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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辮子大軍入京城！複辟夢斷天安門(28)
實際上，徐世昌此番成立總參謀處在計劃中不寫複辟二字，並非不想複辟。隻不過他的複辟辦法是迂回曲折的，必須經過種種遮遮掩掩的詭辯程序。而張勳所主張的複辟辦法，則是直截了當，“理直氣壯”的。他不想進行什麽遮飾和詭辯。因而後來張勳的複辟失敗後，一些前清遺老常常議論說，“複辟非不可為也。不過，這事本就不該由張勳去辦，如果由菊人來辦，結果就會不一樣。”但是，這種馬後炮放得再準確也太晚了。總之，由於張勳的堅決抵製，徐世昌的又一次曲線複辟計劃破產了。不久，總參謀處無病而終。梁啟超一氣之下，代表研究係宣布與督軍團劃清界線，聲明“須保持共和國體及立憲政體，否則不敢與聞矣。”而徐世昌被張勳屢次頂撞，碰得焦頭爛額，也氣得胸悶頭脹，憂憤成疾，又退回天津老巢裏閉門謝客，暫避三日紅塵去了。
於是，張勳自始至終穩穩地把住了複辟的主導權。他以雄厚的軍事實力，在那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混沌年代裏，勉為其難地強占了本不屬於他應占的曆史地位。
聽信日本“好人”言，“英雄壯舉”燒眉毛
張勳終其一生，始終不肯崇洋媚外，不肯出賣國家主權和利益，這是他和北洋派其他軍閥顯然不同的一個鮮明特點。他對洋鬼子（尤其對法國和日本）的憤恨前文已有鋪敘。另據有關史料記載，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段內閣組成時，黎元洪為了遏製段的權勢，曾決定任命唐紹儀為外交總長，並商定唐對一切外交事務享有處理之全權，不受段的指揮。段祺瑞表麵上讚成，背地裏卻為自己身為總理而無外交之權感到非常惱怒。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卻不料辮帥張勳突然挺身而出，對唐紹儀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他先是派人到上海去麵見唐紹儀，威脅說：“今聞閣下以某國為助，以某種交換條件出長外交，想來赴任之途必經徐州。屆時務請下車一談，藉聆雅教。故特派使者前往迎駕。”
唐紹儀素知張勳蠻橫，見其來使出言詭秘，感到不寒而忄栗，隻好委婉地推托說：“本人身體欠佳，陸行不便，擬由海路北上，故不能在徐州停留，有負雅意，深以為歉。”隨後，他便由上海乘船徑赴天津。張勳得到這一消息後，立即派其參謀長萬繩木式急往天津散發小冊子，反對唐紹儀出任外長。唐抵津後，從往迎者口中得知張勳已先在天津發難，嚇得躲在船上兩三天不敢上岸。等到輿論稍稍平靜以後，才登陸前往北京。但他在北京繼續受到張勳的追擊和段祺瑞的刁難，乃至不敢接篆視事，最後連一天外長也沒正式當成，便不得不悄然無聲地溜之乎也。
原來，張勳此次反對唐任外長，竟也是因為日本人的緣故。因為唐與日本關係密切，有人說唐任外長即為日本政府背後運動的結果。故張勳認為唐必然對日本許諾了某種賣國條件，這是他不能容忍的。他反對別人親日賣國，自己更是身體力行。1916年11月，日本駐天津軍隊少將司令官石光真臣在複辟派直隸省長朱家寶的拉攏下，曾親率翻譯中島比多吉前往徐州向張勳表示，願意援助複辟，以使“日本天皇為德不孤”。然張勳亦僅表示希望日本在未來實行複辟時，宣統皇帝身邊若發生不測，想請日本使館幫助保護其安全。而對別的援助，他則一口拒絕，可見他與日本人的芥蒂結得多深。
然而，1917年初，卻有一名不怕討嫌的日本浪人孤身來到徐州。幾經周折後，意然成了張勳的知心朋友。
