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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不屈的戰士——戴高樂
夏爾·安德烈·約瑟夫·瑪麗·戴高樂（1890—1970），是法國傑出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抵抗運動領袖，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
戴高樂生於法國北部裏爾市公主街9號一個世代篤信天主教的小貴族家庭。戴高樂家族從16世紀到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爆發時止，祖祖輩輩在司法界做官。家族的命運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戴高樂家族屬於那種忠於法國古老傳統的偏於守舊的家庭，父母都是熱忱的愛國者。其父在普法戰爭時曾加入誌願者隊伍與德國人作戰，並獲軍功勳章；其母曾經向他追憶當時外祖父母得知巴讚元帥向普魯士投降後，是怎樣傷心地流淚的情景。在先輩民族主義情緒的熏陶下，他自幼矢誌於雪普法戰爭敗績之恥。14歲時，他立意投考聖西爾軍校。
1907年，戴高樂的父親把他送到以數學成績聞名的比利時安托萬中學就讀，因為考聖西爾，數學成績必須出色。戴高樂一心要考軍校，所以他的成績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後他轉學進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學校。1909年8月，戴高樂通過了聖西爾軍事學院的考試，這一年他剛好19歲。根據軍校校規，新生入學要當一年兵。1910年10月，他如期正式進入聖西爾。戴高樂在學校勤奮學習了兩年，於1912年10月1日畢業。他以少尉軍銜在第二步兵師第三十三步兵團任職。在該團他受到團長菲利普·貝當（後成為元帥和維希政府首腦）的賞識，一年後被晉升為中尉。團長貝當寫下了如下評語：“異常聰穎，忠於職守……極堪嘉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戴高樂在與德軍作戰中表現出色，很快被提升為上尉。1916年3月在凡爾登戰役中受傷被俘。在德國人的監獄中他度過了兩年零八個月的俘虜生活，期間他曾設法越獄，但未獲成功。直到1918年11月大戰宣告結束，他才從俘虜營中獲釋回到法國。
1919年4月，戴高樂被派到波蘭朗伯爾托夫軍官訓練學校擔任教官，講授戰術學。期間參與指揮波蘭軍隊對蘇維埃俄國的武裝幹涉，獲波蘭政府最高勳章。
1921年3月，戴高樂奉調回國。4月，與伊馮娜·旺德魯在加萊地區聖母院舉行了結婚儀式。10月，奉命到聖西爾軍事學院擔任戰爭史教員。但他不滿足於現狀，渴望進入高等軍事學院深造。1922年11月，他如願以償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兩年後畢業，供職於總參謀部。畢業後他潛心研究軍事科學，從1924年到1938年，先後發表《敵人內部的傾軋》（1924年）、《劍刃》（1932年）、《關於職業軍》（1934年）、《法國和它的軍隊》（1938年）等多篇著作，闡述未來戰爭的特點，強調坦克、飛機、步兵協同作戰的重要性，主張將坦克編成裝甲部隊，作為進攻手段，這些軍事思想招致了一些上層人物的非議，但也受到政界個別人士，如保羅·雷諾（曾任財政部長，1940年出任政府總理）的賞識。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戴高樂任坦克旅旅長，1940年5月升為第四裝甲師師長，在拉昂和阿布維爾一帶奮力阻擊德軍，受到國防部嘉獎。同年6月，他出任雷諾政府國防部副部長，這是他首次擔任政府職務。6月14日巴黎失陷。17日，曾被戴高樂視為“恩師”的貝當元帥接替雷諾出任總理，向德國乞降。戴高樂毅然決定離開法國，飛赴英國，與貝當政府決裂。
6月18日，戴高樂在倫敦廣播電台向法國人民發出著名的“六·一八”號召，指出“無論發生什麽情況，法蘭西抵抗的火焰決不應該熄滅，也絕不會熄滅”。他在海峽彼岸的倫敦樹起了第一麵法國反抗德國法西斯的旗幟。倫敦也由此成為“自由法國運動”的中心。
