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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史學

  中華民族對曆史有著特別的興趣,曆代都有修史活動,而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史學家誕生在周、秦、漢、唐;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完成於周、秦、漢、唐;最富代表性的史學著作寫就於周、秦、漢、唐。所以,要了解中國古代史學的淵源久遠、史書的卷帙浩繁、體裁的豐富完備,中國人曆史觀念的深沉厚重,以及中國史學在世界曆史上的獨特作用,就不能不對周、秦、漢、唐的史學作一係統闡述。

  一、源遠流長的修史傳統

  史學追溯修史是和文明與生俱有的一種活動。中國古代史官設置之早、職務之高,都為中國古代史家的誕生與史學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從可尋查的文字資料看,曆代統治者都設有掌管史料、記載史事、撰寫史書的官員。殷稱作冊。周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禦史。秦、漢時稱太史令,兼管天時星曆。唐代置著作郎,又以其他官叫兼典史職,稱修撰、直館,還置史館於禁中,以宰相兼修。古代史官,必選“天下之材”而“皆聖人之徒”,即有才、有學、有識、有德。所以,秉筆直書、書法不隱、疑則不言等傳統成為曆代史家必須遵從的修史原則。近年來的一些考古發現資料也可證明古代史官在記史的同時又加褒貶,起到懲勸的作用,如1980年在陝西長安灃西出土的史惠鼎,其銘文就表明至少在西周晚期,史官就已以教善為己任了。

  我國古代修史活動源遠流長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傳統就是曆代對“史鑒”的重視。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無不都是以為“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而要吸收興亡治國的經驗教訓為本朝服務的。《漢書·藝文誌》雲:“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從現存最古老的文獻之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明顯不過的“史鑒”態度。比如在《尚書》有“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而在《詩經》中又有“殷鑒不遠”的警句。至於司馬光之大作為之所以名“資治通鑒”就更可見其“史鑒”的作用了。這種“史鑒”態度更促使曆代對修史活動的重視以及對修史者的嚴格要求。於是便有了《左傳》中“趙盾弑其君”而孔子為之申說;齊大史冒殺頭之險直書崔杼弑君的故事。而司馬遷作《史記》則更是寧可遭受身體的殘缺和人格的汙辱也要做到“實錄”。這些被後人稱之為“良史”或“史德”的原則,為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史書提供了堅實的可信性。

  正是由於有了一套完整的修史機構——史官;有了嚴格記錄原則——史法;有了以史汲取興亡勝國的經驗教訓——史鑒,才使得在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之中,修史成為一種深厚的傳統,蘊藏在浩如煙海的史書之中的中國曆史得以一代接一代地延綿、發展,走向未來。

  體裁豐富的史書史學的興起,史書體裁的豐富多彩,在我國古代也經曆了一個由不發達到繁榮興盛的曆史過程。在《漢書·藝文誌》中,漢代乃至漢以前的文獻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類,史書僅附於六藝類的春秋家以下,僅有四百二十五篇。而到《隋書·經籍誌》時,文獻即以經、史、子、集分類,史書不僅獨立列為一個大類而且數量比起《漢誌》所列猛增四十多倍,足見漢代以後的數百年間史學才開始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發展興旺起來。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史書的體裁也越來越豐富,到唐代時出現了正史類、編年類、別史類、雜文類、史評類、典章製度類、地理類、專誌類等等。體裁分類的細密具體,表現出中國古代史學到這時發展成熟的特點。

  《隋書·經籍誌》以紀傳體史書為“正史”,而這一體裁的創立者就是漢代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司馬遷所作的《史記》,因以本紀、列傳為主,故名紀傳。它觸及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麵,廣泛記載了社會各個階層人物的事跡。內容豐富,結構嚴密,不僅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紀傳體”體裁,還為千百年來中國史書修撰樹立起一個光輝的典範。所以,在“正史”類之中,《史記》始終排列於首位。清代編定《四庫全書》時,以曆朝二十四種紀傳體史書為“正史”,這就是所謂“二十四史”。

  編年體史書是按年月日的時間順序記載曆史事跡,起源於春秋時代。在我國現存的編年體史書之中,最有名的是《春秋》《左傳》《竹書紀年》《漢紀》《後漢紀》《資治通鑒》等。這種體裁對於了解考察曆史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各曆史事件之間的聯係都比較方便容易,避免了敘述的重複。但它卻不能集中敘述每一曆史事件的全部過程。難以記載不能按年月日時間順序編排的事跡,所以它又有偏詳政治事件而對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卻往往忽略不載的缺陷。

