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14)
毛遠新生得體態健美，一表人材。“文革”之初，紅衛兵們印發了一個《毛主席和侄子毛遠新的談話》，他的大名才借助毛澤東的威望，飛揚四海。他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後，成了響當當的造反派，遼寧省宣傳部門的首腦。後來爬上了沈陽軍區副政委和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高位。他起初像崇拜真神一樣崇拜伯父毛澤東，同時，也像尊重生母那樣尊敬江青，把她奉為自己的保護神。1973年，他幫助江青發動了學校中的“反回潮”運動，把反潮流“英雄”張鐵生一類的新造反派推薦給江青，這使江青大為讚賞。毛遠新幾次來京，得到伯父母的照顧，便以“東宮太子”自居，驕橫跋扈，不可一世。他坐鎮遼寧，同時遙控吉林和黑龍江兩省，實際上成了東北三省之“王”。有人封他是“東北的太上皇”。他也逐漸學會利用手中職權，“指揮”別人。在生活上也向江青學習，從大連外輪上進口外國香煙、外國影片和錄音帶。江青看到有這樣一個成器的侄兒，暗自高興。她自從與毛澤東分居後，一直擔心無法接近和操縱病中的毛澤東，為了填補這個“空白”，她相中了毛遠新。為了隔離丈夫前妻所生的子女接近毛澤東，當然更為了瞞上欺下、操縱局勢的政治需要，她同三個“男臣”精心策劃，於1975年9月把毛遠新送到毛澤東病榻前，充當一名特殊的“聯絡員”。當時83歲的毛澤東病情日重，老態龍鍾，別說巡視大江南北，到天安門城樓“揮動巨手”，就連說話吐字、飲食走路都日感困難。出席會議、接見客人也越來越少，確實需要一個聯絡員。於是毛遠新成了最好的人選。
唐代女皇武則天曾經有過野心勃勃自視為太子的侄子武三思。江青這個70年代的“女皇”也效法武後，把嶄露頭角的侄兒毛遠新看做自己的“太子”。毛遠新受寵若驚，完全拜倒在“媽媽”的膝下，惟命是從，成了她的得力助手和黑幫的骨幹。毛遠新進入中南海之後，在毛澤東的臥室另裝了一部電話，歸“聯絡員”專用，一頭連接毛澤東，一頭連接政治局。凡事都由他來上下傳達了。
對於毛遠新進中南海並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當時許多政治局委員不以為然。這種黨內生活的不正常狀況是從來沒有過的，但卻無力去製止。正如葉劍英後來所說，毛澤東病重以後，除了“四人幫”之外，又來了一個所謂“聯絡員”毛遠新。政治局的情況由他上傳，毛澤東的指示由他下達。當時政治局的同誌為照顧大局，為了毛澤東的健康，對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一直采取克製的態度。
11月。北京已進入冬季，凍手凍腳。中南海遊泳池旁的毛澤東臥室內，已經供應暖氣，但是年邁多病的室主人仍然感到身體不適，不能出外活動。
2日上午毛遠新來後不久，毛澤東醒來。聽到室外風聲陣陣，他輕輕移動身子，幹咳數聲。在這裏扶持他的有女秘書和醫護、服務人員。但親人之中除毛遠新外，再沒有別人。兒子、女兒和兒媳、孫兒都在很遠的地方，隻有經過“批準”，才能來探視。那個久已分居的夫人，早已在釣魚台獨享清福，即使回中南海，也有她單獨的住處，而且也是不經“批準”不能前來，當然，如果不為要錢和找別扭，她也絕不前來的。
“外麵很冷嗎……又是狂風大作……”
聲音很小、很慢，且含混不清。毛遠新聽慣了，也聽懂了，但他不想在自然氣候上談論太多，而是想遵照江青“媽媽”早已吩咐過數次的話題，談談政治氣候。
“主席，今天外麵的風不大，但令人感到有另外一股風。”
“什麽風啊？”
毛澤東雖然聽力下降，但那慣於思考的頭腦依然很清醒，很敏感。他立刻嗅到這可能是一種新的政治動向。
“這股風，我在省裏工作時就感覺到了，主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一聽是“文化大革命”，立刻警覺起來。這是他一生中所作的兩件大事的最後一件，而且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雖然他已覺察有些問題，但畢竟功大於過，不失為驚天動地“史無前例”的“反修防修”的成功之舉。即使有錯，也要由他自己來承認，不許別人指責，更不許別人糾正！他挪動了一下身軀，半臥半坐，讓毛遠新細說下去，並認真傾聽起來。
“聯絡員”難得這樣的機會，於是將準備已久的“狀紙”，逐條地和盤托出：
第一，對文化大革命怎樣看？主流，支流，十個指頭，三七開還是倒三七，肯定還是否定？
第二，對批林批孔運動怎麽看？主流、支流，似乎遲群、小謝講了走後門的錯話幹擾，就不講批林批孔的成績了。口頭上也說兩句，但陰暗麵講得一大堆。
第三，對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還需不需要繼續批，劉少奇的路線似乎也不大提了。
第四，工業現代化主要強調加強企業管理、規章製度，但工交戰線主要矛盾是什麽？
第五，農業、財貿戰線也有類似問題，教育革命主流、成績是什麽……文藝革命主流、支流……等等，總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劉少奇、林彪的路線，批判了17年中各條戰線的修正主義路線還應不應該堅持下去？
毛澤東聽到這裏，已經感到問題嚴重，但他多年養成分析問題的習慣，還想了解風勢的來頭，規模有多大。
“這股風刮得厲害嗎？”
“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
毛澤東自然清楚1972年這股風指的是周恩來。他聽說比那次還凶，就習慣地緊蹙眉頭，雙目貫注，讓毛遠新繼續說下去。
“我很注意小平同誌的講話。”毛遠新壓低聲音，神情緊張地說出了關鍵的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主席講的三項指示。”毛遠新停一停說，“其實隻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上去了。”最後他說出了自己的憂慮，“外麵擔心中央，怕出反複。”
毛澤東不能容忍歪曲他的三項“最高指示”：要學習理論，弄通馬列主義、反修、防修；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怎麽可以隻抓生產，而不抓其他？這是不要階級鬥爭，實質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他早已有所察覺，不久前康生帶病受江青之托前來“告狀”，就說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右傾翻案”。以後他又接二連三地吹風，提供“情報”……別人講，他還有些懷疑，而病入膏肓的“康老”前來“忠告”，則不得不考慮了。為此，毛澤東最近已找過鄧小平談了兩次。鄧小平有自己的想法，是個表裏一致的人，是從不隱瞞自己觀點的“鋼鐵公司”。毛澤東相信自己的侄兒談的情況，有些是對的。不過，他對鄧小平仍抱一線希望，希望他能回心轉意，回到“正確路線”上來，為此，昨天晚上，又找他來談了，不知態度有什麽變化……
