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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歐洲(1)

  亞瑟王與圓桌騎士

  埃及的金字塔、希臘的帕台農神廟以及羅馬的圓形劇場,這些都讓人浮想翩翩,從偉大的古代文明,法老和哲學家,想到皇帝和史詩傳說。

  史前巨石柱卻不會令人產生這些遐想。

  索爾茲伯裏平原上有大規模的石頭建築遺址群,它們被現代的高速公路所環繞,並向東一直延伸到倫敦,這兒沒有象形文字來破譯,也沒有蘇格拉底的語句去解釋。建造了史前巨石柱的石器時代和銅器時代的人們還建造了一些石頭紀念碑,這些紀念碑的遺跡散布於鄉間。但是他們為何或者是怎樣設法建造了像史前巨石柱這樣獨具特色的驚人建築呢?他們沒留下任何東西作為解釋。而且,考古者發現索爾茲伯裏平原的古代居民在其他方麵顯示出他們的文化僅僅位於生存線之上,直到20世紀後期,史學家還心安理得地稱這些人為“野蠻人”。但是,難道是這些“野蠻人”建造了舉世震驚的史前巨石柱,如果不是他們那麽誰是真正的建造者?

  毫無疑問,從中世紀起,那些研究這個古代建築群的人們在設法解釋誰建造了這些東西時,眼睛並不是隻盯著索爾茲伯裏平原,他們把目光伸得更遠,從曆史到地理,從航海到天文,一切可能的因素都被進行詳細的闡述。12世紀時,蒙默斯的牧師威爾士·傑佛裏就曾把史前巨石柱的建造歸功於亞瑟國王的宮廷男巫默林。根據傑佛裏的《不列顛國王的曆史》,這些古代建築群是受亞瑟王的叔叔——一個名叫奧裏利厄斯·安布羅修斯的人委托建造的。安布羅修斯想尋求一種適當的不朽的方式來紀念反盎格魯一撒克遜侵略者戰爭的偉大勝利。默林建議,在愛爾蘭的一個名為基拉羅斯的地方取出一些石頭,造成紀念碑,然後再用船把它運到不列顛。

  17世紀,國王詹姆斯一世對史前巨石柱產生濃厚的興趣,於是就委派宮廷建築師伊尼戈·瓊斯去調查。在對紀念碑進行一番研究與分析之後,瓊斯隻好讚同傑佛裏的理論,這裏的石器時代或銅器時代的居民不可能建造出這種石柱。“不可否認,他們缺乏知識,即使給自己穿上衣服”,瓊斯推理說,“他們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建造像史前巨石柱那樣結構雄偉、令人驚歎的作品”。

  瓊斯得出結論說,如此精巧雄奇的構造隻能出自羅馬人之手,而且象征著一位未明身份的羅馬神的廟宇。

  在接下來的一些年代裏,人們試圖把史前巨石柱歸功於不列顛以外的建築師。就像古代凱爾特牧師被人們認為是德魯伊特人一樣,丹麥人、比利時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都有他們的支持者。

  所有這些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雖然直到20世紀人們才發明了放射性碳元素來測定年代,早期考古學家的粗陋的年代測定法卻已表明史前巨石柱極有可能造於公元前1500年以前。大部分學者也意識到,德魯伊特人的到來不早於公元前500年,而羅馬人在他們之後。那意味著在他們兩者到達英國之前1000年,史前巨石柱就已被建造出來了。

  因此,直到20世紀,誰建造了史前巨石柱仍是一個謎。

  1953年,一位考古學家的偶然發現給這一問題找到了答案。7月10日,作為對遺址調查的部分,理查德·阿特金森準備給位於大垂裏森旁邊的一塊石頭上的一些17世紀的刻畫拍照。因為希望得到光和陰影的鮮明對照,他一直等到下午很晚。當他透過照相機的鏡頭觀看的時候,阿特金森注意到在17世紀的刻畫下麵,是一些其他的雕刻。其中有一個刻的是指向地麵的一把匕首。附近是四把斧頭,斧頭的類型是大約史前巨石柱建造時期在英格蘭發現的那種。

  那把惟一的匕首而不是那些斧頭令阿金森最為激動。與此類似的東西以往從未在英格蘭發現,也從未發現於北歐的任何地方。最能與之相比的典型物品來自希臘邁錫尼城堡的皇家墳墓。

  這是與一個更加高級文化的聯係,是一個人們有理由期望能建造像史前巨柱這樣建築的文化。足以讓人樂觀的是,在邁錫尼發現的那些匕首,其製造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這個時間與史前巨石柱的建造時間恰巧吻合。與丹麥人和德魯伊特人的說法不同,有關邁錫尼的說法從年代上而言有一定意義。

  阿特金森形成了一個較為詳盡並且有說服力的理論。該理論認為史前巨石柱是由來自更加文明的地中海地區的拜訪者——一位建築師設計的。他推算甚至可能還有一位邁錫尼王子埋葬於索爾茲伯裏平原。考古學界欣然接受了這一理論,他們為最終能找到了史前巨柱問題的答案而感到驕傲和欣慰。

  但是就像有關邁錫尼的一致意見迅速形成一樣,它很快又被摧毀。20世紀60年代發明了一種新的放射性碳元素測定年代法,表明史前巨石柱比原先設想的要古老得多,而且比邁錫尼文明也要古老得多。考古學家們突然麵對一個更加嚴肅的問題,新的放射性碳元素測定年代法證實邁錫尼城堡建於公元前1600至1500年,這樣就使史前巨石柱的起源往前推移,遠遠早於任何地中海文明的可能影響。

  根據這個最新推斷,史前巨石柱周邊的河床和外部溝渠大約開始於公元前2950年。周邊內的一些木結構大約建於公元前2900至2400年之間,之後不久的某個時候被我們熟悉的石頭結構所取代。

  新的年代測定法動搖了邁錫尼理論的根基,也動搖了該理論的傳播者們的整個思想體係,他們的探查、研究,他們為之欣慰的一切成果也都付諸東流。史前巨石柱如此古老,它根本不可能是由任何偉大的歐洲文明建造的,而且非歐洲文明也離此太久遠。大部分學者不得不第一次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建造史前巨石柱的是那些居住在石屋附近的人們,而且他們完全是在沒有外界的幫助下做到的。這些原始的人們是如何建造成世界上最為持久的紀念碑的?

  但這還不是給人最深印象的地方,因為建造史前巨石柱的人們所使用的石頭來自威爾士東北150英裏以外的普裏斯裏山上,這就使他們的建造工作更加困難。

  1932年,地理學家H·H·托馬斯探尋到了他們使用的原料藍砂岩(實際上,說它是一種汙漬斑斑的灰色物更為適當)。這些藍砂岩中的三種岩石類型跟在史前巨石柱附近發現的任何岩石都不同,但是托馬斯發現同樣類型的三種石頭卻能夠在威爾士的卡梅寧山和富爾·特裏岡之間山峰上的露出地表的自然岩石中找到。

  索爾茲伯平原上的人們是怎樣把這些重5噸的石頭從威爾士運到英格蘭的呢?

