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12)
江青也發了言，她說27日的會，自我批評不夠，又有新的不恰當的地方，還要加深認識。上次會，她有體溫，有些問題還得消化一下。還得看一點東西，再做進一步檢討。
最後，鄧小平提議會議結束，講多少算多少，向主席報告。
5月27日、6月3日兩次政治局會議開得是成功的。盡管沒有把話全部講完，“四人幫”也不承認有“四人幫”，但畢竟是在政治局內部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四個人的一次反擊。這樣的麵對麵地把問題擺開，使“四人幫”處於一種受批評而不是教訓、攻擊別人的地位，這還是從未有過的。
不久，毛澤東找鄧小平談了一次。對這兩次會議，毛澤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鄧小平對毛澤東說：
“會議的情況，主席都知道了。”
毛澤東點頭，說：
“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
“最後他們否認有‘四人幫’。”鄧小平說。
毛澤東說：
“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現在就不行了，反總理，反鄧小平、反葉帥、反陳錫聯。要告訴莊則棟，有事要找陳錫聯，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陳錫聯不好辦事。”
對“四人幫”的成員，毛澤東始終對他們反劉、林給予很高評價，這一點從未含糊過。毛澤東對陳錫聯很器重，總是稱他為“司令官”。陳錫聯，解放戰爭時期任二野三兵團司令員，時任沈陽軍區司令員。毛澤東在四屆人大前親自提議陳為國務院副總理。體委主任莊則棟有事不找分管體委的副總理陳錫聯，而是往王洪文、江青那裏跑。5月27日政治局會上，鄧小平曾批評過。毛澤東在這裏也表了態。
“風向快要轉了，在政治局。”毛澤東說。這話說得很形象，而且充分表露出這位中央主席對政治局出現的風向變化所持的喜悅、支持的態度。
“政治局的同誌氣很大，我說不要把話都說完，散了。”鄧小平說。
“這個辦法好，留有餘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準備找王洪文談，叫他找你，聽你的話。他威望不高。”
“他最後的發言，政治局許多同誌感到不真實。”鄧小平這裏指是王洪文6月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
“江青也不喜歡他，專門在我這裏告他的狀。他應該好好工作。”毛澤東說。
1974年下半年，江青與王洪文曾發生過爭論。不過這種爭論是同一條戰線內部的爭論。王洪文與江青的配合不像張、姚二人那麽熟練自如。
“沒有大問題，你要把工作幹起來。”毛澤東向鄧小平明確表示。
“這方麵我還有決心就是了。”鄧小平說。
“那好！”毛澤東很高興。
“反對的人總是有的，一定會有。”鄧小平說。
毛澤東笑著說：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迫於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江青無可奈何地做了一個書麵檢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誌：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誌們的批評、幫助，思想觸動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時轉不過來，經過思想鬥爭，我認為會議基本上開得好，政治局比過去團結了。
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麽主席從去年講到今，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上是從不讓步的。
江青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江青的狂妄、狹隘、極強的仇恨心理，使她無論如何也忍受不了這樣的壓抑。不久，她離開了北京。她想換個環境，找地方宣泄心中的鬱積。9月，她到了山西大寨。
毛澤東的上述談話當天便傳到了姚文元那裏。
姚文元坐在辦公桌前，眼睛注視著毛澤東這幾段不足300字的談話，腦子飛快地轉動著，考慮如何把這些本來是針對一部古典小說的個人的評論與現實鬥爭結合起來。
姚文元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大，已經開始禿頂，身體也已經發胖。其實，1975年他才不過44歲，比王洪文僅大4歲。姚文元思路敏捷，文筆熟練，頗有製造文字獄的功夫。1966年，他隻有35歲，便寫了聞名天下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揭開了史無前例、震驚世界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這一年，他一躍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九大以後，他是政治局委員，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的主要工作在北京，主管宣傳。
姚文元考慮成熟，立即動手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說：“關於《水滸》的評論‘這個問題很重要’，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麵教材’的作用。”姚提出把毛澤東的這篇談話和他給毛的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同誌，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學批判組謝靜宜同誌和上海市委寫作組”，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
姚文元的這封信也於當天到了毛澤東那裏，毛澤東批示“同意”。
8月31日，當人們打開當天的《人民日報》時，看到在一版頭條位置和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紅旗》雜誌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和署名“竺方明”的長篇文章《評〈水滸〉》。短評引用了毛澤東關於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指示。兩篇文章明顯地暗示：評論《水滸》有其現實政治鬥爭的背景和意義。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
