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1.長征之初，“左”傾領導者隻想把“家”搬到湘西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因此紅軍最初的轉移行動被稱作“西征”，並帶走了蘇區的“壇壇罐罐”

　　中央紅軍開始踏上征程時並不知道“轉移”之路將有多長，那時對外的公開說法是“北上抗日”，內部的說法叫“西征”，“長征”是後來才有的名稱。

　　總政治部關於目前進攻戰鬥的政治工作訓令中指出：“目前我們正處在緊急轉變關頭，英勇無敵的紅軍，正擔負著重大的軍事的政治的任務，在戰鬥上，正由短促突擊的陣地戰轉到廣大區域的運動戰；在行軍上，正由蘇區轉到長途行軍與作戰的白區；對地方居民的關係上，正由發動與依靠蘇區群眾的參戰積極性，轉到由赤化廣大國民黨統治區域，發展新蘇區”。並且提出“堅決實行反攻”，“首先打擊南麵敵人，突破敵人封鎖線”等宣傳鼓動口號。

　　紅軍主力為什麽要退出中央蘇區？這次轉移去哪裏？發下來的軍政命令中沒有明確的解釋。

　　李德說：“突圍的目的，隻限於衝破敵人對中央蘇區越來越緊的包圍，以獲得廣闊的作戰區域；如果可能的話，還要配合由第六軍團加強了的第二軍團，在華南的湘黔兩省交界地區創建一大片新的蘇維埃根據地。”

　　這就是說，中央紅軍西征的歸宿是到湘西邊界地區與賀龍、蕭克等領導的紅二、六軍團會師，開辟新的蘇區。

　　“左”傾領導者選擇的突圍方向是向中央根據地西南，沿著贛粵湘桂邊界的五嶺山脈前進。

　　本來，中央紅軍從內線作戰轉到外線作戰，可以抓這個有利時機，出敵不意，集中優勢兵力，打幾個殲滅戰，扭轉被動挨打局麵。紅軍開始轉移時，蔣介石並不清楚紅軍的意圖。9 月底蔣介石曾認為圍攻江西中央紅軍的大勢已定，勝利在望。他多次與隨員高談闊論：“湘鄂贛邊紅六軍團是在西路軍圍攻下站不住腳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寵投降是紅軍瓦解的先聲。”10月上旬，蔣介石就偕宋美齡離開廬山前往華北。但是，“左”傾領導者不懂得軍事辯證法，他們習慣於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並沒有把轉移作為一次變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以打破敵人“圍剿”的積極的戰略行動，實行的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轉移中的逃跑主義。他們想的是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後，放下行裝，再舉反攻，消滅敵人。

　　紅軍長征的最初階段還算順利。這是由於紅軍的突圍行動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來不及部署阻止紅軍轉移的行動。另一個原因是，紅軍突圍之前，即10月6日周恩來、朱德派何長工和潘漢年趕往江西尋烏，與陳濟棠的代表談判，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中央紅軍進行集結準備開始突圍時，紅軍總部根據“互相借道”的協議，通知陳濟棠，有部分紅軍要借道。陳濟棠得知這一情況後，即將同紅軍談判達成秘密停戰協議的內容要點傳達到前線部隊少將以上軍官，要求各部隊認真履行協議，讓路與紅軍通過，並嚴令各部：“敵不向我襲擊不準出擊，敵不向我射擊不準開槍。”因此，中央紅軍與粵軍稍作接觸，於10月21 日在贛南從王母渡、韓坊及新田、龍布間順利地突破了敵人號稱“鋼鐵封鎖線”的第一道封鎖線。這也為後來中央紅軍順利地突破敵人第二、三道封鎖線提供了有利條件。