  有一些地理學家,其中著名的是G·A·凱拉韋,大膽爭辯說,這些藍砂石是通過冰川,不是由人力搬運的。但是,大部分專家一致反對凱拉韋的觀點,因為他們不相信最近的冰川作用會向南延伸到普裏斯裏山或者索爾茲伯裏平原上。即使的確如此,冰川運動可以把威爾士一小片地區的藍砂石集中起來,然後再把它們沉積在英格蘭的另一小片地區,而不可能把它們散落於各地。而且布裏斯托爾海峽的南部或東部沒有任何其他的藍砂石這一事實(可能隻有一個例外,現在索爾茲伯裏博物館,但對此曆史上有爭議)從反麵證明了冰川理論的不可信。

  因此,最通常的解釋是來自索爾茲伯裏平原的人們把一些獨木舟捆綁在一起,然後通過愛爾蘭海搬運這些藍砂石。問題是要找到進一步的證據證明索爾茲伯裏平原的人們能擁有如此非凡的、了不起的技術知識。

  伴隨著知識傳播者們認識上的混亂,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更值得注意的關於索爾茲伯裏平原人民的提法。這些提法不是來自考古學家或地理學家,而是來自天文學家。

  20世紀60年代並不是天文學家第一次發表見解的時候。早在18世紀,威廉·斯蒂克利就曾觀察到史前巨石柱的主線是“白天最長時太陽升起的地方”,而且研究該紀念碑的許多其他人發現它的方向是麵向太陽、月亮或者星星的。然而這些研究中沒有一個能像波士頓大學的天文學家傑拉爾德·霍金斯的研究那樣引起轟動。他醒目的著作《破譯史前巨石柱》出版於1965年,並且很快成為世界上最暢銷的一本書。

  霍金斯發現紀念碑上165個主要點之間的定線與太陽和月亮的升落有著極其密切的關聯。更能引起爭議的是,他認為史前巨石柱上的稱為奧布裏孔的一圈坑穴曾被用作預測月亮的圓缺。霍金斯把史前巨石柱稱為“新石器時代的計時器”。

  自從發現“邁錫尼”雕刻以來,仍然是史前巨石柱問題的首要專家阿特金森也以同樣醒目的標題《史前巨石柱上的月光》進行反駁與回擊。阿特金森認為史前巨石柱上的天體準線極有可能是偶然出現的。至於奧布裏孔作為月亮圓缺的預測物,阿特金森提出證據說這些洞孔曾被用作火葬坑穴,而且在挖掘後不久即被掩埋掉。

  在某種程度上,天文學家反對考古學家的爭論伴隨著每一種說法而引起頻繁紛爭,且在理解對方的技術論點上都有極大的困難。天文學家們提出了多種方法證實史前巨石柱可能被用作一個天文觀測台。但是,天文學家們有這樣一個趨勢:他們強調的是不同的點與太陽或月亮如何構成一條直線,而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這些想當然的圓點中的一個可能比另一個造於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後的某個時候。考古學家們很快就找到了大量理論的弱點。

  然而,甚至這不確切的天文學也表明,索爾茲伯裏平原的人們研究過天空,並且有某種方法記錄他們的發現。顯然,史前巨石柱的建造者盡管在某些方麵有些原始,但是在其他方麵卻是高度發達的。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最近的發現在加深我們對史前巨石柱理解的同時,更加深了圍繞到底是誰建造了它這一問題的神秘色彩。

  阿爾弗烈德大帝

  1991年,法國潛水員偶然在水下發現了一條岩石隧道,沒想到一個月後,這條隧道得到了法國文化部長的高度評價,稱它是“一座具有重大意義的曆史豐碑”。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科斯凱將在水下發現岩石隧道的秘密透露給了考古學家讓·庫坦後,他當即決定與科斯凱一起冒險再次潛入水下,探索這一秘密。由於淤泥不時泛起,攪得海水又稠又渾,他們倆先小心翼翼地遊過了一條37米長僅1米寬的管道。然後,又穿過一條150米長、2米寬的隧道,接著擠進一個窄洞,最後才進入一個5米高的石屋。

  借助自帶燈光,他們看到了一個奇幻世界:石屋四壁有石器時代的雕刻,人們所繪的各種馬的圖案,這些馬有的僅能看到露出水麵的頭部和背部,而浸在水中的則已經無法辨認了。

  科斯凱和庫坦不滿足這些發現,又摸索著從石屋遊入另一岩洞。岩洞高約30米,直徑為50~60米,呈拱形。借助燈光,科斯凱發現洞內天頂上飾有色彩斑瀾的鍾乳石。洞內四壁所繪動物形象千姿百態,栩栩如生。庫坦在事後承認,他以前從未見過年代如此久遠、繪製如此精美的繪畫。據他估計,洞內的繪畫大約形成於1.2萬到2萬年前。因此把這個水下岩洞稱之為“水下大教堂”。

  據初步考證,岩洞內的這些畫是遠古時代藝術家以動物脂肪和礦物為顏料,用動物毛製作的畫筆繪在岩石上的,其中有鹿、鳥、馬、牛等。最令庫坦驚異的是,這裏的歐洲野牛頭部畫法與石器時代的岩石繪畫迥然相異,那時一般隻畫牛頭的側麵,而這裏的牛頭竟繪出3/4的麵部。庫坦說,這種畫法在舊石器時代也是非常少見的。

  庫坦推測,遠古時代的畫家們在此岩洞內繪畫時岩洞尚位於海拔80米處。在以後的歲月中,地中海海水不斷上漲,終於堵塞了通往此洞的入口。因此這個岩洞一直沒有被人發現,至今保存得完好無損。

  專家們認為,這個保存下來的水下岩洞是古代祭祀場所,它與法國拉斯高岩洞相比,或許更有價值。

  征服者威廉

  17世紀至19世紀,是德國資本主義緩慢發展的時期。在這期間,德國經曆了30年戰爭(1618年~1648年)、狂突擊運動、拿破侖的入侵和資產階級革命。這些曆史事件都在不同意義上影響了德國教育的發展。這一時期德國在政治、經濟上的發展落後於英、法等國,但在教育上卻毫不遜色。國家政權加強了對教育的控製,師範教育和學前教育開始興起,學製和課程出現了一係列變革,特別是教學方法實行了重要改革,大學中加強學術研究,係統的教育理論產生,同時還出現了像赫爾巴特、福祿倍爾、第斯多惠等在世界教育史上有影響的教育家。

  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中期的教育

  1.初等學校

  這一時期德國初等學校發展的主要特征是德語學校的發展,國家加強對學校的管理,強迫教育的提出和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改進。

  德國宗教改革運動時,馬丁·路德用德文翻譯了《聖經》,又寫了簡本和詳本兩種《教義問答》,使德語逐漸成為德國宗教教育的用語。所以,在新教地區的初等學校大都采用德語教學,後來逐漸出現德語學校,有的屬於地方教育機構,也有的是私立的。

  17世紀至18世紀,德國各諸候國的統治者為擴大自己的勢力,爭奪霸權,都希望通過教育培養出忠順的臣民和士兵,因而十分重視國民教育,不少公國很早就頒布了強迫教育法令,並將學校,特別是初等學校的管理權從教會轉到國家手中。這是德國初等教育的一大特點。

  強迫教育的法令首見於16世紀下半期。1559年威丁堡公國、1580年薩克森公國頒布了強迫教育法。1619年魏瑪公國頒布的學校規章,要求6歲至12歲男女兒童必須到學校全年上學,規定除放假日外不得缺席一天。1763年普魯士腓特烈二世頒布《普通學校規章》,規定父母必須把5歲至13歲或14歲的兒童送入學校,兒童缺席處以罰款。規章還詳細規定了學校各項經費的來源和使用。但從具體情況來看並不理想。經曆了30年戰爭後的德國,處於貧困和落後的狀態,家長由於經濟困難,態度不積極,學校規章中的很多內容都沒能認真執行,學校缺少經費,基本設施很差。尤其突出的是教師普遍沒受過師範訓練,不少鄉村教師是由教士或工業者擔任,其中大部分是裁縫和鞋匠,有的是殘廢軍人。這些人知識貧乏得可憐,隻能教簡單的讀和寫,最多再教些簡單的算術。教學方法是拷打加死記硬背。初等學校的教學內容大都是讀、寫、宗教教育和唱歌。以後逐漸增加一些算術,自然科學和曆史知識。