於是，毛澤東對一部古典小說的即興評論在姚文元等人手裏起了化學反應，變成了另外一種性質的東西，成了向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發動新的進攻的重型武器。
毛澤東本人當時的的確確沒有賦予他的這幾段話以特別的政治含義。
9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大寨召開農業學大寨會議。到會的有鄧小平、華國鋒等，江青也來到大寨。
鄧小平強調整頓。
江青則大講評《水滸》，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
“評《水滸》要聯係實際，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紳進了政府！”
江青要求在會上放她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
華國鋒請示毛澤東。
毛澤東答複：
“放屁，文不對題”，“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當江青在山西昔陽大寨汙蔑周恩來的時候，周恩來再次病危。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進行第四次手術。手術一切準備就緒，周恩來就要上手術台。
這時，一份手寫稿件送到周恩來麵前。周恩來用顫抖的手在稿子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並寫了這樣一行字：
“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病危中的周恩來漏寫了一個“前”字。
在場的人意識到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是的，它很重要。這是周恩來於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周恩來簽署的這份手寫稿件，就是這個報告的記錄稿，是周恩來委托鄧穎超親手根據錄音記錄整理的。
周恩來知道，有人要打倒他，即使他活著的時候沒有被打倒，死後那些人也不會放過他。而“伍豪啟事”問題就是一顆說不定什麽時候就可以用來把“周恩來”三個字炸得粉碎的定時炸彈。這次手術，能不能下來手術台，很難說。他要把事實真相可靠地存放起來，一旦在他離開人世之後，在有人再次借“伍豪啟事”陷害他的時候，這些材料就可以為他作證。
“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在上海的黨中央機構麵臨嚴重威脅。顧順章家人對中共在上海的領導人的情況十分熟悉。為保衛中央領導人的安全，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顧順章認為周恩來是這件事的禍首，便把仇恨集中在周恩來身上。顧順章與國民黨特務機構合謀，偽造了《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企圖用這種反間計陷害周恩來。這個“啟事”首先刊登在1932年2月18日的《新聞報》上。而在這之前，周恩來早已於1931年底離開上海抵達中央根據地。在當時的情況下，各類報紙都不可能再刊出“否認聲明”。臨時中央決定：請《申報》先轉登偽造的“伍豪啟事”，然後再刊登一個拒絕伍豪要求否認這個啟事的聲明。這種巧妙的做法造成了伍豪已在要求否認“伍豪聲明”的效果。
這就是所謂“伍豪啟事”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這件事又被翻了出來。
1967年12月23日，北京大學6406信箱有人寫信給毛澤東，反映1932年2月上海的報紙刊登過《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
1968年1月16日，毛澤東對此信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汙蔑。
毛澤東一月十六日
1968年5月，國內全麵內戰，打倒一切進入高潮，又有人向中央反映“伍豪啟事”問題。5月13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閱上海各報，江青同誌也於昨日轉來各件，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啟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偽造啟事，它是先在《新聞報》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後，同天，上海臨時中央方麵就向申報館設法否認，結果，《申報》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偽造的啟事，二十二日登了廣告處給伍豪先生另一廣告啟事拒絕回答，大概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偽造啟事的辦法。我在記憶中，有通過申報館設法否認的處置，但結果不明，十六日午間已向主席這樣說了。不過我原來將偽造的伍豪啟事記在通緝殺人凶犯周恩來、趙容（即康生）之前，現在證明我記錯了，查遍1931年顧順章、向仲發相繼叛變後上海各報，並無另一個所謂伍豪啟事，而紅衛兵也未發現另一啟事。可見在我記憶中的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後發生的，所以我隻能從電報和來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現在，把四中全會後與此有關的編為大事記送閱，同時，送上報道最詳的上海《申報》1931年11月12日合訂本一冊，《申報》1932年1月2日合訂本兩冊，請翻閱。
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誌傳閱送上各件後，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敬禮！
周恩來
五月十九日夜
評《水滸》前後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對全國各個方麵進行全麵整頓，毛澤東最初是支持的。最有說服力的明顯事實為：
一、鄧小平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四項黨政軍重要職務，均為毛澤東提議，由中共中央決定的。
