生和一百多名教員，房子也增建了幾十座，而那些鄉下孩子像裕廊山的植物一樣長得瘋快。有幾個月叔華到倫敦休假，回來時三個孩子已穿上了鞋子，衣服也穿得整整齊齊了。那個大一點的女孩到城裏工作去了，她回來看叔華時，臉上塗了脂粉，頭上燙了發，腳上還穿一雙漂亮的高跟皮鞋。

　　淩叔華意識到，孩子們真的無可置疑地長大了。

　　淩叔華在中文係授課內容是新文學研究（1956年學期，必修課）、新文學導讀（1957年上學期，選修）、中國語法研究（必修）和修辭學（1957年下學期，必修）。

　　她調查這些學生看過什麽書，發現他們讀書很少，而且書籍匱乏，偶爾看到有一本新書，大家便搶著去買。但是，她也發現，這裏的學子愛好新文藝和具有寫作才能的很不少。淩叔華被他們的知識饑荒深深感動，授課時格外給補充新的文藝理論。她常對他們講，無論科學也好，藝術也好，都有它的術語，也有其基本原則。如果做一個學人，就要認識這一合理的新趨勢。寫一篇小說，光憑靈感是不能取得成功的。天才者或有例外，但有幾人呢？關於創作，要虛心采訪和研究，隻憑自己那點意思，寫出來的東西多是狹窄膚淺的。她告訴他們，對新文藝有誌的人，要充實自己對大眾的了解，然後方能下筆，像過去那樣“十載寒窗”，麵壁自修，已經跟不上時代了。

　　為解決書籍匱乏，她利用去香港看望女兒小瀅和度假便利條件，為大學帶回數百冊新書，不到一周，被學生搶借一空。如《文學研究》、《文學遺產》等新文藝之作，在市上發現了，常會加二三倍的價錢，被捷足者率先搜去。有一次她發現多了一本《文學遺產》，便給了一個學生，那個學生竟高興得流出眼淚來。

　　四年間，她在新加坡和英國之間來回穿梭之餘，還訪問了亞洲許多地方。

　　淩叔華在南大教完第一學期課，一月底到台灣去看望蘇雪林。在這期間，她與蘇雪林一起參觀了台中白溝古物保存所，觀賞了北京故宮博物院運台的收藏品，並遊了日月潭。趁此之便，她又去香港度假，與在香港美聯社工作的女兒陳小瀅團聚。

　　淩叔華出於對蒙師辜鴻銘的懷念，去了一次他的故鄉馬來西亞的檳城。

　　渡輪靠岸後，淩叔華看見人群中大地先生和兩位南大同學在那裏等候。大地先生先是帶她見過生病在家的檳城藝術協會會長清泉先生，再乘車到北部旅遊勝地丹絨武雅的下榻怡園。

　　淩叔華入室安置好行裝之後，下樓來享受花園夜色美景。她告訴大地先生，“辜鴻銘先生出生在這裏，我來之前想去憑吊他，可是沒有人能告訴我。他是我父親的好友，他在檳城的聲望遠不如在北京大，如若檳城加上他在北京的名氣，這座城市就名符其實的人傑地靈了。”

　　大地先生是淩叔華在英國時就認識的朋友，是星、馬聞名遐邇的書法家，他說：“淩先生的話確是如此，辜鴻銘先生的事跡和文名在檳島彰顯，定會占盡南亞風光。”

　　在檳城，淩叔華遊覽了極樂寺、泰禪寺、觀音亭、聖喬治教堂、詩華寺等處，她想起童年時辜鴻銘先生與她說過的那句話：“檳城風景好得很呢。”今天她到這裏，果然印證了辜先生的話不是虛言。

　　而檳榔嶼給她最奉厚的報答，便是那篇名播海內外的散文：《記我能知道的檳城》。

　　一九五九年初，淩叔華利用放年假的機會，踏上了她第三次去日本的旅途。

　　前兩次去日本，正是日本全盛時期，處處有條不紊，確是一個山川秀麗、國泰衣豐的強國。而這次去日本，則是“戰後”造訪，其國勢大不如前，那蓬萊三島的風光，也在人們心中消褪了顏色。

　　她乘船途經香港直抵日本橫濱，然後轉道去日本首府東京。

　　剛剛放下手裏的提具，她便接到張大千先生打來的電話，說剛剛接到巴黎來信，得知今日抵達東京，請即刻到他家共會剛從美國紐約來的畫界朋友濟遠先生。

　　他們一見如故，大千在日本朋友杉村建議下，次日到鐮倉逛廟看梅去。鐮倉位於東京南部的神奈川縣，背山麵海，是一座著名的曆史古城，被日本稱為“鐮倉時代”。在高德院，他們一行到神社看完大佛，便乘的士到錦屏山瑞泉寺看梅花。

　　淩叔華走到禪堂轉角的花壇上，有一彎老梅枝幹斜伸過來，其姿態宛如梅蘭芳的“貴妃醉酒”。大千說：“這棵叫照水梅，它的花朵都是麵向水的。”淩叔華則想到，那年徐誌摩到孤山，寄回北京兩枝梅花和一首詩：

　　紅梅肥

　　綠梅瘦，

　　綠梅寄與素（叔華），

　　紅梅寄與眉（小曼）。

　　淩叔華對大千說：誌摩永遠忘不了人間，所以他的詩句，總是帶著人間的溫暖。

　　大千也說：徐誌摩是個多情的詩人，他陪泰戈爾到日本寫的那首《沙揚娜拉》，至今讀來讓人心動。

　　結束東京之行，淩叔華告別大千夫婦和濟遠先生，又南下京都，最後一站是奈良。這些地方，她戰前都曾去過，再遊隻是想重溫年輕時的夢境和看看戰後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