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三）

　　在彪炳寰宇、震爍古今的中華文明中，周秦漢唐文明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古文明的精髓。其意義似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一、周秦漢唐文明是中國文明中具有集大成性或開創性的文明成就中國古文明，如果從進入階級社會的夏代算起，止於清代，其發展大體可作如下劃分：

　　從政治形態來看，古文明早期或可用“邦國文明”加以概括，而中期和晚期則可用“帝國文明”予以概括。“邦國文明”具體指萬邦林立而擁有一個共主的邦聯式政治形式，“帝國文明”則具體指以皇帝為最高首領的集權型大一統政治形式。夏商是邦國文明的開始與發展階段，西周更加完善的宗法製和分封製，將這種文明推至頂峰，是其典範形態。春秋以後，邦國文明開始向帝國文明轉變。秦王朝的建立，標誌著這一轉變的最終完成。從此，古文明發展亦步入其中期。秦漢王朝確立、實施的皇帝製度、三公九卿製和郡縣製，是古文明中前期最主要的政治成就，也是該時期帝國文明的集中展現。自隋唐開始，古文明發展進入中後期。這時由秦漢開創的政治模式出現了重大調整，新的三省六部製應時而生。三省六部製較之舊的三公九卿製，“府官”職能大大增加，“宮官”色彩明顯減退，從而更加適應日益繁忙的政務需要，也更加適合統治者加強集權政治的需要。惟此，這一製度一直沿用到古文明晚期的最後階段，當辛亥革命後，方被近代化的政府形式所取代。

　　通過以上的分析考察，很容易看到，對夏商周三代的邦國文明來說，西周的文明成就，明顯具有集大成的性質；對秦漢以後的帝國文明來講，秦漢、隋唐的文明成就，皆明顯具有開創的性質。正由於周秦漢唐文明的集大成性和開創性，遂使之在中國古文明的史冊上不能不占有特別重要的位置。

　　盡管以上僅僅是以政治為主進行考察，但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樣，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反映，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所以由此並不難推見其他方麵的情況。實際上，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文明，而且是一種重要的文明成就。用它作尺度去衡量社會文明，應該是準確而可信的。

　　二、周秦漢唐文明因周秦漢唐國力強盛而遠播域外，影響最為巨大中國古代諸王朝中，周秦漢唐無疑是最重要的、最令國人引以為驕傲的時代，特別是漢唐，今人每每用“重振漢唐雄風”而自勉自勵，足見其在大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周人在滅商前是居於今陝西岐山、扶風一帶的臣屬於商的一個方國。周武王時一舉滅商，遂在宗法製的基礎上，封藩建衛，建立起一個以周天子為共主、諸侯林立的邦國統一體。其疆域，東起海濱，西到甘肅，北達遼寧，南到長江以南，較之以今河南中部為中心，“邦畿千裏”的殷代，擴大了很多。而它的文化影響，較其“政治力量所及更為廣大”。這種情形，是曠古以來未曾有的。就世界範圍來看，當時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大國均走向衰落，印度和希臘的奴隸製國家正在形成，惟有東方的西周處在一種集大成性的發展時期，無論其政治製度，還是經濟文化水平，都居於最先進的行列。

　　秦人是源於東方而興於西方的部族。春秋初始封為諸侯，經五百餘年的努力奮鬥，其勢力由西向東不斷發展壯大，最後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揭開了中國古史的新紀元。帝國的疆土，“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較之西周要大得多，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早在秦穆公稱霸西戎之後，秦的聲名就隨著戎、狄的流動，向西方傳播，“秦”遂成為域外民族對中國的稱呼。如古波斯弗瓦丁神讚美詩稱中國為“賽尼”；古代希伯來人聖經《舊約·以賽亞書》中稱中國為“希尼國”等。“賽尼”“希尼”均為“秦”的音譯，有些中文譯本的《舊約》就徑直把“希尼”譯為“秦”，即很好的證明。秦帝國建立後，其一係列超乎尋常的舉措，如北伐匈奴，築萬裏長城，南平百越，燒造兵馬俑等等，更使得秦的聲威遠揚。這樣，由“賽尼”“希尼”等秦的音譯演變而來的“支那”（China）一詞，便成為國外對中國的普遍性稱謂。揆其緣由，皆秦之音譯也。僅此例即不難看出秦文明的巨大世界性影響。

