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葉帥午夜布奇兵！“四人幫”中計就擒(7)
將軍隻身一人來到山下，經過通報，剛走進十五號樓庭院，葉帥就親自迎了出來，請入客廳，拉他坐在沙發上，首先感謝他在危難時刻救了小女兒，然後問他身體怎樣，醫院裏有哪些老戰友，外邊的情況有什麽變化，大家有些什麽議論……傅崇碧就自己所知向老帥吐露真情。
葉帥聽了，很高興，誇獎老部下說：“好，崇碧，你沒有變。你記得嗎？我們是同黨喲！”隨後伸出兩個手指，“我是‘二月逆流’，你是為‘二月逆流’翻案的‘楊、餘、傅’，我又成了‘楊、餘、傅’的黑後台！”
傅崇碧頗有同感地說：“是我連累了首長！我差一點被他們整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葉帥擺擺手說：“究竟誰有罪，鹿死誰手，還說不定，我們走著瞧吧！”說罷哈哈大笑起來。
“首長，大家都很關心你的健康和處境，形勢這樣發展下去怎麽得了！我們這些在戰場上拚過刺刀、打天下的人都等得不耐煩了……”傅崇碧正想請示“辦法”，葉帥從輪椅上俯下身來，小聲地說：
“不要急，你都看到了，我很好，他們說我生病，那我就生病唄！除此之外，他們抓不住我什麽把柄！”說到這裏，順手打開收音機，掰著手繼續講下去，“那幾個人積怨甚多，壞事做盡，快到盡頭了！但是需要鬥爭，還要看準時機，講究方法。”最後叮囑說，“記住，要提高戰備觀念！還是那句老話，眼睛要明，耳朵要張，嘴巴要緊！”
傅崇碧起身作個軍人立正姿態，嚴肅地說：“請首長放心！我們隨時聽從命令，作好一切準備！”
葉帥高興地笑了。
嫣紅的夕陽隱入群山的背後，晚霞映紅了山，映紅了樓舍，映紅了元帥和將軍的臉膛……
傅崇碧謝絕葉帥共進晚餐的挽留，在301醫院開晚飯前趕回了病房，順利地“銷”了假。從此，葉帥那三句“眼、耳、嘴”的箴言在老同誌中間更廣泛地流傳開來。
這一時期，葉劍英不僅約進來，也不斷走出去，主動向一些靠得住的同誌交換對形勢的看法。有一些軍隊和地方上的同誌，或拜訪，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種方式，向葉劍英反映情況，提出扭轉危局的建議。中央的一些部門負責人和老同誌，如耿飆、李強、羅青長、熊向暉、王諍等同誌，也或上西山，或到小翔鳳葉帥家裏，會見過葉劍英。三總部的楊成武、韋國清、吳克華、梁必業、華楠、史進前等，還有在京的各軍兵種負責人，如空軍的張廷發、吳富善，海軍的肖勁光、蘇振華，以及向守誌、呂正操、餘立金、吳忠、吳烈等同誌都利用各種機會、各種途徑同葉帥接觸，有的利用湖邊垂釣（如倪誌福等），有的相約北海品茶（如黃華等），有的利用住院治療（如張愛萍等），向老首長傾訴，一抒己見。
這段時間看望葉帥次數最多的恐怕要屬粟裕和宋時輪兩位將軍了。這不隻是因為他們所在單位的駐地毗鄰西山，老帥那紅楓翠柏的“二號樓”就在他們的管轄圈裏，更重要的是兩位將軍覺察到形勢和事態的嚴峻，需要隨時請教並保護老帥。
不用多費筆墨來介紹，人們大都知道粟裕和宋時輪是聞名中外的戰將。1958年葉劍英創辦全軍的科研中心――軍事科學院，並擔任院長兼政治委員，特意選拔這兩位名將來擔任副手。林彪叛逃和自我爆炸以後，葉帥忙於中央和軍委的工作，就把“軍科”的領導重擔壓在他倆的肩上。在“文化大革命”的危難歲月，他們和葉帥同命運，一齊被“火燒”，被“打倒”，然後又先後被起用、複出。將軍和元帥，患難與共，互相保護，結下了“生死緣”。此刻在“四人幫”鬧騰最厲害的節骨眼上，將軍們怎能不關心老帥，向老帥討教呢？
“葉帥，上邊有什麽新精神嗎？”
“你們聽到什麽反映？”
三位將帥見麵總是這樣開頭。他們議論的話題已經根據事態的發展轉移到“加強戰備”上了。
“你們在首都附近還有什麽老部下嗎？”
“有！”將軍齊聲回答，掐著指頭算起來。
“那好。要個別打招呼，提高戰備觀念！”
“一定照辦！”
兩位將軍雖然不便多問，已經意識到局勢的嚴重和肩負的使命。
從“牛棚”裏出來不久即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又到301住院的劉誌堅，多麽想拜望日夜思念的葉老帥啊！