  2.中等學校

  文科中學17世紀至18世紀德國中等學校的主要類型是文科中學。它以城市貴族和最富有的新興資產階級子弟為招收對象,培養官吏和向大學輸送新生。文科中學的教學內容以拉丁文、希臘文為主,以後逐步增加了一些現代語文和數學、自然科學及曆史、地理等學科。新增學科的教學注重實物和應用。

  實科學校由於工商業的發展和城市生活的需要,發展中的新興資產階級要求設置一種注重講授實科知識的中等學校。1708年哈勒學院的副主教席姆勒創辦了數學力學經濟學實科中學。該校講授數學、物理學、力學、自然、天文學、地理、法律學、繪畫製圖,在教學法上廣泛應用了繪畫、學圖表、標本和模型等直觀教具。這是一所既具有普通教育性質又具有職業教育性質的新型中學。在這所學校影響下,許多城鎮也都隨之設立了類似的學校。

  實科中學排除了文科中學中純古典主義傾向,要求教授實際生活和國民經濟部門必需的實用知識。在教學方法上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實科中學的出現,在當時來說,是教育史上的一個進步現象。

  3.騎士學院

  從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德國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學校——騎士學院。它以訓練包括王子在內的貴族青年擔任宮廷文武官職為目的。19世紀騎士學院逐漸消失。

  騎士學院為新貴族們提供文雅的現代教育。在學校課程中,現代語言和自然科學占首要地位,同時開設神學、騎士訓練類課程。騎士學院不主張專攻任何一門知識,要求擴大知識麵,幫助學生精通世故和提高軍事能力及宮廷交際的水平。這時期出現的騎士學院已不同於中世紀的騎士教育,它具有近代教育性質和功利主義的目的。騎士學院中開設的體育運動、現代語文和自然科學等課程,成為以後德國中等學校課程的必備內容。

  4.高等教育

  德國的大學產生於文藝複興運動之前,到15世紀已有9所古老的大學。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在新大學運動中又創辦了一些新大學,如哈勒大學(1694年)、哥廷根大學(1737年)等。

  哈勒大學是普魯士振興的基石,在德國和歐洲都享有盛譽。哈勒大學以思想自由和教學自由為基本辦學原則,重視近代哲學和近代科學的教學,在大學中采用德語進行教學。哈勒大學的辦學特點影響了德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在18世紀末,德國的大學都在不同程度上扭轉了舊大學的宗教神學性和古典主義方向。

  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的教育

  1.泛愛主義教育運動

  18世紀下半期,當英、法、美的產業革命、政治革命震撼舊世界的時候,德國仍然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經濟上落後的國家,法國的啟蒙運動給德國以強大衝擊,教育改革便應運而生了。18世紀後期德國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教育思潮——泛愛主義。泛愛主義教育的代表人物是巴澤多(Basedow,1724年~1790年)。巴澤多深受盧梭自然教育思想的影響,曾著書大力宣傳盧梭的教育觀,並呼籲按照盧梭的教育原則創辦新學校。1774年巴澤多按自己的教育理想在德國東部德騷創辦了一所學校,被稱為“泛愛學校”。其目的是培養對社會有用的人,培養對人類的廣泛的愛,“泛愛主義”因而得名。泛愛學校在教學內容上擴大了各科實用知識的範圍,重視體育和勞動教育。所有的學生都要學習木工、鏇工、製圖和農事。巴澤多還編印了《初級讀本》,讀本匯集了有用的人文、自然科學知識,配有插圖100頁,作為兒童的初級教材。學校生活順應兒童的天性,廢除“小大人”的培養方式,強調應把兒童看作是兒童而不是成人,教學時注重實物、語言的學習,采用談話、圖片、遊戲、演劇等方式進行,算術注重心算,地理的教學采用由近及遠的方法。本族語的學習在學校中居於重要地位。泛愛主義者和盧梭一樣,認為兒童的天性是善良的,強調尊重兒童個性,反對束縛兒童自由,絕對禁止體罰。

  泛愛學校的新氣象受到社會的欣賞,很多人來學校參觀,康德曾對泛愛學校做過很高的評價。在巴澤多等人的思想影響下,德國各地辦了很多類似的學校,一時形成一種運動。後來泛愛學校的教師散布到歐洲各地,使泛愛學校的影響擴及法國、瑞士等許多國家。

  2.洪堡德教育改革

  1806年,在耶拿戰爭中德國被拿破侖徹底打敗,割地賠款使德國民族感到莫大恥辱,以費希特為首的學者提出“教育領先”的口號,主張通過改革振興教育,培養一代新人從而振奮民族精神,把德國重建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費希特的號召受到公眾和當局的重視,新政府把重建教育的工作交給了學識淵博的教育部部長洪堡德,為此,洪堡德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改革了初等、中等教育,推行裴斯泰洛齊的教育方法,創建柏林大學,使德國的教育製度在19世紀前半葉成為英、法、美等國學習的楷模。

  初等教育改革洪堡德進一步強調實施初等義務教育,先後於1802年和1805年公布了初等義務教育法案。為了改進和發展初等教育,他選派了大批青年到伊佛東向裴斯泰洛齊學習,這其中就有赫爾巴特、福祿倍爾。他要求前去學習的青年不僅要學習裴斯泰洛齊的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讓這位偉人胸中煥發出的神聖的愛與力的火,點燃他們的心靈。這些青年從伊佛東回來後,決心重建小學教育體係,使德國初等教育比以前有了較大的發展。與初等教育相聯係的師範教育也有所發展,建立了幾所師範學校,將來希望當小學教師的人要在師範學校學習三年。

  中等教育改革洪堡德按照新人文主義精神改革中等教育。1810年製定的中學教學計劃,削減了古典學科的內容,擴大了普通基礎學科的教學,使中學更接近於實際生活。為保證教學質量整頓教師隊伍,1810年規定:凡要擔任中學教師的都得通過國家考試,合格的給予中學教師稱號,未經考試合格的人員不得錄用為教師。考試由國家委托大學辦理,考試的科目和要求,都以大學為訓練中學教師所開設的課程為依據和標準。這種考選教師的製度,改變了以前文科中學教師隻能由神學家、牧師擔任的現象,保證了中學教師的水平,並將德國中學教師提高到專業工作者的地位。

  大學教育改革1810年德國根據拱堡德的建議創辦了柏林大學,費希特被選為柏林大學首任校長,10月6日第一批學生注冊入學。

  柏林大學的創建不隻是增加了一所大學,而是意味著大學的變革。

  洪堡德在創建柏林大學時提出的口號是:學術自由,教學與科學研究相統一。大學把重點放在科學研究方麵。該校認為,在科研方麵卓有成就的優秀學者,也總是最好的和最有能力的教師。對於學生的要求不再是博學,而是要求其掌握科學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從事創見性的科學研究。基於這個觀點,必須選擇那些對學問有造詣、有獨創能力的人來擔任教授。

  格林大學無論在研究、教學還是學校事務管理和行政方麵都擁有完全的自由。柏林大學實行教授治校的原則;校長一年選舉一次;學生有權批評校方,並享受大學公民權;大學實行超然的總務管理;大學校長及教授僅負責學術性工作而不理庶務等。

