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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貴意象的選取與巧達,一個十六歲的少女,把秋天的金剛橋,“引人袖手少行舟”;九月的重陽節,“鼓樓閑步算登高”,這樣平常的事表達意趣盎然,清新老道,特別是“少”與“算”字用得恰到好處,分寸感極強,沒有詩才和功底是寫不出來的。

  淩叔華在女師期間僅《會報》上留下的書信、詩詞、遊記、論說、日記等十九篇(見年表篇名)之多,且題材多樣,筆法縱橫,思隨時代,讓我們看到青春時代的淩叔華文采卓然,不同凡響,作為女師學生中的翹楚,深得老師和同輩的稱羨。

  從民國九年(1920)一月起,天津各界群眾和愛國學生又投入到抵製日貨的鬥爭中。那時有兩名參加罷工的工人被日本廠主殺害,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學生聯合會向天津市長遞交了請願書,要求他轉呈總統。淩叔華和全校學生走上街頭講演宣傳,說服商店抵製日貨,關門一天,並要求政府向日本當局提出強烈抗議。

  那時天津許多日本商人的商品以次充好,把便宜貨運到中國市場,以高價銷售。他們還將走私品運到天津,謀到暴利。中國人對此非常憤慨。

  遊行返校後,語文老師張皞如要求淩叔華和其他幾個學生,立刻把當天的請願活動寫成作文,他選出最好的一篇送到《天津日報》發表。

  第二天早上,張皞如帶來一張報紙。下課時他當著全班同學朗讀。淩叔華聽到是她寫的作文時,臉紅心跳,激動得流下了淚水。張先生把報紙遞給淩叔華說:“留著這張報紙,上麵有你的名字,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你會更加珍惜它。”

  張皞如是淩叔華的班主任和語文老師,南滿人。一八九六年,他的家鄉被日本人占領,父親被捕,母親出走,他流落街頭,叔叔找到他,把他帶到天津上學,中學畢業後又到北京一所學院學習,他的中文學業非常出色,畢業後回到天津任教。他非常憎恨日本人,也討厭洋貨。學生運動在天津持續了兩年,他經常幫助學生會為他的學生製定活動計劃,修改講演稿、請願書,還推薦到報紙上發表,像對待自己的工作一樣,這為他贏得了叔華和許多同學的尊敬和愛戴,叔華做什麽事都事先同他商量。抗日戰爭前一年,張暤如在南滿被日本人殺害。

  淩叔華的老師張皞如,也曾是周恩來的老師。淩叔華在女師寫的文章,倍受張先生讚譽,並寫了許多評語留在《會報》裏。

  在淩叔華《雨後天晴邀女友看菊小啟》,他的評語寫道:“一路雨天花。此文家纖穠之品,亦文家自然之品也。二者兼得,真乃難事。”

  在《與同學書勸真熟讀尤西堂〈反恨賦〉》,他的評語是:“無一語不神韻,無一筆不風華。淩生才人也,亦學有根抵人也。勉之進之。”

  在《張允瑛女士追悼會記》,他的評語寫道:“匹馬單槍,如入無人之境。此語惟淩生當之。”

  在《論女子學文之功用》,他的評語是:“入門下馬氣如虹。惟斯文得之,雖後幅於文字稍略,而議論堅卓,根底宏深,大氣盤旋,實有他人能不可及者。瑞棠勉之,吾為吾校得才賀。”

  在《與執友書:曆述生平得意事與失意事》,他的評語是:“談得意處,如龍跳天門;談失意處,如蟬呤秋樹。光明俊偉如子由,抑鬱慨惻如子長,讀之領人神往。”

  在《擬中秋夜與嫦娥書:對月述評》,他評論更是議論縱橫:“神情遙遠,氣象萬千,壯夫之懷,才人之筆。金聖歎所謂‘靈眼覷著,靈手捉著’,史家所謂‘天雨為栗,鬼為夜哭’者,此也,有此文乃不負此題”。

  在《人必如何而後為得誌說》,他評論說:“色色空空,喚醒世人,理既超妙,筆複縱橫,讀之如遇南華老仙,放言談道,句句令人點頭稱是。”

  在《對於中日秘約之感言》,他評論說:“筆有鋒芒,辭挾風雷,使當道者見之,不知心有慽慽焉否。”

  淩叔華對張皞如老師十分敬佩,曾將她的思念寫在小說《古韻》裏,但又朦朦朧朧,今從校友會《會報》裏終於得到一些具體細節,他不僅文采斐然,對淩叔華也有識珠之明。上世紀二十年代淩叔華走上中國文壇,印證了他的判斷並非虛言,上述評語便是佐證,今抄錄在這裏,與讀者諸君共饗。