這位當年的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與葉劍英相識，尤其在長征路上，葉劍英截獲張國燾企圖危害黨中央“密電”後，立即給在紅30軍執行任務的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劉誌堅發電報，要他迅速返回總部。從此，他們建立了戰鬥友誼。“文化大革命”開始，劉誌堅當了七個多月的中央文革小組第三副組長、四個多月的第二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曾多次參加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活動，並經常就有關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親自向葉劍英元帥和其他老帥請示匯報。他協助幾位老帥和總政黨委，為保持軍隊穩定做了許多工作。
1966年《五一六通知》發出後，軍隊該怎麽辦？劉誌堅請示葉劍英後，主持起草了《關於執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5月25日以總政治部（66）32號文件下發部隊。這個通知，明確指出運動要在全軍各級黨委“加強領導”下進行。“在連隊和一般機關幹部中，著重進行正麵教育。”並且規定：對於要點名批判的，包括報刊上公開批判和在內部批判，都應經黨委批準。有的由各大單位黨委批準。凡屬全軍範圍有影響的人物要經總政黨委批準。這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亂揪亂鬥的行為。
1966年6月20日，劉誌堅又同“全軍文革”的同誌起草了關於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規定“整風徹底”的院校不開展“四大”，這個指示由葉帥批準下發。7月8日，葉帥又在劉誌堅批報的《部隊文化革命動態》上加了一個批語，把軍隊院校“文化革命”限製在23所院校中進行。
1966年冬，北京相繼發生了多起衝擊軍事機關、揪鬥領導幹部的事件。有些來京“造反派”學員到各軍種、兵種機關和總部，不分晝夜地輪番要求領導接見，要求解答問題。如不接見，就靜坐、寫血書、絕食。還有的“造反派”把一些領導同誌揪到國防部大門外，把裝有文件的鐵櫃也抬來，詭稱文件櫃裏藏有鎮壓學生的“黑材料”，非要“全軍文革”接見不可。在這種形勢下，葉帥在西山召開各大單位領導同誌匯報會。各軍兵種、各總部領導同誌紛紛反映沒法工作，沒有時間看電報，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保證。劉誌堅根據葉帥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11月6日《關於各總部、國防科委、軍種兵種機關必須經常保持戰備狀態的通知》，要求“我軍必須經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戰備狀態，隨時準備對付敵人的突然襲擊。各總部、國防科委、各軍種的主要領導同誌，在完成上述任務中擔負著重要的責任。必須保證他們對部隊實施經常的指揮，不能中斷。未經軍委許可，他們不能離開指揮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院校的革命師生，向他們反映情況，要求他們解答問題，對他們提批評意見等，應該和接待機關商量，根據領導同誌的工作情況，安排接待時間、地點，每次談話或開會的時間不要太長；對於機關的辦公室、通信設施、保密設備要妥為保護，以免影響他們對部隊的指揮和日常工作的進行。”這個通知，林彪轉送給“中央文革”，又被陳伯達以“借戰備壓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壓。為了控製林彪下令炮製的《緊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亂的局麵，劉誌堅根據葉劍英的指示精神，曾組織“全軍文革”前後起草過五份電報，但都被陳伯達扣壓了。
在最緊張的階段，葉帥讓劉誌堅搬進西山“保護區”，後來“四人幫”怪罪他離開中央文革，另立“資產階級司令部”。由於劉誌堅靠攏葉帥，敢於和林彪、江青一夥“對著幹”，最終被他們以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中央文革中的奸細”等罪名所打倒，被關押審訊，殘酷迫害。直到1974年國慶節前夕，經周總理親自提名，才得以解除“監護審查”，並參加國慶活動。