毛澤東想到這裏，自言自語地說：“有兩種態度，一個呢，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另一個呢，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究竟是哪一種呢？”他還要看一看。
毛澤東命令式地對毛遠新說：
“你找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談一下，就說是我讓你找他們。當麵講，不要吞吞吐吐，開門見山，把意見全講出來！”談完之後，他又考慮了一下，說，“這樣吧，你先找小平、錫聯、東興幾個開個小會吧，把你的意見全講出來，講完了再來。”
11時剛過，毛遠新從毛澤東住所走出來。他急匆匆的，臉上表情激動、嚴峻，同時又流露出抑製不住的興奮。
“聯絡員”奉“最新”指示，立即辦理，不料，在當晚的會議上，鄧小平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不認錯。毛遠新開過會，又向毛澤東作了添油加醋的匯報。
過了兩天（11月4日晚），毛澤東又找毛遠新去，布置中央政治局開會。
毛澤東定了調子：“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所不足方麵，看法不見得一致……”
毛遠新領會了意圖，核對式地請示：“這次會議爭取在對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能初步統一認識，對團結有利。目的是通過討論，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是這樣吧？”
毛澤東點頭：“對。”然後特意囑咐說，“這個不要告訴江青，什麽也不講。”
毛遠新卻火速將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透露給江青一夥。“四人幫”就好像掉在深潭裏的人抓住了稻草，慶幸自己從政治危機中再一次得救。於是，在釣魚台連夜開會，商議怎樣在鄧小平身上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徹底垮台，“永世不得翻身！”
中央政治局根據“聯絡員”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召開緊急會議，對鄧小平進行錯誤的批評。
“四人幫”搖身一變，一跳三丈，成了批鄧的急先鋒。
按照毛澤東的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能夠統一認識，來個“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決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鄧小平在原則問題上是不肯讓步的。他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表示由他來寫這個決議是不適宜的，婉言拒絕了。
在“四人幫”的攻擊下，中央政治局停止了鄧小平的工作。
“反擊右傾翻案風”爆發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從毛澤東對一封信的批示這樣的特殊形式開始的。
1975年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四人，給毛澤東寫信，反映遲群的問題，揭露遲群“沒有自知之明，也沒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風上起了嚴重變化，官做大了個人野心也大了，飛揚跋扈，毫無黨的觀念，搞一言堂，搞家長製，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越來越嚴重，背離了主席接班人五項條件的要求”。
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小平同誌轉呈主席：
我們是在清華大學領導班子中工作的幾個共產黨員。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親切關懷下，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學校，貫徹執行您的革命路線，學校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學校教育革命形勢很好，廣大幹部和教職工歡欣鼓舞，目前正在貫徹您的三項指示，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遲群同誌隨宣傳隊進校，作為學校的主要負責人，我們就同他相處共事。前幾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眾反映是好的，對於他所傳達的中央和上級精神，我們一直是認真領會堅決執行的。但是，近幾年來，遲群同誌在讚揚聲中經不起考驗，沒有自知之明，也沒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風上起了嚴重變化，官做大了個人野心也大了，飛揚跋扈，毫無黨的觀念，搞一言堂，搞家長製，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越來越嚴重，背離了主席接班人五項條件的要求。
由於清華所處的地位和對外影響，一年多來，我們的心情十分沉重，為了黨的事業，我們從維護大局出發，對遲群同誌的問題總是盡量在我們幾個主要負責人內部解決，對於他從愛護教育出發，多次勸說和幫助，謝靜宜同誌也對他作過嚴肅認真的批評，但他拒不接受，卻一意孤行。學習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他口頭上說要改正，但實際上沒有什麽變化，越來越糟糕。我們本著對黨的事業負責的態度，向你老人家如實匯報，請求中央派人解決。
對遲群同誌的問題，我們是有缺點錯誤的，主要是我們黨性不強，有私心雜念，因此對他的錯誤鬥爭不力，一味遷就，這是我們應向您老人家、向黨中央作深刻檢討的，並衷心地接受對我們的批評教育。我們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學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長壽！