  所謂別史,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之為“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之史書。比如《尚書》,就被章學誠稱之為“無定法”而被列為別史類。它簡樸質實,因事命篇,既不拘常例無定體,又不載日月,以記言為主,而又不乏記事之作,為我國古代修史之記言、記事的體例都起到了先導作用。除《尚書》以外,周、秦、漢、唐時修撰的屬於別史類的還有《世本》與《逸周書》。

  雜史,《四庫全書總目》敘述其著錄標準為:“大抵取其事係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祗一家之私記”。現在人們常常把《國語》《戰國策》《穆天子傳》《風俗通義》《大唐西域記》等都列入這種體裁之中。可見屬於這一體裁的史書不僅形式多樣,而且內容也豐富多彩,對於了解和研究中國古代史都是不可缺少的寶貴資料。

  史評類,這類史書從內容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評論史書者,二為評論史事者,所以一般情況下這類史書又被今人稱之為史學理論著作。唐代劉知幾的《史通》為這類史書的開先河之作,是以評論史書為主的一部專著。

  典章製度類,專記曆代典章製度之沿革。《史記》以後,盡管大部分紀傳體史書均有“誌”以記載典章製度,然而由於篇目各不相同,記載各自為政,而且大多數僅限於某個朝代,缺乏對曆代典章製度沿革的係統闡述,所以這種體例於唐代應運而誕生,這便是杜佑所撰的《通典》。作為史書編纂的新體例,為曆史研究開辟了新的途徑,創造了曆史撰述的新形式。

  地理類,按傳統的四部分類法,此類亦在史部之中,古代這類書籍無非記方域山川風俗物產等。現存的屬於周、秦、漢、唐時期的這類著作大致有:《禹貢》《山海經》《三輔黃圖》《元和郡縣誌》幾部。

  專誌類,主是指像《吳越春秋》《越絕書》那樣的記述某一國國史或重要謀臣的活動,兼采史書記載與民間傳說而寫成的民族史或地方誌。以後類似的還有《華陽國誌》、唐代的《蠻書》等。比如《蠻書》,亦稱《蠻誌》《雲南誌》《南夷誌》,就是一部係統地記載唐代雲南地方亦蒙氏南昭國的曆史、地理著作。

  二、周秦時期的史學成就

  《尚書》與《春秋》周秦時期的史學成就當中,《尚書》與《春秋》是兩種極重要的史籍,而且它們都與孔子有關,在本章《經學》一節中均已做過介紹,這裏僅再從史學的角度略加論述。

  《尚書》原稱《書》,後來被儒家學派稱作《書經》。“尚”通“上”,上古之書,故稱《尚書》,大約在西漢開始使用此名。它是商、周兩代統治者的講話記錄及春秋戰國時期根據遠古材料加工編成的虞、夏史事記載,記事時間上起傳說時期的堯舜,下迄春秋時代的秦穆公,側重於對君主訓誓臣民和近臣告誡君主之詞的記錄,共分典、謨、誥、誓、訓、命六種文體,為研究古史的珍貴史料。

  《春秋》本是周王室和各諸侯國史官所記編年史的通稱,不過這裏所說的《春秋》,則是魯國國史的專名,為春秋時代各國史書中唯一幸存者,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其記事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包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計二百四十二年間史事。記事形式,“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其雖為魯史,但所記內容還包括周王室及其他諸侯國的政治、軍事活動以及一些自然現象等。由於記事極其簡短,每條不過四十餘字,最少僅一字,所以曆代引申解釋《春秋》之書不絕,以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以及?梁赤《春秋?梁傳》最為著名,號稱“春秋三傳”。《春秋》作為一部史書,自西漢以來卻被儒家奉為經典,列為“五經”之一,故又有《春秋經》之稱。後人並以此書記事所包括的時代,稱為“春秋時代”。它與《尚書》一起,被我國古代史學評論家視為“史家之祖”,不僅開私家修史之先河,而且對編年與紀傳兩種史書體例的形成,有著重要貢獻。