  劉表揚(1894-1977)、郭隆真(1894-1931)、張若茗(1902-1958)畢業後,一九二○年十一月同周恩來一起赴法勤工儉學,成為早期的共產黨員。鄧穎超(1904-1992)畢業後,到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小任教,一九二二年夏應天津達仁女校校長馬千裏之聘到該校任教。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年轉黨,同年與周恩來結婚,奉調南下廣州從事婦女運動。許廣平(1898-1968)晚一屆畢業,一九二二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一九八四年,鄧穎超來天津會見女師校友,還記得同班同學岫塵名字叫秀臣。梁岫塵(1900年生,是班上最年長的學生)說:“我是封建家庭出身,爺爺盼孫子,可惜生了兩個孫女,姐姐叫秀君,我叫秀臣。到了民國,姐妹怎麽還稱君臣呢?這個名字是畢業時白老師給改的。”鄧穎超說:“我原來叫文淑,白老師給改為穎斌,我不喜歡,後來自改為穎超。”

  淩福彭退居林下後,曾兩次到北戴河度夏。

  北戴河在商、周時屬孤竹國,伯夷、叔齊即孤竹君二子。公元前六六四年孤竹亡,又屬燕地。秦始皇第五次東巡到此,刻“碣石門”。三國時曹操北定烏桓,來“碣石”賦《觀滄海》詩,這是耳熟能詳的曆史。

  北戴河的開發始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正式劃定“鴿子窩”沿途三海裏為避暑區。民國六年(1917)北寧鐵路局為方便中外遊人,開設了北戴河至海濱的支線。民國八年(1919),建蓮花石公園和第一、第二公共浴場,吸引了大批遊客。淩淑浩按奈不住宣傳的吸引力,鼓動父親淩福彭攜家人來此度夏。第二年,美、英、德人又建“東山會”(組織),海濱增添了人力車和驢腳為載客工具。淩淑浩不甘落後,和姐姐叔華又隨其父來此避暑,在飽嚐海浴滋味的同時,又意外地圓了她的求學夢,上醫科學校的計劃有了眉目。

  第一次到北戴河度夏,淩福彭帶叔華、淑浩住在朋友的別墅裏,她們曾記得,在二樓陽台上能看附近跑道上的賽馬。淩福彭在這裏辦過一次宴會,和一幫北洋老友一邊喝著木桶裏堆著冰塊的德國黑啤酒,一邊暢談往事。淩淑浩在這裏認識了兩個外藉女人,一個是印度青年女子,她幫她學中文;另一個女人是在山東齊魯醫學院教書的美國人,她在北戴河開了一個雜貨店,淩淑浩因買浴帽與她相識。她問能否到她那兒上學。那位女士告訴她,醫學院有一半課程是用英語講授的,上醫學院先得練習好英語。於是她明白了上醫學院必備的先決條件,從而堅定了學醫的誌向。

  大約在民國九年(1920)淑浩畢業前夕,表哥馮耿光(小說中叫康光)因事到府上看望姑夫淩福彭,並為叔華、淑浩姐妹回北京上學說項,得到了父親的同意。

  馮耿光(1882—1975),字幼偉,廣東番禺黃埔村人,是淩福彭大夫人的侄子。他早年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先在福建馬尾要塞任司令,後改任清政府軍谘處司長。辛亥革命後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兼山東臨城礦務局督辦,後脫離軍界。民國七年(1918)馮國璋任命他為中國銀行總裁,直到民國十一年(1922)辭去總裁一職,改任常務董事。在這期間曾發生安福係攻擊中國銀行總裁、副總裁“貪瀆”一案。

  馮耿光是梅蘭芳(十四歲相識)一生重要支持者,梅早年住宅蘆草園,便是馮耿光所贈,梅妻福芝芳亦是馮牽的紅線。梅赴美、蘇演出,經費都是馮為之籌集。梅稱自己“一生事業中受他影響很大,得他的幫助也最多。”

  另一位表哥馮祥光(小說中叫康賢),字玉潛,廣東番禺黃埔村,清舉人,曾赴德國留學。曆任閩浙總督署和兩廣總督署文案,考察憲政大臣參讚。民國後任駐巴拿馬、舊金山、漢堡、新加坡總領事。

  二位表哥還勸說淩福彭不要“成天跟那幫軍閥費唾沫”,盡早搬回北京去居住,也讓兩表妹到北京去上學。

  淩福彭很快同意了兩位表侄的建議。

  民國九年(1920),淩淑浩以優異成績從直隸女師畢業。兩姐妹一起考入燕京大學女子學院。

  淩叔華站金剛橋頭,回憶著七年來天津女師的讀書生活,一顆心像海河蕩漾的澄波,不停地翻騰著這段青春似水的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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