這名日本浪人名叫佃信夫，是日本民間侵略擴張主義組織黑龍會的幹事。和所有的黑龍會分子一樣，佃信夫的抱負也是努力協助政府實現日本對整個亞洲各國的領導地位，使之免受西方列強瓜分。他認為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局混亂，不利於日本對中國的獨家控製。而之所以會形成這種混亂不堪的政治局麵，他認為主要是因為辛亥革命後，中國辦共和辦壞了。因而他主張在中國實行複辟。他起初曾對巴布紮布的行動寄予希望，並且親自到郭家店慰問過巴氏。但巴布紮布的馬賊隊迅速失敗，使他感到在中國要想複辟成功，必須找到一位擁有強大武力的人物。他在中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認為張勳正是他所要物色的最佳對象。他於1916年秋返回日本，想摸清日本政府當局對華政策的動向。這時恰值寺內正毅新任內閣首相，佃信夫即去訪晤。他向寺內詳細匯報了在中國所了解到的情況，並表明自己對複辟的主張。寺內當即表示：“如果有強有力的人物堅決主張複辟，也是和我們的理想相符的。”
佃信夫得到了首相的支持，頓時信心百倍，決心再去中國大幹一番。他先同幾位黑龍會內的同誌到伊勢大神宮參拜了皇祖神位，祈求皇祖保佑自己一帆風順，馬到成功。然後於1917年元旦獨自乘船前往中國。他在上海下船後，分別訪問了前清舊臣姚文藻、鄭孝胥、李經邁和升允等人，就複辟問題交換了意見。隨後由李經邁介紹來到了徐州。
然而，張勳出於對日本人的深刻成見，竟決定不予理睬。佃信夫在賓館裏一連住了好幾天無人搭理，據他自己說是“深切感受到了中國文章中常有的‘白眼相加’或‘側目相視’等詞句，恰好就是自己此刻處境的寫照”。直到某日偶然遇上張勳幕府中一位名叫蔡國器的僚屬，情況才算有了轉機。
原來，蔡國器曾在日本東京留學，了解日本情況，會講日語，且當年在日本就曾聞知佃信夫的大名，並和他見過一回麵。他見佃信夫困居賓館，大為驚異，問明來由後，決定幫助佃信夫與張勳晤談。為使張勳對佃產生好感，蔡國器還給佃出了一個主意。蔡知道佃雖不會講中國話，但能寫漢文，他便建議佃在自己居室的白牆上，用毛筆寫一首中國詩，以表示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和愛好。他說：“如果大帥知道先生尊重中國文化，他必會改變對先生的態度。”
佃信夫聽了蔡國器的主意，當即請蔡幫忙弄來了筆墨，提起筆來想了一想，覺得詩詞格律太嚴，無法充分表達自己的心思，便臨時改變主意，不寫詩而在牆上寫成了一段散文。其文曰：
先儒有言曰：以龍逄比幹之心，行蘇秦張儀之術，是謂之大丈夫之士焉。然而蘇秦張儀之未足稱大丈夫之士也久矣。秦歲三十左右，已佩六國相印，餘歲五十又二，才為長江巡閱使少軒張君幕賓，是誠可愧也。然秦呼六國侯伯以大王，侯伯呼秦以君，與臣僚無少異也，在餘則不然，少軒呼餘以君，則餘亦以君應之；呼以先生，則複以先生答之。應酬爾，少無芥蒂，是稍足可慰矣。即名吾室曰“可愧可慰齋”，以為記雲爾。大正六年二月。大日本處士佃信夫議。
這段文字自然談不上什麽高妙，其意思很直白，令人一看便知是吹噓自己不僅有龍逄比幹之忠誠、蘇秦張儀之本領，而且有著遠比他們高得多的國格和外交地位，表示了他對張勳故意怠慢他的強烈不滿。但作為一名外國人，竟能較恰當地運用龍逄比幹、蘇秦張儀的典故，幾個漢字寫得也還算工整，而且多少表現了幾分委命輸誠之意，也真是難為這東洋鬼子一番苦心了。因而當蔡國器把這個情況報告給張勳之後，張勳真的受到感動，遂表示願意與這日本人一談。
“先生熟諳漢文，真叫人欽佩！”張勳稱讚說。蔡國器在旁邊翻譯。
“不敢，不敢，不過日中兩國同文同種，理應相互提挈。作為大日本帝國之士，我尤其感到有責任扶助貧弱的中國結束混亂局麵，走向自治和繁榮。”佃信夫說著說著，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幾分東洋自大的神氣來，接著，他警告張勳說，“先生如以敵視日本的態度進行複辟，那是非常錯誤的，必須事事接受日本指導，方可獲得成功。”
蔡國器聽著嚇了一跳，他一麵盡量把佃信夫的話翻譯得軟和一點，一邊向佃信夫以目示意，請他在大帥麵前說話放謙虛一點。
果然，張勳對佃信夫所流露的那種大日本優越感頗不受用。他立即拉下臉來抗議說：“關於複辟之舉，本人並無向日本求援之意，先生若想喝酒，則敝府常備有故鄉所產之四特酒數缸，願陪先生小醉一場；先生若想來教訓鄙人如何複辟，則鄙人雖不敏，亦自有幾分主張，豈有煩勞先生之理？”