劉誌堅被“解放”後，第一個見周總理，第二個見葉帥。他出席國慶宴會，第一個走過來同他握手的是葉帥。為了安排他的工作，葉帥四次找他談話。他到昆明工作後，每次回京都要去看望葉帥。1976年爆發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四五”運動以後，他對解決“四人幫”問題非常關心，曾積極提出建議。他回憶說：
1976年，天安門事件以後，我住在醫院裏。後來主席逝世後，我們就估計到了，“四人幫”一定要發難，“四人幫”一定要抓人，老幹部們，特別是坐牛棚的人都提心吊膽，覺得動手晚了我們要遭殃，所以說先下手為強。我也知道有些人到葉帥那裏去，我也想去，但我又怕暴露目標。去的人太多了，暴露目標，萬一“四人幫”知道了，可能不利，所以我就叫葉帥的一個兒子到我家裏來，我相信他是可靠的，我就把我的意思，把我接觸到的老幹部們的意思，即覺得主席去世以後“四人幫”肯定要動手，如果我們不趕快動手，就要遭殃。現在能領導辦這件事情的就是葉帥，因為聶老總身體也不大好，徐帥也有病。真正有這個魄力、有這個膽量的還是葉帥，因為小平已被打倒了，軟禁起來了。葉帥又很長時期主持軍委工作，對軍隊的幹部情況也熟悉，還能指揮動，我們是寄希望於他，希望他能夠勇敢地、大膽地把這個事領導起來，搞掉“四人幫”……我後來才知道，葉帥當時這個決心早就下定了。
魯迅曾引過一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976年，在嚴峻的形勢麵前，在艱巨複雜的鬥爭漩渦裏，葉劍英獲得了多少真摯的“知己”，能夠互通心曲，共商大事啊！
他在醞釀鋤奸，有意識地傾聽各方麵的心聲。用現代語言來說，是在進行一場多層次的“民意測驗”。
如果說，同在京的老知己、老戰友、老部下接觸和交談還比較容易做到，那麽，同外地的同誌談心就相對困難一些了。因為，當時圍繞粉碎“四人幫”鬥爭所進行的信息交流，既不便於用現代工具，如電報、電話、傳真通訊之類，也不便於書信往來。這主要靠外地的同誌來京開會或辦事的機會，在互相訪問中才好麵談。葉劍英正是依靠平素長時間積累起來的友誼和信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同全國各地來京的各大軍區負責人以及其他黨政軍各界的領導同誌進行了個別的醞釀活動。其中，交往較多的有廣州的許世友、李堅真，以及賽福鼎、烏蘭夫、韓先楚、陳丕顯、楊得誌等同誌。
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將軍曾告訴作者，他有一次來京開會，特意去看望葉帥。
這位紅四方麵軍的老戰士，建國後參加過抗美援朝，曾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一級自由獨立勳章。回國後，在擔任南京部隊軍長期間，積極組織戰術訓練改革試驗，發現和總結了“郭興福教學法”。1963年，負責組織全軍軍事訓練的葉劍英，從報導上得知這一典型經驗，親自到部隊訓練現場考察，並向軍委建議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受到了毛澤東的讚同和支持。
從此，葉帥了解和熟悉了李德生將軍，並在林彪破壞“郭興福教學法”和全軍大練兵運動中，彼此加深了信任。李德生十分欽佩文韜武略、德高望重的葉老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調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後，時時登門拜訪，聆聽葉帥的教誨。葉帥也十分支持總政的工作。這遭到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嫉恨。“批林批孔”運動中，“四人幫”把矛頭同時指向了李德生，誣蔑他為“大軍閥”，進行批判鬥爭。不久，李德生被迫辭去了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並由張春橋接替總政治部主任，他調往沈陽軍區。在李德生處於極端困難的境況時，葉帥盡自己的最大努力，處處給他以關心和保護。有人提出要把他揪回北京批鬥，葉帥得知後，氣憤地說：“德生同誌是前線的司令員，你們要把他揪回來鬥，這不是要搞亂軍隊嗎？”在“四人幫”的數次陰謀迫害中，正是由於周總理和葉帥的製止，李德生才免遭於難。因此，他在內心裏十分感激這位“救苦救難”的元帥，每次從外地來京，隻要有機會，總要看看這位老革命家。