二、在鄧小平開始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後，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對“四人幫”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然後，又讓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召開兩次會議，批評江青、批評“四人幫”。
三、由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決策。
四、對全國各個領域進行全麵整頓，毛澤東同誌是讚成的。鄧小平1975年9月27日在一次講話中曾這樣講過：“當前，各方麵都存在一個整頓的問題。農業要整頓，工業要整頓，文藝政策要調整，調整其實也是整頓。要通過整頓，解決農村的問題，解決工廠的問題，解決科學技術方麵的問題，解決各方麵的問題。我在政治局講了幾個方麵的整頓，向毛澤東同誌報告了，毛澤東同誌讚成。”
周恩來對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進行全麵整頓更是充滿了關注，大力支持，並對鄧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表現出來的膽識、魄力、才幹和政績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來早已積勞成疾，久患重病，之所以一直帶病堅持工作，一方麵是出於對黨對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一方麵也是擔心住院以後，黨和國家的重要權力落到“四人幫”手裏。因此，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周恩來首先竭盡全力落實毛澤東關於讓鄧小平恢複工作的指示。然後，又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保證了毛澤東關於讓鄧小平在四屆人大上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預定計劃圓滿實現。直到鄧小平真正擔負起了國務院的領導重任以後，周恩來才放心地住進了醫院。
1975年9月7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不顧病情的嚴重惡化和醫務人員的再三勸阻，堅持會見了由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在賓主互致問候中，談到自己的身體情況時，周恩來以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態度，坦率地說：
“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麽，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自然法則。”
接著，周恩來請維爾德茨轉告羅馬尼亞總統、羅共中央總書記尼古拉？齊奧塞斯庫：
“請你告訴齊奧塞斯庫同誌，經過半個世紀毛澤東思想培養的中國共產黨，是有許多有才幹、有能力的領導人的。”
“具有50年光榮曆史的中國共產黨，是敢於鬥爭的。”
“現在，副總理已經全麵負起責任來了。”
雖然，周恩來早已知道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但是，親眼看到鄧小平已經主持中央工作，各項工作都呈現出新的氣象，他為此而感到衷心的喜悅。
“現在，副總理已經全麵負起責任來了”這最後的一句話，周恩來一字一頓，擲地有聲，堅定而有力量。因為他從鄧小平“已經全麵負起責任來了”中，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從而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寄托和堅定不移的信心。
他感到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他為此而感到欣慰！
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會見外國客人。
幾天之後，在周恩來又一次進行大手術之前，一些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去看望他，周恩來銳利的目光直視著張春橋，說：你和洪文同誌要好好幫助小平同誌工作。
10月下旬，醫院再次對周恩來進行手術。臨進入手術室前，周恩來已經躺在了手推車上，又詢問鄧小平來了沒有，當鄧小平走到手推車旁時，周恩來緊緊握著鄧小平的手，感情真摯地說：“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自始至終，對鄧小平充滿了無限的信任，並通過各種方式，對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給予有力的支持。
但是，“四人幫”並不甘心他們在一係列問題上受到的挫敗。他們大肆進行陰謀活動，處心積慮地尋找機會，伺機反撲。
在國務院一些部委進行的整頓中，在一些省、市、自治區進行的整頓中，都曾遇到過在“四人幫”支持下的幫派體係的反對、阻撓、幹擾和破壞。他們或者秘密串聯，召開“派性會議”，商量對策；或者向上寫誣告信，誣蔑陷害堅決進行整頓的領導幹部；或者利用他們在領導班子中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為派性張目，給整頓設置重重障礙；或者貼出大字報、大標語，攻擊、謾罵、誹謗勇於搞整頓、敢於捅“馬蜂窩”的領導幹部，把為進行整頓而采取的各種措施誣蔑為“複辟”“倒退”，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各種“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方式方法，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抵製全麵整頓的順利進行，繼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亂局麵。