佃信夫至此方知張勳的中國式自尊心竟是如此之強。為了打破僵局，他隻得請蔡國器代為詭辯說，日本人所謂之“指導”乃中國人所說之“幫忙”是也，因而佃信夫所言，並無教訓大帥之意雲雲。張勳聽了這番詭辯，方才轉怒為喜。會談氣氛亦始轉入正常。
“本人所憂者，惟段祺瑞耳。其人亟欲逐黎以自代。他的主張是自己要當一個不叫皇帝的皇帝，故對本人的複辟之舉絕無讚成之理。此點已十分清楚。本人前此舉行徐州會議之時，各省督軍都表示讚成複辟，段祺瑞的代表徐樹錚也表讚成。但其真意如何，一時尚難預料。因此，將來發動複辟之時，勢將難免與之一戰。如果與段交戰，則北京宣統皇帝身邊可能發生不測。若屆時日本使館能予以接引，並多加保護，則本人可以毫無顧慮在與段決一雌雄。本人這意思，前不久跟貴國天津的一位什麽少將也曾談過。該少將當時表示要電請日本內閣的訓示，但至今已兩個月了，還沒有回音。本人今天再給先生重申這一意思。願煩先生盡力者，僅此而已，不知意下如何？”張勳仍然堅持不向日本人祈求物質援助的立場，隱示他不會同日本人作權利交易，彼此的合作隻能是道義上的和有限度的。接著，他又說：“不過，從目前情況看，日本政府還正在以援段為條件，拉段參加協約國對德宣戰。日本如長期實行援段之政策，則必然對本人的複辟方針有礙，這是本人所不能諒解的。”
於是，佃信夫便對張勳詳細介紹了去年與寺內首相晤談時，寺內所表示的態度。最後，他信心十足地說：“寺內首相當會滿足閣下的希望，讚成複辟並盡力保護宣統皇帝之安全。但從程序上來看，大帥應直接向日本政府證明，複辟是全國輿論之歸趨。幸而大帥早已多次召開徐州會議，立有誓約。徐州會議雖南方五省督軍未曾出席，但其餘十三省督軍全部參加，並均表讚成複辟。故該誓約即可視為輿論的代表。如能將該誓約持往日本提示寺內首相，不但寺內首相將增強信心，即其他有心之人，亦將受到鼓舞。如有適當的人持誓約前往日本，本人願做引介，使之與寺內首相直接會見。”
張勳聽後，立表同意，答稱：“如是，就勞升允老人走一趟吧！”從此，張勳對佃信夫完全解除了芥蒂。慢慢地，佃信夫便成了張勳眼裏的第一個“日本好人”。
佃信夫回國，果然促成寺內正毅接見了張勳使者升允。升允出身蒙古王公貴族，清末曾任陝甘總督和陝西巡撫等職；辛亥革命後，他極力抵抗革命，糾集滿蒙王公、八旗殘部拚湊起所謂“勤王軍”，與革命軍發生過衝突。他的軍事力量被消滅後，本人流浪青島，投入宗社黨餘孽們的懷抱，專門策劃勾結外國勢力，圖謀複辟。此番張勳派他東渡向日本求助，正合了他的心願。
寺內正毅在他細聽完佃信夫的介紹之後，接過升允交出的裝在木函裏的徐州會議誓約，以莊重的神情啟函閱讀，然後以溫和的語調說：“張勳氏的希望本人業已詳知。當命駐北京日本公使館注意保護宣統帝的安全，盡可放心。諸君已根據十三省督軍聯名宣誓的精神圖謀複辟，日本沒有理由加以反對，請勿顧慮，盡可按計劃行事，張氏既已聲稱不要求日本給予任何援助。本人也但願如此。然而，此等事體是需要多方準備的。故請轉達張勳，如萬一遇有需要援助之處，盡可提出。聽說先生寓居青島，歸國後，可能遇到某些不便之處，屆時盡可與日本駐軍司令官大穀商量，不必客氣。本人亦將致函大穀表明此意。”
據說寺內談話十分懇切、富於感情。升允聽罷，在感激之餘不禁啜泣起來，老淚橫流，不能自已，連連稱謝，竟至泣不成聲。連寺內也被感動得流下淚來。
升允和佃信夫帶著寺內正毅的允諾回到徐州，張勳聽了匯報頗感欣慰。隨後升允回到青島，佃信夫則留在張勳身邊繼續幫助策劃複辟進程。不料大約10天之後，升允忽由青島密派使者給佃信夫送來一封意外的急函。信中夾著日本陸軍大臣大島健一發給青島駐軍司令官大穀的一道訓令。其令曰：
關於複辟之事，望貴官與升允會談時應注意下列立場：
日本政府對於中國的內政問題本無幹涉之意。但在此時發動複辟，造成混亂，不但對中國不利，即對宗社黨的前途亦頗不利。故望貴官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力勸升允：發動複辟，目下尚非其時。
