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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1)

  第一節 黎元洪:總統乎?傀儡乎?

  黎元洪在驅逐國民黨這件事上,比袁世凱還先行一步。

  黎元洪完全失去了行動自由,成為袁世凱的政治俘虜。

  到了1915年8月籌安會成立,袁欲行帝製自為,便已成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正當帝製運動在緊鑼密鼓聲中推進之際,黎元洪卻在忙著搬家。

  黎初步傾向不受封,但心尚未堅定。

  這時黎元洪急了,手指大廳一柱說:“你們如再逼我,就撞死在這裏!”

  護國軍公然擁戴黎元洪為繼任大總統,這對於在袁世凱鼻子底下討生活的黎元洪來說,實在是危險萬分。

  黎元洪早就領教過這隻“北洋虎”的厲害。

  與袁相爭,副總統被囚“小蓬萊”

  黎元洪,在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和威逼國會選舉總統時,他充當打手,積極配合。1913年8月5日,黎會同19省區都督、民政長致電參、眾兩院,脅迫其“將一切議案,概從緩議,同心協力,編製憲法,先訂總統選舉之一則,即從選舉總統入手。”同時,指揮進步黨與公民黨相配合,壓迫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接受先選總統後訂憲法的方案。8月30日,他致電進步黨負責人梁啟超、湯化龍,明確表示“揆察現狀,似須先舉總統方足以定人心、固國本……公意如以為然,即請急力主持”。9月28日,又致電參眾兩院,催促快速選舉總統甚至指名推舉,屬意於袁世凱,盛讚袁“雄才偉略卓絕一時。再造共和,易如反掌。豈惟元洪信仰,即環球各國當無異詞”,表白自己已急切得“終日繞床,覺總統一日未舉定,儼若禍在眉睫者”。

  原來國會中惟一與袁世凱對抗的政治力量――國民黨此時在政治上已失去元氣,組織上已經分裂,思想上陷於渙散,基本上被進步黨牽著鼻子走,9月5日,參、眾兩院順利通過先選總統案。10月6日,袁當選為正式大總統,次日黎元洪當選為副總統。黎致袁的賀辭有如臣民望帝天,極盡尊彼薄己之能事。謂:“天福吾國,元首得人,元洪等顛沛兩年,卒償私願。聞信之餘,嘉樂何極……元洪等謹率全部軍民等同呼萬歲。”對於自己當選副總統,則照例來一番“能鮮德薄”之類的謙詞,然後表示接受。

  袁世凱登上正式大總統寶座後,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過河拆橋,解散國民黨和國會。11月4日,正式下令解散國民黨,借口該黨議員在“二次革命”中配合“作亂”,收繳國民黨議員證書、徽章,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黎元洪在驅逐國民黨這件事上,比袁世凱還先行一步。早在贛、寧之役開始以前,因鄂省破獲的改進團機關,均屬國民黨,而且有直接以國民黨分部或交通部作機關者。所以通令“該黨各屬分部、城鎮交通部,概行解散”,又各處軍隊分駐地點所在如有國民黨事務所及各社會名目,著即會同地方官一律查禁取消,以防煽惑軍人。僅剩省城支部尚未明令解散。6月下旬,黎派軍警無端查抄武昌國民黨支部及漢口國民黨交通部,並於6月28日起派兵兩連監守該黨部門首,“出入之人均細盤詰,來往信件逐一檢查,該黨員等多已避禍他適。”此後,國民黨鄂支部已名存實亡。

  11月7日淩晨1時,黎元洪接到袁世凱關於解散國民黨的通令,淩晨3時,黎派衛兵300名,協同巡警廳馳往神龍廟後街,將國民黨支部包圍,闖門而入,將支部牌匾、鈐記、黨證、徽章、名冊等一概攜赴都督府查驗、銷毀,並將房屋封閉。且通令各道、縣遵辦,又飭各部隊,軍人如有收藏國民黨徽章、證書者,一律自己焚毀,否則以“匪徒”論罪。

