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山——金戈鐵馬下的海市蜃樓

第15章 西北望，射天狼——宋與夏(3)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正月，一群風塵仆仆的僧侶到達了西州（今新疆吐魯番）。他們是八個月前從天竺出發，東行半年後到達大食國（今阿富汗），又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到達西州。長途跋涉的艱辛，使這群苦修的僧侶充滿了疲憊風霜之色，但西州的繁華風貌卻令他們眼界大開，他們決定要在西州好好修整一下。

　　此時，西州正在回鶻人的控製下，稱為“西州回鶻”，以區別於活動在河西一帶的“河西回鶻”。這群打扮奇特、長相怪異的天竺僧侶自稱要去宋朝京師開封入貢，雖然並未引起特別的注意，但卻還是得到了禮遇。西域一帶佛教盛行，西州回鶻王室早年信奉摩尼教，後來也改信佛教，普通民眾則大多皈依佛教。西州作為活躍的宗教中心，僅本地就有僧侶三千人，來往於此地的僧人更多。而天竺僧人取道西州入貢宋朝也不是什麽奇事，就在不久前，以善稱為首的九名天竺僧侶也是經西州前往宋朝京城開封的。

　　其實，西州還有一個更加出名的名字——高昌（阿拉伯人稱其為“九姓烏古斯”），因“地勢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自漢唐以來，高昌便是連接中原中亞和歐洲的樞紐，也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為被各種勢力反複爭奪的目標。西漢武帝時，大將李廣利率軍在此屯田，設立高昌壁。大明四年（460年），柔然（繼匈奴、鮮卑之後於十六國、南北朝紛爭對峙時期活動於中原西北地區的遊牧民族）攻打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以闞伯周為高昌王，高昌王國自此掀開了序幕。唐朝建國後，高昌王麴文泰（曾經與路過高昌到印度取經的玄奘結拜為兄弟）依附西突厥。唐太宗李世民大為不滿，決定派大將侯君集征討高昌，唐軍剛剛到達磧口，高昌國王麴文泰因恐懼憂心而死，其子麴智盛繼立。在唐軍的強大攻勢下，剛當上高昌國王沒幾天的麴智盛不得不開城投降。從此，高昌被納入中國的領土，唐朝廷將其改名為西州。

　　安史之亂時，唐朝廷為了平定叛亂，將駐守在河西一帶的邊軍大量內調，吐蕃趁著唐朝的內亂進攻隴右、河西，意氣風發地占領了河西走廊，唐朝廷對此也鞭長莫及。但是吐蕃人善於作戰卻不善於管理，河西一帶落入吐蕃之手後，百姓受到了吐蕃的殘酷壓迫，“丁狀者淪為奴婢，種田放牧，羸老者鹹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一片凋敝，經濟蕭條。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心更加思念唐朝。

　　開成年間（836年），有一支唐朝的使團出使西域，途徑甘、涼、瓜、沙諸州，當地民眾聞訊後夾道相迎，流著淚問唐使者說：“皇帝猶念陷蕃生靈否？”《張淮深變文》記載唐朝使者到了沙州，歎念敦煌雖“百年阻漢，沒落西戎”，而“人物風化，一同內地”。此時，河西和西域淪陷已經長達幾十年，但當地民眾仍然視自己為唐朝子民，念念不忘唐朝，盼望有一天能夠重新回到唐朝治下。

　　此後，西北各族中最強大的回鶻汗國也為了河西走廊的利益與吐蕃彼此相互征伐，唐朝廷雖對他們時有征討，但始終未能真正收複河西地區，絲綢之路的貿易也因此停擺。但吐蕃卻也日益麵臨危機，不但有回鶻和阿拉伯帝國這樣的強敵，內部也產生了深重的危機。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吐蕃國內發生了大規模的饑荒，“人饑疫，死者相枕藉”。當時吐蕃信奉佛教，佛教傳入吐蕃前，吐蕃本身就有自己的本土宗教——本教，佛教傳入後，本教和佛教之間的殘酷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一些貴族趁機將自然災害歸咎於吐蕃信奉佛教所致。吐蕃讚普達磨即位後，大力采取措施禁佛：下令封閉吐蕃境內的全部佛寺，焚毀佛教經典，強迫所有僧人還俗，不願還俗者，被迫從事屠夫、獵人等違反佛教戒律的職業，有些高僧還遭到了無情的殺戮。唐朝時，西域佛教極盛，高僧大德層出不窮，僧侶在百姓中有很大的號召力，因此，吐蕃國內尊信佛教的人都十分痛恨新讚普達磨，視達磨為牛魔王下凡，稱他為“朗達磨”。朗，藏語，意為牛。達磨的禁佛措施未能維持很久，因為他很快就被僧人拉隆·貝吉多傑刺殺，吐蕃國由此大亂，國勢急劇衰落。