升允在來信中說，日前與大穀司令官見麵時，大穀還曾表示非常關切的態度，但現在突接本省訓令，感到左右為難。力求得升允諒解，他不得不把陸軍省訓令原文交給升允。升允怕此電挫傷張勳複辟之銳氣，故不敢向張勳匯報，而僅將情況密報佃信夫。可見在升允眼裏，日本爸爸佃信夫比中國辮子大帥張勳畢竟還更親近一層。這也正是張勳在對待日本援助問題上與其他複辟者的顯著區別之所在。
佃信夫得知這一情況，被弄得進退維穀，狼狽不堪。經過徹夜不眠的苦思焦慮之後，他還是覺得按照日本武士道精神，應該把情況如實告訴張勳，並與之共商辦法。主意打定之後，他即把陸軍大臣的訓令譯成中文，呈示張勳，並對張說：“寺內首相本是一個幾乎近於固執的堅定人物，堪稱日本武士道的典範。他從前對我們許下那樣的諾言，如今命令陸軍省發這份電報，其背後必然有著萬不得已的隱衷。因此，本人願赴濟南發出電報，詢明寺內首相的真實意圖，以明個中原委。願假以十天半月的時間，希予諒解。”張勳表示同意，並建議佃赴濟南時，就便登泰山一遊，一路由張勳部下少將張傑陪伴照顧。
佃信夫在濟南接到東京黑龍會同誌長島隆二的回信，轉告寺內首相致意：“其一，陸軍省給青島駐軍司令所發訓令，他並不知道，係陸軍省獨自所為。其二，目前中國內外情況目趨複雜。當此之際，切忌輕舉妄動。”
由於寺內正毅這兩點意見語意含混，互相矛盾（前一點似乎想表明他與陸軍省意見並不一致；而後一點又似乎表示他讚成陸軍省關於勿擅行複辟之舉的意見），佃信夫理解首相可能受某些部門的製約，處於兩難境地。基於此種情況，他向張勳表示願返東京再見首相，並說服陸軍當局一道讚成複辟。張勳即舉行宴會，為佃餞行。
佃信夫剛離開徐州，日本陸軍參謀部次官田中義一接著又到。原來，日本陸軍省雖已電令青島駐軍司令官大穀製止升允的活動，但對佃信夫在徐州的活動仍不放心。故又派田中義一親至徐州了解情況。田中與張勳晤談後，對張勳表示的複辟決心沒有明確表態。隻說要等他赴南京、上海、漢口轉北京了解情況回國研究辦法後，有信來，才可作出某種行動。但田中義一在以上幾個口岸兜過一圈之後，很快便發現情況有異，因此他不待回國即從北京派中島比多吉來見張勳，告以各省態度曖昧，所謂共舉複辟的“誓書”萬不可恃，最好不要即行複辟。
但張勳覺得，自己既不指望日本人的什麽援助，當然也就可以不管日本人的態度如何。日本人若肯支持當然可取，但日本人如果不支持，難道複辟之大業就不幹了嗎？去他媽那個出爾反爾的日本首相，老子且不管你什麽“寺內”“寺外”，老子要複辟就複辟，你能怎麽著？
恰巧這時候，北京政局已出現了對張勳非常有利的情況，使他覺得連宣統皇帝的安全問題也不必煩勞日本人幫忙解決了。這就更堅定了他獨立解決問題的決心。
原來，第四次徐州會議結束後，由於各省督軍紛紛擁兵獨立，加上議會中錢能訓的交通係和梁啟超的研究係議員又紛紛辭職，弄得議會也無法開會，黎元洪困居北京，完全孤立無助，情勢已經十分狼狽。張勳料定黎菩薩已無法收拾時局，便趁機特派李盛鐸來到北京，向黎遞交了一份言詞懇切的議政書，表示如總統召他入京，他願擔任調停。黎元洪突然回想起，自從對德外交分歧發生以來，張勳雖曾發表過反對罷免段祺瑞職務的電報，他卻從未發表過讚成段祺瑞絕德外交政策的言論。如此看來，他似乎確像是一個處於中間立場的人物，說不定召他進京，還真能解決幾點問題。於是，他決計下令道：
據安徽督軍張勳來電，厲陳時局，情詞懇摯，本大總統德薄能鮮，誠信未孚，致為國家禦侮之官，竟有藩鎮聯兵之禍，事與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軍張勳功高望重，公誠愛國，盼即速來京，共商國事，必能匡濟時即艱，挽回大局，？予望之！
此令。
中華民國六年六月一日
張勳得了這道命令，興奮得渾身熱血奔湧。這可真是吉人天助。借著黎菩薩這道通令，他現在已經可以“光明正大”，大搖大擺地帶著辮子兵暢行無阻地開進京城了，何愁複辟之不成！