　　漢是繼秦之後的大帝國。漢沿用秦的政治模式立國，可以說是秦的繼續和發展，曆史上秦因短祚而未能發揮的作用，經由漢而充分發揮出來了。尤其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空前擴大了帝國的版圖，使之東到今東部沿海和朝鮮半島北部，北到呼和浩特一線，西到巴爾喀什湖及錫爾河上遊一帶，南到海南島與越南北部，發展和鞏固了漢國家的大一統。隨著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中外經濟文化交往揭開了新的篇章。漢與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乃至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國家，均建立了聯係，彼此使者往來，商賈貿易，“相望於道”。漢的絲綢、鐵器、生產技術、文化典籍等，傳往域外，而國外的物產、文化藝術，特別是佛教，也傳入漢帝國。與此同時，漢的聲威亦遠播到比秦更遠的地方。當時世界上與漢並存的大國有貴霜帝國、安息王國和羅馬帝國。相比之下，漢帝國在政治製度、科學文化等方麵，均占有明顯的優勢。國外有人曾對漢與羅馬兩大帝國的行政效率做比較，經過細致的量化分析，得出結論認為，漢帝國的行政效率高於羅馬帝國。正因為漢代國力的強盛，故其曆史影響空前。例如漢族之稱，即因漢帝國而得名，“自茲以還，雖朝號屢更，而族名無改”。再如漢語、漢字等等，亦無不如此。甚至英雄人物，也以“好漢”相稱。這些實例，充分顯示了漢文明影響之深遠。

　　在中國古史中，唐譜寫了最輝煌的篇章。“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前，唐帝國政治清明，經濟持續發展，文化藝術繁榮，出現了“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的封建盛世。唐太宗以皇帝與天可汗的雙重身份治理天下，體現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和睦相處與友好親善。武則天在一個男權至上的社會，竟登基做了女皇帝，表明了帝國的開放氣度與博大胸懷。唐的疆域，東曾至朝鮮半島南端（熊津都督府），東北曾至薩哈林島（黑水都督府），以及外興安嶺以遠（室韋都督府），西曾至鹹海西岸一線，最西至紮博勒（波斯都督府），北曾至貝加爾湖以遠勒拿河、葉尼塞河上遊地區（餘吾州、堅昆都督府），南至越南北部（安南都護府），遠遠超出漢之版圖。繁榮強盛的唐帝國在當時國際上享有極高的聲望，與之通使交好的主要國家就多達七十餘個，地區涉及亞、非、歐三大洲。是時，歐洲正處在“中世紀的黑夜”（恩格斯語），與唐並存的大國一是以巴爾幹及西亞為主要領土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二是南亞的拉什特拉庫特王朝，三是曾橫跨歐、亞、非的阿拉伯帝國。三國中以阿拉伯最強，但其基礎很不鞏固，從8世紀至9世紀，許多領土先後分裂出去。惟有唐帝國，處在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其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均居世界的前列，是當時一顆璀璨無比的明星。唐與各國的交往中，固然吸收了不少有益的東西，但它對世界文明的貢獻明顯要更突出一些。譬如造紙術，就是由唐傳入阿拉伯，再傳入西方，從而對世界文明發展產生了革命性影響。事實上，在當時世界上唐帝國是一個巨大的文明中心。它的深遠影響，直到今天還能清晰看到，如世界上的華人居住區被稱為“唐人街”或“唐城”，便是極好的例證。

　　三、周秦漢唐文明最能集中體現中國古文明的諸多特色周秦漢唐都是中國曆史上國力強盛、疆域遼闊、影響巨大的著名王朝，中國古文明的基本特點，在周秦漢唐文明中得到最集中也最典型的體現。

