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11章 有功於唐代史學的韋述

　　韋述是唐代京兆萬年（西安市）人，大約生於武則天末年，死於唐肅宗至德年間，享年50多歲。他是對唐代史學頗有貢獻的史學家。

　　生平簡述

　　韋述的先人，至少從隋代起，就曆代做官。他的曾祖父韋弘機，在貞觀年間，曆任左千牛胄曹參軍、殿中監、檀州刺史、司農少卿等職。唐太宗派他出使西突厥，他把所經各國的物產、風俗習慣等都記錄下來，編成《西征記》，回到長安，上奏所撰書，唐太宗非常高興，把他由左千牛胄曹參軍升為朝散大夫，又遷殿中監。唐高宗顯慶年間，弘機為檀州（北京密雲）刺史，因為檀州是偏僻之地，文化落後，於是，弘機就“修學官，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讚，敦勸生徒，由是大化”。不難看出，韋弘機是個重視文化，喜愛編撰的官吏。

　　韋述的祖父韋餘慶，雖然也曾官至右驍衛兵曹，但由於死得較早，留下的事跡不多。

　　韋述的父親韋景駿，因中明經而在中宗時官至肥鄉（河北肥鄉）縣令。景駿非常重視發展生產。肥鄉北臨漳水，不斷發生水災。由於舊堤迫近水漕，雖不斷修築，水患仍未能解除。景駿詳細察看地形，將堤南移數裏至地勢較高之處，堤北麵積擴大，漲水時淤田，水去堤北就是肥沃的土地。這樣，既解除了水患，又不損失土地。當肥鄉發生饑荒時，他也能夠認真救濟，致使貧弱者減少了流離之苦，從而受到當地人們的稱讚。這時候，韋述是隨父住在肥鄉的。

　　韋述的先人，由於曆代做官，重視文化，所以，家中有書2000卷。韋述自幼聰敏，喜愛讀書，兒童時代就讀完了家中的藏書，人們都認為他是一個特殊的人才。

　　韋景駿姑母的兒子元行衝，是當時的大儒。不管走到哪裏，都要隨身帶好幾車書。韋述進入他的書齋，廢寢忘食，如饑似渴地讀書。元行衝喜愛這個小侄子，就常與他談論經史，韋述對於經史的內容了如指掌，而且也能深入地講其道理。元行衝要他作文章，他作得既快又好。元行衝非常高興地說：“此吾外家之寶也”。

　　後來，韋述赴京舉進士，因他身體瘦小，貌不驚人，考功員外郎宋之問向他問道：“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韋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宋之問道：“本求異才，果得遷、固。”可見韋述確有從事史學撰著的專長，才能也相當出眾。

　　整理古籍，參與編史

　　開元初年，韋述為櫟陽（陝西臨潼縣北）縣尉。從這時候起，他參加了整理古籍的工作。

　　開元三年（715），唐玄宗與左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懷素談論經籍，玄宗認為：“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於是，他要褚無量、馬懷素等人組織力量，進行整理。開元七年（719），“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開元九年（721），又修成《群書四部錄》200卷，共收錄書2655部，48169卷。每一種書都有解題，每一類書還有小序。這是自南齊王儉的《七誌》與梁阮孝緒的《七錄》以來又一部圖書目錄。這兩項整理與編撰工作，韋述都參加了。

　　魏晉以來，隨著士族勢力的發展，譜學也發展起來，而且成為史學的組成部分。《舊唐書》的《經籍誌》與《新唐書》的《藝文誌》，都把史部著作分為13類，譜牒類是其中之一。韋述在譜牒方麵也是有所貢獻的。所以有人認為：“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衝、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這就是說，韋述雖不及路敬淳，但也是唐代的譜牒學家。他在整理古籍的過程中，發現柳衝所撰的《姓族係錄》200卷。他每天乘工作之餘，手自抄錄，帶回家中。於是，他對“百氏源流，轉益詳悉”。另撰《開元譜》20卷。韋述這樣席不暇暖，勤奮好學，重視撰著的人，顯然是繼承和發揚了古代史學家的優良傳統。

　　開元五年（717），唐玄宗為了“大收群書，以廣儒術”，特設置乾元院，聚集一些人才，專門整理古籍。開元六年（718），把乾元院改名為麗正修書院，修書官稱麗正殿直學士。開元十一年（723），又置麗正院修書學士。開元十三年（725），把麗正修書院改名集賢殿書院，修書官五品以上稱學士，六品以下稱直學士。韋述在集賢殿書院，初是直學士，後是學士，同時兼史官職。

　　韋述的一生，主要從事整理古籍和史學的著述。宋祁說：“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澹榮利，為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這就是說，韋述不僅在整理古籍、史學著述方麵頗有貢獻，而且為人謙虛謹慎，是位“純厚長者”。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他是很有威望的。