“四人幫”還通過各種陰謀手段，對鄧小平主持的全麵整頓進行誣蔑和攻擊。1975年6月10日，鄧小平陪同來訪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到上海參觀訪問。王洪文立即秘密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不在上海時，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市委書記馬天水，布置說：“鄧小平到上海，你要注意。”鄧小平在上海期間，考慮到馬天水是戰爭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又是長期在上海負責工交戰線的老人，出於對馬天水的教育挽救，根據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和中央政治局兩次批評“四人幫”會議的精神，向馬天水傳達了毛澤東對江青、對“四人幫”的多次批評的精神，告誡馬天水不要把什麽都當成“資產階級法權”來批，要維護各級黨委的領導，不要弄得各級黨委的話沒人聽。最後，還告訴他以後到北京還可以再談談。但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中，經過“四人幫”的先打後拉，早已心甘情願地上了“四人幫”的戰車，賣身投靠了“四人幫”。聽了鄧小平教育挽救的談話後，不僅毫無悔改之意，反而鬼迷心竅，將鄧小平同他談話的內容密報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王洪文和姚文元讓馬天水將鄧小平同他的談話內容整成材料，用大字抄寫，報給毛澤東，並附上王洪文的話，誣蔑這次談話是一次“策反”的談話，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是錯誤的。妄圖通過這件事，誣告鄧小平，製造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信任，離間毛澤東與鄧小平的關係。王洪文、姚文元的用心是極其險惡的。
由葉劍英、鄧小平主持，在1975年夏天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根據毛澤東關於“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的指示精神，全麵部署了對軍隊的整頓工作。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會上的重要講話，在全黨、全軍、全國都產生了很大、很好的影響。王洪文作為中央軍委常委、張春橋作為中央軍委常委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取消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委員會，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11人為常務委員，中央軍委常委會由葉劍英主持），均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在會上一言不發，並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會後，他們卻大肆製造謠言，攻擊軍委擴大會議“問題多著呢”，“要批判的不隻是這兩個講話”，誣蔑會議後軍隊各大單位經過調整組成的領導班子是“複辟班子”，等等。王洪文還利用權力，調閱會議記錄和有關文件，陰謀“秋後算帳”。1975年秋，王洪文又采用瞞天過海的手法，向毛澤東誣告說：7、8、9三個月，謠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誌，謠言來自北京。公然把人民群眾中流傳的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對江青、對“四人幫”的批評情況，誣蔑為“謠言”，並加以歪曲，欺騙毛澤東。
1975年8月，“四人幫”又企圖利用評論《水滸》的機會，進行反撲。他們假借評論《水滸》的名義，借古喻今，把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一大批重新恢複工作的領導幹部，層層批“宋江”，揪所謂“投降派”，企圖製造新的政治動亂。幸而毛澤東及時發現了他們的陰謀，堅決製止了。
事情是這樣的：
毛澤東的晚年，眼睛因患白內障，看書很困難，這對於每天都手不釋卷的這位偉人來說，實在是太不方便了。須知，讀書對於毛澤東來說，是像吃飯、睡覺一樣，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的。有時候，讀書甚至比吃飯、睡覺還重要。
為了解決毛澤東的讀書問題，中共中央辦公廳從北京大學中文係選了一位女教師，專門給毛澤東讀書。每次女教師讀書以後，毛澤東一般也談談看法，對書中的內容作一些評論。
8月13日這天深夜（實際上應為8月14日淩晨），女教師在讀書之後，請教毛澤東對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在談到《水滸》這部古典小說時，評論道：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見《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麵。
女教師一邊聽著毛澤東這一番獨出新意不同凡響的談話，一邊迅速記錄了下來。事後，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讓女教師把毛澤東關於評論《水滸》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交給了中央辦公廳。
當時掌握意識形態大權的姚文元，見到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後，立即意識到大有文章可作，聞風而動，給毛澤東寫信說：
評論《水滸》，“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該充分發揮這個‘反麵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還向毛澤東提議：
為了執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務，擬辦以下幾件事：
一、將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在京同誌，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及北京批判組謝靜宜同誌、上海市委寫作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學出版社同誌傳達落實主席指示，做好三種版本印刷和評論的工作。我還看到一種專供兒童青年讀的《水滸》，是根據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寫前言，增印魯迅的話，否則流毒青少年。