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
副書記劉冰
副書記惠憲鈞
副書記柳一安
常委呂方正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劉冰等人寫的這封信，由鄧小平轉給了毛澤東。1975年10月13日，劉冰等人再次上書，又寫了第二封給毛澤東的信，進一步揭發、反映遲群、謝靜宜的問題：
鄧副主席並呈毛主席：
關於遲群同誌的問題，我們曾於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作了報告，我們希望他改正錯誤，好好工作。可是兩個月來，他表現更為不好，搞了許多違背黨的原則的活動。盡管我們努力落實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項指示，想把學校工作搞好，但他的這些活動，使我們在工作中遇到困難。這使我們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報告他的情況。
為了遲群同誌能夠改正錯誤，為了黨的事業，我們希望謝靜宜同誌也能站在黨的立場上同他的錯誤作鬥爭。謝靜宜同誌曾對遲群同誌的錯誤作過批評，我們在上次報告中曾經提到過，我們也曾向她反映過對遲群有意見，每次她都勸說我們。最近，我們向她反映對遲群的意見後，她越來越明顯地袒護遲群的錯誤，在一次書記會上，因為一個幹部的批準手續問題，她借題發揮，用威脅的口氣說：“豈有此理，你們告去吧！”聯想起十大以後遲群發泄不滿情緒時，她曾在遲群麵前握著遲群的手講些不合原則的話，當時我們就實在看不下去。我們希望謝靜宜同誌在黨內是非問題上堅持黨性原則，起到積極作用。我們盼望中央解決我們班子的問題，以便我們更好地朝氣蓬勃地帶領全校師生員工更加深入貫徹落實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項指示，把學校工作搞好。我們一定要顧全大局，一定要堅持黨的原則，按中央指示辦事，解決我們班子的問題，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導“力戒驕傲”，努力工作。我們絕不因為對遲群同誌有意見而影響對主席三項指示的貫徹。請毛主席老人家和中央放心。
上次報告由於倉促，遲群同誌的錯誤遺漏了一些，現在補充送上。（見關於遲群同誌的錯誤補充情況）
以上報告如有錯誤請中央指教和批評。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長壽！
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
副書記劉冰
副書記惠憲鈞
副書記柳一安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
在劉冰等人上書毛澤東的第一封信中，隻揭發、反映了遲群的一些嚴重問題。在他們上書毛澤東的第二封信中，則不僅進一步大膽揭發、反映了遲群在中共十大和四屆人大以後，由於沒有當上中共中央委員和國家教育部長，對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極端不滿，公開攻擊中共中央和中央領導同誌，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等新的事實，而且反映了謝靜宜的問題，真有一股子“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劉冰等人上書毛澤東的第二封信，仍由鄧小平轉給了毛澤東。
遲群原為中央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的宣傳科副科長，謝靜宜原為中央辦公廳的機要幹部。1968年夏天，毛澤東鑒於北京各大專院校的“造反組織”，“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即不按“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搞鬥、批、改），專門鬧派性、搞武鬥，鬧得首都不得安寧，遂派出最忠誠的八三四一部隊和3萬多首都工人，組成“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派性鬥爭最激烈的清華大學，整頓秩序，製止武鬥。到8月底，“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即已全部進駐北京的59所大專院校，接管了對這些學校的領導權。
遲群、謝靜宜就是這樣受命作為進駐清華大學的“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於1968年7月，進入了清華大學。遲群由於能言善辯，頭腦靈活，野心大，手腕高，以後成為“宣傳隊”的負責人，並逐漸當上了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謝靜宜因長期在中央辦公廳工作，比較受到上級信任，以後也成為“宣傳隊”負責人，並逐漸擔任了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等領導職務。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遲群、謝靜宜曾多次被江青派為“信使”，先後到部隊、工廠、農村、機關傳送江青寫給一些單位的信和送給這些單位的批林批孔資料，中共中央文件上曾多次提到他們的名字，因而使他們成為全國聞名的人物。
在遲群、謝靜宜控製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一貫秉承江青的意圖，炮製了大量為“四人幫”篡黨奪權、攻擊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服務的“理論文章”，成為在“文化大革命”中為江青充當“筆杆子”“炮隊”的一支骨幹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或由這個“大批判組”化名的“梁效”的文章，竟能左右中國的輿論界和理論界，成為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力量”。“梁效”的文章所透露的政治信息，竟然成為人們觀察中國政治變化的“晴雨表”，在全國形成了“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很不正常的怪現象，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後期，“四人幫”每發動一場新的政治運動或想打倒某個人，必須先由“梁效”發起“輿論攻勢”，用大塊大塊、整版整版的“理論文章”，作為“重型炮彈”，進行“火力襲擊”，極盡造謠、誣蔑、誹謗之能事。在“評法批儒”運動中是如此，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是如此，在“評《水滸》”運動中是如此，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更是如此。