  在柏林大學建立後,又有不少大學是仿照柏林大學進行整頓和新建的。

  3.1848年後德國教育的停滯和倒退

  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後,德國教育也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現象。教育部改為精神教育及醫學事務部,幾任教育部長不信任教師並厭惡“全麵教育”。1849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普魯士的師資培訓學院召開的教師會議上,怒氣衝衝地指責教師,要他們承擔1848年發生革命運動的全部責任。政府認為不能使平民什麽都知道,要降低教師的學識水平和初等學校的標準。1854年普魯士政府頒布關於師範學校和國民學校的法令,規定小學全部由教會管理,教學內容以宗教為主,其餘科目被削減到最低限度。在中學裏,強調宗教基礎知識的教育,引導學生隻集中學習一門學科,最好是古典學科,文科中學的教學計劃中取消自然學科,實科中學中增加拉丁文和神學。在大學裏解散了學生協會,解聘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教授,對大學實行嚴格的管理。1848年以後,德國整個教育領域充滿了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和普魯士國家專製主義精神,這些大大妨礙了德國教育的發展。

  查理大帝

  血型的研究過程從一開始就和輸血療法密不可分。因此,要了解血型的發現過程,就必須先從輸血的曆史談起。

  1665年的一天,英國科學家查理·羅爾看到一條出了意外的小狗,因失血過多而瀕臨死亡。他嚐試著將一條健康狗的血管間接地與那條奄奄一息的小狗的血管連通,過了一會兒,小狗竟神奇地起死回生了。查理·羅爾的大膽嚐試,使人們第一次認識到在不同個體間輸血是可能的。這個300多年前的實驗是後來輸血技術發展的萌芽。

  1668年,在法國醫生丹尼斯的診室裏,一位年輕的婦女懇求醫生把羔羊的血輸入她性格暴戾的丈夫的身體裏,她的丈夫也同意這樣做。丹尼斯醫生出於無奈,被迫答應了他們的請求,開始進行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為人體輸血的工作。但是,手術中這名男子突然心跳加快,最後無法挽救死去了。丹尼斯醫生因此被人指控為過失殺人而入獄,從此再也沒有人敢采用輸血的技術了。

  在丹尼斯醫生輸血事件沉寂了150年後,1818年,英國的生理學家兼婦產科學家詹姆士·博龍戴爾醫生為了預防一位難產的孕婦在生產時突然發生大出血危及性命,果斷地做出決定,立即為孕婦輸血。他將一名健壯的男子的血輸給了那位失血過多的產婦,終於使她得救了。同年12月22日,詹姆士醫生在倫敦醫學年會的講台上做了人與人之間輸血成功的第一例報告。但隨後的醫療實踐中,並非每個受血者都能夠獲得救治,甚至有的還出現嚴重的生理反應而加速了死亡。輸血技術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

  奧地利醫生蘭德斯坦納在維也納病理研究所工作時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深知這一現象的存在對病人的生命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威脅,醫生的道德操守促使蘭德斯坦納開始了認真、係統的研究。長期的思索促成了靈感的迸發,有一天,他終於想到:會不會是輸入的血液與受血者身體裏的血液混合產生病理變化,而導致受血者死亡?

  1900年,蘭德斯坦納用22位同事的正常血液交叉混合,發現紅細胞和血漿之間發生反應,也就是說某些血漿能促使另一些人的紅細胞發生凝集現象,但也有的不發生凝集現象。於是他將22人的血液實驗結果編寫在一個表格中,通過仔細觀察這份表格,發現表格中的血型可以分成3種:A型、B型和O型。

  1902年,蘭德斯坦納的兩名學生把實驗範圍擴大到155人,發現除了A、B、O三種血型外還存在著一種較為稀少的類型,後來稱為AB型。到1927年經國際會議公認,采用蘭德斯坦納原定的字母命名,即確定血型有A、B、O、AB四種類型,至此ABO血型係統正式確立。

  英法百年戰爭

  法國文藝複興較之意大利相對遲緩,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法國缺乏政治的統一和社會的安定。14至15世紀末,爆發了英法百年戰爭,戰爭的結果,法國得到了完全的獨立和統一。15世紀的政治缺乏統一導致社會的不安定。從而影響了藝術的發展。其次,法國是哥特式建築藝術的故鄉,它擁有歐洲最優美的哥特式建築。這一中世紀的傳統無論在宗教建築還是在世俗建築中都是根深蒂固的,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藝術的發展。再次,法國人缺乏意大利那種深厚的古典主義傳統和複興古典文化(建築)的意識。

  15世紀,法國美術受到意大利和尼德蘭的影響開始發展起來。產生了亞威農畫派。亞威農畫派的著名代表畫家是活躍在1444-1466年之間的安蓋拉·夏隆東,關於他的生平現在知之甚少。根據他的作品表明,他最初在愛庫斯,是後來才定居亞威農的。現存奧爾良·萊塞農療養院的《聖母戴冠》是他的代表作品。在這幅作品中,畫家筆下的瑪利亞和其他人物都帶上了人間的自然感情,風景的表現也趨向寫實,使畫麵帶有真切和生動的感覺。

  以布爾日為中心的盧瓦爾河,14世紀以來和亞威農一樣是法國美術的一大中心。在這裏以手抄本插圖和教堂玻璃畫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法國藝術在15世紀下半期成就卓然,圖爾的讓·富蓋(1420年—1480年)的繪畫作品使法國藝術別開生麵。他的成就代表了法國早期文藝複興繪畫藝術的最高成就。

  富蓋出生於法國中部地區的圖爾,在那裏度過了青年時期。1440至1445年旅居巴黎,1445年到1447年他去了向往已久的意大利,在羅馬逗留了兩年的時間,曾畫過尤金四世的肖像。1448年他重新回到圖爾,受到查理七世的青睞。1475年,他榮獲了畫家之王·的稱號。

  富蓋的繪畫創作吸取了意大利藝術的理想化和裝飾性的表現,又學習了尼德蘭的寫實精神,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民族風格。他既畫《聖經》插圖。也畫貴族和僧侶的肖像。他的肖像畫真實地刻畫了各種不同性格和其內在精神狀態,形神兼備。代表作有《查理七世肖像》和《居文納·德茲·尤桑肖像》等。他的宗教題材的畫,充滿了人間世俗的情感。代表作有《聖母與天使》。這幅作品中的聖母是按照查理七世的寵妾來描繪的,她袒露著胸部,披著貂皮鬥篷,十足的一貴婦人的打扮。

  富蓋曾致力於袖珍畫的創作,並取得了極高的成就。他創作的《祈禱書》顯示了他在袖珍繪畫方麵的傑出才能,也是它袖珍藝術頂峰時期的作品。他具有故事性描繪的能力,整個畫麵的空間處理和人物的動態表情的刻畫都十分成功。他的《審判阿朗鬆公爵》也取得了上述作品同樣的成就。

  進入16世紀初,活躍在法國畫壇上的畫家大都是富蓋的後繼者。其成就並不很大。16世紀中期,法國的肖像畫在富蓋的肖像畫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多少代表了16世紀法國繪畫的藝術成就。重要的代表畫家是讓·克魯埃和他的兒子弗朗索瓦·克魯埃。

  讓·克魯埃(1485年—1540年)終身從事肖像畫創作,其代表作品是法國著名的人文主義者《約姆·彼特》以及《法蘭西斯一世像》等,畫麵顏色閃閃發亮,顯示了很高的藝術技巧。

  弗朗索瓦·克魯埃是讓·克魯埃的兒子,他為後世留下了許多肖像畫作品。代表作有《藥劑師比爾·居特》、《查理九世像》、《亨利二世像》和《奧地利的伊麗莎白像》等。

  在這些作品中,畫家經過對生活的仔細觀察,把帝王及其家屬及男女貴族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麵前。克魯埃父子的繪畫以造型準確,嚴謹和優雅為其特色。

  16世紀末,由於30年的宗教戰爭,法國繪畫藝術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礙,法國出現偉大的繪畫藝術是在巴洛克時代以後。