  《逸周書》《逸周書》本名《周書》,東漢許慎《說文解字》

  中始稱《逸周書》。先秦文獻如《左傳》數引其文,皆言“《書》曰”,與引《尚書》之文無區別,可見當時與《尚書》同為一書。其書作者不明,今本十卷六十篇。相傳為孔子刪《書》之餘。各篇成書時間不一,最初編定時間之上限,自然不能超過孔子刪《書》之時。晉有孔晁為之作注。《隋書·經籍誌》始將其說成是西晉汲郡戰國魏襄王墓出土之物。《新唐書·藝文誌》遂有“《汲塚周書》十卷”與“孔晁注《周書》八卷”並列。宋人把兩部書合而為一,稱之為“《汲塚周書》十卷,晉孔晁注”,即今所見之本。今本實際有文為五十九篇,其中四十二篇有晉代孔晁注,十七篇無注。有孔注之篇,當為漢代以來之傳本,無注諸篇,當係汲塚所出古本。今本乃二本之刪合,故又有《汲塚周書》之名。

  《逸周書》記事上起西周文王、武王,下迄春秋末年靈王、景王,其中記敘周初文王、武王,周公史跡的篇幅約占全書五分之四。雖然其中羼有後人竄補,但大多為先秦乃至周代遺文。其成書年代,約在春秋晚期,具體當在周景王十四年(前531)——二十五年(前520)之間。

  《逸周書》自晉代孔晁為之作注以後,僅有《王會》一篇多有學者討論,其他幾乎無人顧及。至清代盧文瞛、王念孫等家陸續加以整理。以後朱右曾著《逸周書集訓校釋》,為集成之作。又有朱駿聲、俞?、孫詒讓,以至於近人劉師培、陳漢章等家,校釋拾補,各有所得。近年來先後出版了《逸周書匯校集注》、《逸周書校注補譯》等書,為此書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左丘明與《左傳》《國語》左丘明,春秋末年魯國人,曾任魯太史。唐代劉知幾《史通·鑒識》認為,左丘明與孔子二人不僅在治史觀點上相同,而且他同樣為中國史學的創立與發展立下了不可磨滅之功。

  左丘明傳《春秋》,是傳孔子之教而“不失聖人之旨”,是我國第一部形式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其記事上溯周宣王二十三年(前805),早於《春秋》所記八十三年,而止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又比《春秋》所記長十三年。其書主要記述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史事及其相互關係,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和各方麵代表人物,西周時的部分史事乃至夏商以上的古史傳說也間或涉及。取材廣泛,對各國之舊史、故誌及訓、典、語、令、世等書均有汲取。記事以晉、楚、魯最為詳細,而鄭、宋、衛、齊、秦與周王室等次之。史事記述周密而係統,以記事為主,兼記言論,文字生動而簡潔,尤以記戰爭最為見長,是研究春秋史的最重要的典籍。現存最早注本為西晉杜預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唐人孔穎達作疏,名為《春秋左傳正義》,宋以後列入《十三經注疏》之中。清代作注者甚多,顧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惠棟有《左傳補注》,沈欽韓有《春秋左氏地名補注》等,劉文淇有《左傳舊注疏證》等,日本學者竹添光鴻有《左氏會箋》,今人楊伯峻有《春秋左傳注》等等。

  《國語》,又名《春秋外傳》,相傳仍為左丘明所作,由於與《左傳》都為左氏所作,故漢儒稱《左傳》為“內傳”,稱《國語》為《左氏外傳》。凡二十卷。

  《國語》是我國春秋時期的國別史。其記事時間,上起西周中期周穆王征伐犬戎,下迄春秋戰國之交晉國韓、趙、魏三家滅智伯氏(前453),前後約五百餘年。分《周語》三卷,《晉語》九卷,《魯語》《楚語》《越語》各二卷,《齊語》《鄭語》《吳語》各一卷。記載春秋時各國曆史,以君臣言論為主,也有一些記事,內容涉及當時的政治、外交、思想、軍事等各方麵,材料豐富,文辭雅麗。《國語》與《左傳》同記春秋事實,內容大同小異,然而詳略重點各有不同,其分國記事的體例對後世史籍的編纂有著一定的影響。三國時吳人韋昭作《國語解》,流傳至今,成為極有價值的注本,清人洪亮吉、董增齡又為之作疏。近代有吳增祺《國語韋解補正》與徐元誥《國語集解》二本,大體集中了清代以來學者整理《國語》的成果。