三、在《紅旗》上發表魯迅論《水滸》的段落，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訂個計劃。
以上可否，請批示。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最後，鄧小平提議會議結束，講多少算多少，向主席報告。
5月27日、6月3日兩次政治局會議開得是成功的。盡管沒有把話全部講完，“四人幫”也不承認有“四人幫”，但畢竟是在政治局內部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四個人的一次反擊。這樣的麵對麵地把問題擺開，使“四人幫”處於一種受批評而不是教訓、攻擊別人的地位，這還是從未有過的。
不久，毛澤東找鄧小平談了一次。對這兩次會議，毛澤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鄧小平對毛澤東說：
“會議的情況，主席都知道了。”
毛澤東點頭，說：
“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
“最後他們否認有‘四人幫’。”鄧小平說。
毛澤東說：
“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現在就不行了，反總理，反鄧小平、反葉帥、反陳錫聯。要告訴莊則棟，有事要找陳錫聯，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陳錫聯不好辦事。”
對“四人幫”的成員，毛澤東始終對他們反劉、林給予很高評價，這一點從未含糊過。毛澤東對陳錫聯很器重，總是稱他為“司令官”。陳錫聯，解放戰爭時期任二野三兵團司令員，時任沈陽軍區司令員。毛澤東在四屆人大前親自提議陳為國務院副總理。體委主任莊則棟有事不找分管體委的副總理陳錫聯，而是往王洪文、江青那裏跑。5月27日政治局會上，鄧小平曾批評過。毛澤東在這裏也表了態。
“風向快要轉了，在政治局。”毛澤東說。這話說得很形象，而且充分表露出這位中央主席對政治局出現的風向變化所持的喜悅、支持的態度。
“政治局的同誌氣很大，我說不要把話都說完，散了。”鄧小平說。
“這個辦法好，留有餘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準備找王洪文談，叫他找你，聽你的話。他威望不高。”
“他最後的發言，政治局許多同誌感到不真實。”鄧小平這裏指是王洪文6月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
“江青也不喜歡他，專門在我這裏告他的狀。他應該好好工作。”毛澤東說。
1974年下半年，江青與王洪文曾發生過爭論。不過這種爭論是同一條戰線內部的爭論。王洪文與江青的配合不像張、姚二人那麽熟練自如。
“沒有大問題，你要把工作幹起來。”毛澤東向鄧小平明確表示。
“這方麵我還有決心就是了。”鄧小平說。
“那好！”毛澤東很高興。
“反對的人總是有的，一定會有。”鄧小平說。
毛澤東笑著說：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迫於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江青無可奈何地做了一個書麵檢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誌：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誌們的批評、幫助，思想觸動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時轉不過來，經過思想鬥爭，我認為會議基本上開得好，政治局比過去團結了。
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麽主席從去年講到今，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上是從不讓步的。
江青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江青的狂妄、狹隘、極強的仇恨心理，使她無論如何也忍受不了這樣的壓抑。不久，她離開了北京。她想換個環境，找地方宣泄心中的鬱積。9月，她到了山西大寨。
毛澤東的上述談話當天便傳到了姚文元那裏。
姚文元坐在辦公桌前，眼睛注視著毛澤東這幾段不足300字的談話，腦子飛快地轉動著，考慮如何把這些本來是針對一部古典小說的個人的評論與現實鬥爭結合起來。
姚文元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大，已經開始禿頂，身體也已經發胖。其實，1975年他才不過44歲，比王洪文僅大4歲。姚文元思路敏捷，文筆熟練，頗有製造文字獄的功夫。1966年，他隻有35歲，便寫了聞名天下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揭開了史無前例、震驚世界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這一年，他一躍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九大以後，他是政治局委員，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的主要工作在北京，主管宣傳。
姚文元考慮成熟，立即動手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說：“關於《水滸》的評論‘這個問題很重要’，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麵教材’的作用。”姚提出把毛澤東的這篇談話和他給毛的信“印發政治局在京同誌，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以及北京大學批判組謝靜宜同誌和上海市委寫作組”，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
姚文元的這封信也於當天到了毛澤東那裏，毛澤東批示“同意”。
8月31日，當人們打開當天的《人民日報》時，看到在一版頭條位置和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紅旗》雜誌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和署名“竺方明”的長篇文章《評〈水滸〉》。短評引用了毛澤東關於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指示。兩篇文章明顯地暗示：評論《水滸》有其現實政治鬥爭的背景和意義。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