這個消息即時便傳到了日本，當時正在東京說服外務省和陸軍省讚成張勳複辟的佃信夫得知消息後，也興奮得夜不能寐。盡管外務省和陸軍省並不肯接受他的遊說，他還是覺得張勳確實已經遇到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他抱著這種信念又去拜訪了首相寺內正毅，向他分析了中國所出現的新情況，認為張勳擁有十三省督軍的支持，現在又得到合法進京的理由，隻要他指揮得當，定能必勝無疑。寺內聽完佃的分析，也麵露喜色，說：“如果這樣，當然很好。”佃信夫認為自己的觀點已再度得到了首相首肯，他便信心滿懷地再次奔向了中國。當他於6月30日在北京見到張勳時，一場驚天動地的“英雄壯舉”已經迫近眉睫了。
辮子帥蒞任“調人”，段祺瑞巧設陷阱
於是，張勳自始至終穩穩地把住了複辟的主導權。他以雄厚的軍事實力，在那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混沌年代裏，勉為其難地強占了本不屬於他應占的曆史地位。
聽信日本“好人”言，“英雄壯舉”燒眉毛
張勳終其一生，始終不肯崇洋媚外，不肯出賣國家主權和利益，這是他和北洋派其他軍閥顯然不同的一個鮮明特點。他對洋鬼子（尤其對法國和日本）的憤恨前文已有鋪敘。另據有關史料記載，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段內閣組成時，黎元洪為了遏製段的權勢，曾決定任命唐紹儀為外交總長，並商定唐對一切外交事務享有處理之全權，不受段的指揮。段祺瑞表麵上讚成，背地裏卻為自己身為總理而無外交之權感到非常惱怒。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卻不料辮帥張勳突然挺身而出，對唐紹儀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他先是派人到上海去麵見唐紹儀，威脅說：“今聞閣下以某國為助，以某種交換條件出長外交，想來赴任之途必經徐州。屆時務請下車一談，藉聆雅教。故特派使者前往迎駕。”
唐紹儀素知張勳蠻橫，見其來使出言詭秘，感到不寒而忄栗，隻好委婉地推托說：“本人身體欠佳，陸行不便，擬由海路北上，故不能在徐州停留，有負雅意，深以為歉。”隨後，他便由上海乘船徑赴天津。張勳得到這一消息後，立即派其參謀長萬繩木式急往天津散發小冊子，反對唐紹儀出任外長。唐抵津後，從往迎者口中得知張勳已先在天津發難，嚇得躲在船上兩三天不敢上岸。等到輿論稍稍平靜以後，才登陸前往北京。但他在北京繼續受到張勳的追擊和段祺瑞的刁難，乃至不敢接篆視事，最後連一天外長也沒正式當成，便不得不悄然無聲地溜之乎也。
原來，張勳此次反對唐任外長，竟也是因為日本人的緣故。因為唐與日本關係密切，有人說唐任外長即為日本政府背後運動的結果。故張勳認為唐必然對日本許諾了某種賣國條件，這是他不能容忍的。他反對別人親日賣國，自己更是身體力行。1916年11月，日本駐天津軍隊少將司令官石光真臣在複辟派直隸省長朱家寶的拉攏下，曾親率翻譯中島比多吉前往徐州向張勳表示，願意援助複辟，以使“日本天皇為德不孤”。然張勳亦僅表示希望日本在未來實行複辟時，宣統皇帝身邊若發生不測，想請日本使館幫助保護其安全。而對別的援助，他則一口拒絕，可見他與日本人的芥蒂結得多深。
然而，1917年初，卻有一名不怕討嫌的日本浪人孤身來到徐州。幾經周折後，意然成了張勳的知心朋友。
這名日本浪人名叫佃信夫，是日本民間侵略擴張主義組織黑龍會的幹事。和所有的黑龍會分子一樣，佃信夫的抱負也是努力協助政府實現日本對整個亞洲各國的領導地位，使之免受西方列強瓜分。他認為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局混亂，不利於日本對中國的獨家控製。而之所以會形成這種混亂不堪的政治局麵，他認為主要是因為辛亥革命後，中國辦共和辦壞了。因而他主張在中國實行複辟。他起初曾對巴布紮布的行動寄予希望，並且親自到郭家店慰問過巴氏。但巴布紮布的馬賊隊迅速失敗，使他感到在中國要想複辟成功，必須找到一位擁有強大武力的人物。他在中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認為張勳正是他所要物色的最佳對象。他於1916年秋返回日本，想摸清日本政府當局對華政策的動向。這時恰值寺內正毅新任內閣首相，佃信夫即去訪晤。他向寺內詳細匯報了在中國所了解到的情況，並表明自己對複辟的主張。寺內當即表示：“如果有強有力的人物堅決主張複辟，也是和我們的理想相符的。”