　　如前所述，周文明集夏商以來邦國文明之大成。孔夫子講：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可見夏、商、周文明是相互聯係而持續發展的，中國古文明連續性特點在這裏反映得十分清楚。夏立國不久，即發生太康“失國”，商代“不常厥邑”，多次遷都，這些都表明當時邦聯式國家的不穩定性。西周國家，則是按宗法原則由周天子分封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統屬關係明確、較夏商高一級的邦聯式統一體。受封的諸侯，大多是同姓子弟，也有一些異姓，其或為周人親戚，或為功臣及歸附周的邦國首領。他們對天子要承擔鎮守疆土、捍衛王室、繳納貢物、朝覲述職等義務，還要隨時聽從調遣，率軍參戰。這樣的統一性，雖非高度集權型的，但卻是周文明的顯著特點之一，也是早期古文明特色的集中展現。

　　秦漢作為帝國文明的開端，其標誌就是高度集權的大一統國家的創立。這個功勞自然首先要記在秦始皇的賬上。不過，這種大一統國家的完善，特別是大一統理論的確立，是漢武帝時期才完成的。當時應賢良對策的董仲舒向武帝建議：“今師異道，人異倫，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避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結果建議被采納，於是遂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這樣，漢帝國不僅實現了疆土、政治、經濟等方麵的大一統，而且也實現了人民思想的大一統。可見中國古文明的大一統特色的形成，秦漢時期邁出了最為關鍵的一步。如果換個角度來看，秦漢文明所體現出的大一統特色，自然也是最完整和最全麵的了。

　　眾所周知，先秦時期華夏族與其他各族的大融合，為秦漢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從這種意義上講，秦漢文明或可視為民族融合的結晶，它先天便帶有多元複合的特質。當然，這裏麵除了民族間的交匯外，也包括地區間的交流。如秦人“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秦始皇帝寫放六國宮室，“作之鹹陽北阪上”，似都顯示出這方麵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漢末東漢初佛教傳入中國後，時人對這種外來文化的中國式改造。大家知道，中國最初的佛教被稱為“黃老浮屠之祠”，這正如呂思勉所說：“佛教流傳，依附黃老”。繼而佛教則被徹底中國化：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言“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等等，不一而足。這樣，原本是舶來品的佛教，乍看起來反倒成了道地的中國土產宗教。在此基礎上，大量的中國化的佛教文明成果，陸續被創造出來。中國古文明創造於對外來文化不斷吸收與兼容之中的特點，在此得到最充分的展現。

　　唐文明的情況，更是如此。大家知道，十六國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融合，規模空前，內涵深刻，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族融合不可比擬的。唐文明作為這次民族大融合結出的豐碩成果，其被打上的民族融合的烙印，較之秦漢要深刻得多，其所具有的多元複合特質，也較秦漢要明顯得多。“太常樂尚胡曲，貴人禦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競衣胡裝”。甚至大唐皇帝的稱號，也同少數民族首領的稱號“天可汗”連接起來，稱作“皇帝天可汗”。這些都具體反映了唐文明中民族融合的內容，也說明了唐文明民族融合的特點。

　　唐時對外來文化的吸取與兼容亦進入一個新時期。高度發達的唐文明由來自四麵八方的各種文化因素逐步匯集而成。以宗教為例來看，漢世外來宗教僅佛教一種，而唐代外來宗教，除佛教外，還有瞝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如此多的國外宗教的傳入，勢必使唐吸納外來文化的範圍更為寬廣。如果再就唐文明吸收兼容外來文化的深度而論，顯然也是以前各代不能相比的。例如漢代對佛教這種外來文化的吸納，不過“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而已。當到了唐代，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佛教文化已被全社會廣泛吸納，甚至唐詩中也都常常閃耀著禪光佛影。像王維的《辛夷塢》，便是一首以禪宗的態度對待人生一切的典型之作。其詩寫道：“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這完全是“因花悟道，物我兩忘”（趙樸初語）了。可見當時佛教文化已成為唐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以上雖然隻是以宗教為例來略作考察，但由“一斑”亦不難窺知“全豹”。總之，中國古文明的諸多特色，在唐文明中均得到了極致的體現與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