於是，毛澤東對一部古典小說的即興評論在姚文元等人手裏起了化學反應，變成了另外一種性質的東西，成了向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發動新的進攻的重型武器。
毛澤東本人當時的的確確沒有賦予他的這幾段話以特別的政治含義。
9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大寨召開農業學大寨會議。到會的有鄧小平、華國鋒等，江青也來到大寨。
鄧小平強調整頓。
江青則大講評《水滸》，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
“評《水滸》要聯係實際，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紳進了政府！”
江青要求在會上放她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話稿。
華國鋒請示毛澤東。
毛澤東答複：
“放屁，文不對題”，“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當江青在山西昔陽大寨汙蔑周恩來的時候，周恩來再次病危。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進行第四次手術。手術一切準備就緒，周恩來就要上手術台。
這時，一份手寫稿件送到周恩來麵前。周恩來用顫抖的手在稿子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並寫了這樣一行字：
“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病危中的周恩來漏寫了一個“前”字。
在場的人意識到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是的，它很重要。這是周恩來於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周恩來簽署的這份手寫稿件，就是這個報告的記錄稿，是周恩來委托鄧穎超親手根據錄音記錄整理的。
周恩來知道，有人要打倒他，即使他活著的時候沒有被打倒，死後那些人也不會放過他。而“伍豪啟事”問題就是一顆說不定什麽時候就可以用來把“周恩來”三個字炸得粉碎的定時炸彈。這次手術，能不能下來手術台，很難說。他要把事實真相可靠地存放起來，一旦在他離開人世之後，在有人再次借“伍豪啟事”陷害他的時候，這些材料就可以為他作證。
“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在上海的黨中央機構麵臨嚴重威脅。顧順章家人對中共在上海的領導人的情況十分熟悉。為保衛中央領導人的安全，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顧順章認為周恩來是這件事的禍首，便把仇恨集中在周恩來身上。顧順章與國民黨特務機構合謀，偽造了《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企圖用這種反間計陷害周恩來。這個“啟事”首先刊登在1932年2月18日的《新聞報》上。而在這之前，周恩來早已於1931年底離開上海抵達中央根據地。在當時的情況下，各類報紙都不可能再刊出“否認聲明”。臨時中央決定：請《申報》先轉登偽造的“伍豪啟事”，然後再刊登一個拒絕伍豪要求否認這個啟事的聲明。這種巧妙的做法造成了伍豪已在要求否認“伍豪聲明”的效果。
這就是所謂“伍豪啟事”問題。
“文化大革命”中，這件事又被翻了出來。
1967年12月23日，北京大學6406信箱有人寫信給毛澤東，反映1932年2月上海的報紙刊登過《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
1968年1月16日，毛澤東對此信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汙蔑。
毛澤東一月十六日
1968年5月，國內全麵內戰，打倒一切進入高潮，又有人向中央反映“伍豪啟事”問題。5月13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閱上海各報，江青同誌也於昨日轉來各件，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啟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偽造啟事，它是先在《新聞報》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後，同天，上海臨時中央方麵就向申報館設法否認，結果，《申報》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偽造的啟事，二十二日登了廣告處給伍豪先生另一廣告啟事拒絕回答，大概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偽造啟事的辦法。我在記憶中，有通過申報館設法否認的處置，但結果不明，十六日午間已向主席這樣說了。不過我原來將偽造的伍豪啟事記在通緝殺人凶犯周恩來、趙容（即康生）之前，現在證明我記錯了，查遍1931年顧順章、向仲發相繼叛變後上海各報，並無另一個所謂伍豪啟事，而紅衛兵也未發現另一啟事。可見在我記憶中的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後發生的，所以我隻能從電報和來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現在，把四中全會後與此有關的編為大事記送閱，同時，送上報道最詳的上海《申報》1931年11月12日合訂本一冊，《申報》1932年1月2日合訂本兩冊，請翻閱。
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誌傳閱送上各件後，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敬禮！
周恩來
五月十九日夜
評《水滸》前後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後，對全國各個方麵進行全麵整頓，毛澤東最初是支持的。最有說服力的明顯事實為：
一、鄧小平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四項黨政軍重要職務，均為毛澤東提議，由中共中央決定的。