佃信夫得到了首相的支持，頓時信心百倍，決心再去中國大幹一番。他先同幾位黑龍會內的同誌到伊勢大神宮參拜了皇祖神位，祈求皇祖保佑自己一帆風順，馬到成功。然後於1917年元旦獨自乘船前往中國。他在上海下船後，分別訪問了前清舊臣姚文藻、鄭孝胥、李經邁和升允等人，就複辟問題交換了意見。隨後由李經邁介紹來到了徐州。
然而，張勳出於對日本人的深刻成見，竟決定不予理睬。佃信夫在賓館裏一連住了好幾天無人搭理，據他自己說是“深切感受到了中國文章中常有的‘白眼相加’或‘側目相視’等詞句，恰好就是自己此刻處境的寫照”。直到某日偶然遇上張勳幕府中一位名叫蔡國器的僚屬，情況才算有了轉機。
原來，蔡國器曾在日本東京留學，了解日本情況，會講日語，且當年在日本就曾聞知佃信夫的大名，並和他見過一回麵。他見佃信夫困居賓館，大為驚異，問明來由後，決定幫助佃信夫與張勳晤談。為使張勳對佃產生好感，蔡國器還給佃出了一個主意。蔡知道佃雖不會講中國話，但能寫漢文，他便建議佃在自己居室的白牆上，用毛筆寫一首中國詩，以表示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和愛好。他說：“如果大帥知道先生尊重中國文化，他必會改變對先生的態度。”
佃信夫聽了蔡國器的主意，當即請蔡幫忙弄來了筆墨，提起筆來想了一想，覺得詩詞格律太嚴，無法充分表達自己的心思，便臨時改變主意，不寫詩而在牆上寫成了一段散文。其文曰：
先儒有言曰：以龍逄比幹之心，行蘇秦張儀之術，是謂之大丈夫之士焉。然而蘇秦張儀之未足稱大丈夫之士也久矣。秦歲三十左右，已佩六國相印，餘歲五十又二，才為長江巡閱使少軒張君幕賓，是誠可愧也。然秦呼六國侯伯以大王，侯伯呼秦以君，與臣僚無少異也，在餘則不然，少軒呼餘以君，則餘亦以君應之；呼以先生，則複以先生答之。應酬爾，少無芥蒂，是稍足可慰矣。即名吾室曰“可愧可慰齋”，以為記雲爾。大正六年二月。大日本處士佃信夫議。
這段文字自然談不上什麽高妙，其意思很直白，令人一看便知是吹噓自己不僅有龍逄比幹之忠誠、蘇秦張儀之本領，而且有著遠比他們高得多的國格和外交地位，表示了他對張勳故意怠慢他的強烈不滿。但作為一名外國人，竟能較恰當地運用龍逄比幹、蘇秦張儀的典故，幾個漢字寫得也還算工整，而且多少表現了幾分委命輸誠之意，也真是難為這東洋鬼子一番苦心了。因而當蔡國器把這個情況報告給張勳之後，張勳真的受到感動，遂表示願意與這日本人一談。
“先生熟諳漢文，真叫人欽佩！”張勳稱讚說。蔡國器在旁邊翻譯。
“不敢，不敢，不過日中兩國同文同種，理應相互提挈。作為大日本帝國之士，我尤其感到有責任扶助貧弱的中國結束混亂局麵，走向自治和繁榮。”佃信夫說著說著，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幾分東洋自大的神氣來，接著，他警告張勳說，“先生如以敵視日本的態度進行複辟，那是非常錯誤的，必須事事接受日本指導，方可獲得成功。”
蔡國器聽著嚇了一跳，他一麵盡量把佃信夫的話翻譯得軟和一點，一邊向佃信夫以目示意，請他在大帥麵前說話放謙虛一點。
果然，張勳對佃信夫所流露的那種大日本優越感頗不受用。他立即拉下臉來抗議說：“關於複辟之舉，本人並無向日本求援之意，先生若想喝酒，則敝府常備有故鄉所產之四特酒數缸，願陪先生小醉一場；先生若想來教訓鄙人如何複辟，則鄙人雖不敏，亦自有幾分主張，豈有煩勞先生之理？”
佃信夫至此方知張勳的中國式自尊心竟是如此之強。為了打破僵局，他隻得請蔡國器代為詭辯說，日本人所謂之“指導”乃中國人所說之“幫忙”是也，因而佃信夫所言，並無教訓大帥之意雲雲。張勳聽了這番詭辯，方才轉怒為喜。會談氣氛亦始轉入正常。