　　張義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湧現出來的西域豪傑。張義潮，沙州敦煌（今屬甘肅）人。張氏世為州將，是沙州的大族。父張謙逸祖籍南陽，在唐朝官至工部尚書。張義潮出生之時，沙州已經被吐蕃統治多年。由於親身經曆了吐蕃人的殘暴統治，張義潮在青少年時代便胸懷大誌，“論兵講劍，蘊習武經，得孫武、白起之精，見韜鈐之骨髓……知吐蕃之運盡，誓心歸國，決心無疑”。大中二年（848年），張義潮見時機成熟，率眾在沙州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大起義。他率部眾披甲執銳，與吐蕃軍在城內展開激戰。城中的漢人紛紛響應，人人爭相與吐蕃軍拚命。吐蕃軍在沙州城中軍力本來就不多，在出其不意之下，難以抵擋，於是倉皇逃出沙州。此後，張義潮逐漸展開收複河西諸城的計劃。由於吐蕃國內訌不斷，一遇到張義潮強有力的挑戰，在河西的統治隨即土崩瓦解。唐朝廷特意在沙州建立歸義軍，統領瓜沙等十一州，授張義潮歸義軍節度使。到鹹通二年（861年），張義潮已經收複了整個河西走廊，從長安經蕭關通往西北的道路已完全打通，從此暢通無阻。

　　鹹通八年（867年），張義潮在長安留為人質的兄長張義潭因病去世，已經六十九歲高齡的張義潮毅然離開沙州，主動前往長安為質。這是張義潮兄弟為了表示自己對大唐的忠誠而作出的決定。鹹通十三年（872年）八月，張義潮卒於京師，結束了英雄人物不平凡的一生，享年七十四歲。

　　張義潮離開歸義軍之後，任命侄子張淮深執掌河西歸義軍事務，但歸義軍政權內部的矛盾開始激化。大順元年（890年），張義潮女婿、沙州刺史索勳悍然發動了兵變，張淮深及妻子、六個兒子都被殺死。張義潮第十四女李氏對姐夫索勳擅自誅殺張淮深一家、用武力奪取河西大權極為不滿，以“靖難”名義發動兵變，殺死索勳一家。李氏擁立張義潮侄子張承奉為歸義軍節度使。但李氏三子分別任瓜、沙、甘三州刺史，掌握著歸義軍的實權。到最後，李氏甚至連表麵文章都不做了，排擠走張承奉，獨攬了歸義軍大權。李氏家族的行為引起了一些河西大族的反對，於是沙州出現了一場倒李扶張的政變，張承奉奪回了歸義軍實權，任歸義軍節度副使。但歸義軍的內訌給活動在其周邊的少數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機，甘州為河西回鶻占據，伊、西兩州為西州回鶻占據，占據肅州的龍家也不再聽從歸義軍的號令。涼州因有甘、肅二州相隔，實際上也脫離了歸義軍的控製。此時，歸義軍的轄境已縮至瓜、沙二州。

　　唐朝滅亡後，張承奉自立為白衣天子，建號西漢金山國。他不甘坐守瓜沙二州，想用武力恢複歸義軍興盛時的舊疆。然而，金山國由於連年戰爭國力衰微，恢複祖上的榮光已經毫無可能。一年後，回鶻大舉進攻金山國，金山國不得不與回鶻立城下之盟，張承奉被迫取消“西漢金山國”國號和“聖文神武白帝”、“天子”之號，屈尊降格而改建為諸侯郡國——敦煌國，並稱呼回鶻可汗為父。張承奉對回鶻的臣服，使他徹底喪失了在河西地區的威望和民心。沙州的另一個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貴（後改名曹議金）趁機發動了倒張的政變，取代了張承奉，恢複了歸義軍稱號，仍稱歸義軍節度使。此後歸義軍政權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

