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目擊天安門-（二）
> 第38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5)
第38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5)
第一道是宣告複辟的偽諭，偽諭說：“朕不幸以四齡繼承大業。辛亥變起，我孝定景皇後至德深仁，不忍生靈塗炭，毅然付托前閣臣袁世凱設臨時政府，推讓政權，公諸天下……乃國體自改共和，紛爭無已，迭起幹戈，強征暴斂，賄賂公行，歲入增至四萬萬而仍患不足，外債增至十餘萬萬而有加無已……今者複以黨爭激起兵禍，天下洶洶，久莫能定。共和解體，補救已窮。據張勳、馮國璋、陸榮廷等以國本動搖，人心思舊，合詞奏請複辟以拯生靈；又據瞿鴻等合詞奏請禦極聽政以順天心；又據黎元洪奏請奉還大政嘉惠中國……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責，輕任於衝人微渺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禍福之微言，遂置生靈於不顧。權衡輕重，天人交迫，不得已準如所請，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臨朝聽政，與民更始……所有應興應革諸大端，條舉於下：欽遵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政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為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皇室經費仍定為每年四百萬元，不得增加；凜遵祖製，親貴不得幹政；融化滿漢畛域，滿蒙官缺已裁者不複，至通婚易姓等事，並著有司條議具奏；凡與各國簽訂條約，已付債款合同，一律有效；廢止印花稅；廢止新刑法，暫以宣統初年頒布現行刑律為準；革除黨派惡習，所有從前政治犯，悉予赦免；臣民無論已否剪發，悉聽其便。”
第二道是“錫封”黎元洪為“一等公”的偽諭。偽諭說：“黎元洪奏稱，前因兵變被脅，盜竊大位，謬領國事，無濟時艱，並曆陳改建共和諸弊害，奏請複臨大統以拯生靈，自請待罪有司等語……奏覽情詞悱惻，出於至誠。從亂既非本懷，歸政尤明大義，厥功甚偉，深孚朕心。著錫封為一等公，從彰殊典。尚其欽承朕命，永荷天庥。”
第三道是組織偽內閣的偽諭。
第四道偽諭，派張勳、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劉廷琛、袁大化、張鎮芳為“議政大臣”。
第五道偽諭，派萬繩木式、胡嗣瑗為“內閣閣丞”。
第六道是委派各省偽官的偽諭。
第七道偽諭，授徐世昌為弼德院院長，康有為為弼德院副院長……
這些偽諭，分別於7月1日、2日、3日發布。對這些偽諭，可作如下的一些分析和說明。
（1）關於第一、第二兩道諭中所提到的黎元洪、馮國璋、陸榮廷等的“奏請”，都是徹頭徹尾的偽造文件。這些“奏章”是由張勳和一小撮複辟派捏造出來，用以虛張聲勢，欺騙人民的。隨後黎、馮、陸等都有通電予以否認。黎的偽奏是由梁鼎芬代擬逼他簽名蓋章的，由於黎拒絕附逆，張勳等就冒名把它發表，作為複辟的一個根據。
（2）洪憲帝製時期，袁世凱“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這次張勳僅僅給以“一等公”，這是由於黎手無寸鐵不受張勳的重視。張勳所重視的是兩個大實力派――北洋派的直係領袖馮國璋和南方的桂係首領陸榮廷。他冒用了馮、陸兩人的名義“合詞奏請複辟”，主觀上認為這兩個人是可以將錯就錯而不會出麵否認的。他早就把這兩人引為是傾向複辟的“同道”，現在木已成舟，更不用說是不會起來反對的了。
（3）張勳對段祺瑞沒有作任何安排。在他的心目中，段沒有直接兵權，也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
（4）在這次授官偽諭中，張勳平日最推重的徐世昌、康有為兩人都沒有取得重要位置。這說明張勳實行複辟並不是對清室“孤忠耿耿”，而是利用溥儀作為一個傀儡工具，以造成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特殊地位。徐世昌、康有為之流隻是他用以擺在偽朝廷的裝飾品。當然，徐世昌老於世故，如果不是大權在手，同時複辟的局勢完全穩定下來，他是不會輕於投入漩渦來做別人的裝飾品的。因此他在天津采取了觀望不前的態度。康有為的投機經驗比較缺乏，懷著一股熱烈的心情參加了這個賭局。他早已在上海埋頭伏案地擬就了複辟後“實施憲政”的綱領和一切有關文件，迫切地希望在這次政變中施展其在戊戌政變時期沒有能出頭的“政治抱負”，但是張勳並不喜歡這一套。在大批偽諭中，關於政治問題，隻輕描淡寫地提到每省由督撫派遣三人來京商談憲法、國會，此外全部都是關於權力地位的分配。因此，這個保皇黨魁的滿腔“熱情”被一陣冷風吹散，並向人表示，張少軒這個老粗，什麽東西都不懂，複辟早晚必歸失敗。