葉劍英看到這位從外地來的政治局委員，分外高興。葉帥向他介紹了中央發生的一些情況，憤慨地向他談起“四人幫”利用竊取的權力，打擊迫害鄧小平等問題。
李德生聽了深有同感。他還記得過去葉帥不止一次地向他談起小平同誌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葉帥還幾次向黨中央、毛主席提議，盡快讓小平出來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李德生回憶不久前葉帥特意安排他去看望鄧小平的情景，憤憤地說：“小平同誌雖然被撤銷一切職務，但他在人民心目中永遠不會被撤職的！”
接著兩個人又議論起日益惡化的政治形勢。
葉劍英沉思片刻後，突然打開身旁的收音機，向客人問道：“當前全國形勢這樣嚴峻，你看到底是抓組織重要，還是抓生產重要？”
李德生一下子愕住了，他似乎沒有聽懂問話的意思。為了聽清他的話，就動手關上收音機。
怎能關收音機呢？這是絕對不可的。1976年以來，從周恩來逝世，鄧小平重新挨批，葉劍英迫於逆境，從小翔鳳到西山，已經養成習慣，在與人進行“政治談話”時，總要順手打開收音機、錄音機，或扭開水龍頭，用雜音來幹擾，以防被竊聽。
果然，葉帥又故意打開了收音機，而且加大音量，讓“樣板戲”的高腔喊叫起來，他壓低聲音說：“現在鬥爭很複雜，開著好。”並重複了剛才說過的意思。還沒有等李德生開腔，他自解自答地說：“依我看，還是抓組織重要。”
李德生終於聽明白了：葉帥說的“組織”不是一般的組織，而指的是“中央”。暗示當務之急要果斷解決那幾個人的問題。
李德生立即表示擁護。他謹慎地說：“現在抓組織，就抓到根上了，但這件事需要葉帥深謀遠慮，運籌帷幄。要我做什麽，提前給我打個招呼。我一定照辦！”
這裏要特別交代一筆，在同“四人幫”作最後較量的那些日子裏，來看望葉帥，反映情況互通心曲的，不隻是那些黨和國家軍隊的高級領導人，也有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即一般幹部和知識分子。這些人多半是葉帥從前的警衛人員、醫護人員以及老戰友、老部下、老朋友的子女，即所謂“小字輩”的“忘年交”。他（她）們多半是通過葉帥的子女媒介而來。
馮玉祥將軍的女兒馮理達夫婦的來訪就屬於這一類。
葉帥聽了，很高興，誇獎老部下說：“好，崇碧，你沒有變。你記得嗎？我們是同黨喲！”隨後伸出兩個手指，“我是‘二月逆流’，你是為‘二月逆流’翻案的‘楊、餘、傅’，我又成了‘楊、餘、傅’的黑後台！”
傅崇碧頗有同感地說：“是我連累了首長！我差一點被他們整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葉帥擺擺手說：“究竟誰有罪，鹿死誰手，還說不定，我們走著瞧吧！”說罷哈哈大笑起來。
“首長，大家都很關心你的健康和處境，形勢這樣發展下去怎麽得了！我們這些在戰場上拚過刺刀、打天下的人都等得不耐煩了……”傅崇碧正想請示“辦法”，葉帥從輪椅上俯下身來，小聲地說：
“不要急，你都看到了，我很好，他們說我生病，那我就生病唄！除此之外，他們抓不住我什麽把柄！”說到這裏，順手打開收音機，掰著手繼續講下去，“那幾個人積怨甚多，壞事做盡，快到盡頭了！但是需要鬥爭，還要看準時機，講究方法。”最後叮囑說，“記住，要提高戰備觀念！還是那句老話，眼睛要明，耳朵要張，嘴巴要緊！”
傅崇碧起身作個軍人立正姿態，嚴肅地說：“請首長放心！我們隨時聽從命令，作好一切準備！”
葉帥高興地笑了。
嫣紅的夕陽隱入群山的背後，晚霞映紅了山，映紅了樓舍，映紅了元帥和將軍的臉膛……
傅崇碧謝絕葉帥共進晚餐的挽留，在301醫院開晚飯前趕回了病房，順利地“銷”了假。從此，葉帥那三句“眼、耳、嘴”的箴言在老同誌中間更廣泛地流傳開來。
這一時期，葉劍英不僅約進來，也不斷走出去，主動向一些靠得住的同誌交換對形勢的看法。有一些軍隊和地方上的同誌，或拜訪，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種方式，向葉劍英反映情況，提出扭轉危局的建議。中央的一些部門負責人和老同誌，如耿飆、李強、羅青長、熊向暉、王諍等同誌，也或上西山，或到小翔鳳葉帥家裏，會見過葉劍英。三總部的楊成武、韋國清、吳克華、梁必業、華楠、史進前等，還有在京的各軍兵種負責人，如空軍的張廷發、吳富善，海軍的肖勁光、蘇振華，以及向守誌、呂正操、餘立金、吳忠、吳烈等同誌都利用各種機會、各種途徑同葉帥接觸，有的利用湖邊垂釣（如倪誌福等），有的相約北海品茶（如黃華等），有的利用住院治療（如張愛萍等），向老首長傾訴，一抒己見。