對於遲群，毛澤東並不熟悉，也無好感，因為八三四一部隊的同誌經常在毛澤東那裏反映遲群的惡劣行為，毛澤東曾說過，遲群是北京的一霸，不能當部長。對於謝靜宜，毛澤東倒是比較熟悉，因她原在中央辦公廳工作，時常完成一些毛澤東交辦的任務，故毛澤東總是稱她為“小謝”。
劉冰等人揭發、反映遲群、謝靜宜問題的兩封信，由鄧小平轉給毛澤東以後，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毛澤東把這兩封信與社會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呼聲，與鄧小平在全麵整頓中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否定，聯係到了一起，作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來進行考慮，進行處理了。
於是，毛澤東在劉冰等人兩次來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從毛澤東的批示看，毛澤東的意見是很明確的，不僅認為劉冰等人寫信反映遲群和謝靜宜的問題“矛頭是對著我的”，而且把轉信的鄧小平也牽連了進去（當然，就是鄧小平不轉劉冰的信，“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必然會爆發，不過是以其他的方式爆發罷了），認為鄧小平轉了劉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劉冰。並且把劉冰上書這件事上升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認為“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問題的性質驟然嚴重了。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吳德來到清華大學，在校黨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在劉冰等人兩封來信上的批示。
以此為起點，“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拉開了帷幕。
在“四人幫”的黑幹將遲群一手操縱下，清華大學先後召開1000多人參加的黨委擴大會議和全校大會，揭發、批判劉冰和教育部長周榮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言行。實質上是明批劉、周，暗指鄧小平。
會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在“四人幫”幫派體係的策劃下，貼出大批大字報進行所謂“教育革命大辯論”，“反擊右傾翻案風”，點名批判劉冰、周榮鑫等人。消息很快傳開，各地一些在全麵整頓中受到批判的“幫派人物”，紛紛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看大字報”“取經”。一些在全麵整頓中本來已經“安定團結”的地方，又紛紛亂了起來。一場新的政治動亂驟然而起，大有從北京涉及全國之勢。
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小平作了錯誤的批評。盡管如此，毛澤東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統一認識，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分缺點，七分成績”。鄧小平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實際上表示了仍然堅持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性看法。
隨後，對鄧小平的批評逐步升級。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鄧小平工作，毛澤東仍對鄧小平寄予一定程度的希望，讓鄧小平“專管外事”。
11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有130多名黨政軍機關負責的老同誌參加的打招呼會議，在會上宣讀了經過毛澤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
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各大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的負責人、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黨委第一書記，通報了打招呼會議情況，轉發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要求在上述黨委的常委中傳達討論。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打招呼的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主要是黨、政、軍機關一些負責的老同誌，也有幾位青年負責同誌，共130餘人。會上宣讀了毛主席審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會後分組進行座談討論。
“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轉發給你們，希望你們在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大軍區黨委常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黨委常委或領導小組、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常委中進行傳達討論，並將討論的情況報告中央。”
