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6.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明確提出應該由毛澤東出來領導和指揮紅軍的建議，得到了大多數人的響應。

　　張聞天在王稼祥發言後馬上表態，明確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認為這些分析準確地指出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他強調，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還是毛澤東行。建議必須讓毛澤東出來領導。

　　在會議上，已“公開地倒向毛澤東”的周恩來也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他發表了下述的講話：“昨天博古同誌的報告，我也以為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在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中，紅軍的抵抗力是不能相比的，這是事實。由於黨中央在指揮作戰上的錯誤，使得我們接連失敗，也是事實。不言而喻，麵對優勢敵軍，采取正麵陣地戰，紅軍是很難取勝的。我完全同意毛澤東、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誌對黨中央所犯錯誤的抨擊。因此，作為指揮這場戰爭的負責人，我毫無疑問要承擔責任。免去導致失敗的指揮員，以獲得勝利的指揮員取而代之，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請求撤換我的職務，讓過去在戰爭中用正確的軍事原則，巧妙擊退敵人進攻的人來代替。我決心把軍事指揮權交還給黨，讓黨來重新安排。澤東同誌無疑應該回到野戰軍的領導崗位上來，我請求中央考慮。”

　　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出來領導黨和紅軍。他說：“隻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在關係黨和紅軍命運前途的大是大非麵前旗幟鮮明；解剖自己、檢討自己的錯誤則更是一針見血。他這種不計個人恩怨、不為自己開脫過關的光明磊落的態度，讓每個人感動。

　　朱德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結成的親密戰友，他曆來佩服毛澤東的戰略遠見和卓越指揮才能。他在會上嚴肅批評博古、李德排擠毛澤東，軍事上瞎指揮的錯誤，質問李德：“有什麽本錢，打什麽仗，沒什麽本錢，打什麽洋仗？”他完全支持擁護毛澤東重新出來領導紅軍，說著激動起來，一改過去寬厚慈祥的態度，聲色俱厲地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跟著走下去！”

　　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從桐梓趕到遵義時會議已經開始，他來到了毛澤東的臥室。毛澤東當時正患感冒，發燒，頭上裹著一條毛巾，但他仍然專注地聽取李卓然的匯報。李卓然匯報了長征兩個多月來紅五軍團部隊的情況，在湘江戰役中折損了整整1個師的兵力，指戰員浴血奮戰，連連失利，指戰員怨聲載道，責怪中央領導不力，等等。毛澤東說：“那你明天在會上講一講，好不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李卓然在會議上就部隊情況作了發言，對“左”傾軍事路線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會議上大多數人反對“左”傾軍事路線，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但也有少數人堅持錯誤。凱豐堅決不同意對“左”傾軍事路線的批判，反對毛澤東出來領導黨和紅軍，他甚至狂妄地對毛澤東說：“你懂得什麽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毛澤東反問他：“你讀過《孫子兵法》沒有？你知道《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凱豐無言以對。他對會議持保留意見，會後一段時間仍堅持錯誤立場，他對博古說：“對路線錯誤的批判，我還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這樣交出去。”

　　凱豐，江西萍鄉人，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大革命失敗後被派往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到上海，1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2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共青團中央局書記。193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長征時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總供給部政委。凱豐不僅在遵義會議上反對毛澤東，而且在會前、會中積極活動，找人談話，支持博古、李德。聶榮臻曾回憶：“聽說要解決路線問題，教條主義者也想爭取主動，積極向人們做工作。在會前和會中，凱豐，即何克全，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共青團書記，三番兩次找我談話，一談就是半天，要我在會上發言支持博古。我堅決不同意。我後來聽說，凱豐向博古匯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

　　博古在會上雖然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但他顧全大局，講黨性，表示願意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願意遵守遵義會議決議。會後他同意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給中央新的負責人，他說：“中央已經決定了，我們應該服從和執行。”後來經過實踐的教育，博古和凱豐都轉而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等鬥爭中，堅決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一邊。

　　在遵義會議上，博古和李德被撤銷了最高軍事指揮權。博古後來說：“因為繼續堅持錯誤，不承認錯誤，在這種情形下，遵義會議改變領導是正確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義會議上沒有承認這個錯誤，而且我繼續堅持這個錯誤，保持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的觀點、路線，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窯堡會議……”

　　李德受到了批評，對博古的批評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批評李德的。他在會上情緒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並為自己的錯誤辯護，說自己本來隻是作為軍事顧問提提建議，是中國同誌自己搞壞了，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他完全不同意對他的批評。會後，他要求隨紅一軍團行動，以體驗實際生活。他在很長時間內一直對遵義會議極為不滿，對會議隻討論軍事問題而沒有同時討論政治問題的做法表示極大不滿。甚至到20 世紀70 年代初期，他在《中國紀事》中談到遵義會議時，仍然充滿憤懣，說：“在遵義，人們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但他事後曾向前來采訪的埃德加·斯諾承認“中國同誌比我們更了解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理由是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都比黔北好。後來由於情況變化，改在川滇黔邊發展。