這段時間看望葉帥次數最多的恐怕要屬粟裕和宋時輪兩位將軍了。這不隻是因為他們所在單位的駐地毗鄰西山，老帥那紅楓翠柏的“二號樓”就在他們的管轄圈裏，更重要的是兩位將軍覺察到形勢和事態的嚴峻，需要隨時請教並保護老帥。
不用多費筆墨來介紹，人們大都知道粟裕和宋時輪是聞名中外的戰將。1958年葉劍英創辦全軍的科研中心――軍事科學院，並擔任院長兼政治委員，特意選拔這兩位名將來擔任副手。林彪叛逃和自我爆炸以後，葉帥忙於中央和軍委的工作，就把“軍科”的領導重擔壓在他倆的肩上。在“文化大革命”的危難歲月，他們和葉帥同命運，一齊被“火燒”，被“打倒”，然後又先後被起用、複出。將軍和元帥，患難與共，互相保護，結下了“生死緣”。此刻在“四人幫”鬧騰最厲害的節骨眼上，將軍們怎能不關心老帥，向老帥討教呢？
“葉帥，上邊有什麽新精神嗎？”
“你們聽到什麽反映？”
三位將帥見麵總是這樣開頭。他們議論的話題已經根據事態的發展轉移到“加強戰備”上了。
“你們在首都附近還有什麽老部下嗎？”
“有！”將軍齊聲回答，掐著指頭算起來。
“那好。要個別打招呼，提高戰備觀念！”
“一定照辦！”
兩位將軍雖然不便多問，已經意識到局勢的嚴重和肩負的使命。
從“牛棚”裏出來不久即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又到301住院的劉誌堅，多麽想拜望日夜思念的葉老帥啊！
這位當年的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與葉劍英相識，尤其在長征路上，葉劍英截獲張國燾企圖危害黨中央“密電”後，立即給在紅30軍執行任務的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劉誌堅發電報，要他迅速返回總部。從此，他們建立了戰鬥友誼。“文化大革命”開始，劉誌堅當了七個多月的中央文革小組第三副組長、四個多月的第二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曾多次參加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活動，並經常就有關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親自向葉劍英元帥和其他老帥請示匯報。他協助幾位老帥和總政黨委，為保持軍隊穩定做了許多工作。
1966年《五一六通知》發出後，軍隊該怎麽辦？劉誌堅請示葉劍英後，主持起草了《關於執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5月25日以總政治部（66）32號文件下發部隊。這個通知，明確指出運動要在全軍各級黨委“加強領導”下進行。“在連隊和一般機關幹部中，著重進行正麵教育。”並且規定：對於要點名批判的，包括報刊上公開批判和在內部批判，都應經黨委批準。有的由各大單位黨委批準。凡屬全軍範圍有影響的人物要經總政黨委批準。這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亂揪亂鬥的行為。
1966年6月20日，劉誌堅又同“全軍文革”的同誌起草了關於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規定“整風徹底”的院校不開展“四大”，這個指示由葉帥批準下發。7月8日，葉帥又在劉誌堅批報的《部隊文化革命動態》上加了一個批語，把軍隊院校“文化革命”限製在23所院校中進行。
1966年冬，北京相繼發生了多起衝擊軍事機關、揪鬥領導幹部的事件。有些來京“造反派”學員到各軍種、兵種機關和總部，不分晝夜地輪番要求領導接見，要求解答問題。如不接見，就靜坐、寫血書、絕食。還有的“造反派”把一些領導同誌揪到國防部大門外，把裝有文件的鐵櫃也抬來，詭稱文件櫃裏藏有鎮壓學生的“黑材料”，非要“全軍文革”接見不可。在這種形勢下，葉帥在西山召開各大單位領導同誌匯報會。各軍兵種、各總部領導同誌紛紛反映沒法工作，沒有時間看電報，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保證。