  聖女貞德

  6世紀之後的西歐文明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以農奴製為核心的新的封建經濟形態逐步形成——中世紀時代。其政治重心由以意大利為中心的環地中海地區遷至以法蘭克為中心的內陸地區;其統治民族由羅馬拉丁民族轉化為日耳曼民族;其精神文化的主體由世俗性極強的羅馬文化轉化為宗教色彩甚濃的基督教文化。由於日耳曼諸王國、法蘭克、加洛林帝國以及法蘭西、德意誌、英格蘭等國家的興起,文化上也呈複線多元的發展趨勢。這個時代,既是“黑暗的愚昧時代”,也是“玫瑰紅的理想時代”,既遍布著饑謹、困苦、暴力和不平等,又充滿著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時代,正是在這一時代所造成的種種磨難與機遇中,源於古典時代的西歐文明獲得了再次擴充和更新。

  14、15世紀,西歐封建社會進入了後期階段。在這一階段,觸發了其自封建製度確立以來的第一次經濟結構大調整,以農奴製、莊園製為基礎的封建生產關係也隨之發生重大變革。在空前尖銳的階級矛盾下,人民大眾的反抗浪潮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如意大利的多裏奇諾起義、法國的“紮克”起義、英國的瓦特·泰勒起義等等)。統治階級為了適應社會變化,也不斷地強化了王權統治。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和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市民的崛起,成為英法王權統治的社會基礎之一。等級代表會議的確立,使得國家政權出現了新的形式。在此期間,發生了一場慘烈而漫長的英法百年戰爭(傳奇式的法國女英雄貞德即在1429年英軍圍困重鎮奧爾良時脫穎而出,後被英軍活活燒死)。但與此同時,德國和意大利卻日益分裂,曾君臨一切、不可一世的羅馬教皇時代也告終結。中古時期的歐洲首富之地西班牙曾被阿拉伯帝國統治了800年之久,直到15世紀末。在西班牙出現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封建文明的交會與碰撞,引發了“再征服運動”——基督教國家的反攻,最終於1492年,費迪南國王攻陷穆斯林最後的一個據點格拉納達城,而使“再征服運動”宣告結束,完成西班牙的統一。

  14世紀前後始,處於中世紀的西歐逐漸進入一個新舊時代轉換的變革時期,資本主義精神正在萌動之中,為歐洲資本主義得以戰勝封建主義、為近代工業化創造了必要的前提與條件,奠定了近代資本主義得以發生和發展的基石。其重大曆史事件有: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發生的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運動,近代科技革命,地理大發現導致全球航行的溝通(1487~1514年葡萄牙人開辟了從遠東經非洲南端好望角到西歐的漫長海上商路。此後,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在西班牙國王的資助下率船隊西進時,意外地發現了美洲大陸。1520年西班牙人麥哲倫率船隊發現美洲最南端的海峽,由此駛入太平洋,到達菲律賓,再繼續西航,返抵西班牙,完成了世界首次環球航行),海外擴張(早期殖民),經濟結構由農本經濟向重商經濟的轉變,科學理性精神的覺醒和實證方法的出現,以及國家政治權利的集中化和民族文化的一體化聚合等等。

  格裏高利聖詠

  中世紀初期,西歐教會使用有安布羅修斯聖詠、法蘭克的高盧聖詠以及西班牙的莫薩拉布聖詠等幾種不同的宗教儀式歌曲。

  安布羅修斯(約339~397)於374年任米蘭主教(見圖)。他抵製異端阿裏烏派,強化羅馬教會,促使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一世於392年承認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國教,並嚴禁異教信仰。安布羅修斯為了更好地宣傳宗教,主持教會利用東方曲調寫成聖詠,在米蘭甚為流行,通常稱之為“安布羅修斯聖詠”,將讚歌和交替合唱形式吸收到羅馬教儀中,並親自為很多讚歌作曲,將其大眾化。

  西羅馬帝國覆滅後,羅馬失去了教會中心的地位。6世紀末,羅馬教皇格裏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始重建羅馬教會中心的地位。在重整教會各項宗教禮儀和機構的同時,在590至604年之間,他組織教會人員,從各教會所用的教儀歌曲、讚美歌等歌曲中進行選編工作,主持製定了教會音樂的法典——《唱經歌集》,並派使者送往歐洲各地教會,命令各地教會在教儀中使用。這是一部中世紀經典性音樂文獻,收集了教會禮拜儀式和聖餐儀式上應該演唱的歌曲。現存兩種版本,一為8~9世紀法蘭克國王查裏曼時期的、帶有法蘭克風格的聖詠;一為11~13世紀的古羅馬本(據考證可追溯到公元8世紀)。

  格裏高利聖詠又稱“素歌”。素歌的特征為以拉丁文演唱的單聲部歌曲。素歌的旋律有音節式的(即一個音符對一個拉丁文音節),或花唱式的(一個音節配一段拖腔),或詠唱式的(介於前兩者之間)。使用八種調式(即後稱之為教會調式的四種正格調式和四種變格調式),並以符號記譜法紐姆譜記譜(無固定音高,隻有旋律走向),是典型的回避世俗個性情感的教會音樂。它不僅覆蓋麵很大,而且又擺脫了民間音樂的即興演唱以及口傳心授的形態,使之成為書麵形態的、規範性的經典文化,從而在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

  教會為了傳播聖詠,又設立了聖詠學校,聖·加爾修道院即為其代表性學校之一。

  此外,羅馬天主教的禮拜劇也成為西方戲劇藝術的雛形。據說於5世紀就已出現。教士們在誦讀福音書中有關耶穌複活和再現肉身時,常插入對話與戲劇化的表演,從而形成禮拜劇。後演出規模逐漸擴大,演出地點和演員也從祭壇轉到教堂門口改由普通人演出。其音樂與聖詠有關,並明顯地受到世俗音樂的影響,力求接近劇中角色的情緒,又以管風琴和管弦樂器等樂器進行烘托。

  世俗音樂的發展

  歐洲中世紀的世俗音樂盡管處於教會對異教文化的仇視下,但隨著城市和商業的發展,隨著各種行業的行會組織的出現,世俗音樂也得到了發展,成為中世紀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與宗教音樂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下,推動了中世紀音樂的發展。

  早在10世紀就已出現了流浪藝人,他們或一人,或成班結隊,到處流浪,靠賣藝為生,特別是在節日期間,他們成為最受歡迎的人。但教會卻將其排斥在社會之外,縱容人們迫害他們,死後也不準在教會墳地埋葬流浪藝人。隨著城市文化的興起,這些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教會內容的流浪藝人的音樂戲劇詩歌活動,卻得到市民階層的支持。許多作品都是揭露僧侶神甫的貪婪,讚揚“小人物”的機智、聰明、高尚的品德和實際的才幹。

  中世紀教皇與世俗統治者聯合組織軍隊,用以鎮壓各國人民的反封建、反天主教會的“異端”運動。1096~1291年發起了著名的“十字軍”(因軍服上印有紅十字而得名)東征,騎士文化得以盛行。騎士是這些鎮壓戰爭中的重要力量,他們是中世紀統治階級中的最低階層。騎士文化的價值觀是榮譽和忠誠,甚至愛情也要服從這個準則。在騎士文學中,常可演唱,從而形成遊吟詩人的藝術。遊吟詩人發源於法國南部,後發展到北部。特別是法國南部的普羅旺斯成為遊吟詩人的匯集地,至今留存有400多遊吟詩人所做的2600多首歌曲,故又稱之為“普羅旺斯藝術”。較晚出現的北部的遊吟詩人,也留存有約4000首詩歌和1400首歌曲。兩者均使用方言演唱,前者為奧可語,後者為奧依語。遊吟詩人既是詩人,又是音樂家,一般為騎士,亦有貴族、國王,間或有一些出色的藝術家加盟。他們填詞、作曲,然後交由流浪藝人們去演唱,但也有自做詞曲並演唱的。內容大多為愛情題材,也采用戰爭、宗教或世俗生活題材的。它所抒發的愛情卻帶有神秘和崇高的色彩,被教會視為邪惡化身的婦女成為頌揚的對象。它的音樂樂句清晰,又因歌詞采用遊吟詩體,故具有詩韻的節奏,調式雖采用教會調式,但卻運用了變化音,而近似於近代的大小調。