　　曹仁貴有著極為高明的外交手段，非常擅長見縫插針。他自任為歸義軍節度使後，立即派遣使者到甘州，求娶回鶻可汗女為妻，又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甘州回鶻可汗，用聯姻來籠絡回鶻。貞明四年（918年），曹仁貴派使者出使後梁，受到封贈。同光三年（925年），曹仁貴趁甘州回鶻汗位交替之機，進行征討，使其屈服。新立的回鶻可汗又娶曹仁貴之女，成為曹仁貴的女婿。由於曹仁貴對內對外關係處理得妥當，此時的歸義軍實力有所恢複。長興二年（931年），曹仁貴號稱“令公”、“拓西大王”，歸義軍成為獨立王國。之後，曹仁貴還將女兒嫁給於闐國王李聖天。

　　清泰二年（935年），曹仁貴病死，其子曹元德繼位。沙州入朝中原的使臣在甘州被劫，歸義軍與甘州回鶻的關係破裂。天福四年（939年），曹元德卒，弟曹元深繼位，曹仁貴妻（回鶻公主）掌握歸義軍實權，稱“國母”。之後，沙州與甘州回鶻修好。天福九年（944年），曹元深卒，弟曹元忠即位。曹元忠是歸義軍節度使中統治時間最長的一位，也是文化比較昌盛的一個時期。曹元忠積極發展與周邊民族的關係，並與中原的後晉、後漢、後周和北宋保持聯係，使瓜州地區得以在五代、宋初複雜的民族關係中得以生存、發展。開寶七年（974年），曹元忠卒，侄曹延恭即位。九年（976年），曹延恭卒，弟曹延祿即位。曹延祿執政晚期，歸義軍再度與回鶻發生戰爭，由此導致歸義軍內部出現了矛盾，曹延祿及弟延瑞被迫自殺，其族子曹宗壽即位。宋朝廷承認了曹宗壽。但此時，歸義軍已經開始與遼通使。

　　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蘭教的黑汗王朝滅掉了信奉佛教的於闐王國。消息傳到沙州地區，寺院僧人十分恐懼。因為此時歸義軍政權已經不堪一擊，任何外來的攻擊和內部的動亂都足以使其傾覆。在伊斯蘭教東進的威脅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將重要的經卷和佛像、幡畫等集中起來，藏在隱蔽的洞窟中，並將洞口封閉。之後由於當事人和知情者先後去世，藏經洞的秘密逐漸不為人所知，湮沒在曆史的長河中。這就是後世發現的敦煌“藏經洞”的來曆。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曹宗壽卒，子曹賢順即位，自稱“沙州回鶻”。到1016年，回鶻占據涼州，整個河西盡歸回鶻所有。

　　繼續回到僧侶的話題，這群天竺僧侶到達西州後，得知城內建築仿照中原著名的長安城而建，房屋鱗次櫛比，作坊、市場、廟宇各有布局，相當氣派，不由得歎為觀止。又聽說宋朝開封之繁華遠勝西州千萬倍，更加渴望早日到達中原。於是，他們改變了原定計劃，沒有繼續在西州多做逗留，而是匆忙起程前往沙州（今甘肅敦煌），即著名的敦煌地區。

　　敦煌地區是當時的中西交通要衝，佛教極為興盛，教徒數量龐大。天竺僧侶們來到敦煌後，卻發現此地的居民大多驚慌難安，對外來的陌生人十分冷淡，似乎時刻在警惕危險的到來。

　　當時的敦煌地區，名義上由歸義軍政權統治，但實際上已經淪入回鶻的控製。宋朝建國後，歸義軍政權勢力衰微，隻管轄有沙、瓜（今甘肅安西東南）、肅（今甘肅酒泉）三州，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將三州之地內附宋朝，當時在位的宋太祖趙匡胤也準許曹元忠世世代代繼承歸義軍節度使的職位。但時勢變遷得很快，歸義軍政權很快淪入回鶻人的威脅，宋朝則鞭長莫及，在西北一方應付黨項李氏已經是自顧不暇，哪裏還顧得上敦煌地區。為了生存，歸義軍節度使曹氏又不得不轉而依附回鶻。即使是在回鶻羽翼下，曹氏也是惶惶不安，因為此時已經占領河西大半地盤的黨項李元昊（其時李元昊已經自行改姓嵬，改名曩霄。為了方便讀者，本文依舊以李元昊稱呼）正對敦煌地區虎視眈眈。

　　天竺僧侶們還是頭一次聽到黨項民族及其首領李元昊的名字，他們還不能十分理解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崛起的黨項李氏如何令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所有人頭疼。在敦煌，比起人們的情緒，還有更吸引他們注意力的東西，那就是敦煌絕無僅有的精美絕倫的洞窟佛像和壁畫。