  解散國民黨之後,接踵而來的是收繳國民黨議員證書,驅逐國民黨議員。11月20日下午,鄂省議會正在開會,忽來軍警百餘人包圍會場,當時有的議員未佩戴證書、徽章,有的外出不在家,黎元洪竟派軍警將這些議員家門圍住,直至繳出證書、徽章始撤。消除國民黨議員後,鄂省議員還剩下47人,尚能勉強湊足法定人數,至11月17日,軍、民兩府又令將議會成立以前曾列名國民黨之議員25人取消,致使議會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遂於20日通告閉會。

  袁世凱鎮壓了二次革命以後,孫中山、黃興和其他革命領導人大多逃往國外,北洋軍大批開進南方各省區,袁的武力統一得到初步實現。但他仍不滿足,他企圖使全國各省權力完全掌握在北洋軍閥手中,以便於建立袁家王朝的獨裁統治。所以他先後撤換了幾個非北洋係統的都督,又將雲南都督蔡鍔以“來京調養”名義軟禁於北京(滇督以唐繼堯繼之),並以外交壓力撤了江蘇都督張勳(以馮國璋繼之)。雖然黎元洪全麵支持袁世凱,對袁武力統一全國立下了汗馬功勞,且對袁奉命惟謹,但他畢竟不是北洋嫡係,而又身兼副總統和湖北都督,手中握有軍權,並有開國元勳之名聲,使袁總有大權旁落之感,尤其視黎手中的兵權為一塊心病。因此早有撤換湖北都督的想法。鎮壓“二次革命”以後,謀士陳宦給袁獻策說:“對付武昌之時機至矣,掃武昌如掃落葉耳。”“世界副總統無領兵者,美國副總統為上議院院長,今宜請黎入京,行參政院議長職權。各省底平,亦無須副總統坐鎮,派一統兵大員足矣。”陳之謀為袁世凱所采納。袁先對黎采取籠絡的辦法,8月初,贈黎以一等文虎章,讚黎“賴公威德,宏總上遊,砥柱東南,功同再造。”8月下旬,複手書“民國柱石”四字匾額,派人專程送到武昌。又撥發現銀4萬元及金銀獎牌若幹,表示對鄂軍諸將的慰勞,繼而袁又直接對黎發出邀請,袁、黎當選為正式大、副總統以後,袁曾四次電請黎進京,但黎並不比其他軍閥蠢笨,深知有兵才有權,有地盤才有勢力,所以不肯離鄂一步,袁世凱電邀他到北京參加大總統就職典禮,他都回電拒絕。惟恐袁把他留在北京,回不了湖北。袁又電詢副總統的就職的時間和地點,10月10日,他忙電袁,表示“茲於國慶日就兼領湖北都督任內拜受嘉命。”強調了“兼領湖北都督”和不離開武漢雙重意思,袁世凱除自己直接電邀外,還拉攏黎身邊的人為他作說客。比如饒漢祥便是袁極力拉攏的一個。黎元洪曆來對饒言聽計從,但對此事卻抱定了老主意,堅決不肯去京,饒既勸他,索性令饒代表自己進京,與袁“麵議一切”。袁見黎還不肯就範,決定破釜沉舟,一方麵把饒漢祥打發回鄂,轉達袁總統盛意,仍欲黎公親自到京。另一方麵,想出了一個“霸王請客”的辦法,特派自己頭號心腹大將、武力脅迫的象征――段祺瑞親自到武漢“勸駕”,量他黎元洪不敢不來。饒剛回到武漢,袁的電報又到,告以“擬任段總長來鄂替公暫權篆務”促黎進京。黎見電後,知再無可推拖,隻得複電表示同意。12月8日下午5時,段祺瑞到鄂,此時任命段督鄂的正式命令尚未下達,所以黎邀集少數人開了一個緊急秘密會議,決定以都督府參謀長金永炎代行都督職務。9日,黎兩次電袁,先報告行期,“謹於本月9號親戒行裝,麵聆迪誨”;並“本府一切事宜,應懇大總統派員代理”,在袁派員代理以前,“暫交參謀長金永炎代拆代行”,並不推薦段祺瑞,當時還想早日回鄂,在段祺瑞催促下,他匆忙地對參謀長金永炎作了臨行前的部署,即於9日晚乘專車赴京,隨行人員有饒漢祥等十數人。這一切都是在極端秘密的氣氛下進行的。因自袁世凱邀請黎赴京以來,在黎的周圍,多數人反對應邀赴京。此次段到鄂並未公布來意,9日晚黎離鄂時,對下屬公布的是段北歸,黎送過江。到了車站黎才上了火車,段反下車,黎遂北上。有黎的親隨想上車送行,被陳宦所派人持令不準入。金永炎偕段回到都督府,立即發電告袁,10日,任命段祺瑞署湖北都督的大總統令乃下,此時黎還在路上。