黎元洪避難使館，段祺瑞馬廠誓師
7月1日，張勳派辮子兵監視電局、車站及通往紫禁城的各街道。中華門仍然改稱為“大清門”。警察挨家挨戶傳呼懸掛龍旗。假辮發和紅頂花翎又在舊貨攤上擺設出來。京津火車中，從北京避難往天津的人非常擁擠。到夜晚6時，北京全城隻有總統府仍然飄揚著一麵五色國旗。
張勳向各省發出元電說：“……國體既號共和，總統必須選舉，選舉之期，又僅以五年為限。五年更一總統則一大亂，一年或數月更一總理則一小亂，以視君主世及，猶得享數百年或數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淵……總統違法之說，已為天下詬病之資，聲譽既墜，威信亦失，強為擁護，終不自安……縱欲別揀元良，一時亦難其選，選在南則北爭，選在北則南爭……大清忠厚開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心，遠邁漢唐。二祖七宗，以聖繼聖，我聖祖仁皇帝聖神文武，冠絕古今，曆傳至我德宗景皇帝，時勢多艱，憂勤尤亟……我皇上衝齡典學，遵時養晦，國內迭經大難，而深宮匕鬯不驚；近且聖學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清祚，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應運而施其撥亂反正之功……勳等枕戈勵誌，六載於茲……凡我同袍，皆屬先朝舊臣，受恩深重，即軍民人等，亦皆食毛踐土，世沐生成，接電後應即遵用正朔，懸掛龍旗。”
這個電報除由張勳領銜外，列名者還有王士珍、江朝宗和京畿軍警長官14人。這些人當然都是被張勳硬拉上去的。這個電報與宣告複辟的第一道偽諭，都出自康有為的手筆。這個電報荒謬絕倫是不用說的了，其中關於違法的一種說法，卻狠狠地打了他自己一記耳光，因為所謂違法是指解散國會而言，而解散國會正是出於張勳的威脅。如此著筆，正是供認他不久以前威脅黎解散國會，其目的在於打擊黎的威信，而黎的威信既失，就不能安於其位，其結果隻能采取複辟之一途。這本來是徐州會議早先預定的陰謀。陰謀家揭破自己的陰謀，這在曆史上是少有的。
複辟本來是徐州會議的預定計劃，所以張勳認為發出這個電報，參加徐州會議的督軍團都會響應盟主的號召，遵用正朔，懸掛龍旗。根據張勳的估計，這些家夥無論對袁對段，對國會問題或者對外交問題，都無所用心，隻要他們的權力地位有了保障，是不會不跟著盟主走的。
張勳對黎的反抗性估計不足。7月1日到2日上午，黎的對外活動並未完全受到限製，他寫了一道起用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的命令，責成段舉兵討伐叛逆，派公府秘書覃壽坤把命令送到天津，同時在天津發出請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的通電。7月2日的下午，張勳才派人通告黎，限於24小時之內遷出公府。北京外交團知道這消息，當天英、日、美、法、俄各國公使在荷蘭公使館舉行會議，決定對複辟問題暫時采取不過問的態度，對中國總統的安全問題，公推荷蘭公使以非正式手續警告偽外交部，不得加以傷害，並須加以保護。因此，張勳就不敢公然派兵驅逐黎出府，僅調換了公府的衛隊，加強了對黎的監視。
當公府調換衛隊的時候，黎與留在公府的少數幕僚舉行緊急會談，決定在衛隊交替的忙亂時期，冒險離開公府。他們采取了一個戲劇性的轉移目標的方法，由公府侍從武官唐仲寅中將偽裝為總統，乘坐總統的汽車出發，黎卻扮作普通職員的模樣，與秘書劉鍾秀等坐蔣作賓的汽車出發，約定在法國醫院集合。當黎到達法國醫院時，因為沒有醫生簽字的入院證，醫院拒絕收留，黎等一行隻得轉往日本公使館武官齋藤少將的官舍棲身。
7月3日，日本公使館發表如下的通報：“7月2日午後9時半，黎大總統不預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館區域內之武官齋藤少將官舍。日使館認為係不得已之事，並為顧及國際通義，決定作相當之保護，即以使館區域內之營房暫充黎總統居所。黎總統在日使館時期內，絕對不許作政治活動。”
黎的密使覃壽坤到了天津，找到了張國淦，張把黎的命令轉達給段祺瑞。段看到這個命令，陡然沉下臉色來破口大罵，“他今天還能夠算是總統！我今天還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難道不能叫幾個軍人通電擁戴我舉兵討逆！”
張勸他平心靜氣點，不要意氣用事。張說：“他今天當然還是總統。一切問題，應當在軌道上進行。接受總統的命令，就能夠取得合法地位，行使合法職權。軍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何況，一方麵取得北方數省軍人的推戴，另一方麵也會引起西南數省軍人的反對。西南數省仍然承認這個總統，這個總統的命令，他們是沒有理由反對的。”