  《竹書紀年》《山海經》與《戰國策》《竹書紀年》本稱《紀年》,為戰國時魏國的編年體史書,作者尚無定論。因西晉武帝鹹寧五年(279)在汲郡(今河南汲縣西南)戰國魏襄王墓中發現大批竹簡書,此為其中一種,故得名。原本為十三篇。記有上起夏代,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三家分晉以後,專述魏事,止於魏襄王二十一年(前229)。所記內容均可與其他史料相參證,出土以後受到學者的重視。然而其中又有些記載因與經傳之說不合,為一些學者所排斥,故流傳不廣,大約在兩宋時亡佚。其後有人雜采各書,撰成《今本竹書紀年》,經清代學者考訂,證明該本為一部偽書。清人朱右曾為追複古本,廣稽群籍所引之文,輯成《汲塚紀年存真》二卷。近人王國維又加補正,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雖非原書,但仍不失為研究古史的重要資料。

  《山海經》作者不詳,曾有人認為是大禹或伯益所作。原有三十篇,現存十八篇。分《山經》五篇和《海經》十三篇。原圖已佚,今本之圖為後人補畫。著作時代尚未定論。從該書內容看,此書不出於一人之手,亦非一時之所作。近代學者多認為此書大部分作於戰國時期,在流傳過程中不斷為後人增削篡改。

  《山海經》內容涉及範圍廣泛,它以山海地圖為綱,包括地理、曆史、民族、醫藥、巫術、動物、植物、礦產等各個方麵。地域廣及中國與西亞、東亞廣大地區。所記四方與四方風名可與甲骨文相吻合,人名則多可與《世本》《大戴記》之《五帝德》《帝係姓》相佐證。還記載了不少遠古的神話傳說,如誇父追日、後羿射日、精衛填海、舜葬蒼梧、羲和浴日、西王母使青鳥、王亥仆牛等,其中雖不乏怪誕之說,但也保存了豐富的資料,為研究上古社會的重要文獻。

  《山海經》注家很多,清人畢沅《山海經新校正》較有代表,今人袁珂《山海經校注》是近年來新出之作,為《山海經》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戰國策》原名《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原作者不詳。西漢劉向整理編次,以其內容主要為“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之策謀”,乃命為今名。今本三十三篇,計有西周、東周各一篇,秦五篇,齊六篇,楚、趙、魏各四篇,韓、燕各三篇,宋、衛合為一篇,中山一篇,是一部記載戰國史實和遊說之士議論、策謀的匯集。“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東漢末年高誘為《戰國策》作注,流傳至唐以後殘缺不全,北宋時由曾鞏訪求才使全書三十三篇得以複完。南宋初年姚宏據曾鞏本及高誘殘注重加校定,後經清代黃丕烈影寫複製,即流傳至今的三十三卷高注本。與此同時,鮑彪依據曾鞏本而刪去高注,改變原編,移動章次,按國分為十卷,重新作注,為《戰國策》十卷。以後經元代吳師道糾其謬誤作《戰國策校注》十卷,亦流傳至今。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西漢帛書,亦記述戰國時事,其中有內容與《戰國策》相似且文章亦相同者,被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應是西漢年間劉向編輯《戰國策》的前身之一。

  三、兩漢時期的史學成就

  司馬遷與《史記》司馬遷,字子長,生於公元前145年,大約卒於公元前90年,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父司馬談官太史令,曾有意撰寫通史而未能成功。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父而任太史令,遂大量閱讀皇家所藏典籍,開始綴集史料,為完成父親遺願而立誌寫一部規模宏偉的通史。天漢三年(前98)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得罪入獄,遭受宮刑。太始元年(前96)出獄,任中書令。此後忍辱發奮,艱苦撰述,經過十五年努力,終於寫成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至漢宣帝時,由司馬遷之外孫楊惲公布,得以傳世。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以後始稱今名。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字。其記事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西漢武帝太初年間(前104-前101),共約三千年的曆史。其中“三紀”十二篇,記載曆代帝王世係和國家大事,以事係年,可視為全國的編年大事記,亦為全書之綱領。“表”十篇,記載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之世係、爵位和一些政治事跡及重大事件,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種。“書”八篇,分別記述天文、曆法、禮、樂、封禪、水利等情況,是文化以及典章製度的專門論述。“世家”三十篇,主要記述西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的世係及興衰存亡的曆史,漢朝丞相、功臣、宗室、外戚的事跡,以及在曆史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如孔子、陳涉等人事跡,並涉及到一些重大事件與典章製度。“列傳”七十篇,占全書最大篇幅,絕大多數為人物傳,記述了社會各個階層各方麵的重要曆史人物的事跡,尤其對秦漢時期活躍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的社會各階層代表,給予了詳細的記載與描述。此外還有以專記經濟、少數民族地區與周邊國家曆史的列傳,為古代經濟史與民族史及中外關係史方麵的珍貴史料。最後為“太史公自序”,敘述司馬遷自身的家世和事跡,並說明編撰《史記》的經過、意旨及史學見解。全書以“太史公曰”之形式概述各篇內容,並發表自己的評論。