二、在鄧小平開始主持國務院的工作後，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對“四人幫”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然後，又讓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召開兩次會議，批評江青、批評“四人幫”。
三、由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決策。
四、對全國各個領域進行全麵整頓，毛澤東同誌是讚成的。鄧小平1975年9月27日在一次講話中曾這樣講過：“當前，各方麵都存在一個整頓的問題。農業要整頓，工業要整頓，文藝政策要調整，調整其實也是整頓。要通過整頓，解決農村的問題，解決工廠的問題，解決科學技術方麵的問題，解決各方麵的問題。我在政治局講了幾個方麵的整頓，向毛澤東同誌報告了，毛澤東同誌讚成。”
周恩來對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進行全麵整頓更是充滿了關注，大力支持，並對鄧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表現出來的膽識、魄力、才幹和政績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來早已積勞成疾，久患重病，之所以一直帶病堅持工作，一方麵是出於對黨對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一方麵也是擔心住院以後，黨和國家的重要權力落到“四人幫”手裏。因此，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周恩來首先竭盡全力落實毛澤東關於讓鄧小平恢複工作的指示。然後，又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保證了毛澤東關於讓鄧小平在四屆人大上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預定計劃圓滿實現。直到鄧小平真正擔負起了國務院的領導重任以後，周恩來才放心地住進了醫院。
1975年9月7日，重病在身的周恩來不顧病情的嚴重惡化和醫務人員的再三勸阻，堅持會見了由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在賓主互致問候中，談到自己的身體情況時，周恩來以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態度，坦率地說：
“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麽，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自然法則。”
接著，周恩來請維爾德茨轉告羅馬尼亞總統、羅共中央總書記尼古拉？齊奧塞斯庫：
“請你告訴齊奧塞斯庫同誌，經過半個世紀毛澤東思想培養的中國共產黨，是有許多有才幹、有能力的領導人的。”
“具有50年光榮曆史的中國共產黨，是敢於鬥爭的。”
“現在，副總理已經全麵負起責任來了。”
雖然，周恩來早已知道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但是，親眼看到鄧小平已經主持中央工作，各項工作都呈現出新的氣象，他為此而感到衷心的喜悅。
“現在，副總理已經全麵負起責任來了”這最後的一句話，周恩來一字一頓，擲地有聲，堅定而有力量。因為他從鄧小平“已經全麵負起責任來了”中，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從而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寄托和堅定不移的信心。
他感到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他為此而感到欣慰！
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會見外國客人。
幾天之後，在周恩來又一次進行大手術之前，一些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去看望他，周恩來銳利的目光直視著張春橋，說：你和洪文同誌要好好幫助小平同誌工作。
10月下旬，醫院再次對周恩來進行手術。臨進入手術室前，周恩來已經躺在了手推車上，又詢問鄧小平來了沒有，當鄧小平走到手推車旁時，周恩來緊緊握著鄧小平的手，感情真摯地說：“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自始至終，對鄧小平充滿了無限的信任，並通過各種方式，對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給予有力的支持。
但是，“四人幫”並不甘心他們在一係列問題上受到的挫敗。他們大肆進行陰謀活動，處心積慮地尋找機會，伺機反撲。
在國務院一些部委進行的整頓中，在一些省、市、自治區進行的整頓中，都曾遇到過在“四人幫”支持下的幫派體係的反對、阻撓、幹擾和破壞。他們或者秘密串聯，召開“派性會議”，商量對策；或者向上寫誣告信，誣蔑陷害堅決進行整頓的領導幹部；或者利用他們在領導班子中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為派性張目，給整頓設置重重障礙；或者貼出大字報、大標語，攻擊、謾罵、誹謗勇於搞整頓、敢於捅“馬蜂窩”的領導幹部，把為進行整頓而采取的各種措施誣蔑為“複辟”“倒退”，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各種“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方式方法，無所不用其極。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抵製全麵整頓的順利進行，繼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亂局麵。