  11日晨7時,黎元洪一行人到達北京。事先,袁世凱派文武大員二人赴保定府迎接。到北京時,總統府軍事處總、次長、侍衛武官、承宣官、全體國務員及各部每部八員部員到車站迎接;車站周圍200步以內派軍警守護,不準閑人入內;又派拱衛軍一營站隊迎候,極為隆重。黎先入總統府拜謁袁世凱。當時報紙描繪袁、黎相見時的情景說:黎“戎服佩劍,行最肅之軍禮,態度極為謙謹。大總統則殷勤特甚,仿佛極尊嚴之長輩見一極可敬之少年。南北兩傑久久未晤,今日一堂聚首,其握手之情狀,有人比諸明年巴拿馬河開通時大西洋水與太平洋水忽然翕合之奇觀,雖擬不於倫,其言卻有趣味。”其實此比並非“不倫”,它道出袁黎之聚首,給當時的社會超常的震驚,隱含著袁、黎原非一家,貌合神離以及對袁終能使黎“入甕”之嗟歎。第一次見麵除寒暄外,袁告黎以段督鄂之令已下達。黎唯唯。中午,袁大擺筵宴,招待黎元洪,由國務總理熊希齡和全體國務員作陪。宴罷,黎被導引至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這是當年慈禧太後囚禁光緒皇帝的地方,為避嫌,更名為“小蓬萊”。黎享用每月3萬元薪俸,禮遇規格完全與孫中山當年在北京相同,不同的是,黎元洪完全失去了行動自由,成為袁世凱的政治俘虜。

  黎元洪剛剛到京時,還希冀過一陣可以返回湖北,但很快就從各種跡象看出,袁世凱決無意讓他返鄂,相反,倒是極力散布各省不應用本省人任該省長官,而應用外省人的論調,以便加強中央集權。黎不能再不知趣,連忙上書袁世凱,主動提出辭去湖北都督兼職,19日,準免黎元洪湖北都督本官的大總統令即下。湖北民政長饒漢祥則早在隨同黎元洪赴京以前,已經袁世凱預作安排。自此以後,湖北省就掌握在北洋軍閥手裏。段祺瑞上任後,立即著手鏟除黎元洪在湖北的勢力,以實現北洋軍閥對湖北的全麵控製。1914年2月,段祺瑞卸職,由另一北洋大將、袁世凱的幹兒子段芝貴接替督鄂。首義誌士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辛亥革命成果付諸東流,湖北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黎元洪到北京後,家眷亦於12月11日起程來京,均住在南海瀛台。瀛台位於新華門總統府內東北部,四麵環水,非舟楫不能通過,實在是軟禁政治傀儡的理想處所。無論袁世凱是出於保護還是出於防範,都使黎感到自己處境的危殆,整日憂形於色。而袁世凱對黎內行羈縻而外示懷柔,表現出一副極親密無間的態度。黎一搬進瀛台,即表“移居古鑒軒,蓋距離較近,便於麵談要政”。每日晚飯後7時左右,必約黎在園中散步,或在休息室暢談。且常命其幾個兒子到瀛台謁見黎氏夫婦,顯得彼此感情極洽。黎居方數日,袁世凱便托人說親,要與黎氏結秦晉之好,結果議定黎之次女紹芳許配給袁之九子克玖為妻,又規定給黎月俸1萬元,公費2萬元,合計月支3萬元。實則當時黎每日除散步、讀書、閱報、寫字外,無公可辦,這一筆俸金算是夠充裕的了。黎成了名副其實的寓公。袁世凱為了打消黎的戒心,也為監視其一言一行,經常派唐在禮到瀛台與黎聯係。據唐回憶說:“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淵源,就叫我去聯係黎,照顧黎,並且鄭重地叮囑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讓他十分滿意,不用請示,馬上給他辦到。所以黎那時推薦什麽人,安排個掛名差事,每月拿幾百塊錢,隻要黎開口,提示姓名,我如奉到袁的命令一樣,總是當天替黎辦到,除此之外,我還常到瀛台去見黎,亡妻沈友琴三天兩天常在黎家。我們夫婦倆都著意安慰他,把外麵的事講給他聽。同時我按照袁的命令,常常把袁對他絕無歹意的話說給他聽,千萬讓黎放心。黎表麵上似乎沒有擔憂的神情,但他內心難免有些不滿。這些情況,事後我都向袁匯報……有時黎要見幾個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給他找到,但事後也將情況匯報給袁……黎不大說什麽,送錢去,他總是如數照收。”