張的意見說動了段，果然他就按軌道辦事，接見了黎的密使，接受了關於內閣總理的任命。
根據當時的“情況”，北洋軍既是全國最大的武力，段又是北洋派的領袖，他肯出麵來討伐叛逆，討逆軍事理當可以立即布置，順利進行。但是問題並不這樣簡單。以前段用陰謀手腕促成這次複辟政變，為他自己創造重握政權的機會，但當事到臨頭之際，他又弄得手足茫然無措，沒有一點把握找到一支軍隊來作為討伐叛逆的基礎。他派段芝貴去找直隸省長朱家寶和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這兩人都因段已失勢而置之不理。段便決定到南京與馮國璋計劃討逆軍事。當時又有人提醒他：“馮是個野心很大的人，此時還沒有表明對複辟問題的態度。如果馮是附和複辟的，此去就將成為他的政治俘虜。即使他反對複辟並且同意出兵討伐叛逆，將來軍事結束，這件‘再造共和’的‘偉大功勳’將歸馮一人所有，馮將成為北洋派的惟一領袖。”這個意見，又使段決定終止南京之行。
關於如何著手組織討逆軍的問題，經過段派人物多方研究，後來才決定以駐馬廠（天津以南）的第八師李長泰部和駐廊坊（天津以西）的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部作為主要的策動對象，並與保定的曹錕密切聯絡。這些都是靠近北京的軍隊，用這些軍隊去打北京，是滿有把握打垮北京的辮子軍，並在短期內結束討逆軍事的。但是，新的困難又發生了：這些軍隊都不屬於段派（皖係），而且實際上都是接近馮的直係軍隊，段不能以一紙命令把它們吸收到自己的討逆旗幟之下。
後來這些困難並不是采取光明磊落的手段，而是采取鬼鬼祟祟的手段克服的。段用很多的金錢收買李長泰的老婆，通過她的關係，那個“忠實丈夫”才服服帖帖地接受段的指揮。段又把馮玉祥找來，叫他複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並以更多的權力許給曹錕。馮玉祥本是反對複辟的，曹錕為著個人的利害關係，也反對複辟，因此這兩路人馬也都湊攏起來了。
段在外交上還取得日本的幫助。日本方麵曾派青木中將為段策劃軍事，並墊付軍費100萬元。此外，討逆軍必須以天津為其根據地，而根據辛醜和約，中國不得在天津周圍20裏內采取軍事行動，這對討逆軍是一個很大的限製。這一問題也是由日本公使在公使會議上建議，在中國討逆期間，各國應從權允許中國軍隊有行車及運輸之自由，才得到解決的。
張勳宣布複辟之日，就是他身敗名裂之時，複辟是開曆史的倒車，冒天下之大不韙，因此，它是短命的，失敗也是必然的，這一點，勿庸多言。僅就他隻帶了5000“辮子兵”，依靠信誓旦旦的徐州之盟，斷然宣布複辟而言，也絕不會有好下場。其實，徐州會議那類的盟約，在那些軍閥、政客的手中，是他們之間爾虞我詐的產物，是一個非常不值錢的和最不可靠的玩物。然而，這個複辟狂卻可悲地認為他已穩操勝券了。
在天津，複辟的前夕，段祺瑞當麵向張勳表示對複辟一事的態度是“無可無不可”，其用心是要借刀殺人；張勳認為對複辭“不能有所異同”的合作者馮國璋，也是誌在總統，取黎元洪而代之，企望坐收漁人之利，而並非與他同心同德；素有“故主之恩”，並被張勳引為複辟同路人的陸榮廷，采取了最聰明的觀望態度，以便看風使舵；複辟會議上首先慷慨激昂地表示讚成張勳複辟主張的安徽省長倪嗣衝，更是隨機應變、見利忘義之徒，剛宣布複辟時，首先擁戴，就任了“安徽巡撫”，幾天之後，一看形勢不妙，馬上轉舵，又接受了代總統馮國璋對其“安徽督軍”的任命，並借機吞並了張勳留在徐州的“辮子兵”；那位奉母命而行的福建督軍李厚基，複辟時先觀望了幾天，然後，就口稱“誓死擁護共和了”，但無實際行動；其他大軍閥，如曹錕、張作霖、張懷芝之流也都做了和上述人物大同小異的表演。他們的這種翻雲覆雨變幻莫測的態度，使張勳麵臨的形勢急轉直下，擺在他麵前的不是所期待的一呼百應的熱烈場麵，而是四麵楚歌的絕境。
這時，遠離巢穴的“辮子軍”軍心動搖了，鼓噪複辟的遺老遺少也開始作鳥獸散，紛紛逃離北京。這樣，張勳也要“金蟬脫殼”，一麵請求辭去議政大臣和直隸總督的職務，一麵想把徐世昌推到前麵來調停並以太保名義組織內閣，收拾殘局。事情到了這步田地，誰也不會出來做替死鬼，上這個當，更何況官場老手徐世昌了。張勳見此法不靈，便采取“走為上計”，他想逃往蒙古去，在那裏招兵買馬，以圖再起，可是，京張鐵路已被田中玉拆毀，交通中斷了。這樣，他是戰必敗，和不能，逃無路，隻能坐困南河沿會館了。這個幾天前還是車水馬龍、要人雲集之地，如今卻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
段於7月2日晚9時偕梁啟超等行抵馬廠。3日上午8時，第八師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公舉段為討逆軍總司令，同一天，段組成討逆軍總司令部，派段芝貴為東路討逆軍總司令，曹錕為西路討逆軍總司令，並以梁啟超、湯化龍、徐樹錚、李長泰為討逆軍總部參讚，靳雲鶴為總參議，傅良佐、曲同豐為參議，張誌譚為秘書長，陶雲鵬為副官長，曾毓雋為軍需處長，劉崇傑為交涉處長，葉恭綽為交通處長，丁士源為軍法處長，王克敏、吳鼎昌、呂調元等為顧問。