　　遵義會議最後還作了下列決定：

　　（1）增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2）指定洛甫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4）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進入了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采取的是逐步解決問題的辦法，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的確立經曆了一個過程。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在中央有了發言權。由於周恩來在黨和紅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當時最重要的軍事領導上仍確定以周恩來為首，毛澤東是作為周恩來的“幫助者”，但此後的軍事行動，周恩來卻處處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因此，可以說在遵義會議上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對一些問題的解決一直延續到會後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都是到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時候才解決的。3 天的遵義會議，集中批判了錯誤的軍事路線，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並在組織上作了一些調整，作了“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原則決定，有步驟地推遲了一些問題的解決。會後18天即1935年2月5日左右，在雲、貴、川三省交界處的雞鳴三省一帶，常委再進行分工，才決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負黨的總的責任。在遵義會議上，博古沒有完全徹底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會議沒有決定要他立即交出職務，而是予以等待。

　　3月初，紅軍二占遵義，張聞天相信毛澤東領導戰爭的能力，“提議要毛澤東同誌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3月4日，紅軍在遵義成立前敵司令部，毛澤東任政委。

　　會後52 天，即3 月11 日，中央成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指揮軍事。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中，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毛澤東進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表明了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全黨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也標誌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至此，遵義會議所涉及的軍事路線的問題獲得了圓滿的解決。

　　遵義會議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會議。

　　遵義會議勝利結束了統治黨中央達4 年之久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生死攸關的根本轉折點。

　　遵義會議開始形成的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組成的黨中央集體領導核心，領導中國革命達40年之久，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偉大的曆史功勳。洛甫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體現了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思想，是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思想的光輝篇章。

　　在毛澤東的引導下，遵義會議對犯錯誤的同誌采取幫助團結的方針，這是正確解決黨內矛盾的一次光輝實踐。過去，在黨內存在著過火鬥爭和單純強調組織處理的偏向，不重視從思想上解決問題。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所犯錯誤的處理便是如此。毛澤東曾形象地揭露了這種現象。他說，一聲吼，陳獨秀不見了，但陳獨秀路線的思想影響還在；一聲吼，李立三不見了，但李立三路線的思想影響還在。特別是王明教條主義宗派集團更是“不準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他們對持不同意見的同誌，動輒“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要求對“哪怕是極微小的剛萌芽的傾向，都要給以殘酷的無情的鬥爭”，采取簡單粗暴的方式追究個人責任，作組織處理，甚至“一棍子打死”。毛澤東沒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會上實行了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著重從思想認識上解決問題。會議認真開始了批評與自我批評，鬥爭是比較激烈的，但沒有搞過火鬥爭，沒有搞懲辦主義。對於博古，因為他不懂軍事，縱容李德瞎指揮，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負有主要責任，會議取消了他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但仍然讓他參加中央集體領導，沒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讓他有職有權地開展工作。對於持保留意見的凱豐，沒有歧視打擊，而是讓他繼續工作，等待覺悟。對於曾經執行過“左”傾錯誤路線並已覺悟的同誌，會議未予批評，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會上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後又成為黨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成員。張聞天不但在會上未受批評，在會後還讓他取代博古，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周恩來曾十分清楚地談及這件事：

　　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

　　張聞天非常謙虛。他在延安整風時的筆記中這樣回顧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在我黨曆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主義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誌，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對於李德，會議批評了他的錯誤，取消了他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但對他仍然尊重，會後毛澤東經常征求他的意見，他提出的有益建議仍然被采納，對他的生活照顧一如往常。遵義會議由於采取了正確的黨內鬥爭方針，因而達到了總結經驗教訓，撥正航向，團結起來，一致對敵的目的。

　　偉大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開始。

　　李德曾說：“遵義會議召開時與外界隔絕，從共產國際方麵，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幫助，所以，毛澤東能不顧馬列主義的幹部的反對而暢行無阻。”他是想借“共產國際”這塊金字招牌來否定遵義會議。這從反麵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精神。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即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產國際的指導，“先生講，學生聽，由先生抓著手學寫字”，綱領和中央全會的決定都依賴共產國際起草。這是黨處在幼年時期的特征。而遵義會議，則是我黨在失掉和共產國際無線電聯係的情況下，在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雖然參加了遵義會議，但他在會議上處於被批評的地位，再也不能對我黨發號施令的情形下，運用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從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正確地總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獨立自主地確定自己的路線，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領袖，以保證中國革命事業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我們黨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問題，走自己的路，這是我們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誌。而毛澤東則是最早實踐這個結合的偉大旗手。毛澤東說：“我們得到一條經驗，任何一個黨的綱領或文件，隻能由本國黨來決定，不能由外國黨決定。”又說：“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麽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中國共產黨“走自己的路”，始於遵義會議的自覺。

　　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根本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具偉大意義的轉變。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35 年1 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了長征，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麵。這是黨的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是毛澤東一生中的重大轉折點，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開始被全黨所接受。遵義會議後，張聞天在黨中央負總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但黨的政治領導主要由毛澤東負責。鄧小平曾指出：“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誌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什麽總書記或軍委主席，但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這表明實際上他被確立了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

　　列寧在《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一文中說：“曆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毛澤東就是這樣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人物。

　　毛澤東也在實踐中成熟。賀子珍說：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對我感歎地講：“辦什麽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她清楚地覺察到：“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後，有了很大的變化，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更善於團結人。”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及其前後所表現出來的雄才偉略、人格力量，人所共仰。毛澤東的名字與遵義會議緊緊連在一起。

　　偉大的遵義會議從它的醞釀到勝利舉行有一個過程，毛澤東在這整個過程中始終起了主導和決定的作用。但是，毛澤東的傑出作用是離不開他的戰友的合作的，力促遵義會議這一重大轉折成功的還有一串光輝的名字：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陳雲、劉少奇、聶榮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