劉誌堅根據葉帥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11月6日《關於各總部、國防科委、軍種兵種機關必須經常保持戰備狀態的通知》，要求“我軍必須經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戰備狀態，隨時準備對付敵人的突然襲擊。各總部、國防科委、各軍種的主要領導同誌，在完成上述任務中擔負著重要的責任。必須保證他們對部隊實施經常的指揮，不能中斷。未經軍委許可，他們不能離開指揮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院校的革命師生，向他們反映情況，要求他們解答問題，對他們提批評意見等，應該和接待機關商量，根據領導同誌的工作情況，安排接待時間、地點，每次談話或開會的時間不要太長；對於機關的辦公室、通信設施、保密設備要妥為保護，以免影響他們對部隊的指揮和日常工作的進行。”這個通知，林彪轉送給“中央文革”，又被陳伯達以“借戰備壓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壓。為了控製林彪下令炮製的《緊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亂的局麵，劉誌堅根據葉劍英的指示精神，曾組織“全軍文革”前後起草過五份電報，但都被陳伯達扣壓了。
在最緊張的階段，葉帥讓劉誌堅搬進西山“保護區”，後來“四人幫”怪罪他離開中央文革，另立“資產階級司令部”。由於劉誌堅靠攏葉帥，敢於和林彪、江青一夥“對著幹”，最終被他們以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的代表”“中央文革中的奸細”等罪名所打倒，被關押審訊，殘酷迫害。直到1974年國慶節前夕，經周總理親自提名，才得以解除“監護審查”，並參加國慶活動。
劉誌堅被“解放”後，第一個見周總理，第二個見葉帥。他出席國慶宴會，第一個走過來同他握手的是葉帥。為了安排他的工作，葉帥四次找他談話。他到昆明工作後，每次回京都要去看望葉帥。1976年爆發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四五”運動以後，他對解決“四人幫”問題非常關心，曾積極提出建議。他回憶說：
1976年，天安門事件以後，我住在醫院裏。後來主席逝世後，我們就估計到了，“四人幫”一定要發難，“四人幫”一定要抓人，老幹部們，特別是坐牛棚的人都提心吊膽，覺得動手晚了我們要遭殃，所以說先下手為強。我也知道有些人到葉帥那裏去，我也想去，但我又怕暴露目標。去的人太多了，暴露目標，萬一“四人幫”知道了，可能不利，所以我就叫葉帥的一個兒子到我家裏來，我相信他是可靠的，我就把我的意思，把我接觸到的老幹部們的意思，即覺得主席去世以後“四人幫”肯定要動手，如果我們不趕快動手，就要遭殃。現在能領導辦這件事情的就是葉帥，因為聶老總身體也不大好，徐帥也有病。真正有這個魄力、有這個膽量的還是葉帥，因為小平已被打倒了，軟禁起來了。葉帥又很長時期主持軍委工作，對軍隊的幹部情況也熟悉，還能指揮動，我們是寄希望於他，希望他能夠勇敢地、大膽地把這個事領導起來，搞掉“四人幫”……我後來才知道，葉帥當時這個決心早就下定了。
魯迅曾引過一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976年，在嚴峻的形勢麵前，在艱巨複雜的鬥爭漩渦裏，葉劍英獲得了多少真摯的“知己”，能夠互通心曲，共商大事啊！
他在醞釀鋤奸，有意識地傾聽各方麵的心聲。用現代語言來說，是在進行一場多層次的“民意測驗”。
如果說，同在京的老知己、老戰友、老部下接觸和交談還比較容易做到，那麽，同外地的同誌談心就相對困難一些了。因為，當時圍繞粉碎“四人幫”鬥爭所進行的信息交流，既不便於用現代工具，如電報、電話、傳真通訊之類，也不便於書信往來。這主要靠外地的同誌來京開會或辦事的機會，在互相訪問中才好麵談。葉劍英正是依靠平素長時間積累起來的友誼和信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同全國各地來京的各大軍區負責人以及其他黨政軍各界的領導同誌進行了個別的醞釀活動。其中，交往較多的有廣州的許世友、李堅真，以及賽福鼎、烏蘭夫、韓先楚、陳丕顯、楊得誌等同誌。