  國民黨被解散,在黨議員資格被剝奪後,國會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1913年11月15日參、眾兩院自行通告停會。26日,袁世凱下令召集政治會議,作為禦用的谘詢機關,實則欲以取代國會職權。黎元洪到京後,即利用黎讚助政治會議。12月12日,袁委任李經羲為該會議長,黎為得到政治會實情,保舉張國淦進政治會議。張為湖北人,南北議和時,是湖北省代表,議和完成後,曾在唐紹儀內閣任銓敘局長。袁不能不給黎這個麵子,故於14日發表張國淦為副議長,袁又欽派政治會議委員8人,其中包括袁的親信楊士琦、黎的親信饒漢祥,楊、饒是一袁一黎,隱約地暗示兩個實力派協力合流。15日,政治會議開幕,袁世凱曾偕黎元洪出席開幕式。22日,黎以“前兼領湖北都督”的名義,承旨領銜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長聯名通電,倡議遣散議員,取消國會,即以政治會議代之。電文謂:“現代政治會議已經召集……請大總統飭下國務院谘詢各員以救國大計……現在國民黨議員,悉經解散,其餘穩健議員……應請大總統給資回籍,另候召集。”此外,呈文還談到增修約法問題,認為修改憲法“萬不可拘文牽義……曆考中外改革,初期以時勢造法律,不以法律強時勢”。言外之意是統治者可以根據“時勢”的需要改造憲法。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為令政治會議討論國會問題而發出的長篇“布告”中,全文引錄黎領銜的通電並指出其兩大要點:“第一則修正憲法而以拘文牽義為戒;第二則請資遣議員而以扶持國本為宗旨。”這真是畫龍點睛之筆,概括了黎領銜通電的主要內容;同時也正是袁當時謀求解決的兩大課題。袁即於當天宣布解散國會,遣散議員,則黎氏領銜之通電即為解散國會之張本。

  袁世凱曾企圖把政治會議直接變為造法工具,但作為谘詢機關的政治會議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便建議袁另組造法機關,定名為“約法會議”。1914年1月26日袁公布約法會議組織條例,約法會議便由此產生。從此,約法會議即本“修正憲法而以拘文牽義為戒”的原則,成為推翻《臨時約法》,重新炮製袁氏獨裁所需新約法的專門機構。12月22日黎元洪領銜之通電又為袁氏改造約法之張本。

  1913年10月下旬,由憲法起草委員會製訂的憲法草案(即有名的“天壇憲法”)完成,袁世凱很不滿意,認為該草案所訂國會對總統及行政官吏的幹涉、限製太多。25日,袁通電各省軍政長官,反對憲法草案。11月1日,黎元洪即致電中央及各省,步袁後塵,聲嘶力竭地反對“天壇憲法”。所陳述理由完全與袁25日通電相同,即就袁所述國會限製行政權力的四個問題加以發揮和補充。接著,江西都督李純、四川都督胡景伊、廣東都督龍濟光等也都發表通電,步黎後塵,反對“天壇憲法”。於是憲法起草委員會於11月10日即被迫自行解散。約法會議組成後,很快,按照“隆大總統之權”的原則,一部給袁世凱以獨裁總統權力的《中華民國約法》(又稱“新約法”)在袁的授意下,於5月1日公布施行。