7月3日，段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發出討伐張勳的電報。
同一天，段發布了討逆檄文。檄文說：“天降鞠凶，國生奇變！逆賊張勳以凶狡之資，乘時盜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是日夜十二時，該逆張勳忽集其凶黨，勒召都中軍警長官二十餘人，列戟會議。勳叱吒命令，迫眾雷同。旋即挈康有為闖入宮禁，強為擁戴。世中堂續叩頭力爭，血流滅鼻。瑾瑜兩太妃痛哭求免，幾不欲生。清帝孑身衝齡，豈能禦此強暴，竟遭誣脅，實可哀憐。該偽諭中橫捏我黎大總統、馮副總統及陸巡閱使之奏詞，尤為可駭。我大總統手創共和，誓與終始，兩日以來雖在樊籠，猶疊以電話手書密達祺瑞，謂雖見幽，決不從命，責以速圖光複，無庸顧忌。我副總統一見偽諭，即賜馳電，謂被誣捏，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則陸巡閱使聯奏之虛構，亦不煩言而決。所謂奏折，所謂上諭，皆張勳及其凶黨數人密室篝燈，構此空中樓閣，而公然騰諸官書，欺罔天下……該逆勳以不忘故主，謬托於忠愛。夫我輩今固服勞民國，強半皆曾仕先朝，故主之戀，誰則讓人！然正惟懷感恩圖報之誠，益當守愛人以德之訓……前清代有令辟，遺愛在民，天厚其報，使繼之者不複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優待條件，勒諸憲章，礪山帶河，永永無極。吾輩非臣事他姓，絕無失節之嫌；前清能永受殊榮，即食舊臣之報……張勳偽諭，謂必建帝號，乃可為國家久安長治之計。張勳何人，乃敢妄談政治！使帝製而可以得良政治，則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觀萬國曆史變遷之跡，由帝製變共和而獲治安者，既見了矣，由共和返帝製而獲治安者，未之前聞……祺瑞罷政旬月，幸獲息肩，本思稍事潛修，不複與聞政事……既久奉職於民國，不能視民國之覆亡，且曾筮仕於先朝，亦當救先朝之狼狽……該逆發難，本乘國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軍警各界，突然莫審所由來，在勢力無從應付。且當逆焰熏天之際，為保持市麵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隱忍未討，理所當然。本軍伐罪吊民，除逆賊張勳外一無所問，凡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至於清室遜讓之德，久而彌彰。今茲構釁，禍由張逆，衝帝既未與聞，師保尤明大義。所有皇帝優待條件，仍當永勒成憲，世世不渝，以著我國民念舊酬功、全始全終之美。祺瑞一俟大亂勘定之後，即當迅解兵柄，複歸田裏，敬候政府重事建設，迅集立法機關，刷新政治現象……”
以上文件，從紙麵上就可能“聽”得出是保皇黨首領梁啟超的聲音。他首先有意識地虛構事實。硬說清室反對複辟，借以開脫他們的責任，並且一筆抹煞中國人民數十年來流血犧牲，前仆後繼，推翻封建王朝的鐵一般的事實，而把投降帝國主義、血腥鎮壓人民，進行黑暗統治的清政府說成是“代有令辟，遺愛在民”，把清政府的滅亡說成是“洞察世界大勢，推誠遜讓”。他對國體問題表示“無極端之美惡”，而他們之所以要維持共和國體，隻是為了“既定後”不能“屢圖變置”，隻是為了害怕引起“友邦幹涉”而“國運從茲而斬”。在討逆文件的字裏行間，十分明顯地表現出：這些打著共和旗幟的討逆者，正是忠於清室的“先朝舊臣”，在討逆的動機，隻是為了反對張勳“誣脅”清室和有害於清室的鹵莽行動，在討逆文件中，一再地強調保持“皇帝”的優待條件，“永勒成憲，世世不渝”，使人們看不清他們站的是什麽政治立場；究竟是“不忍視民國之覆亡”而進行討逆呢，還是為了“感恩圖報，愛人以德，救先朝之狼狽”而進行討逆？
梁啟超的文章曾被稱為“筆端帶有魅力”，但是這些討逆文件並不帶有什麽“魅力”，隻能令人作嘔。
在討逆檄文中，把以王士珍為首的北京軍警長官說成是“為保持市麵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隱忍未討”，因此，“除張勳外一無所問”，“由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從這些話裏可以“聽”得出是北洋派領袖段祺瑞的聲音。
7月2日，那個就職不過十天的內閣總理李經羲，化裝為運煤工人，由北京逃往天津。
7月3日，程璧光與淞滬護軍使盧永祥聯名通電討伐複辟。
