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叔華：中國的曼殊斐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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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貴意象的選取與巧達，一個十六歲的少女，把秋天的金剛橋，“引人袖手少行舟”；九月的重陽節，“鼓樓閑步算登高”，這樣平常的事表達意趣盎然，清新老道，特別是“少”與“算”字用得恰到好處，分寸感極強，沒有詩才和功底是寫不出來的。

　　淩叔華在女師期間僅《會報》上留下的書信、詩詞、遊記、論說、日記等十九篇（見年表篇名）之多，且題材多樣，筆法縱橫，思隨時代，讓我們看到青春時代的淩叔華文采卓然，不同凡響，作為女師學生中的翹楚，深得老師和同輩的稱羨。

　　從民國九年（1920）一月起，天津各界群眾和愛國學生又投入到抵製日貨的鬥爭中。那時有兩名參加罷工的工人被日本廠主殺害，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學生聯合會向天津市長遞交了請願書，要求他轉呈總統。淩叔華和全校學生走上街頭講演宣傳，說服商店抵製日貨，關門一天，並要求政府向日本當局提出強烈抗議。

　　那時天津許多日本商人的商品以次充好，把便宜貨運到中國市場，以高價銷售。他們還將走私品運到天津，謀到暴利。中國人對此非常憤慨。

　　遊行返校後，語文老師張皞如要求淩叔華和其他幾個學生，立刻把當天的請願活動寫成作文，他選出最好的一篇送到《天津日報》發表。

　　第二天早上，張皞如帶來一張報紙。下課時他當著全班同學朗讀。淩叔華聽到是她寫的作文時，臉紅心跳，激動得流下了淚水。張先生把報紙遞給淩叔華說：“留著這張報紙，上麵有你的名字，等你有一天成了作家，你會更加珍惜它。”

　　張皞如是淩叔華的班主任和語文老師，南滿人。一八九六年，他的家鄉被日本人占領，父親被捕，母親出走，他流落街頭，叔叔找到他，把他帶到天津上學，中學畢業後又到北京一所學院學習，他的中文學業非常出色，畢業後回到天津任教。他非常憎恨日本人，也討厭洋貨。學生運動在天津持續了兩年，他經常幫助學生會為他的學生製定活動計劃，修改講演稿、請願書，還推薦到報紙上發表，像對待自己的工作一樣，這為他贏得了叔華和許多同學的尊敬和愛戴，叔華做什麽事都事先同他商量。抗日戰爭前一年，張暤如在南滿被日本人殺害。

　　淩叔華的老師張皞如，也曾是周恩來的老師。淩叔華在女師寫的文章，倍受張先生讚譽，並寫了許多評語留在《會報》裏。

　　在淩叔華《雨後天晴邀女友看菊小啟》，他的評語寫道：“一路雨天花。此文家纖穠之品，亦文家自然之品也。二者兼得，真乃難事。”

　　在《與同學書勸真熟讀尤西堂〈反恨賦〉》，他的評語是：“無一語不神韻，無一筆不風華。淩生才人也，亦學有根抵人也。勉之進之。”

　　在《張允瑛女士追悼會記》，他的評語寫道：“匹馬單槍，如入無人之境。此語惟淩生當之。”

　　在《論女子學文之功用》，他的評語是：“入門下馬氣如虹。惟斯文得之，雖後幅於文字稍略，而議論堅卓，根底宏深，大氣盤旋，實有他人能不可及者。瑞棠勉之，吾為吾校得才賀。”

　　在《與執友書：曆述生平得意事與失意事》，他的評語是：“談得意處，如龍跳天門；談失意處，如蟬呤秋樹。光明俊偉如子由，抑鬱慨惻如子長，讀之領人神往。”

　　在《擬中秋夜與嫦娥書：對月述評》，他評論更是議論縱橫：“神情遙遠，氣象萬千，壯夫之懷，才人之筆。金聖歎所謂‘靈眼覷著，靈手捉著’，史家所謂‘天雨為栗，鬼為夜哭’者，此也，有此文乃不負此題”。

　　在《人必如何而後為得誌說》，他評論說：“色色空空，喚醒世人，理既超妙，筆複縱橫，讀之如遇南華老仙，放言談道，句句令人點頭稱是。”

　　在《對於中日秘約之感言》，他評論說：“筆有鋒芒，辭挾風雷，使當道者見之，不知心有慽慽焉否。”

　　淩叔華對張皞如老師十分敬佩，曾將她的思念寫在小說《古韻》裏，但又朦朦朧朧，今從校友會《會報》裏終於得到一些具體細節，他不僅文采斐然，對淩叔華也有識珠之明。上世紀二十年代淩叔華走上中國文壇，印證了他的判斷並非虛言，上述評語便是佐證，今抄錄在這裏，與讀者諸君共饗。