《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如下：
一、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於1975年8月、10月兩次寫信給毛主席，他們用造謠誣蔑、顛倒黑白的手段，誣告於1968年7月帶領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兩同誌，他們的矛頭實際上是對著毛主席的。根據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黨委自11月3日起召開常委擴大會，就劉冰等同誌的信開展了大辯論。這個會逐步擴大，現在已經在全校師生中進行辯論。
唐代女皇武則天曾經有過野心勃勃自視為太子的侄子武三思。江青這個70年代的“女皇”也效法武後，把嶄露頭角的侄兒毛遠新看做自己的“太子”。毛遠新受寵若驚，完全拜倒在“媽媽”的膝下，惟命是從，成了她的得力助手和黑幫的骨幹。毛遠新進入中南海之後，在毛澤東的臥室另裝了一部電話，歸“聯絡員”專用，一頭連接毛澤東，一頭連接政治局。凡事都由他來上下傳達了。
對於毛遠新進中南海並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當時許多政治局委員不以為然。這種黨內生活的不正常狀況是從來沒有過的，但卻無力去製止。正如葉劍英後來所說，毛澤東病重以後，除了“四人幫”之外，又來了一個所謂“聯絡員”毛遠新。政治局的情況由他上傳，毛澤東的指示由他下達。當時政治局的同誌為照顧大局，為了毛澤東的健康，對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一直采取克製的態度。
11月。北京已進入冬季，凍手凍腳。中南海遊泳池旁的毛澤東臥室內，已經供應暖氣，但是年邁多病的室主人仍然感到身體不適，不能出外活動。
2日上午毛遠新來後不久，毛澤東醒來。聽到室外風聲陣陣，他輕輕移動身子，幹咳數聲。在這裏扶持他的有女秘書和醫護、服務人員。但親人之中除毛遠新外，再沒有別人。兒子、女兒和兒媳、孫兒都在很遠的地方，隻有經過“批準”，才能來探視。那個久已分居的夫人，早已在釣魚台獨享清福，即使回中南海，也有她單獨的住處，而且也是不經“批準”不能前來，當然，如果不為要錢和找別扭，她也絕不前來的。
“外麵很冷嗎……又是狂風大作……”
聲音很小、很慢，且含混不清。毛遠新聽慣了，也聽懂了，但他不想在自然氣候上談論太多，而是想遵照江青“媽媽”早已吩咐過數次的話題，談談政治氣候。
“主席，今天外麵的風不大，但令人感到有另外一股風。”
“什麽風啊？”
毛澤東雖然聽力下降，但那慣於思考的頭腦依然很清醒，很敏感。他立刻嗅到這可能是一種新的政治動向。
“這股風，我在省裏工作時就感覺到了，主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一聽是“文化大革命”，立刻警覺起來。這是他一生中所作的兩件大事的最後一件，而且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雖然他已覺察有些問題，但畢竟功大於過，不失為驚天動地“史無前例”的“反修防修”的成功之舉。即使有錯，也要由他自己來承認，不許別人指責，更不許別人糾正！他挪動了一下身軀，半臥半坐，讓毛遠新細說下去，並認真傾聽起來。
“聯絡員”難得這樣的機會，於是將準備已久的“狀紙”，逐條地和盤托出：
第一，對文化大革命怎樣看？主流，支流，十個指頭，三七開還是倒三七，肯定還是否定？
第二，對批林批孔運動怎麽看？主流、支流，似乎遲群、小謝講了走後門的錯話幹擾，就不講批林批孔的成績了。口頭上也說兩句，但陰暗麵講得一大堆。
第三，對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還需不需要繼續批，劉少奇的路線似乎也不大提了。
第四，工業現代化主要強調加強企業管理、規章製度，但工交戰線主要矛盾是什麽？
第五，農業、財貿戰線也有類似問題，教育革命主流、成績是什麽……文藝革命主流、支流……等等，總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劉少奇、林彪的路線，批判了17年中各條戰線的修正主義路線還應不應該堅持下去？
毛澤東聽到這裏，已經感到問題嚴重，但他多年養成分析問題的習慣，還想了解風勢的來頭，規模有多大。
“這股風刮得厲害嗎？”
“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
毛澤東自然清楚1972年這股風指的是周恩來。他聽說比那次還凶，就習慣地緊蹙眉頭，雙目貫注，讓毛遠新繼續說下去。
“我很注意小平同誌的講話。”毛遠新壓低聲音，神情緊張地說出了關鍵的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主席講的三項指示。”毛遠新停一停說，“其實隻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上去了。”最後他說出了自己的憂慮，“外麵擔心中央，怕出反複。”
毛澤東不能容忍歪曲他的三項“最高指示”：要學習理論，弄通馬列主義、反修、防修；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怎麽可以隻抓生產，而不抓其他？這是不要階級鬥爭，實質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他早已有所察覺，不久前康生帶病受江青之托前來“告狀”，就說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右傾翻案”。以後他又接二連三地吹風，提供“情報”……別人講，他還有些懷疑，而病入膏肓的“康老”前來“忠告”，則不得不考慮了。為此，毛澤東最近已找過鄧小平談了兩次。鄧小平有自己的想法，是個表裏一致的人，是從不隱瞞自己觀點的“鋼鐵公司”。毛澤東相信自己的侄兒談的情況，有些是對的。不過，他對鄧小平仍抱一線希望，希望他能回心轉意，回到“正確路線”上來，為此，昨天晚上，又找他來談了，不知態度有什麽變化……
毛澤東想到這裏，自言自語地說：“有兩種態度，一個呢，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另一個呢，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究竟是哪一種呢？”他還要看一看。
毛澤東命令式地對毛遠新說：
“你找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談一下，就說是我讓你找他們。當麵講，不要吞吞吐吐，開門見山，把意見全講出來！”談完之後，他又考慮了一下，說，“這樣吧，你先找小平、錫聯、東興幾個開個小會吧，把你的意見全講出來，講完了再來。”