  隨著諾爾曼人對英國的征服,法蘭西文化對英格蘭的滲入,遊吟詩人也來到英國,影響了世俗音樂的發展。12世紀中葉,在德國興起了戀詩歌手(大都為封建貴族騎士階層的人物)。至14~16世紀德國又出現以市民行會為依托的名歌手,可以說是貴族戀詩歌手的繼續。名歌手是由城市的商人和手工藝者組成,組織者為手工藝者行會,成員依嚴格規則被劃分為不同的級別:藝徒、學友、歌手、詩人、名家等級別,這往往是在經常舉行的比賽後獲得的。後在瓦格納的著名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中曾對名歌手做了生動的描述。名歌手到17世紀就已衰落,其學校——烏爾姆學校——也於1839年解散,最後傳人死於1876年。

  13世紀上半葉,在熱愛詩歌的弗裏德利克二世的統治下,大批法國遊吟詩人來到意大利,從而在普羅旺斯藝術的啟迪下,意大利音樂的抒情傳統得到很大的發展,並形成與羅馬教會音樂截然不同的民族世俗文化。

  西方複調藝術的第一高峰——古藝術(1150~1300)

  中世紀的宗教音樂中開始出現了多聲部的宗教歌曲。最初是兩個聲部的,形成平行的八、四、五度,間或也有三、二度的,其氣氛是肅穆的。9世紀時即已出現,被稱作“奧爾加農”。因其過於呆板,於是就將第二個聲部采用與第一個固定的格裏高利聖詠的曲調反向進行的複調技法,稱“迪斯康特”(意為反向固定調)。進而,將第二個聲部白行創作,又將聲部增至三或四個,曲調和節奏也複雜和豐富起來了,即為“康都克特”。甚至,有的已經將聖詠固定調置於低聲部,更突出了迪斯康特聲部。巴黎就是這種多聲部音樂的中心。

  占藝術是後來的新藝術音樂家們對12世紀後半葉至1300年的法國音樂的稱謂,以與他們所提倡的新藝術相區別。就在這一時期,以巴黎聖母院的僧侶音樂家雷翁南(活動於1150~1175午間)、貝羅坦(約1183~1238)為代表的音樂家,采用迪斯康特與康都克特手法創作了許多多聲部複調音樂作品。故又稱迪斯康特派,或巴黎聖母院樂派。

  雷翁南是作曲家,曾任巴黎聖母院唱詩班的指揮,貝羅坦是他的繼任。後者以創作經文歌著稱。貝羅坦所創作的經文歌(是一種大約於13世紀興起於法國的無伴奏合唱曲,是世俗化了的宗教音樂體裁)往往是四聲部的,突出了橫向音響的獨立性,各聲部歌詞不同,甚至文種也不同,多為生活風俗性的,將格裏高利聖詠與民間音樂融合在一起,增加了世俗的因素。貝羅坦的這種經文歌的出現,導致了早期全部采用拉丁文的經文歌的消失。後期經文歌則更進一步不再采用聖詠的固定調了,將世俗音樂的活力注入到宗教音樂之中,是中世紀音樂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奧托大帝

  曆史上的布拉格

  布拉格地處歐洲大陸中心,是捷克的首都,更是一座具有悠久曆史的老城。

  布拉格整座城市分布在十座山丘上,伏爾塔瓦河從城市中蜿蜒流過。整座城市分為老城區,新城區,城堡區和小城區四個區。其中,小城區和城堡區在河西岸,老城區和新城區在河東岸。在老城區中,還包括一個獨立的猶太區。

  自從公元5世紀斯拉夫人到達這片地區,布拉格就開始了它漫長而多舛的曆史。公元9世紀的摩拉維亞大公國曾是捷克曆史上的繁盛時期。古老的布拉格城堡就是在那個時期建成的。公元950年,奧托大帝將大公國並入神聖羅馬帝國版圖。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是捷克第二個黃金時代,此後又經過一段時間,布拉格逐漸成為歐洲最大,最重要的都市之一。

  “世界建築藝術博物館”

  公元18世紀,中歐局勢穩定,經濟複蘇,此前一度陷於衰落的布拉格人口開始逐漸增多,日耳曼、西班牙,意大利商人雲集於此,這給布拉格的建築風格和經濟文化生活帶來很大影響。無數精美的哥特式建築點綴了這座美麗的城市。現在的布拉格擁有各類古建築1700多處,故有“世界建築藝術博物館”之稱。該市最古老的建築為維舍赫拉德城堡,始建於公元9世紀下半葉。這裏還有中歐第一所大學查理大學和融哥特式與巴洛克式建築藝術為一體的杳理橋,兩者分別建於1348年和1357年。

  更值得一提的是布拉格所有的廣場、街道、居民住宅樓都五顏六色,很少能看見某種單一純粹的顏色,絕大多數建築的外部都被塗上一些粉色係列的混合色彩,比如水粉色、黃粉色。

  布拉格古城堡

  布拉格古城堡始建於公元880年,自第一代奠基人普熱米斯爾家族開始修建以來經曆了上千年的變遷。經過國內外建築師和藝術家多次改建、裝飾,布拉格古城堡集中了各個曆史時期的藝術精華,是捷克最吸引人的遊覽勝地之一。布拉格古城堡過去是皇帝、國王的宮殿,現在是捷克總統為外國元首來訪舉行歡迎儀式和接受各國大使遞交國書的地方。站在古城堡上眺望整個布拉格市,美景盡收眼底。

  布拉格古城堡內有三座庭院、幾條古老街巷和畫廊、花園,以及捷克最大的哥特式教堂——聖維斯大教堂。教堂的地下室安放著捷克曆代國王的棺槨,並保存著國王的王冠和加冕用的權杖等。據說聖維斯大教堂的塔尖是布拉格城永恒的標誌。聖維斯教堂外觀雄偉,各處有做工細致的銅塑、鐵塑,其中既有反映王室活動的場麵,也有體現平民生活的圖畫,內容十分生動。教堂的東側是有著磚紅色與黃色外牆的聖喬治教堂。這座教堂建於1142年,教堂正麵有“S·G”的圖案,是布拉格城內保存得最完好的羅馬風格建築物。

  查理橋

  查理橋始建於1357年,1400年竣工,橫跨伏爾塔瓦河。此橋是捷克國王查理四世命令建造的,因此得名“查理橋”。查理橋是捷克現存最大的古橋,也是連接布拉格老城、小城和布拉格城堡的交通要道。橋身長520米,寬10米,有16座橋墩,橋麵為磚石所砌。查理橋以羅馬天使橋為樣板建造,是典型的哥特式建橋藝術與巴洛克雕塑藝術的完美結合,具有獨特的建築風格。查理橋的一端入口處聳立著查理四世的全身雕像,兩側是帶著巴洛克浮雕的哥特式門樓。橋兩側石欄杆上有30座雕像,充當天主教聖徒和保護神,造型有女神、武士、人麵獸身像和獸麵人身像等。