戴高樂率領“自由法國”軍隊，在近東、非洲一些法屬殖民地與德軍作戰。1941年至1943年他先後組織和領導法蘭西民族委員會、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期間曾與美、英發生摩擦，但他堅持頂住了各種壓力，維護了法國的利益。1944年6月，戴高樂出任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首腦，指揮所部加入盟軍，為解放法國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1945年11月，戴高樂被立憲議會選為臨時政府總理。由於無力改變戰後多黨控製議會的局麵，於1946年1月20日辭職。1947年4月，他建立法蘭西聯盟並擔任主席。1953年他宣布退出政治活動，隱居家鄉科隆貝，期間撰寫了《戰爭回憶錄》一書。
1958年5月，法國陷入由阿爾及利亞戰爭觸發的嚴重政治危機中，叛亂分子要求戴高樂出麵組閣，戴高樂借此重返政壇。6月，出任第四共和國末任總理。12月21日當選為第五共和國總統。他提出新憲法草案，主張擴大總統的權力，限製和削弱議會的權力，降低總理和內閣的作用。1959年1月8日，戴高樂正式就任共和國總統。1965年再度當選。任職期間，結束了曆經7年的阿爾及利亞戰爭，承認了阿爾及利亞和其他一係列法國殖民地的獨立，加速了法國非殖民化的進程。與此同時，戴高樂開始全力謀求法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國地位。這是他從青年時代就樹立起的抱負：恢複法國在戰爭中失去的世界大國地位，進一步使法蘭西民族重放曆史上的光輝。為實現這一抱負，他認為：法國必須製定獨特的外交戰略，反對大國控製。
1958年9月，戴高樂針對美英兩國在北約的所謂“兩頭領導”提出了挑戰。他在致艾森豪威爾和麥克米倫的信中，提議在北約中建立美、英、法3大國理事國，否則，法國就不再為北約的發展負責，並將根據條約有關條款保留對北約進行改造和退出的權利。由於法國當時不擁有核武器，上述提議被美英兩國拒絕。戴高樂決心利用法國的歐洲共同體成員國地位與美國抗衡。他采用了拉攏聯邦德國，排斥英國，以法、德為核心，以歐共體為基礎，實現歐洲的政治聯合的策略。在北約中，他堅持獨立行事的原則，拒絕美國在法領土上部署核武器，全力發展法國獨立的核力量，1960年2月，法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3年6月，從北約撤回了法國的大西洋艦隊。1966年3月，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約軍事一體化組織。1964年1月27日，法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惟一合法的政府，實現法、中兩國建交。中法建交對美國妄圖孤立、封鎖中國的政策無疑是一沉重打擊。
戴高樂在執政期間，對內注重大力發展工農業生產，尤其對本國尖端技術和新興工業的發展，更予以全力支持。法國在戴高樂執政期內，進入了西方輿論界所說的戰後“黃金時代”。但是由於法國在核發展計劃中傾注了巨額款項，給國內經濟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同時國內階級矛盾的日益加深，失業、罷工困擾著戴高樂政權，人們不滿的情緒日益增長。
1968年5月，巴黎大學學生上街遊行，同軍警搏鬥，社會各界支持並參與進來，釀成“五月風暴”。參加者達11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場風暴大大削弱了戴高樂的地位。1969年4月27日，戴高樂要求公民投票表決他提出的兩項改革法案失敗，次日宣布辭去總統職務。
離開政壇後，戴高樂回到科隆貝故居。他謝絕了政府給予他應得的前總統年金，深居簡出，潛心著述。他撰寫的有關第二次執政的《希望回憶錄》一書，未及完成，於1970年11月9日因心髒病猝發去世。
戴高樂是當代法國傑出的偉人，是代表法蘭西民族的一麵旗幟，也是20世紀中當之無愧的國際風雲人物。戴高樂逝世後，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在發去的唁電中稱他為“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戴高樂拯救和恢複了法國的榮譽，在他去職和逝世後，他作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奠基人繼續受到人們的尊重。為了紀念他對法國所作的貢獻，巴黎市議會決定把凱旋門所在的星形廣場改名為“夏爾·戴高樂廣場”。