　　敦煌的壁畫從公元四世紀時就開始了，是典型的佛教傳播的產物。佛教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源自天竺，兩漢時期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後，逐漸與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中原文化相融合。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了很大發展：各種佛教流派，紛紛傳入中原；佛教典籍，被大量翻譯；中國各地廣修佛寺；佛教信徒，迅速增多。西晉時，中國佛寺已有一百八十座，僧尼人數多達三千七百人，其後更是愈來愈多。唐朝著名詩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的名句，“四百八十寺”便是形容南朝佛教非常盛行，佛寺很多。在這一段時期，來往於絲綢之路上的僧侶極多，敦煌也由此成為著名的佛教中心。敦煌地區有一些不規則的峭壁麵向東方，東來西去的僧侶便在這些峭壁上挖出一些洞穴，最早是作為冥想的密室使用，後來逐漸成為當地信徒膜拜的地方，並請人在洞穴內繪製壁畫、製作佛像以作為裝飾。累月經年，洞窟越來越多，即使中原朝代更迭，也沒有影響到敦煌這種濃厚的風氣。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到了宋朝，敦煌曹氏政權岌岌可危，但壁畫的工作也從未停止過。雖然在文士薈萃的中原看來，敦煌不過是個偏僻的邊塞小鎮，製作壁畫的畫師不但名不經傳，也毫不入流，然而，這些壁畫作為藝術和曆史的雙重作品，一直流傳至今。

　　敦煌壁畫的內容極其豐富，有佛教故事畫、供養人畫像、裝飾圖案等。而壁畫反映的內容就更加豐富了，不僅有宗教活動、宮庭生活，還有普通人的生產、生活情況。當洞窟越來越多、逐漸不能滿足需求的時候，信徒們便采取將最早的壁畫用石灰封上，在新的牆壁上重新作畫，如此一來，便形成獨特的一層蓋一層的敦煌壁畫，最多的達四五層。

　　最令天竺僧侶們驚訝的是“飛天”壁畫。飛天，是佛教中乾闥婆和緊那羅的化身。乾闥婆，意譯為天歌神；緊那羅，意譯為天樂神。原是古印度神話中的娛樂神和歌舞神，是一對夫妻，後被佛教吸收為天龍八部眾神之一。乾闥婆的任務是在佛國裏散發香氣，為佛獻花、供寶，棲身於花叢，飛翔於天宮。緊那羅的任務是在佛國裏奏樂、歌舞，但不能飛翔於雲霄。後來，乾闥婆和緊那羅相混合，男女不分，職能不分，合為一體，變為飛天。敦煌的飛天形象自成一家，不長翅膀，不生羽毛，借助雲彩而不依靠雲彩，而是憑借飄曳的衣裙，飛舞的彩帶淩空翱翔。佛陀在極樂世界正中說法，飛天飛繞在上空，有的腳踏彩雲，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揮臂，騰空而上；有的手捧鮮花，直衝雲霄；有的手托花盤，橫空飄遊，千姿百態，千變萬化。那迎風擺動的衣裙，飄飄翻卷的彩帶，使飛天飛得那麽輕盈巧妙、瀟灑自如、嫵媚動人。

　　在觀摩了這些令人歎為觀止的藝術品後，天竺的僧侶們便再一次踏上了前往開封的旅途。一行人出了沙州，經過瓜州，到達肅州，再往東，便出了回鶻的勢力範圍，進入黨項李氏的地界。他們的下一站目的地，正是夏國黨項的都城興慶府，也就是以前的興州。隻是，一踏上夏境，便出現了令天竺僧侶們驚奇的事。河西一帶，雖然吐蕃、回鶻勢力相繼入侵，基本上百姓還是以漢人服飾為主，天竺僧侶們在夏國境內所遇到的百姓，發式卻大大區別於漢族，讓人感到十分新鮮。據說，這是自從新一任的夏國王繼位後頒布禿發令的結果。

　　這位新一任的夏國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元昊，即黨項傳奇人物李繼遷的孫子。而此時的黨項李氏較之當年李繼遷在宋與遼之間的夾縫中輾轉掙紮之境遇，已經有了天壤之別。

　　李繼遷死後，二十三歲的兒子李德明（宋史籍稱其為趙德明，因為宋朝廷曾賜李繼遷姓趙，後麵曆代西夏主均是如此，本書在元昊稱帝後均采用名字來稱呼）子承父業，成為新一任的夏國王。不過，他並未直接舉起抗宋的大旗，而是遵照父親的遺囑，接連上表求和，“傾心內屬”。