  《史記》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司馬遷所創立的紀傳體例為曆代著史者遵循取法,爭相仿效,被作為正史的體例一直沿用下來,最終使史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發展至今。其次,司馬遷對史料廣泛地搜集與審慎地使用的嚴謹態度亦為曆代修史者樹立了典範,他除了“采經摭傳,涉獵廣博”之外,更注重對曆史故地的尋訪調查,廣泛地交遊,不辭搜求之勞苦,不避跋涉之艱難,在占有大量資料基礎之上,認真分析整理,審慎選擇考訂,最終把幾千年間零碎而散亂的史料加工成一部體係完備、疏而不漏的曆史巨著。再次,司馬遷進步的曆史觀,無畏的精神風範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敬仰、讚歎。他“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秉筆直書,幾乎注意到曆史上的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方麵的動態,而均予以具體而生動的描寫。他通過對自然現象的分析來闡述天道與人事的相互關係,明確主張人事在曆史上的作用,他揭露社會政治的黑暗,譏諷統治階級崇尚迷信的愚蠢等,都使得《史記》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目的。最後,《史記》不僅是一部曆史“實錄”,同時也是一部膾炙人口的傳記文學,它文辭生動活潑,行文淺易近人,簡明扼要。司馬遷把敘事、抒情、說理等不同文體有機地統一起來,達到了思想上、藝術上的高度統一,為後代文學家也提供了範例。總之,《史記》的意義早已超越了曆史學範疇,它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都占據著十分重要的、裏程碑式的地位。

  《史記》的注本很多,著名者有南朝宋裴?的《史記集解》,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後世稱之為《史記》三家注。清代校補考訂研究之人較多,錢大昕、王念孫均有論述,梁玉繩著有《史記誌疑》,張文虎有《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郭嵩燾有《史記劄記》等,近人餘嘉錫有《太史公書亡篇考》,今人朱東潤有《史記考察》,李長之有《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等。日本人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為國外研究《史記》之代表。而今人陳直的《史記新證》則利用近世考古資料印證、考訂《史記》,為研究《史記》提供了新的角度。

  班固與《漢書》班固是東漢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北)人,字孟堅。生於公元32年,卒於公元92年。其父班彪,是東漢著名的儒學大師及史學家,有誌撰《史記後傳》以續《史記》。班固十六歲人洛陽太學,二十三歲父死歸鄉裏,以父所撰《史記後傳》敘事未詳,乃專心繼續撰述,力求精善。明帝永平五年(62)被人誣告私改國史而下獄。其弟班超辯明其冤,又因其才學得漢明帝賞識而被召為蘭台令史,掌管圖書秘籍,並奉命撰述漢史。後遷為郎,典校秘書,並繼續撰寫《漢書》。章帝時遷官為玄武司馬,和帝永元元年(89)隨竇憲出擊匈奴,為中護軍,參與謀議。以後竇憲失勢自殺,班固受牽連死於獄中。班固之妹班昭,亦為東漢著名才女,曾繼班固之業,為未完成《漢書》部分作八表,又同馬續補寫《天文誌》。《漢書》問世,以文義深奧多難通曉,著名學者馬融曾從她受讀。

  《漢書》又稱《前漢書》,原書一百卷,今本一百二十卷。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起自漢高祖元年(前206),迄於王莽地皇四年(23),記西漢一代二百三十年事。全書沿用《史記》之體例而略有變更,“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改“書”為“誌”,取消“世家”而編入“傳”中。計有十二紀,八表,十誌,七十傳。十誌比之《史記》八書的內容更為豐富、完善,在整個《漢書》之中成就最為突出,有《律曆誌》《禮樂誌》《刑法誌》《食貨誌》《郊祀誌》《天文誌》《五行誌》《地理誌》《溝洫誌》《藝文誌》。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誌是《史記》不曾有而為班固的獨創。如《地理誌》是我國第一部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地理著作,它詳細記載了各地的山川形勢、風土人情和物產,還記載了亞洲一些國家的地理情況,成為後世於正史之中設地理誌之濫觴。《藝文誌》錄自劉歆的《七略》,它不僅保留了先秦至漢代珍貴的目錄學資料,而且還辨別了古代學術思想的源流派別以及各派之是非得失,為學術史的研究提供了最早的史料,亦為後世目錄學進人正史開創了先例。