　　然後轉道向西，直向湘贛邊境進發。

　　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的情報，立刻傳送到了正在華北地區視察的蔣介石手中，在他看來，紅軍這一行動非同尋常。但對於紅軍的真正意圖，他沒有得到更加可靠的證據，一時摸不清楚。蔣介石馬上重返南昌行營，召集他的高級幕僚進行分析。蔣介石得出以下的判斷：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後，或許南下廣東，或許西入湘南重建蘇區，也可能進入湖南後出鄂皖蘇區繼續北上，當然也不排除由湘西入貴州、四川，爾後北上的可能性。但蔣介石認為後一種可能性不大，他認為，“這是石達開走的死路，他們走死路幹什麽？如此走路，消滅他們就容易了”。

　　經過分析，蔣介石親自調兵遣將，布置對紅軍的追堵行動。在此以後不長的時間裏，蔣介石調動了包括他嫡係的中央軍、粵係、桂係及西南各軍閥派係的數十萬大軍，先後在湘粵邊境、粵漢鐵路南段的湖南境內以及湘桂邊境的湘江東岸布下了第二、三、四道封鎖線，意欲最後消滅紅軍於湖南境內湘江以東地區。

　　由於第二道封鎖線仍然由粵軍防守，為國民黨粵軍餘漢謀部，因此紅軍在這裏遇到的仍然隻是象征性的阻擊，未經大的戰鬥，2 5日全部渡過了信豐河（桃江），接著占領大餘、賢女埠。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遂決定向汝城、城口方向進軍。

　　10月30日，蔣介石即判明中央紅軍不是戰術行動，而是戰略轉移；不是南下，而是西進，遂迅速電粵軍陳濟棠、何鍵部火速出兵，在湖南桂東、汝城至廣東城口間設置阻截紅軍的第二道封鎖線。同時，令北路軍薛嶽、周渾元各率4 個師分由古龍岡、興國地區西進，協同南路軍、西路軍追擊紅軍。

　　但是當時湘軍還來不及向湘粵邊靠攏，隻是次第集結於衡陽、郴州間，在汝城守備的是湘軍第六十二師陶廣所部的一旅；駐守城口的隻有粵軍李漢魂、葉肇部的部分軍隊，其他守軍多為敵人的保安隊。11月4日晚，紅一軍團的先頭部隊以奇襲的方式奪取了城口。5日至8日，中央紅軍後續部隊即由汝城南部之天馬山、城口之間越過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中央紅軍能輕裝前進，迅速進至湖南中部，是可以爭取主動，調動敵人，各個殲滅，打破“圍剿”的。可是當時黨和紅軍的主要領導人把向外線轉移變成了一次根據地的“大搬家”。因此，這次行軍不僅僅是險象環生、激戰不息的軍事突圍，而且就如埃德加·斯諾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國家的遷移”、一次“大搬家”：他們把所有的“壇壇罐罐”，諸如印刷鈔票和宣傳品的機器、野戰醫院的X光機，需要幾十人抬的笨重製造機器等都統統被帶上了。在8萬多人的紅軍隊伍中，軍委和中央縱隊就有1萬多人，行動隊伍中夾雜著1000多副擔子。按李德的設計，行軍時，以三軍團和八軍團為右翼，一軍團和九軍團為左翼，五軍團殿後，從兩翼和後麵掩護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這種“甬道式”的隊形，不適合打仗，而像是鏢局的保“鏢”隊伍。這樣的軍事部署，把自己的手腳完全束縛起來了，根本談不上機動靈活開展運動戰，隻能是被動挨打的掩護戰。起初，為了隱蔽免遭敵機轟炸，采取了兩個辦法，一是夜行軍，二是爬大山。這支龐大的隊伍，沿著險峻崎嶇的五嶺山脈向西艱難緩慢蠕動，平均每天隻走三四十裏路，有時一夜翻越一個山頭，一天才走十幾裏，或二三十裏。

　　脫離了根據地的主力紅軍，在“左”傾領導的瞎指揮下，就宛如“盲人騎瞎馬”，麵臨著更危險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