  5月26日,袁發表黎為參政院院長。6月20日,參政院正式開院,國務卿徐世昌代表袁世凱到院致頌詞,由黎元洪致答詞之後,又以參政院院長的身份,發表演說。首先為袁解散國民黨和驅散國會開脫責任;又為參政院的成立縫製遮羞布:“此製參合各國先例,又不違背我國國情,故其法至善。”最後講了參政院的性質與責任:“第一層參政院備政府谘詢就是政府自身機關,對於政府要盡力輔助,使成個強有力的政府”;“第二層參政院即行使立法職權,就是代表人民……(故應)嚴守共和的真諦,一方麵擁護政府,一方麵催促政策之實行,才算盡我們的天職。”22日中午,袁世凱在懷仁堂宴請參政院長及全體參政,國務卿徐世昌及各部總長、政事堂參議等均在座。因黎表示以後親到參政院主持會議,袁特將自己所乘四麵鑲鑄鋼鐵之汽車贈黎,以保證其安全。

  參政院雖名為代行立法院,實則毫無民意的影子,完全是袁世凱個人的谘詢機構。據當時報紙記載,1914年參政院代行立法院會議,都是由黎主持的。所以,無論黎內心如何想法,客觀上,對袁可作終身總統的“大總統選舉法”的出籠是難以推卸責任的。至於擁袁稱帝,黎確實未參與,而且消極抵製。

  經過1914年袁記新約法的公布和實施,特別是修正後的大總統選舉法的公布,使袁無論在事實上和形式上,已成為終身獨裁元首。到了1915年8月籌安會成立,袁欲行帝製自為,便已成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據黎元洪長子重光回憶,袁稱帝前,曾征詢過黎的意見:“有一次袁問我父說:‘近來有許多人要我做皇帝,親家,你看怎樣?’接著又馬上表白:‘這些人當然是胡鬧。’我父就告訴他:‘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專製,建立共和,親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對得起武昌死難烈士?’從此以後,他就不再與我父談起做皇帝的事了。”

  大體說來,對於袁世凱複辟帝製,黎是反對的。但又畏懼袁的淫威,不敢公開表示反對的態度,隻在行動上進行消極抵製,1914年5月做了參政院長後,立即提出辭去參謀總長職務,未獲準;1915年袁世凱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後,再次提出辭參謀總長職,仍未獲準。雖不獲準,卻不理事,很少到參謀部去,次長陳宦經常到他府上將參謀部的事向他念叨念叨,不念叨,他也不去問;念叨了,他也不做任何表示。對於參政院的會也漸漸地少去參加。8月下旬由於籌安會的鼓動,全國已有8個省以“公民代表”名義,向參政院投遞了改革國體的請願書。參政院照例每年7月下旬休會(避暑),至9月1日開院。8月30日,黎元洪正式提出辭參政院長職,聲明“此次會期,決不到院與聞立法職權範圍外之事。”籌安會成立以後,黎惟一參加的一次參政院會議是9月6日的茶話會,因為袁世凱的代表楊士琦要在這次會議上發表對帝製態度的宣言書。黎元洪因一時未搞清袁世凱的真意,特來主持參政院茶會,以為喧囂一時的帝製運動或可煙消雲散。但很快就知道這是對袁宣言書的誤解。十多天後,9月19日,帝製派頭目梁士詒發起成立請願聯合會,發動更大聲勢的改革國體請願,袁世凱的真意就更清楚了。黎從此閉戶,再不出席參政院會議。10月2日,參政院秉承袁改國體要“征求多數國民之公意”之旨,決議召開國民代表大選舉。國民代表、國體投票、各省推戴等等種種荒誕離奇的活劇一幕緊接一幕地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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