同日，馮國璋在南京召集軍事會議後發表通電說：“國璋在前清時代，本非主張革命之人……國璋今日不讚成複辟，亦猶前之不主張革命……彼（指張勳）視京師為其營窟，挾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權，口含天憲，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虛糜，化文明為野蠻，委法律於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國為！”這個電報的措詞，也是非常使人驚異的。
由於南京和上海的實力派都表示了反對複辟的態度，浙江督軍楊善德也於3日發表通電反對複辟。
……
7月4日，馮、段發出聯名豪電說：“……國璋忝膺重寄，國存與存。祺瑞雖在林泉，義難袖手。今已整率勁旅，南北策應，肅清畿甸，犁掃逆巢。”
7月5日，段由馬廠回到天津，在直隸省長公署處理討逆軍事，並通電宣布就任國務總理。
從這天起，關於複辟問題的風向開始明顯，那些騎牆觀望的人都表示了反對複辟的態度，有些曾簽字於徐州會議記錄同意複辟以及接受偽職、懸掛龍旗的北洋軍閥，也都搖身一變，變成了“誓死擁護共和”的“英雄”。
第二道是“錫封”黎元洪為“一等公”的偽諭。偽諭說：“黎元洪奏稱，前因兵變被脅，盜竊大位，謬領國事，無濟時艱，並曆陳改建共和諸弊害，奏請複臨大統以拯生靈，自請待罪有司等語……奏覽情詞悱惻，出於至誠。從亂既非本懷，歸政尤明大義，厥功甚偉，深孚朕心。著錫封為一等公，從彰殊典。尚其欽承朕命，永荷天庥。”
第三道是組織偽內閣的偽諭。
第四道偽諭，派張勳、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劉廷琛、袁大化、張鎮芳為“議政大臣”。
第五道偽諭，派萬繩木式、胡嗣瑗為“內閣閣丞”。
第六道是委派各省偽官的偽諭。
第七道偽諭，授徐世昌為弼德院院長，康有為為弼德院副院長……
這些偽諭，分別於7月1日、2日、3日發布。對這些偽諭，可作如下的一些分析和說明。
（1）關於第一、第二兩道諭中所提到的黎元洪、馮國璋、陸榮廷等的“奏請”，都是徹頭徹尾的偽造文件。這些“奏章”是由張勳和一小撮複辟派捏造出來，用以虛張聲勢，欺騙人民的。隨後黎、馮、陸等都有通電予以否認。黎的偽奏是由梁鼎芬代擬逼他簽名蓋章的，由於黎拒絕附逆，張勳等就冒名把它發表，作為複辟的一個根據。
（2）洪憲帝製時期，袁世凱“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這次張勳僅僅給以“一等公”，這是由於黎手無寸鐵不受張勳的重視。張勳所重視的是兩個大實力派――北洋派的直係領袖馮國璋和南方的桂係首領陸榮廷。他冒用了馮、陸兩人的名義“合詞奏請複辟”，主觀上認為這兩個人是可以將錯就錯而不會出麵否認的。他早就把這兩人引為是傾向複辟的“同道”，現在木已成舟，更不用說是不會起來反對的了。
（3）張勳對段祺瑞沒有作任何安排。在他的心目中，段沒有直接兵權，也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
（4）在這次授官偽諭中，張勳平日最推重的徐世昌、康有為兩人都沒有取得重要位置。這說明張勳實行複辟並不是對清室“孤忠耿耿”，而是利用溥儀作為一個傀儡工具，以造成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特殊地位。徐世昌、康有為之流隻是他用以擺在偽朝廷的裝飾品。當然，徐世昌老於世故，如果不是大權在手，同時複辟的局勢完全穩定下來，他是不會輕於投入漩渦來做別人的裝飾品的。因此他在天津采取了觀望不前的態度。康有為的投機經驗比較缺乏，懷著一股熱烈的心情參加了這個賭局。他早已在上海埋頭伏案地擬就了複辟後“實施憲政”的綱領和一切有關文件，迫切地希望在這次政變中施展其在戊戌政變時期沒有能出頭的“政治抱負”，但是張勳並不喜歡這一套。在大批偽諭中，關於政治問題，隻輕描淡寫地提到每省由督撫派遣三人來京商談憲法、國會，此外全部都是關於權力地位的分配。因此，這個保皇黨魁的滿腔“熱情”被一陣冷風吹散，並向人表示，張少軒這個老粗，什麽東西都不懂，複辟早晚必歸失敗。
黎元洪避難使館，段祺瑞馬廠誓師
7月1日，張勳派辮子兵監視電局、車站及通往紫禁城的各街道。中華門仍然改稱為“大清門”。警察挨家挨戶傳呼懸掛龍旗。假辮發和紅頂花翎又在舊貨攤上擺設出來。京津火車中，從北京避難往天津的人非常擁擠。到夜晚6時，北京全城隻有總統府仍然飄揚著一麵五色國旗。
張勳向各省發出元電說：“……國體既號共和，總統必須選舉，選舉之期，又僅以五年為限。五年更一總統則一大亂，一年或數月更一總理則一小亂，以視君主世及，猶得享數百年或數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淵……總統違法之說，已為天下詬病之資，聲譽既墜，威信亦失，強為擁護，終不自安……縱欲別揀元良，一時亦難其選，選在南則北爭，選在北則南爭……大清忠厚開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心，遠邁漢唐。二祖七宗，以聖繼聖，我聖祖仁皇帝聖神文武，冠絕古今，曆傳至我德宗景皇帝，時勢多艱，憂勤尤亟……我皇上衝齡典學，遵時養晦，國內迭經大難，而深宮匕鬯不驚；近且聖學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清祚，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應運而施其撥亂反正之功……勳等枕戈勵誌，六載於茲……凡我同袍，皆屬先朝舊臣，受恩深重，即軍民人等，亦皆食毛踐土，世沐生成，接電後應即遵用正朔，懸掛龍旗。”