　　劉表揚（1894-1977）、郭隆真（1894-1931）、張若茗（1902-1958）畢業後，一九二○年十一月同周恩來一起赴法勤工儉學，成為早期的共產黨員。鄧穎超（1904-1992）畢業後，到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小任教，一九二二年夏應天津達仁女校校長馬千裏之聘到該校任教。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年轉黨，同年與周恩來結婚，奉調南下廣州從事婦女運動。許廣平（1898-1968）晚一屆畢業，一九二二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一九八四年，鄧穎超來天津會見女師校友，還記得同班同學岫塵名字叫秀臣。梁岫塵（1900年生，是班上最年長的學生）說：“我是封建家庭出身，爺爺盼孫子，可惜生了兩個孫女，姐姐叫秀君，我叫秀臣。到了民國，姐妹怎麽還稱君臣呢？這個名字是畢業時白老師給改的。”鄧穎超說：“我原來叫文淑，白老師給改為穎斌，我不喜歡，後來自改為穎超。”

　　淩福彭退居林下後，曾兩次到北戴河度夏。

　　北戴河在商、周時屬孤竹國，伯夷、叔齊即孤竹君二子。公元前六六四年孤竹亡，又屬燕地。秦始皇第五次東巡到此，刻“碣石門”。三國時曹操北定烏桓，來“碣石”賦《觀滄海》詩，這是耳熟能詳的曆史。

　　北戴河的開發始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正式劃定“鴿子窩”沿途三海裏為避暑區。民國六年（1917）北寧鐵路局為方便中外遊人，開設了北戴河至海濱的支線。民國八年（1919），建蓮花石公園和第一、第二公共浴場，吸引了大批遊客。淩淑浩按奈不住宣傳的吸引力，鼓動父親淩福彭攜家人來此度夏。第二年，美、英、德人又建“東山會”（組織），海濱增添了人力車和驢腳為載客工具。淩淑浩不甘落後，和姐姐叔華又隨其父來此避暑，在飽嚐海浴滋味的同時，又意外地圓了她的求學夢，上醫科學校的計劃有了眉目。

　　第一次到北戴河度夏，淩福彭帶叔華、淑浩住在朋友的別墅裏，她們曾記得，在二樓陽台上能看附近跑道上的賽馬。淩福彭在這裏辦過一次宴會，和一幫北洋老友一邊喝著木桶裏堆著冰塊的德國黑啤酒，一邊暢談往事。淩淑浩在這裏認識了兩個外藉女人，一個是印度青年女子，她幫她學中文；另一個女人是在山東齊魯醫學院教書的美國人，她在北戴河開了一個雜貨店，淩淑浩因買浴帽與她相識。她問能否到她那兒上學。那位女士告訴她，醫學院有一半課程是用英語講授的，上醫學院先得練習好英語。於是她明白了上醫學院必備的先決條件，從而堅定了學醫的誌向。

　　大約在民國九年（1920）淑浩畢業前夕，表哥馮耿光（小說中叫康光）因事到府上看望姑夫淩福彭，並為叔華、淑浩姐妹回北京上學說項，得到了父親的同意。

　　馮耿光（1882—1975），字幼偉，廣東番禺黃埔村人，是淩福彭大夫人的侄子。他早年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先在福建馬尾要塞任司令，後改任清政府軍谘處司長。辛亥革命後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兼山東臨城礦務局督辦，後脫離軍界。民國七年（1918）馮國璋任命他為中國銀行總裁，直到民國十一年（1922）辭去總裁一職，改任常務董事。在這期間曾發生安福係攻擊中國銀行總裁、副總裁“貪瀆”一案。

　　馮耿光是梅蘭芳（十四歲相識）一生重要支持者，梅早年住宅蘆草園，便是馮耿光所贈，梅妻福芝芳亦是馮牽的紅線。梅赴美、蘇演出，經費都是馮為之籌集。梅稱自己“一生事業中受他影響很大，得他的幫助也最多。”

　　另一位表哥馮祥光（小說中叫康賢），字玉潛，廣東番禺黃埔村，清舉人，曾赴德國留學。曆任閩浙總督署和兩廣總督署文案，考察憲政大臣參讚。民國後任駐巴拿馬、舊金山、漢堡、新加坡總領事。

　　二位表哥還勸說淩福彭不要“成天跟那幫軍閥費唾沫”，盡早搬回北京去居住，也讓兩表妹到北京去上學。

　　淩福彭很快同意了兩位表侄的建議。

　　民國九年（1920），淩淑浩以優異成績從直隸女師畢業。兩姐妹一起考入燕京大學女子學院。

　　淩叔華站金剛橋頭，回憶著七年來天津女師的讀書生活，一顆心像海河蕩漾的澄波，不停地翻騰著這段青春似水的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