11時剛過，毛遠新從毛澤東住所走出來。他急匆匆的，臉上表情激動、嚴峻，同時又流露出抑製不住的興奮。
“聯絡員”奉“最新”指示，立即辦理，不料，在當晚的會議上，鄧小平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不認錯。毛遠新開過會，又向毛澤東作了添油加醋的匯報。
過了兩天（11月4日晚），毛澤東又找毛遠新去，布置中央政治局開會。
毛澤東定了調子：“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所不足方麵，看法不見得一致……”
毛遠新領會了意圖，核對式地請示：“這次會議爭取在對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能初步統一認識，對團結有利。目的是通過討論，團結起來，搞好工作。是這樣吧？”
毛澤東點頭：“對。”然後特意囑咐說，“這個不要告訴江青，什麽也不講。”
毛遠新卻火速將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透露給江青一夥。“四人幫”就好像掉在深潭裏的人抓住了稻草，慶幸自己從政治危機中再一次得救。於是，在釣魚台連夜開會，商議怎樣在鄧小平身上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徹底垮台，“永世不得翻身！”
中央政治局根據“聯絡員”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召開緊急會議，對鄧小平進行錯誤的批評。
“四人幫”搖身一變，一跳三丈，成了批鄧的急先鋒。
按照毛澤東的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能夠統一認識，來個“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決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鄧小平在原則問題上是不肯讓步的。他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表示由他來寫這個決議是不適宜的，婉言拒絕了。
在“四人幫”的攻擊下，中央政治局停止了鄧小平的工作。
“反擊右傾翻案風”爆發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從毛澤東對一封信的批示這樣的特殊形式開始的。
1975年8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四人，給毛澤東寫信，反映遲群的問題，揭露遲群“沒有自知之明，也沒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風上起了嚴重變化，官做大了個人野心也大了，飛揚跋扈，毫無黨的觀念，搞一言堂，搞家長製，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越來越嚴重，背離了主席接班人五項條件的要求”。
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小平同誌轉呈主席：
我們是在清華大學領導班子中工作的幾個共產黨員。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親切關懷下，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學校，貫徹執行您的革命路線，學校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學校教育革命形勢很好，廣大幹部和教職工歡欣鼓舞，目前正在貫徹您的三項指示，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遲群同誌隨宣傳隊進校，作為學校的主要負責人，我們就同他相處共事。前幾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眾反映是好的，對於他所傳達的中央和上級精神，我們一直是認真領會堅決執行的。但是，近幾年來，遲群同誌在讚揚聲中經不起考驗，沒有自知之明，也沒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風上起了嚴重變化，官做大了個人野心也大了，飛揚跋扈，毫無黨的觀念，搞一言堂，搞家長製，資產階級生活作風越來越嚴重，背離了主席接班人五項條件的要求。
由於清華所處的地位和對外影響，一年多來，我們的心情十分沉重，為了黨的事業，我們從維護大局出發，對遲群同誌的問題總是盡量在我們幾個主要負責人內部解決，對於他從愛護教育出發，多次勸說和幫助，謝靜宜同誌也對他作過嚴肅認真的批評，但他拒不接受，卻一意孤行。學習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他口頭上說要改正，但實際上沒有什麽變化，越來越糟糕。我們本著對黨的事業負責的態度，向你老人家如實匯報，請求中央派人解決。
對遲群同誌的問題，我們是有缺點錯誤的，主要是我們黨性不強，有私心雜念，因此對他的錯誤鬥爭不力，一味遷就，這是我們應向您老人家、向黨中央作深刻檢討的，並衷心地接受對我們的批評教育。我們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學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長壽！
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
副書記劉冰
副書記惠憲鈞
副書記柳一安
常委呂方正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劉冰等人寫的這封信，由鄧小平轉給了毛澤東。1975年10月13日，劉冰等人再次上書，又寫了第二封給毛澤東的信，進一步揭發、反映遲群、謝靜宜的問題：
鄧副主席並呈毛主席：
關於遲群同誌的問題，我們曾於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作了報告，我們希望他改正錯誤，好好工作。可是兩個月來，他表現更為不好，搞了許多違背黨的原則的活動。盡管我們努力落實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項指示，想把學校工作搞好，但他的這些活動，使我們在工作中遇到困難。這使我們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報告他的情況。