  老城廣場和自鳴鍾

  布拉格的老城廣場是公元11~12世紀中歐貿易最重要的集市之一,也是決定國家曆史命運的政治事件發生地。1948年的“二月事件”和1989年的“十一月事件”兩次重大政治變革均在此得到集中反映。捷克前總統哥特瓦爾德和現總統哈維爾都曾在此發表演說,宣布政權的更迭。

  老城廣場的中心是揚·胡斯雕像。揚·胡斯是捷克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偉大的愛國者、布拉格查理大學的首任校長。他改革和簡化了捷克語語法,主張高校用捷克語教學,反對日耳曼化、教權專製等腐敗現象。由於胡斯的主張與羅馬天主教會針鋒相對,因而於1415年7月6日在瑞士的康斯坦茨被羅馬教皇宗教法庭以觸犯教規、散布異端邪說罪處以火刑。揚·胡斯像於1902年至1915年用13年塑造成,於1915年7月6日揚·胡斯被焚500周年紀念日揭幕。

  自鳴鍾是布拉格老城廣場上最具特色的古建築之一,建於16世紀。鍾體由三部分組成,即:雕像、鍾盤、年曆。每到整點時,象征時光消逝的小鬼塑像首先拉響鈴鐺並不斷點頭,而土耳其人塑像則不斷搖頭,象征始終不願投降。鍾右側有兩個寓意虛度時光的人物塑像不斷搖頭,象征未享盡人間富貴,不願離開人世。同時鍾上部的12個聖徒塑像在打開的天窗後相繼出現。當最後一個聖徒走過並把天窗關上時,天窗上麵的金雞扇動兩翼後鳴啼,宣告報時結束。鍾的中間部分為鍾盤,根據中世紀地球為宇宙中心論製作,標明太陽和月球的運動。鍾的最下部分是12個鑲有圓框的組畫,描寫農村四季耕作的情景。年曆兩側還裝飾著天使塑像和市民塑像。

  紅胡子腓特烈

  18世紀,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為了享受豪華的生活,招來天下能工巧匠,決定要建造世界第八奇觀——琥珀屋。琥珀屋於1710年建成,約60平方米,室內全部采用帶銀的琥珀板。建造琥珀屋成了當時轟動世界的一大奇觀。

  1710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一世為了得到俄國的保護,將琥珀屋送給了彼得大帝。禮物於1717年運到彼得堡。彼得大帝不久病逝,繼位的女皇把琥珀屋運到查斯耶西洛,安裝在宮內,還設計安裝了特製的窗間鏡。琥珀屋成了葉卡特林娜皇宮裏的一顆燦爛明珠,散發著耀眼的光芒。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占領葉卡特林娜皇宮後,把宮裏的琥珀屋洗劫一空,琥珀屋被拆卸裝箱,用火車運到了哥尼斯堡。

  戰爭結束,蘇聯立即成立了一個專門尋找琥珀屋的搜尋隊,他們在戰爭的廢墟中到處尋覓。1949年底,搜尋隊獲悉,皮奧內斯克城德國人格諾斯知道琥珀屋的下落,於是他們找到了這個德國人。

  按照他的介紹,搜尋隊從波羅的海海底打撈上17隻箱子,然而裏麵並沒有琥珀屋,而是一些軸承之類的東西,令人失望。

  搜尋隊在研究了大量的材料之後,發現德國人羅德對琥珀屋的研究造詣匪淺,他任哥尼斯堡美術館館長時,是哥尼斯堡琥珀收藏品的管理人和保護人。

  納粹分子把琥珀屋從葉卡特林娜皇宮盜出來,偷運到哥尼斯堡後交給了羅德博士。一個目擊者說,他親自打開箱子,把自己關在屋裏鑒賞這個獨具匠心世上稀有的工藝品,甚至到了廢寢忘食、入迷忘我的程度。

  斯大林格勒大血戰後,納粹頭子紛紛撤離蒂爾西特和哥尼斯堡等地。英國飛機不斷轟炸哥尼斯堡,王宮也在轟炸中中彈倒塌,設在王宮對麵的博物館麵臨被炸的危險。

  在王宮被炸的當天,羅德博士就下令拆禦琥珀屋,裝箱待運。可是,沒有什麽地方是安全的。他找了馮·施威林伯爵密談,經同意後,他把博物館的部分展品轉移到了施威林的維爾霍夫莊園,可是,琥珀屋卻沒有轉移到那兒。這是為什麽呢?

  1945年4月8日,蘇聯紅軍解放了哥尼斯堡。令人奇怪的是,政治上反共的羅德博士卻沒有離開哥尼斯堡。紅軍方麵負責尋找文物的巴爾索夫教授找到羅德博士,羅願意提供谘詢。一天,羅德把巴爾索夫帶到一個入口被堵死的地下室旁邊,悄悄地告訴他說:“裏麵藏有博物館的展品。”然而巴爾索夫卻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認為他是隨便說說而已,不久就傳來羅德博士夫婦暴死的消息,尋找工作又斷線了。

  搜尋隊從情報資料上得知,有個叫庫爾任科的蘇聯婦女,曾在羅德博士的博物館工作過。1958年,搜尋隊在科斯特羅馬教育學院找到教美術史的庫爾任科。她向搜尋隊提供了一些極為重要的情況。

  庫爾任科回憶說:1945年初,我跟羅德博士一起,到了維爾登霍夫。認識了施威林伯爵。羅德指著房間裏的許多大箱子,告訴我哥尼斯堡美術館的展品都在這些箱子裏。我曾問到過有關琥珀屋的情況,可他們卻從不正麵回答我,此後,我們的話題就再也沒有涉及到琥珀屋了。

  “1945年1月22日,施威林一家打算離開維爾登霍夫,而且希望我跟他們一塊去,可我決意不去,要留下來照管這些博物館的財產。1月23日,開進維爾登霍夫的德國軍隊住進了博物館。德國人一見到這些箱子,便歇斯底裏地發作起來,他們說箱子不好搬運,要用來作燃料。一群德國兵狂呼亂叫起來:‘決不能把這些東西留給俄國人。’他們一邊叫,一邊開始破壞,我企圖上前阻止,可無濟於事。”

  “突然,城裏燃起熊熊大火——德軍開始撤離了。我望著熊熊的大火一籌莫展,心想那些箱子完了,我就這麽站著,直到蘇聯紅軍入了城。我立即找到紅軍首長,要派人搶救那些財產。可是,什麽也沒有找到,整個城堡已燒成了一片灰燼。”

  以後,有不少外國朋友尋找琥珀屋,許多來自柏林、萊比錫、慕尼黑等地的信件轉到了前蘇聯。其中,化名魯道夫·林格爾的信頗引人注目。

  此人在信中寫道:“我父親叫喬治·林格爾,他在希特勒的衛隊和秘密警察裏工作……在他去世前一個月,向我講述他的生平經曆時提到過琥珀屋。父親死後,我在家裏地下室,發現了一個記有100條命令的筆記本,其中有一條與琥珀屋的轉移有關。”

  現在,哥尼斯堡已成為樓房林立的加裏寧格勒。根據魯道夫·林格爾提供的情報,琥珀屋並未轉移出哥尼斯堡,它還是人們心中的一座海市蜃樓,使人們撲朔迷離,它到底在哪呢?