“本人所憂者，惟段祺瑞耳。其人亟欲逐黎以自代。他的主張是自己要當一個不叫皇帝的皇帝，故對本人的複辟之舉絕無讚成之理。此點已十分清楚。本人前此舉行徐州會議之時，各省督軍都表示讚成複辟，段祺瑞的代表徐樹錚也表讚成。但其真意如何，一時尚難預料。因此，將來發動複辟之時，勢將難免與之一戰。如果與段交戰，則北京宣統皇帝身邊可能發生不測。若屆時日本使館能予以接引，並多加保護，則本人可以毫無顧慮在與段決一雌雄。本人這意思，前不久跟貴國天津的一位什麽少將也曾談過。該少將當時表示要電請日本內閣的訓示，但至今已兩個月了，還沒有回音。本人今天再給先生重申這一意思。願煩先生盡力者，僅此而已，不知意下如何？”張勳仍然堅持不向日本人祈求物質援助的立場，隱示他不會同日本人作權利交易，彼此的合作隻能是道義上的和有限度的。接著，他又說：“不過，從目前情況看，日本政府還正在以援段為條件，拉段參加協約國對德宣戰。日本如長期實行援段之政策，則必然對本人的複辟方針有礙，這是本人所不能諒解的。”
於是，佃信夫便對張勳詳細介紹了去年與寺內首相晤談時，寺內所表示的態度。最後，他信心十足地說：“寺內首相當會滿足閣下的希望，讚成複辟並盡力保護宣統皇帝之安全。但從程序上來看，大帥應直接向日本政府證明，複辟是全國輿論之歸趨。幸而大帥早已多次召開徐州會議，立有誓約。徐州會議雖南方五省督軍未曾出席，但其餘十三省督軍全部參加，並均表讚成複辟。故該誓約即可視為輿論的代表。如能將該誓約持往日本提示寺內首相，不但寺內首相將增強信心，即其他有心之人，亦將受到鼓舞。如有適當的人持誓約前往日本，本人願做引介，使之與寺內首相直接會見。”
張勳聽後，立表同意，答稱：“如是，就勞升允老人走一趟吧！”從此，張勳對佃信夫完全解除了芥蒂。慢慢地，佃信夫便成了張勳眼裏的第一個“日本好人”。
佃信夫回國，果然促成寺內正毅接見了張勳使者升允。升允出身蒙古王公貴族，清末曾任陝甘總督和陝西巡撫等職；辛亥革命後，他極力抵抗革命，糾集滿蒙王公、八旗殘部拚湊起所謂“勤王軍”，與革命軍發生過衝突。他的軍事力量被消滅後，本人流浪青島，投入宗社黨餘孽們的懷抱，專門策劃勾結外國勢力，圖謀複辟。此番張勳派他東渡向日本求助，正合了他的心願。
寺內正毅在他細聽完佃信夫的介紹之後，接過升允交出的裝在木函裏的徐州會議誓約，以莊重的神情啟函閱讀，然後以溫和的語調說：“張勳氏的希望本人業已詳知。當命駐北京日本公使館注意保護宣統帝的安全，盡可放心。諸君已根據十三省督軍聯名宣誓的精神圖謀複辟，日本沒有理由加以反對，請勿顧慮，盡可按計劃行事，張氏既已聲稱不要求日本給予任何援助。本人也但願如此。然而，此等事體是需要多方準備的。故請轉達張勳，如萬一遇有需要援助之處，盡可提出。聽說先生寓居青島，歸國後，可能遇到某些不便之處，屆時盡可與日本駐軍司令官大穀商量，不必客氣。本人亦將致函大穀表明此意。”
據說寺內談話十分懇切、富於感情。升允聽罷，在感激之餘不禁啜泣起來，老淚橫流，不能自已，連連稱謝，竟至泣不成聲。連寺內也被感動得流下淚來。
升允和佃信夫帶著寺內正毅的允諾回到徐州，張勳聽了匯報頗感欣慰。隨後升允回到青島，佃信夫則留在張勳身邊繼續幫助策劃複辟進程。不料大約10天之後，升允忽由青島密派使者給佃信夫送來一封意外的急函。信中夾著日本陸軍大臣大島健一發給青島駐軍司令官大穀的一道訓令。其令曰：
關於複辟之事，望貴官與升允會談時應注意下列立場：
日本政府對於中國的內政問題本無幹涉之意。但在此時發動複辟，造成混亂，不但對中國不利，即對宗社黨的前途亦頗不利。故望貴官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力勸升允：發動複辟，目下尚非其時。
升允在來信中說，日前與大穀司令官見麵時，大穀還曾表示非常關切的態度，但現在突接本省訓令，感到左右為難。力求得升允諒解，他不得不把陸軍省訓令原文交給升允。升允怕此電挫傷張勳複辟之銳氣，故不敢向張勳匯報，而僅將情況密報佃信夫。可見在升允眼裏，日本爸爸佃信夫比中國辮子大帥張勳畢竟還更親近一層。這也正是張勳在對待日本援助問題上與其他複辟者的顯著區別之所在。