  由於班固喜用古字古訓,使得人們讀起《漢書》來比較艱澀,在東漢當時就難以通曉,故東漢以後為之作注者甚多,唐代顏師古匯前人之注,兼收並蓄,糾謬補缺作集注,為注《漢書》之佼佼者。清末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又引顏師古以後諸家之注,采各家之長,詳於考證,成為最好之注本。校訂考證工作以錢大昕《漢書辨疑》、王念孫《讀漢書雜誌》最見功力。今人陳直《漢書新證》則是將書中內容與文物資料相印證,以新的角度對《漢書》加以考訂,更具說服力。

  《漢紀》撰者荀悅(148-209),字仲豫,東漢潁陰(今河南許昌)人。史載為荀子第十三世孫。從小好學,博聞強記。東漢末被召入鎮東將軍曹操麾下,曆官黃門侍郎、秘書監、侍中。因有感於時政曾作《申鑒》五篇。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於建安三年(198)命荀悅依《左傳》體例刪改《漢書》,名為《漢紀》。

  《漢紀》載西漢一代二百餘年事跡,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全書共約十八萬字,不及《漢書》四分之一。然條理清晰,簡明易讀,其以帝紀為綱,把《漢書》各傳及表、誌之文,按年月次序分別排入,編為《帝紀》二十九卷,《後紀》一卷。荀悅自己對曆史事件及人物的評價以“荀悅曰”標之。《漢記》繼承發展了《春秋》《左傳》的體例而開創了編年體斷代史。與《漢書》一起相互呼應,流傳至今。

  《越絕書》與《吳越春秋》《越絕書》又名《越絕記》,十五卷,東漢袁康、吳平輯錄。袁吳兩人均為東漢會稽郡(今浙江紹興)人,生均不詳。《越絕書》是現存最早的方誌性史書,主要記春秋戰國時吳、越兩國之事跡。其內容比較豐富,大致可分為六類:一記人物,二記山川湖泊,三記建置,四記城池,五記名勝古跡,六記治國用兵權謀之道。其取材除《國語》《左傳》《史記》以外,多來自民間之神話傳說,故有誇張、虛構的成分。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原十二卷,隋以後缺佚二卷,今流本多作六卷,分為十篇。趙曄,字長君,東漢會稽郡人。生卒年不詳,卒年為公元83年。曾任過縣吏,後來拜杜撫為師,學習韓詩,學成而歸,閉門著書,寫成《吳越春秋》《詩細曆神淵》等。《吳越春秋》為記載吳越兩國史事之書,吳自太伯至夫差,越自無餘至勾踐。其編年記事,突出人物記載,以吳越兩國君王為傳主,以人係事,材料除部分采自《越絕書》外,大多為其他史書所不載者,可補《國語》《左傳》及《史記》之缺。

  《越絕書》與《吳越春秋》為秦漢時期兩部重要的地方文獻,它們在選材、記述等方麵對後世地方誌的編纂有積極的影響,被古今學者奉為方誌之鼻祖。

  四、唐代的史學成就

  大量“正史”的編纂中國古代修史活動至唐代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使史學的發展得到了長足的進步。

  唐朝以前,史書大都是私家著作,唐朝建國伊始,唐太宗即開始設立史館,指定專人編修前代和本朝曆史,並由宰相兼修。這一方麵反映出封建統治者對總結曆代統治經驗教訓的重視,也顯示出封建專製主義政權對史書編修的嚴格控製。自此以後,所謂紀傳體的正史著作均在官修史書製度之下誕生,而且各朝相沿成習,以至修成了大量正史,使曆代較完整的史料得以保存。

  唐代修成的紀傳體正史有八部之多,占全部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中有房玄齡監修的《晉書》,姚思廉等修的《梁書》《陳書》,李百藥等修的《北齊書》,令狐德?等修的《周書》,魏征監修的《隋書》,李延壽私人編修而獲朝廷批準成為正史的《南史》與《北史》。除此以外,還有長孫無忌等監修的《五代史誌》,即今天《隋書》中的“誌”。