“四人幫”還通過各種陰謀手段，對鄧小平主持的全麵整頓進行誣蔑和攻擊。1975年6月10日，鄧小平陪同來訪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到上海參觀訪問。王洪文立即秘密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不在上海時，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市委書記馬天水，布置說：“鄧小平到上海，你要注意。”鄧小平在上海期間，考慮到馬天水是戰爭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又是長期在上海負責工交戰線的老人，出於對馬天水的教育挽救，根據毛澤東對“四人幫”的批評和中央政治局兩次批評“四人幫”會議的精神，向馬天水傳達了毛澤東對江青、對“四人幫”的多次批評的精神，告誡馬天水不要把什麽都當成“資產階級法權”來批，要維護各級黨委的領導，不要弄得各級黨委的話沒人聽。最後，還告訴他以後到北京還可以再談談。但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中，經過“四人幫”的先打後拉，早已心甘情願地上了“四人幫”的戰車，賣身投靠了“四人幫”。聽了鄧小平教育挽救的談話後，不僅毫無悔改之意，反而鬼迷心竅，將鄧小平同他談話的內容密報了王洪文和姚文元，王洪文和姚文元讓馬天水將鄧小平同他的談話內容整成材料，用大字抄寫，報給毛澤東，並附上王洪文的話，誣蔑這次談話是一次“策反”的談話，在政治上、組織上都是錯誤的。妄圖通過這件事，誣告鄧小平，製造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信任，離間毛澤東與鄧小平的關係。王洪文、姚文元的用心是極其險惡的。
由葉劍英、鄧小平主持，在1975年夏天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根據毛澤東關於“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的指示精神，全麵部署了對軍隊的整頓工作。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會上的重要講話，在全黨、全軍、全國都產生了很大、很好的影響。王洪文作為中央軍委常委、張春橋作為中央軍委常委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取消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委員會，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11人為常務委員，中央軍委常委會由葉劍英主持），均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在會上一言不發，並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會後，他們卻大肆製造謠言，攻擊軍委擴大會議“問題多著呢”，“要批判的不隻是這兩個講話”，誣蔑會議後軍隊各大單位經過調整組成的領導班子是“複辟班子”，等等。王洪文還利用權力，調閱會議記錄和有關文件，陰謀“秋後算帳”。1975年秋，王洪文又采用瞞天過海的手法，向毛澤東誣告說：7、8、9三個月，謠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誌，謠言來自北京。公然把人民群眾中流傳的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對江青、對“四人幫”的批評情況，誣蔑為“謠言”，並加以歪曲，欺騙毛澤東。
1975年8月，“四人幫”又企圖利用評論《水滸》的機會，進行反撲。他們假借評論《水滸》的名義，借古喻今，把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一大批重新恢複工作的領導幹部，層層批“宋江”，揪所謂“投降派”，企圖製造新的政治動亂。幸而毛澤東及時發現了他們的陰謀，堅決製止了。
事情是這樣的：
毛澤東的晚年，眼睛因患白內障，看書很困難，這對於每天都手不釋卷的這位偉人來說，實在是太不方便了。須知，讀書對於毛澤東來說，是像吃飯、睡覺一樣，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的。有時候，讀書甚至比吃飯、睡覺還重要。
為了解決毛澤東的讀書問題，中共中央辦公廳從北京大學中文係選了一位女教師，專門給毛澤東讀書。每次女教師讀書以後，毛澤東一般也談談看法，對書中的內容作一些評論。
8月13日這天深夜（實際上應為8月14日淩晨），女教師在讀書之後，請教毛澤東對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在談到《水滸》這部古典小說時，評論道：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見《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麵。
女教師一邊聽著毛澤東這一番獨出新意不同凡響的談話，一邊迅速記錄了下來。事後，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讓女教師把毛澤東關於評論《水滸》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交給了中央辦公廳。
當時掌握意識形態大權的姚文元，見到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後，立即意識到大有文章可作，聞風而動，給毛澤東寫信說：
評論《水滸》，“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該充分發揮這個‘反麵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還向毛澤東提議：
為了執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務，擬辦以下幾件事：
一、將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在京同誌，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及北京批判組謝靜宜同誌、上海市委寫作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學出版社同誌傳達落實主席指示，做好三種版本印刷和評論的工作。我還看到一種專供兒童青年讀的《水滸》，是根據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寫前言，增印魯迅的話，否則流毒青少年。
三、在《紅旗》上發表魯迅論《水滸》的段落，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訂個計劃。
以上可否，請批示。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