為了遲群同誌能夠改正錯誤，為了黨的事業，我們希望謝靜宜同誌也能站在黨的立場上同他的錯誤作鬥爭。謝靜宜同誌曾對遲群同誌的錯誤作過批評，我們在上次報告中曾經提到過，我們也曾向她反映過對遲群有意見，每次她都勸說我們。最近，我們向她反映對遲群的意見後，她越來越明顯地袒護遲群的錯誤，在一次書記會上，因為一個幹部的批準手續問題，她借題發揮，用威脅的口氣說：“豈有此理，你們告去吧！”聯想起十大以後遲群發泄不滿情緒時，她曾在遲群麵前握著遲群的手講些不合原則的話，當時我們就實在看不下去。我們希望謝靜宜同誌在黨內是非問題上堅持黨性原則，起到積極作用。我們盼望中央解決我們班子的問題，以便我們更好地朝氣蓬勃地帶領全校師生員工更加深入貫徹落實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項指示，把學校工作搞好。我們一定要顧全大局，一定要堅持黨的原則，按中央指示辦事，解決我們班子的問題，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導“力戒驕傲”，努力工作。我們絕不因為對遲群同誌有意見而影響對主席三項指示的貫徹。請毛主席老人家和中央放心。
上次報告由於倉促，遲群同誌的錯誤遺漏了一些，現在補充送上。（見關於遲群同誌的錯誤補充情況）
以上報告如有錯誤請中央指教和批評。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長壽！
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
副書記劉冰
副書記惠憲鈞
副書記柳一安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
在劉冰等人上書毛澤東的第一封信中，隻揭發、反映了遲群的一些嚴重問題。在他們上書毛澤東的第二封信中，則不僅進一步大膽揭發、反映了遲群在中共十大和四屆人大以後，由於沒有當上中共中央委員和國家教育部長，對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極端不滿，公開攻擊中共中央和中央領導同誌，在群眾中造成惡劣影響等新的事實，而且反映了謝靜宜的問題，真有一股子“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劉冰等人上書毛澤東的第二封信，仍由鄧小平轉給了毛澤東。
遲群原為中央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的宣傳科副科長，謝靜宜原為中央辦公廳的機要幹部。1968年夏天，毛澤東鑒於北京各大專院校的“造反組織”，“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即不按“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搞鬥、批、改），專門鬧派性、搞武鬥，鬧得首都不得安寧，遂派出最忠誠的八三四一部隊和3萬多首都工人，組成“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派性鬥爭最激烈的清華大學，整頓秩序，製止武鬥。到8月底，“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即已全部進駐北京的59所大專院校，接管了對這些學校的領導權。
遲群、謝靜宜就是這樣受命作為進駐清華大學的“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於1968年7月，進入了清華大學。遲群由於能言善辯，頭腦靈活，野心大，手腕高，以後成為“宣傳隊”的負責人，並逐漸當上了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謝靜宜因長期在中央辦公廳工作，比較受到上級信任，以後也成為“宣傳隊”負責人，並逐漸擔任了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等領導職務。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遲群、謝靜宜曾多次被江青派為“信使”，先後到部隊、工廠、農村、機關傳送江青寫給一些單位的信和送給這些單位的批林批孔資料，中共中央文件上曾多次提到他們的名字，因而使他們成為全國聞名的人物。
在遲群、謝靜宜控製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一貫秉承江青的意圖，炮製了大量為“四人幫”篡黨奪權、攻擊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服務的“理論文章”，成為在“文化大革命”中為江青充當“筆杆子”“炮隊”的一支骨幹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或由這個“大批判組”化名的“梁效”的文章，竟能左右中國的輿論界和理論界，成為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力量”。“梁效”的文章所透露的政治信息，竟然成為人們觀察中國政治變化的“晴雨表”，在全國形成了“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很不正常的怪現象，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後期，“四人幫”每發動一場新的政治運動或想打倒某個人，必須先由“梁效”發起“輿論攻勢”，用大塊大塊、整版整版的“理論文章”，作為“重型炮彈”，進行“火力襲擊”，極盡造謠、誣蔑、誹謗之能事。在“評法批儒”運動中是如此，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是如此，在“評《水滸》”運動中是如此，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更是如此。
對於遲群，毛澤東並不熟悉，也無好感，因為八三四一部隊的同誌經常在毛澤東那裏反映遲群的惡劣行為，毛澤東曾說過，遲群是北京的一霸，不能當部長。對於謝靜宜，毛澤東倒是比較熟悉，因她原在中央辦公廳工作，時常完成一些毛澤東交辦的任務，故毛澤東總是稱她為“小謝”。