  杜佑與《通典》杜佑,字君卿。生於公元735年,卒於公元812年,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出身於世代顯赫的官宦之家。早年以蔭入仕,曆任各種官職,唐憲宗元年(806)封岐國公。他涉獵古今,以富國安民為己任。開元末年,劉秩著《政典》,杜佑以該書條目未盡,遂以三十多年的時間廣泛搜求資料,以《政典》為基礎,參考前代書誌體例,撰成《通典》。

  《通典》是中國現存第一部專記曆代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典章製度沿革的專著,共二百卷,約一百九十萬字。所記內容,上起傳說中的唐虞,下迄唐代肅宗、太宗之時。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每門又分為若幹子目,共計一千五百餘條,綜合各代,而尤以唐代敘述最詳,占全書四分之一以上,取自當代有關詔誥文書、臣僚奏議、行政法規、政令措施以及賬冊、大事記、私人著述等,大多為第一手資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通典》的撰成,創立了史籍中與紀傳、編年體並立的典章製度史體裁,從而開辟了史學研究的新途徑,為後世史家修史樹立了新典範,之後宋代鄭樵的《通誌》、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即是《通典》的繼承與發展。《通典》把食貨列為九門之首,反映了杜佑對社會經濟的重視,一反過去史家輕視經濟史的傳統,對後世“經世治用”史學的發展有著積極的影晌。《通典》的缺陷是禮製部分過於冗長,兵典隻記兵法未記兵製沿革,受到後代史家的批評。

  劉知幾與《史通》劉知幾,字子玄,唐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生於公元661年,卒於721年。他自幼篤好史籍,入仕之後專攻史學,博覽群書,而為人又剛直,深感作為史官修史受宰相大臣監督,多所幹預,不能秉筆直書,難以發揮史才,遂發奮私撰《史通》,以抒己見。

  唐景龍四年(710)《史通》二十卷寫成,它是劉知幾數年鑽研史學的結晶,是我國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全書分為內、外兩部分,各十卷,內篇三十六篇,重在闡述史書源流、體例和編撰方法。外篇十三篇,主要論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書得失,亦有一些讀史劄記等。劉知幾詳細地論述了諸體史書的淵源與流別,用歸納法分古史為六家,統歸紀傳體與編年二體,對兩種體裁的組織結構、優劣得失都進行了係統分析。對史學態度、史料的搜集、鑒定與取舍、史學評論等各方麵,都溯其源流,評判得失,深入地進行了探討。此外,《史通》對史家與寫史都提出了一些標準,認為史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和史識,修史必須做到善惡必書,促使史學家注重曆史觀與方法論問題。對史學的地位與價值予以充分肯定。總之,《史通》博大精深,它的出現標誌著較完備的中國傳統史學理論體係已基本建立,中國的傳統史學已走向成熟,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元和郡縣圖誌》唐李吉甫撰。原書四十卷,目錄二卷,今存三十四卷。為現存最早的地理總誌。

  李吉甫(758-814),字弘憲,唐趙州讚皇(今河北讚皇縣)人。出身於官宦世家,父李?筠為唐德宗時禦史大夫,子李德裕為唐武宗時著名宰相。李吉甫年輕時以門蔭入仕,元和年間曾兩次任宰相。他在監修國史時,重視輿地之學,認為此學可對加強中央集權,控製地方疆域起到一定作用,撰寫了《元和郡縣圖誌》。因該書在元和年間完成,故名。

  《元和郡縣圖誌》以唐代十道、四十七鎮分篇,每鎮有圖,列於篇首,而宋代以後圖亡佚,此書又有《元和郡縣誌》之名。該書實際以府或州為敘述單位,先列府、州之名,依次記開元及元和時的戶數、沿革、四至八到(四至,記各府州東西南北的距離;八到,記載各府州至上都、東都及八方府州、要地的交通路線及裏距,並注明方向及詳細裏程)道裏、貢賦、古跡、物產、山川、城邑等,凡有墾田或監牧地都有注明。記載翔實,征收大量前人著述,考證亦較嚴謹,不僅反映了唐代疆土廣大、國勢強盛的實際情況,而且以地係事,提供曆史故事,有著較高的史料價值。後來曆代地方誌的編撰,雖然體例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承襲了此書的編撰方法,在方誌編纂史上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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