這個電報除由張勳領銜外，列名者還有王士珍、江朝宗和京畿軍警長官14人。這些人當然都是被張勳硬拉上去的。這個電報與宣告複辟的第一道偽諭，都出自康有為的手筆。這個電報荒謬絕倫是不用說的了，其中關於違法的一種說法，卻狠狠地打了他自己一記耳光，因為所謂違法是指解散國會而言，而解散國會正是出於張勳的威脅。如此著筆，正是供認他不久以前威脅黎解散國會，其目的在於打擊黎的威信，而黎的威信既失，就不能安於其位，其結果隻能采取複辟之一途。這本來是徐州會議早先預定的陰謀。陰謀家揭破自己的陰謀，這在曆史上是少有的。
複辟本來是徐州會議的預定計劃，所以張勳認為發出這個電報，參加徐州會議的督軍團都會響應盟主的號召，遵用正朔，懸掛龍旗。根據張勳的估計，這些家夥無論對袁對段，對國會問題或者對外交問題，都無所用心，隻要他們的權力地位有了保障，是不會不跟著盟主走的。
張勳對黎的反抗性估計不足。7月1日到2日上午，黎的對外活動並未完全受到限製，他寫了一道起用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的命令，責成段舉兵討伐叛逆，派公府秘書覃壽坤把命令送到天津，同時在天津發出請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的通電。7月2日的下午，張勳才派人通告黎，限於24小時之內遷出公府。北京外交團知道這消息，當天英、日、美、法、俄各國公使在荷蘭公使館舉行會議，決定對複辟問題暫時采取不過問的態度，對中國總統的安全問題，公推荷蘭公使以非正式手續警告偽外交部，不得加以傷害，並須加以保護。因此，張勳就不敢公然派兵驅逐黎出府，僅調換了公府的衛隊，加強了對黎的監視。
當公府調換衛隊的時候，黎與留在公府的少數幕僚舉行緊急會談，決定在衛隊交替的忙亂時期，冒險離開公府。他們采取了一個戲劇性的轉移目標的方法，由公府侍從武官唐仲寅中將偽裝為總統，乘坐總統的汽車出發，黎卻扮作普通職員的模樣，與秘書劉鍾秀等坐蔣作賓的汽車出發，約定在法國醫院集合。當黎到達法國醫院時，因為沒有醫生簽字的入院證，醫院拒絕收留，黎等一行隻得轉往日本公使館武官齋藤少將的官舍棲身。
7月3日，日本公使館發表如下的通報：“7月2日午後9時半，黎大總統不預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館區域內之武官齋藤少將官舍。日使館認為係不得已之事，並為顧及國際通義，決定作相當之保護，即以使館區域內之營房暫充黎總統居所。黎總統在日使館時期內，絕對不許作政治活動。”
黎的密使覃壽坤到了天津，找到了張國淦，張把黎的命令轉達給段祺瑞。段看到這個命令，陡然沉下臉色來破口大罵，“他今天還能夠算是總統！我今天還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難道不能叫幾個軍人通電擁戴我舉兵討逆！”
張勸他平心靜氣點，不要意氣用事。張說：“他今天當然還是總統。一切問題，應當在軌道上進行。接受總統的命令，就能夠取得合法地位，行使合法職權。軍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何況，一方麵取得北方數省軍人的推戴，另一方麵也會引起西南數省軍人的反對。西南數省仍然承認這個總統，這個總統的命令，他們是沒有理由反對的。”
張的意見說動了段，果然他就按軌道辦事，接見了黎的密使，接受了關於內閣總理的任命。
根據當時的“情況”，北洋軍既是全國最大的武力，段又是北洋派的領袖，他肯出麵來討伐叛逆，討逆軍事理當可以立即布置，順利進行。但是問題並不這樣簡單。以前段用陰謀手腕促成這次複辟政變，為他自己創造重握政權的機會，但當事到臨頭之際，他又弄得手足茫然無措，沒有一點把握找到一支軍隊來作為討伐叛逆的基礎。他派段芝貴去找直隸省長朱家寶和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這兩人都因段已失勢而置之不理。段便決定到南京與馮國璋計劃討逆軍事。當時又有人提醒他：“馮是個野心很大的人，此時還沒有表明對複辟問題的態度。如果馮是附和複辟的，此去就將成為他的政治俘虜。即使他反對複辟並且同意出兵討伐叛逆，將來軍事結束，這件‘再造共和’的‘偉大功勳’將歸馮一人所有，馮將成為北洋派的惟一領袖。”這個意見，又使段決定終止南京之行。