劉冰等人揭發、反映遲群、謝靜宜問題的兩封信，由鄧小平轉給毛澤東以後，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毛澤東把這兩封信與社會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呼聲，與鄧小平在全麵整頓中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否定，聯係到了一起，作為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來進行考慮，進行處理了。
於是，毛澤東在劉冰等人兩次來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從毛澤東的批示看，毛澤東的意見是很明確的，不僅認為劉冰等人寫信反映遲群和謝靜宜的問題“矛頭是對著我的”，而且把轉信的鄧小平也牽連了進去（當然，就是鄧小平不轉劉冰的信，“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必然會爆發，不過是以其他的方式爆發罷了），認為鄧小平轉了劉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劉冰。並且把劉冰上書這件事上升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認為“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問題的性質驟然嚴重了。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吳德來到清華大學，在校黨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在劉冰等人兩封來信上的批示。
以此為起點，“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拉開了帷幕。
在“四人幫”的黑幹將遲群一手操縱下，清華大學先後召開1000多人參加的黨委擴大會議和全校大會，揭發、批判劉冰和教育部長周榮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言行。實質上是明批劉、周，暗指鄧小平。
會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在“四人幫”幫派體係的策劃下，貼出大批大字報進行所謂“教育革命大辯論”，“反擊右傾翻案風”，點名批判劉冰、周榮鑫等人。消息很快傳開，各地一些在全麵整頓中受到批判的“幫派人物”，紛紛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看大字報”“取經”。一些在全麵整頓中本來已經“安定團結”的地方，又紛紛亂了起來。一場新的政治動亂驟然而起，大有從北京涉及全國之勢。
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對鄧小平作了錯誤的批評。盡管如此，毛澤東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統一認識，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分缺點，七分成績”。鄧小平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實際上表示了仍然堅持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性看法。
隨後，對鄧小平的批評逐步升級。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鄧小平工作，毛澤東仍對鄧小平寄予一定程度的希望，讓鄧小平“專管外事”。
11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有130多名黨政軍機關負責的老同誌參加的打招呼會議，在會上宣讀了經過毛澤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
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各大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的負責人、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黨委第一書記，通報了打招呼會議情況，轉發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要求在上述黨委的常委中傳達討論。
《中共中央關於轉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的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開了一次打招呼的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主要是黨、政、軍機關一些負責的老同誌，也有幾位青年負責同誌，共130餘人。會上宣讀了毛主席審閱批準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會後分組進行座談討論。
“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轉發給你們，希望你們在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大軍區黨委常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黨委常委或領導小組、黨的核心小組成員，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常委中進行傳達討論，並將討論的情況報告中央。”
《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如下：
一、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於1975年8月、10月兩次寫信給毛主席，他們用造謠誣蔑、顛倒黑白的手段，誣告於1968年7月帶領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兩同誌，他們的矛頭實際上是對著毛主席的。根據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黨委自11月3日起召開常委擴大會，就劉冰等同誌的信開展了大辯論。這個會逐步擴大，現在已經在全校師生中進行辯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