　　當時宋知鎮戎軍曹瑋（名將曹彬後人）和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等人各請出兵，認為李德明新繼，地位不穩，宋朝應該發兵攻滅，以絕後患。曹瑋特意上書說：“繼遷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擒滅，後更強盛難製。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複以河西為郡縣，時不可失。”（《續資治通鑒·卷二十六》）宋朝重文輕武，即使是樞密院這等軍事機構也多由文士任職。這些文士竟然認為伐喪非議，不如恩致德明，扣住了曹瑋的奏章沒有上報。而宋真宗也打算采取“姑務羈縻，以緩爭戰”的政策，以妥協求得邊境和平。事實正如曹瑋所預料的那樣，黨項後來果然坐大一方，“更強盛難製”。造成如此局麵，與宋朝廷本身的對外政策有很大關係。

　　宋夏雙方使臣經過反複協商，李德明拒絕了“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這一條，宋隻要李德明答應稱臣，不再侵擾，也就同意了。景德三年（1006年）十月，雙方終於達成協議。宋朝廷授李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上柱國，封西平王，後加封為夏王。並賜給李德明銀萬兩、絹萬匹、錢三萬貫、茶兩萬斤，夏國得到大量經濟上的好處。此後，李德明頻繁遣使向宋朝進貢馬、牛、羊、駱駝等物，宋朝也回賜繒、帛、羅、綺、藥物和金銀飾品。宋朝還放寬對夏國貿易的限製，允許邊地除官員設置的榷場外，“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為市”。李德明派往宋的使者川流不息，他們帶去的物品，不但在京中交易，在途中也與宋民交易。雙方邊境交易更為繁榮，有時李德明還私設榷場，在貿易中也有購買銅鐵、出售青鹽等違禁品的，宋也不能完全禁絕。與宋貿易量的大增，又得到宋的大量賞賜，使夏經濟繁榮、國力增強。

　　與此同時，李德明也繼承了他父親那套在夾縫中求發展的套路，采取“依遼和宋”方針，表麵臣服於宋朝，又接受遼國契丹人的冊封，以牽製宋朝。李繼遷一去世，李德明即遣使為遼國送上李繼遷的遺物，表示歸順遼國之意。此時，遼國與宋朝已經簽訂了“澶淵之盟”，罷兵修好，因此對西夏的兩屬政策並未提出異議，不但封李德明為夏國王，遼興宗耶律宗真還將興平公主嫁於李德明之子李元昊，並封元昊為夏國公、駙馬都尉。

　　如此一來，李德明穩定了北線和東線，獲得相對和平的發展環境，使夏境內出現“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範仲淹語）的景象。清人吳廣成稱讚李德明說：“夏國之業，實基於此。元昊雖雄，非藉德明燕翼，其遂夜郎自大乎？”

　　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因懷遠鎮“西北有賀蘭之固，黃河繞其東南，西平為其屏蔽，形勢利便”，開始在懷遠鎮修建宮殿，號興州（今寧夏銀川），定為新都城，這就是後來的興慶府（後西夏桓宗改名為中興府）。李德明遷都之舉表明了他的立國之誌，就連契丹也感到了威脅。遼聖宗耶律隆緒借口李德明不允許吐蕃借道夏境朝貢契丹，親率五十萬人馬，以狩獵為借口，攻入夏境，結果李德明率眾抵禦，大敗契丹軍。由此可見，李德明時雖然戰爭較少，但其軍力並未削弱，反因財力雄厚而有增強。

　　夏國遷都的時候，河西走廊大半已經為黨項所占領，但李德明還有更遠大的誌向：那就是將回鶻勢力徹底趕出河西，統一整個河西走廊。此時，離黨項最近的要塞便是涼州（今甘肅武威）。涼州號稱“畜牧甲天下”，對李德明而言，涼州還不隻土地肥沃、水草肥美那麽簡單，他如果想統一敦煌一帶，就必須先占領涼州。自從他登上夏國國王的位子後，無時無刻不在盤算著如何得到涼州，但這一盤算長達三十年，遲遲不敢下手。他心中不是沒有顧慮，西夏糧食和基本生活消費品不能自給，必須得依靠同宋朝貿易，譬如兩川的茶葉、靖邊的青鹽，以及糧食、絹帛、茶葉、瓷器、銅鐵等都需從宋朝輸入，這是他之所以向宋朝稱臣的根本原因。倘若因為奪取涼州而激怒宋朝，中斷了貿易，就有些得不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