關於如何著手組織討逆軍的問題，經過段派人物多方研究，後來才決定以駐馬廠（天津以南）的第八師李長泰部和駐廊坊（天津以西）的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部作為主要的策動對象，並與保定的曹錕密切聯絡。這些都是靠近北京的軍隊，用這些軍隊去打北京，是滿有把握打垮北京的辮子軍，並在短期內結束討逆軍事的。但是，新的困難又發生了：這些軍隊都不屬於段派（皖係），而且實際上都是接近馮的直係軍隊，段不能以一紙命令把它們吸收到自己的討逆旗幟之下。
後來這些困難並不是采取光明磊落的手段，而是采取鬼鬼祟祟的手段克服的。段用很多的金錢收買李長泰的老婆，通過她的關係，那個“忠實丈夫”才服服帖帖地接受段的指揮。段又把馮玉祥找來，叫他複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並以更多的權力許給曹錕。馮玉祥本是反對複辟的，曹錕為著個人的利害關係，也反對複辟，因此這兩路人馬也都湊攏起來了。
段在外交上還取得日本的幫助。日本方麵曾派青木中將為段策劃軍事，並墊付軍費100萬元。此外，討逆軍必須以天津為其根據地，而根據辛醜和約，中國不得在天津周圍20裏內采取軍事行動，這對討逆軍是一個很大的限製。這一問題也是由日本公使在公使會議上建議，在中國討逆期間，各國應從權允許中國軍隊有行車及運輸之自由，才得到解決的。
張勳宣布複辟之日，就是他身敗名裂之時，複辟是開曆史的倒車，冒天下之大不韙，因此，它是短命的，失敗也是必然的，這一點，勿庸多言。僅就他隻帶了5000“辮子兵”，依靠信誓旦旦的徐州之盟，斷然宣布複辟而言，也絕不會有好下場。其實，徐州會議那類的盟約，在那些軍閥、政客的手中，是他們之間爾虞我詐的產物，是一個非常不值錢的和最不可靠的玩物。然而，這個複辟狂卻可悲地認為他已穩操勝券了。
在天津，複辟的前夕，段祺瑞當麵向張勳表示對複辟一事的態度是“無可無不可”，其用心是要借刀殺人；張勳認為對複辭“不能有所異同”的合作者馮國璋，也是誌在總統，取黎元洪而代之，企望坐收漁人之利，而並非與他同心同德；素有“故主之恩”，並被張勳引為複辟同路人的陸榮廷，采取了最聰明的觀望態度，以便看風使舵；複辟會議上首先慷慨激昂地表示讚成張勳複辟主張的安徽省長倪嗣衝，更是隨機應變、見利忘義之徒，剛宣布複辟時，首先擁戴，就任了“安徽巡撫”，幾天之後，一看形勢不妙，馬上轉舵，又接受了代總統馮國璋對其“安徽督軍”的任命，並借機吞並了張勳留在徐州的“辮子兵”；那位奉母命而行的福建督軍李厚基，複辟時先觀望了幾天，然後，就口稱“誓死擁護共和了”，但無實際行動；其他大軍閥，如曹錕、張作霖、張懷芝之流也都做了和上述人物大同小異的表演。他們的這種翻雲覆雨變幻莫測的態度，使張勳麵臨的形勢急轉直下，擺在他麵前的不是所期待的一呼百應的熱烈場麵，而是四麵楚歌的絕境。
這時，遠離巢穴的“辮子軍”軍心動搖了，鼓噪複辟的遺老遺少也開始作鳥獸散，紛紛逃離北京。這樣，張勳也要“金蟬脫殼”，一麵請求辭去議政大臣和直隸總督的職務，一麵想把徐世昌推到前麵來調停並以太保名義組織內閣，收拾殘局。事情到了這步田地，誰也不會出來做替死鬼，上這個當，更何況官場老手徐世昌了。張勳見此法不靈，便采取“走為上計”，他想逃往蒙古去，在那裏招兵買馬，以圖再起，可是，京張鐵路已被田中玉拆毀，交通中斷了。這樣，他是戰必敗，和不能，逃無路，隻能坐困南河沿會館了。這個幾天前還是車水馬龍、要人雲集之地，如今卻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
段於7月2日晚9時偕梁啟超等行抵馬廠。3日上午8時，第八師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公舉段為討逆軍總司令，同一天，段組成討逆軍總司令部，派段芝貴為東路討逆軍總司令，曹錕為西路討逆軍總司令，並以梁啟超、湯化龍、徐樹錚、李長泰為討逆軍總部參讚，靳雲鶴為總參議，傅良佐、曲同豐為參議，張誌譚為秘書長，陶雲鵬為副官長，曾毓雋為軍需處長，劉崇傑為交涉處長，葉恭綽為交通處長，丁士源為軍法處長，王克敏、吳鼎昌、呂調元等為顧問。
7月3日，段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發出討伐張勳的電報。
同一天，段發布了討逆檄文。檄文說：“天降鞠凶，國生奇變！逆賊張勳以凶狡之資，乘時盜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是日夜十二時，該逆張勳忽集其凶黨，勒召都中軍警長官二十餘人，列戟會議。勳叱吒命令，迫眾雷同。旋即挈康有為闖入宮禁，強為擁戴。世中堂續叩頭力爭，血流滅鼻。瑾瑜兩太妃痛哭求免，幾不欲生。清帝孑身衝齡，豈能禦此強暴，竟遭誣脅，實可哀憐。該偽諭中橫捏我黎大總統、馮副總統及陸巡閱使之奏詞，尤為可駭。我大總統手創共和，誓與終始，兩日以來雖在樊籠，猶疊以電話手書密達祺瑞，謂雖見幽，決不從命，責以速圖光複，無庸顧忌。