戴高樂生於法國北部裏爾市公主街9號一個世代篤信天主教的小貴族家庭。戴高樂家族從16世紀到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爆發時止，祖祖輩輩在司法界做官。家族的命運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戴高樂家族屬於那種忠於法國古老傳統的偏於守舊的家庭，父母都是熱忱的愛國者。其父在普法戰爭時曾加入誌願者隊伍與德國人作戰，並獲軍功勳章；其母曾經向他追憶當時外祖父母得知巴讚元帥向普魯士投降後，是怎樣傷心地流淚的情景。在先輩民族主義情緒的熏陶下，他自幼矢誌於雪普法戰爭敗績之恥。14歲時，他立意投考聖西爾軍校。
1907年，戴高樂的父親把他送到以數學成績聞名的比利時安托萬中學就讀，因為考聖西爾，數學成績必須出色。戴高樂一心要考軍校，所以他的成績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後他轉學進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學校。1909年8月，戴高樂通過了聖西爾軍事學院的考試，這一年他剛好19歲。根據軍校校規，新生入學要當一年兵。1910年10月，他如期正式進入聖西爾。戴高樂在學校勤奮學習了兩年，於1912年10月1日畢業。他以少尉軍銜在第二步兵師第三十三步兵團任職。在該團他受到團長菲利普·貝當（後成為元帥和維希政府首腦）的賞識，一年後被晉升為中尉。團長貝當寫下了如下評語：“異常聰穎，忠於職守……極堪嘉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戴高樂在與德軍作戰中表現出色，很快被提升為上尉。1916年3月在凡爾登戰役中受傷被俘。在德國人的監獄中他度過了兩年零八個月的俘虜生活，期間他曾設法越獄，但未獲成功。直到1918年11月大戰宣告結束，他才從俘虜營中獲釋回到法國。
1919年4月，戴高樂被派到波蘭朗伯爾托夫軍官訓練學校擔任教官，講授戰術學。期間參與指揮波蘭軍隊對蘇維埃俄國的武裝幹涉，獲波蘭政府最高勳章。
1921年3月，戴高樂奉調回國。4月，與伊馮娜·旺德魯在加萊地區聖母院舉行了結婚儀式。10月，奉命到聖西爾軍事學院擔任戰爭史教員。但他不滿足於現狀，渴望進入高等軍事學院深造。1922年11月，他如願以償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兩年後畢業，供職於總參謀部。畢業後他潛心研究軍事科學，從1924年到1938年，先後發表《敵人內部的傾軋》（1924年）、《劍刃》（1932年）、《關於職業軍》（1934年）、《法國和它的軍隊》（1938年）等多篇著作，闡述未來戰爭的特點，強調坦克、飛機、步兵協同作戰的重要性，主張將坦克編成裝甲部隊，作為進攻手段，這些軍事思想招致了一些上層人物的非議，但也受到政界個別人士，如保羅·雷諾（曾任財政部長，1940年出任政府總理）的賞識。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戴高樂任坦克旅旅長，1940年5月升為第四裝甲師師長，在拉昂和阿布維爾一帶奮力阻擊德軍，受到國防部嘉獎。同年6月，他出任雷諾政府國防部副部長，這是他首次擔任政府職務。6月14日巴黎失陷。17日，曾被戴高樂視為“恩師”的貝當元帥接替雷諾出任總理，向德國乞降。戴高樂毅然決定離開法國，飛赴英國，與貝當政府決裂。
6月18日，戴高樂在倫敦廣播電台向法國人民發出著名的“六·一八”號召，指出“無論發生什麽情況，法蘭西抵抗的火焰決不應該熄滅，也絕不會熄滅”。他在海峽彼岸的倫敦樹起了第一麵法國反抗德國法西斯的旗幟。倫敦也由此成為“自由法國運動”的中心。