　　戰亂之中，保存國史

　　韋述最重要的貢獻是編撰《國史》，保存《國史》。

　　唐代最早的《國史》，是關於武德、貞觀兩朝的內容。顯慶元年（656），“長孫）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為八十卷”。開元年間，吳兢又撰《國史》65卷，後又繼續修撰。天寶八年（749），吳兢死，其子進兢所撰《唐史》80餘卷。這些《國史》，都是不成功的。《舊唐書·韋述傳》：“國史自令狐德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新唐書·韋述傳》說：“初，令狐德、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不難看出，在韋述之前，雖已有《國史》，但都質量不高，不能令人滿意。於是，韋述又另撰《國史》。

　　韋述參照令狐德、吳兢等人所撰《國史》，又補遺續闕，增加了新的內容，分別紀、傳各部，撰成《國史》113卷，並《史例》1卷。這部《國史》，“事簡而記詳”，韋述被稱讚“雅有良史之才”。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有名於時”，“稱之於朝”的蕭穎士，把韋述與譙周（三國時蜀國很有學問的人）、陳壽（《三國誌》的作者）相提並論。由此可見，韋述所修《國史》是遠遠超過了前人的。

　　肅宗時，韋述還曾與柳芳共同續撰吳兢的《國史》，雖然他中途去世，未能完成，但由柳芳完成的130卷《國史》中，也是有他的功勞的。

　　安史之亂爆發後，洛陽、長安相繼淪入叛軍之手，玄宗逃往成都，韋述拋開自己的一切家產，甚至他心愛的“古今朝臣圖，曆代知名人畫，魏、晉以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等也都置之度外，獨抱所修《國史》藏於南山。不幸他又被叛軍所俘，並且被迫做了叛軍的官吏。盡管他身陷逆境，違心地做官，但所修《國史》卻保存下來了。

　　叛軍失敗東去，肅宗還京以後，“典章殆盡，無史籍檢尋”。於休烈說：“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並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於是，他建議肅宗“令府縣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資，得一卷賞絹十匹”。雖然以這樣高的代價搜集史書，但也是“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在唐代的《國史》、《實錄》遭到這樣嚴重損失的情況下，“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這正是雪中送炭，久旱逢雨。韋述把當時僅存的一部《國史》供獻出來，無疑對唐代史學的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後晉史官所撰的《舊唐書》，前半部分較好，主要原因就是史料比較充實。例如，有後唐時傳美從蜀中搜集到的九朝實錄及一些殘缺雜書，另外就是韋述的《國史》。趙翼說：“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朝紀傳多抄實錄、國史原文也。”其中照抄韋述的《國史》之處也為數不少。像《劉仁軌傳》，最後就是引用韋述的話對劉仁軌進行評論的。其他，像在對一些人的稱呼方麵，也都是韋述的口氣。例如，《舊唐書》稱劉仁軌為劉樂城（因劉仁軌被高宗封為樂城縣男），稱郝處俊為甑山（因郝處俊襲其父爵甑山縣公），稱裴行儉為裴聞喜（因裴行儉被高宗封為聞喜縣公）。在評論人物時，稱爵邑而不稱名，並非修史者的慣例，而是玄宗時的韋述對高宗時的前輩們的尊稱。這些事實說明，韋述的《國史》對後晉人修《舊唐書》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

　　功大於過

　　韋述一生的著作很多，除了上麵提到的以外，據《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誌》載，還有：《唐春秋》30卷，《高宗實錄》30卷，《禦史台記》10卷，《東封記》1卷，《集賢書目》1卷，《兩京新記》5卷，還參加了《初學記》30卷的編寫。另外，還有《唐職議》30卷。共有200多卷。由此可見，韋述作為唐代的著名史學家是毫不遜色的。

　　肅宗至德二年（757），安史叛軍敗退，唐又收複長安、洛陽。韋述因曾任叛軍官吏而被治罪。他被流放到渝州（四川重慶市），因遭渝州刺史薛舒的困辱，絕食而死。代宗廣德二年（764），其甥蕭直“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朝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Z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

　　安史之亂，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爆發，是地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因此，曆史唯物主義者無須根據封建正統思想去指責韋述對皇帝的不忠。當然，安祿山發動不義之戰，戰火所及，範圍甚廣，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與文化的發展，韋述即使是被迫做官，也算是站在了曆史的逆流方麵。但是，在戰亂之中，韋述不惜犧牲自己的財產而保存了重要史籍，後來又獻給史館。說明他的實際行動是與破壞者截然相反的。他撰寫多種史籍，對史學的發展有很大貢獻；他保存了自撰的《國史》，為後來修撰《舊唐書》等唐代史籍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他的《兩京新記》，為後來宋敏求撰《長安》、《河南》兩誌奠定了基礎。清代學者徐鬆撰《唐兩京城坊考》，也借助於《兩京新記》。現在，《兩京新記》雖然已殘缺不全，但仍不失為研究唐代長安與洛陽的學術工作者不可缺少的文獻。就這方麵說，韋述是有功於唐代史學，應該在史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