我副總統一見偽諭，即賜馳電，謂被誣捏，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則陸巡閱使聯奏之虛構，亦不煩言而決。所謂奏折，所謂上諭，皆張勳及其凶黨數人密室篝燈，構此空中樓閣，而公然騰諸官書，欺罔天下……該逆勳以不忘故主，謬托於忠愛。夫我輩今固服勞民國，強半皆曾仕先朝，故主之戀，誰則讓人！然正惟懷感恩圖報之誠，益當守愛人以德之訓……前清代有令辟，遺愛在民，天厚其報，使繼之者不複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優待條件，勒諸憲章，礪山帶河，永永無極。吾輩非臣事他姓，絕無失節之嫌；前清能永受殊榮，即食舊臣之報……張勳偽諭，謂必建帝號，乃可為國家久安長治之計。張勳何人，乃敢妄談政治！使帝製而可以得良政治，則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觀萬國曆史變遷之跡，由帝製變共和而獲治安者，既見了矣，由共和返帝製而獲治安者，未之前聞……祺瑞罷政旬月，幸獲息肩，本思稍事潛修，不複與聞政事……既久奉職於民國，不能視民國之覆亡，且曾筮仕於先朝，亦當救先朝之狼狽……該逆發難，本乘國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軍警各界，突然莫審所由來，在勢力無從應付。且當逆焰熏天之際，為保持市麵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隱忍未討，理所當然。本軍伐罪吊民，除逆賊張勳外一無所問，凡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至於清室遜讓之德，久而彌彰。今茲構釁，禍由張逆，衝帝既未與聞，師保尤明大義。所有皇帝優待條件，仍當永勒成憲，世世不渝，以著我國民念舊酬功、全始全終之美。祺瑞一俟大亂勘定之後，即當迅解兵柄，複歸田裏，敬候政府重事建設，迅集立法機關，刷新政治現象……”
以上文件，從紙麵上就可能“聽”得出是保皇黨首領梁啟超的聲音。他首先有意識地虛構事實。硬說清室反對複辟，借以開脫他們的責任，並且一筆抹煞中國人民數十年來流血犧牲，前仆後繼，推翻封建王朝的鐵一般的事實，而把投降帝國主義、血腥鎮壓人民，進行黑暗統治的清政府說成是“代有令辟，遺愛在民”，把清政府的滅亡說成是“洞察世界大勢，推誠遜讓”。他對國體問題表示“無極端之美惡”，而他們之所以要維持共和國體，隻是為了“既定後”不能“屢圖變置”，隻是為了害怕引起“友邦幹涉”而“國運從茲而斬”。在討逆文件的字裏行間，十分明顯地表現出：這些打著共和旗幟的討逆者，正是忠於清室的“先朝舊臣”，在討逆的動機，隻是為了反對張勳“誣脅”清室和有害於清室的鹵莽行動，在討逆文件中，一再地強調保持“皇帝”的優待條件，“永勒成憲，世世不渝”，使人們看不清他們站的是什麽政治立場；究竟是“不忍視民國之覆亡”而進行討逆呢，還是為了“感恩圖報，愛人以德，救先朝之狼狽”而進行討逆？
梁啟超的文章曾被稱為“筆端帶有魅力”，但是這些討逆文件並不帶有什麽“魅力”，隻能令人作嘔。
在討逆檄文中，把以王士珍為首的北京軍警長官說成是“為保持市麵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隱忍未討”，因此，“除張勳外一無所問”，“由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從這些話裏可以“聽”得出是北洋派領袖段祺瑞的聲音。
7月2日，那個就職不過十天的內閣總理李經羲，化裝為運煤工人，由北京逃往天津。
7月3日，程璧光與淞滬護軍使盧永祥聯名通電討伐複辟。
同日，馮國璋在南京召集軍事會議後發表通電說：“國璋在前清時代，本非主張革命之人……國璋今日不讚成複辟，亦猶前之不主張革命……彼（指張勳）視京師為其營窟，挾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權，口含天憲，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虛糜，化文明為野蠻，委法律於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國為！”這個電報的措詞，也是非常使人驚異的。
由於南京和上海的實力派都表示了反對複辟的態度，浙江督軍楊善德也於3日發表通電反對複辟。
……
7月4日，馮、段發出聯名豪電說：“……國璋忝膺重寄，國存與存。祺瑞雖在林泉，義難袖手。今已整率勁旅，南北策應，肅清畿甸，犁掃逆巢。”
7月5日，段由馬廠回到天津，在直隸省長公署處理討逆軍事，並通電宣布就任國務總理。
從這天起，關於複辟問題的風向開始明顯，那些騎牆觀望的人都表示了反對複辟的態度，有些曾簽字於徐州會議記錄同意複辟以及接受偽職、懸掛龍旗的北洋軍閥，也都搖身一變，變成了“誓死擁護共和”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