  十字軍東征

  大學的產生

  中世紀的大學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產物。10世紀~11世紀,歐洲封建製度進入鞏固和發展時期,封建王權強固,社會趨於穩定,農業生產出現穩步上升的趨勢,手工業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成為專門的職業。在一些交通要道、關隘、渡口及教堂附近,逐漸興起市集,手工業者聚居其地,形成了中世紀的城市。這些新興的城市大都是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城市中的市民和工商業者要求學習世俗文化以滿足政治經濟生活的需要。另外,經院哲學的發展、興起於阿拉伯的伊斯蘭文化以及十字軍戰役對中世紀大學的出現都有一定的影響。到11世紀,由於種種政治、經濟、文化條件的變化,原有的基督教學校再也不能滿足需要,於是,便產生了中世紀的大學。

  12世紀初,在意大利和法國出現了當時最早的幾所大學。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一些地區,工商業發展較早,11世紀就形成了一些城市。城市中王權與教權的鬥爭,城市與封建主的鬥爭,以及新興市民在處理工商業發展中的實際事務和解決財務糾紛都需要法律知識;這種處於複雜矛盾中的城市生活,使人們對法律知識發生了興趣。意大利的波倫亞一直重視羅馬法。12世紀初,一位深諳羅馬民法的學者在波倫亞開始講授《查士丁尼法典》和《法學總綱》,許多青年前來聽講。於是,在這裏形成了一所法律學校。後來,學者們又把查士丁尼時代編纂的《民法大全》全部整理出來,加以介紹,民法便從修辭學中分化出來形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與此同時,宗教法學者格拉蒂安(Gration)匯集教會法令,於1142年編成教會法的教科書——《格拉蒂安法令》,教會法學也從神學中分化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民法和教會法的學習,需要幾年的時間,以這兩門學科的教學為中心,便組成了波倫亞大學,並於公元1158年得到政府的承認。13世紀初,波倫亞大學的學生達五千餘人,教學內容日漸豐富和分化,除民法和教會法之外,後增設了醫學和神學,但仍以研究和傳授法律知識著稱。

  意大利的南部那不勒斯附近的薩萊諾是個風景秀美的療養勝地。11世紀初,猶太醫生阿非利加諾在這裏開辦了一所醫學校,講授希臘和阿拉伯醫學著作,傳授醫術。1099年參加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歸來的諾曼底公爵羅伯特來此養傷。他和他的騎士們把薩萊諾醫學校的名聲傳至四方,使西歐各國的青年都來這裏學習醫學。學生們聯合起來,和醫師訂立合同,規定學生交納學費和醫師傳藝的條件,進行知識交易。12世紀中期,薩萊諾醫學校發展為以醫學見長的大學,公元1231年得到了政府的承認。

  波倫亞和薩萊諾大學是西歐中世紀成立的最早的大學。它們都是先由學者和學生們自己組織起來後才得到政府承認的。因此,它們對世俗政權和教會都保持著較大的獨立性,學生在學校中所起的作用也比較大。在波倫亞大學,因學習法律的學生年齡較大,較有主見,學校的校長由教師和學生共同推選產生,學生也可能擔任校長一職。學校中的規章製度、教師的聘用、學費的征收、教學時間的安排等一係列問題都是根據學生的意見來決定的,因此,波倫亞大學習慣上稱為“學生大學”。

  巴黎大學也是在西歐中世紀成立的一所較早的大學,但它屬另外一種類型。巴黎大學是在主教學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神學著稱的大學,以後又增加了醫學和法學,再加上以傳授“七藝”為主的文科,共計四科。12世紀80年代開始,法國國王和教皇競相承認巴黎大學,並授予學校很多特權。學校則利用國王與教皇、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矛盾取得一定的獨立地位,但巴黎大學的校務是受校長和教授們決定的,因而有“先生大學”之稱。巴黎大學最盛時,學生達5萬人,分為文學、神學、法學和醫學四個學科,成為當時西歐大學的典範。

  在這三所大學創辦之後,西歐各國大興辦學之風,13世紀至14世紀時,政府和教會或則認可當時業已存在的學府升格為大學,或則設立新的大學。在英國,公元1168年牛津大學得到認可,公元1209年從牛津大學分出去一部分,設立劍橋大學。在意大利,公元1224年由政府和教會創辦了那不勒斯大學,13世紀至14世紀意大利共有18所大學,法國9所,西班牙和葡萄牙共8所。英國除牛津、劍橋外,又於15世紀設立了3所。據統計,到公元1600年,全歐大學總數為105所。

  大學的組織類型和特權

  西歐中世紀大學的組織形式是在中世紀行會組織的影響下形成的。最初的大學稱為“教師和學生的團體”,按拉丁語“Universitas”一詞也是團體的意思,以後才用來專指大學。

  中世紀大學領導體製有兩種類型:波倫亞型的“學生大學”,由學生出任校長,主管校務;巴黎型的“先生大學”,由教師出任校長,掌管校務。

  中世紀的大學在社會上享有特權。大學享有內部自治權利。學校的事務由教師或學生組成的行會來管理,反對外界幹涉學校生活。大學有裁判權,在校內設立特別法庭,當學校裏的人和外人發生訴訟時,均由大學設的特別法庭來審理,大學師生均可免除賦稅和免服兵役。大學還有遷移權。當大學與教會或城市當局發生矛盾,或受到幹涉而得不到完滿解決時,學校可行使遷移權,搬出所在地。大學在政治、學術上有崇高威望,對城市的繁榮有重要影響,城市當局為了本市的利益,一般都對大學的要求作出讓步。公元1209年,牛津大學學生因涉嫌殺人罪,警察人校捕人,侵犯了大學自治權,學校當局與城市當局發生爭執,未獲解決,開始遷移劍橋,城市當局便同意讓步,已遷至劍橋的部分師生便組成了劍橋大學,成為英國第二所著名大學。但是,大學的自治地位和特權並不穩定,它隨著社會各種矛盾鬥爭的發展,在不斷地發生變化。

  大學的教學與影響

  中世紀大學,在入學時間和學習年限上沒有十分嚴格的規定。最初教學均為單科,後逐步完善為文、法、醫、神四大學科。學生進校後須先在文學科學習數年,主要內容為七藝及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學完全部課程後,通過考試和公開答辯,就可取得文科教師認可證書(文學碩士)。通過文科學習,既是獲得文科教師職位的先決條件,又是進入專業學習的基礎。取得文學碩士的人可以選學法律,醫學或神學,分科的專業學完後,則可獲得博士學位,或教授認可證書。授予博士學位要在教堂或校園外的場合舉行公開認可的隆重儀式。獲得者由同學、親朋好友伴隨,以鼓手樂隊為前導,吹吹打打來到禮堂,先用拉丁文發表演說、辯論,然後由轄區副主教頒給學位證書,最後在象征講座的椅子上坐下,以後便可以當教授了。最初的學位都是為當教師的人準備的。後來,大學為了滿足不準備任教學生的需要,增加了其他的學位,學位便成了具有一定大學教育水平而欲謀職業之人的學業證明。

  中世紀大學的教學方法主要是講讀和辯論。在印刷術傳至歐洲之前,書籍靠傳抄,因而價格昂貴,購買困難。教學時常由教師誦讀教科書原文及其注釋,學生記錄。有時老師也加以評論。辯論是由兩名或兩組學生對辯,以培養學生敏捷的思考能力和練習推理方法。

  西歐中世紀的大學還不是現在意義上的大學,但它為近代的大學奠定了基礎。

  中世紀大學的出現,無論是從組織上還是從思想上,都突破了教會對教育的壟斷局麵,從而有益於世俗性文化的發展。雖然大學的教學內容有一定的神學性,教學方法較為繁瑣,但它畢竟研究和傳授了醫學、法學等世俗性的科學知識,動搖了傳統的盲目信仰,重視人們的理解能力,開啟了辯論的風氣。

  中世紀大學為當時的學者們提供了活動的舞台,又培養了一大批新一代的學者,這為文化科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也為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運動奠定了基礎。

  金帳汗國

  文藝複興運動始於14世紀,一直持續到17世紀初,點燃文藝複興火炬的是歐洲的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思想主導了文藝複興的整個過程。人文主義的基本特征是提倡以“人”為中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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