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將軍曾告訴作者，他有一次來京開會，特意去看望葉帥。
這位紅四方麵軍的老戰士，建國後參加過抗美援朝，曾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勳章、一級自由獨立勳章。回國後，在擔任南京部隊軍長期間，積極組織戰術訓練改革試驗，發現和總結了“郭興福教學法”。1963年，負責組織全軍軍事訓練的葉劍英，從報導上得知這一典型經驗，親自到部隊訓練現場考察，並向軍委建議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受到了毛澤東的讚同和支持。
從此，葉帥了解和熟悉了李德生將軍，並在林彪破壞“郭興福教學法”和全軍大練兵運動中，彼此加深了信任。李德生十分欽佩文韜武略、德高望重的葉老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調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後，時時登門拜訪，聆聽葉帥的教誨。葉帥也十分支持總政的工作。這遭到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嫉恨。“批林批孔”運動中，“四人幫”把矛頭同時指向了李德生，誣蔑他為“大軍閥”，進行批判鬥爭。不久，李德生被迫辭去了黨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並由張春橋接替總政治部主任，他調往沈陽軍區。在李德生處於極端困難的境況時，葉帥盡自己的最大努力，處處給他以關心和保護。有人提出要把他揪回北京批鬥，葉帥得知後，氣憤地說：“德生同誌是前線的司令員，你們要把他揪回來鬥，這不是要搞亂軍隊嗎？”在“四人幫”的數次陰謀迫害中，正是由於周總理和葉帥的製止，李德生才免遭於難。因此，他在內心裏十分感激這位“救苦救難”的元帥，每次從外地來京，隻要有機會，總要看看這位老革命家。
葉劍英看到這位從外地來的政治局委員，分外高興。葉帥向他介紹了中央發生的一些情況，憤慨地向他談起“四人幫”利用竊取的權力，打擊迫害鄧小平等問題。
李德生聽了深有同感。他還記得過去葉帥不止一次地向他談起小平同誌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葉帥還幾次向黨中央、毛主席提議，盡快讓小平出來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李德生回憶不久前葉帥特意安排他去看望鄧小平的情景，憤憤地說：“小平同誌雖然被撤銷一切職務，但他在人民心目中永遠不會被撤職的！”
接著兩個人又議論起日益惡化的政治形勢。
葉劍英沉思片刻後，突然打開身旁的收音機，向客人問道：“當前全國形勢這樣嚴峻，你看到底是抓組織重要，還是抓生產重要？”
李德生一下子愕住了，他似乎沒有聽懂問話的意思。為了聽清他的話，就動手關上收音機。
怎能關收音機呢？這是絕對不可的。1976年以來，從周恩來逝世，鄧小平重新挨批，葉劍英迫於逆境，從小翔鳳到西山，已經養成習慣，在與人進行“政治談話”時，總要順手打開收音機、錄音機，或扭開水龍頭，用雜音來幹擾，以防被竊聽。
果然，葉帥又故意打開了收音機，而且加大音量，讓“樣板戲”的高腔喊叫起來，他壓低聲音說：“現在鬥爭很複雜，開著好。”並重複了剛才說過的意思。還沒有等李德生開腔，他自解自答地說：“依我看，還是抓組織重要。”
李德生終於聽明白了：葉帥說的“組織”不是一般的組織，而指的是“中央”。暗示當務之急要果斷解決那幾個人的問題。
李德生立即表示擁護。他謹慎地說：“現在抓組織，就抓到根上了，但這件事需要葉帥深謀遠慮，運籌帷幄。要我做什麽，提前給我打個招呼。我一定照辦！”
這裏要特別交代一筆，在同“四人幫”作最後較量的那些日子裏，來看望葉帥，反映情況互通心曲的，不隻是那些黨和國家軍隊的高級領導人，也有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即一般幹部和知識分子。這些人多半是葉帥從前的警衛人員、醫護人員以及老戰友、老部下、老朋友的子女，即所謂“小字輩”的“忘年交”。他（她）們多半是通過葉帥的子女媒介而來。
馮玉祥將軍的女兒馮理達夫婦的來訪就屬於這一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