佃信夫得知這一情況，被弄得進退維穀，狼狽不堪。經過徹夜不眠的苦思焦慮之後，他還是覺得按照日本武士道精神，應該把情況如實告訴張勳，並與之共商辦法。主意打定之後，他即把陸軍大臣的訓令譯成中文，呈示張勳，並對張說：“寺內首相本是一個幾乎近於固執的堅定人物，堪稱日本武士道的典範。他從前對我們許下那樣的諾言，如今命令陸軍省發這份電報，其背後必然有著萬不得已的隱衷。因此，本人願赴濟南發出電報，詢明寺內首相的真實意圖，以明個中原委。願假以十天半月的時間，希予諒解。”張勳表示同意，並建議佃赴濟南時，就便登泰山一遊，一路由張勳部下少將張傑陪伴照顧。
佃信夫在濟南接到東京黑龍會同誌長島隆二的回信，轉告寺內首相致意：“其一，陸軍省給青島駐軍司令所發訓令，他並不知道，係陸軍省獨自所為。其二，目前中國內外情況目趨複雜。當此之際，切忌輕舉妄動。”
由於寺內正毅這兩點意見語意含混，互相矛盾（前一點似乎想表明他與陸軍省意見並不一致；而後一點又似乎表示他讚成陸軍省關於勿擅行複辟之舉的意見），佃信夫理解首相可能受某些部門的製約，處於兩難境地。基於此種情況，他向張勳表示願返東京再見首相，並說服陸軍當局一道讚成複辟。張勳即舉行宴會，為佃餞行。
佃信夫剛離開徐州，日本陸軍參謀部次官田中義一接著又到。原來，日本陸軍省雖已電令青島駐軍司令官大穀製止升允的活動，但對佃信夫在徐州的活動仍不放心。故又派田中義一親至徐州了解情況。田中與張勳晤談後，對張勳表示的複辟決心沒有明確表態。隻說要等他赴南京、上海、漢口轉北京了解情況回國研究辦法後，有信來，才可作出某種行動。但田中義一在以上幾個口岸兜過一圈之後，很快便發現情況有異，因此他不待回國即從北京派中島比多吉來見張勳，告以各省態度曖昧，所謂共舉複辟的“誓書”萬不可恃，最好不要即行複辟。
但張勳覺得，自己既不指望日本人的什麽援助，當然也就可以不管日本人的態度如何。日本人若肯支持當然可取，但日本人如果不支持，難道複辟之大業就不幹了嗎？去他媽那個出爾反爾的日本首相，老子且不管你什麽“寺內”“寺外”，老子要複辟就複辟，你能怎麽著？
恰巧這時候，北京政局已出現了對張勳非常有利的情況，使他覺得連宣統皇帝的安全問題也不必煩勞日本人幫忙解決了。這就更堅定了他獨立解決問題的決心。
原來，第四次徐州會議結束後，由於各省督軍紛紛擁兵獨立，加上議會中錢能訓的交通係和梁啟超的研究係議員又紛紛辭職，弄得議會也無法開會，黎元洪困居北京，完全孤立無助，情勢已經十分狼狽。張勳料定黎菩薩已無法收拾時局，便趁機特派李盛鐸來到北京，向黎遞交了一份言詞懇切的議政書，表示如總統召他入京，他願擔任調停。黎元洪突然回想起，自從對德外交分歧發生以來，張勳雖曾發表過反對罷免段祺瑞職務的電報，他卻從未發表過讚成段祺瑞絕德外交政策的言論。如此看來，他似乎確像是一個處於中間立場的人物，說不定召他進京，還真能解決幾點問題。於是，他決計下令道：
據安徽督軍張勳來電，厲陳時局，情詞懇摯，本大總統德薄能鮮，誠信未孚，致為國家禦侮之官，竟有藩鎮聯兵之禍，事與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軍張勳功高望重，公誠愛國，盼即速來京，共商國事，必能匡濟時即艱，挽回大局，？予望之！
此令。
中華民國六年六月一日
張勳得了這道命令，興奮得渾身熱血奔湧。這可真是吉人天助。借著黎菩薩這道通令，他現在已經可以“光明正大”，大搖大擺地帶著辮子兵暢行無阻地開進京城了，何愁複辟之不成！
這個消息即時便傳到了日本，當時正在東京說服外務省和陸軍省讚成張勳複辟的佃信夫得知消息後，也興奮得夜不能寐。盡管外務省和陸軍省並不肯接受他的遊說，他還是覺得張勳確實已經遇到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他抱著這種信念又去拜訪了首相寺內正毅，向他分析了中國所出現的新情況，認為張勳擁有十三省督軍的支持，現在又得到合法進京的理由，隻要他指揮得當，定能必勝無疑。寺內聽完佃的分析，也麵露喜色，說：“如果這樣，當然很好。”佃信夫認為自己的觀點已再度得到了首相首肯，他便信心滿懷地再次奔向了中國。當他於6月30日在北京見到張勳時，一場驚天動地的“英雄壯舉”已經迫近眉睫了。
辮子帥蒞任“調人”，段祺瑞巧設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