戴高樂率領“自由法國”軍隊，在近東、非洲一些法屬殖民地與德軍作戰。1941年至1943年他先後組織和領導法蘭西民族委員會、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期間曾與美、英發生摩擦，但他堅持頂住了各種壓力，維護了法國的利益。1944年6月，戴高樂出任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首腦，指揮所部加入盟軍，為解放法國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1945年11月，戴高樂被立憲議會選為臨時政府總理。由於無力改變戰後多黨控製議會的局麵，於1946年1月20日辭職。1947年4月，他建立法蘭西聯盟並擔任主席。1953年他宣布退出政治活動，隱居家鄉科隆貝，期間撰寫了《戰爭回憶錄》一書。
1958年5月，法國陷入由阿爾及利亞戰爭觸發的嚴重政治危機中，叛亂分子要求戴高樂出麵組閣，戴高樂借此重返政壇。6月，出任第四共和國末任總理。12月21日當選為第五共和國總統。他提出新憲法草案，主張擴大總統的權力，限製和削弱議會的權力，降低總理和內閣的作用。1959年1月8日，戴高樂正式就任共和國總統。1965年再度當選。任職期間，結束了曆經7年的阿爾及利亞戰爭，承認了阿爾及利亞和其他一係列法國殖民地的獨立，加速了法國非殖民化的進程。與此同時，戴高樂開始全力謀求法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國地位。這是他從青年時代就樹立起的抱負：恢複法國在戰爭中失去的世界大國地位，進一步使法蘭西民族重放曆史上的光輝。為實現這一抱負，他認為：法國必須製定獨特的外交戰略，反對大國控製。
1958年9月，戴高樂針對美英兩國在北約的所謂“兩頭領導”提出了挑戰。他在致艾森豪威爾和麥克米倫的信中，提議在北約中建立美、英、法3大國理事國，否則，法國就不再為北約的發展負責，並將根據條約有關條款保留對北約進行改造和退出的權利。由於法國當時不擁有核武器，上述提議被美英兩國拒絕。戴高樂決心利用法國的歐洲共同體成員國地位與美國抗衡。他采用了拉攏聯邦德國，排斥英國，以法、德為核心，以歐共體為基礎，實現歐洲的政治聯合的策略。在北約中，他堅持獨立行事的原則，拒絕美國在法領土上部署核武器，全力發展法國獨立的核力量，1960年2月，法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3年6月，從北約撤回了法國的大西洋艦隊。1966年3月，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約軍事一體化組織。1964年1月27日，法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惟一合法的政府，實現法、中兩國建交。中法建交對美國妄圖孤立、封鎖中國的政策無疑是一沉重打擊。
戴高樂在執政期間，對內注重大力發展工農業生產，尤其對本國尖端技術和新興工業的發展，更予以全力支持。法國在戴高樂執政期內，進入了西方輿論界所說的戰後“黃金時代”。但是由於法國在核發展計劃中傾注了巨額款項，給國內經濟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同時國內階級矛盾的日益加深，失業、罷工困擾著戴高樂政權，人們不滿的情緒日益增長。
1968年5月，巴黎大學學生上街遊行，同軍警搏鬥，社會各界支持並參與進來，釀成“五月風暴”。參加者達11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這場風暴大大削弱了戴高樂的地位。1969年4月27日，戴高樂要求公民投票表決他提出的兩項改革法案失敗，次日宣布辭去總統職務。
離開政壇後，戴高樂回到科隆貝故居。他謝絕了政府給予他應得的前總統年金，深居簡出，潛心著述。他撰寫的有關第二次執政的《希望回憶錄》一書，未及完成，於1970年11月9日因心髒病猝發去世。
戴高樂是當代法國傑出的偉人，是代表法蘭西民族的一麵旗幟，也是20世紀中當之無愧的國際風雲人物。戴高樂逝世後，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在發去的唁電中稱他為“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戴高樂拯救和恢複了法國的榮譽，在他去職和逝世後，他作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奠基人繼續受到人們的尊重。為了紀念他對法國所作的貢獻，巴黎市議會決定把凱旋門所在的星形廣場改名為“夏爾·戴高樂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