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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6)

  毛澤東還說,提倡敢想敢幹,確實會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好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麵,怪各部門,否則,王鶴壽會像蔣幹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說到這裏,三個聽眾忍不住大笑起來,他自己也笑了。他又說,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峰,還有錢學森文章(指錢在“大躍進”中論述糧食高產可能性的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亂想起來。今年1月開政治局會,關於鋼指標,陳講2000萬噸不易完成,同陳雲意見原來一致,不知為什麽他後來要檢討。

  7月17日,胡喬木向毛澤東反映了劉少奇的意見,說還是讓陳雲主管計委比較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在西北組會議發言中也說到:我們黨內真懂得經濟工作的人不多,陳雲是一個,賈拓夫是一個。

  但是,7月14日發生的一件事,使會議的輕鬆氣氛有了一絲不易察覺的變化,這個變化是由彭德懷的一封信引起的。

  彭德懷對當時出現的問題,心中是十分焦慮的。眼見廬山會議就要結束,可是還是沒有提出糾正“左”的錯誤的問題,使他感到不能不說話。7月14日下午,彭德懷把自己起草的一封信送到毛澤東那裏。在信中,他首先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有失有得,然後大膽地要求認真總結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他指出,鑒於工作所麵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的緊張,已經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具有政治性。浮誇風比較普遍地滋長,在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麵性,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大躍進”中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

  彭德懷的信,是在親自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認真思考後寫成的,反映了實際情況和人民群眾的願望與要求,表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一個政治局委員給中央主席寫信,也是完全正常的。不料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滿。

  毛澤東把信擬了個《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發給大會,要求評論這封信的性質。7月23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長篇激烈的講話,對彭德懷的信進行了嚴厲地批判,稱黨內外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的。

  毛澤東講話中還說:我勸另一部分同誌,在這樣緊急關頭,不要動搖。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1956年、1957年的動搖,對動搖分子,我不讚成戴帽子,讚成是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那些同誌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反冒進。

  講到這裏,他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誌來了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

  毛澤東的長篇講話,重提右傾是黨內主要危險,從而使鄭州會議以來反左過程被迫中斷。

  毛澤東還讓通知未上山開會的林彪去廬山開會,並提出,如果陳雲身體情況可能的話,也請上山來開會。但陳雲身體實在不好,後來也沒有去。

  8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重提對財經部門的批評,說財經部門從不下毛毛雨,四時八節逼著簽字,十年改不過來,橫直不讓了解情況。“設計院”不在常委、書記處,而在財經機關,那些人臉皮之厚可觀,出來的東西使人看不懂,自己也不懂。像那些教授。這種批評還要繼續下去。

  在廬山會議批彭小組會上,連彭德懷讚揚陳雲懂經濟的話,也有人搬出來批。當有人提到彭德懷說過“陳雲關於經濟工作是摸得熟”,康生插話說:“他先講一套缺點,然後慨歎:現在看來還是陳雲對經濟工作摸得深。他這話不是拿陳雲比先念、一波,而是指毛澤東同誌不行。這是挑撥。”

  廬山會議把公開對“大躍進”方針持不同意見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並在隨後的大規模黨內鬥爭中,又從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批在認識上和實際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製“左”的錯誤的幹部群眾慘遭錯誤的批判和打擊,加劇了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狀況。“大躍進”的錯誤繼續發展,最後導致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性大饑荒的發生。

  糧食環節欲崩潰,陳雲進口糧食解危

  成千上萬的逃荒人群湧向破破爛爛的火車站;火車車頂上擠滿人、車門上扒著人,喘著粗氣,沉重地駛向遠方……

  新來的縣委書記到飯館吃飯,抬頭卻發現不知什麽時候,幾個衣衫襤褸、滿臉饑色的孩子站在周圍,木然地盯著他手裏的饃……

  這是一部電視劇中給20世紀90年代的人們展示的本世紀60年代那場全國性的大災難的令人心酸的場麵。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從主觀願望出發,從根本上破壞了社會化大生產所必需的國民經濟中的合理比例關係,再加上在農村中搞公社化、公共食堂、瞎指揮、浮誇風、破壞了農業生產,到1959年初就已經暴露了嚴重問題。從1958年底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就被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鬥爭所打斷,於是隻好硬著頭皮繼續“躍進”,使勉強維持的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雪上加霜。

  繃得太緊的弦終歸要繃斷的。國民經濟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農業,終於承受不住巨大的壓力,首先繃斷了。一場大災難無情地降臨了。

  本來,在“大躍進”運動之前,糧食就非常緊張。“大躍進”猛烈擴大生產規模,1958年一年就增加了1000萬工人,大大加劇了糧食緊張局勢。要命的是,糧食生產又受到了嚴重地破壞。

  “大躍進”以後並大社、搞人民公社,一個公社幾萬人,生產都沒法安排。幹多少也沒有人管,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全民動員,大煉鋼鐵,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都被抽走,上山煉鋼去了,成熟的莊稼卻丟在地裏沒有人來收。老百姓諷刺說:“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沒見過這樣種莊稼的。”種麥季節,卻發動群眾深翻地,折騰土地爺,把土壤破壞了。搞密植,竟然密不透風,要用鼓風機來吹,用大電燈來照。這麽種地,到頭來當然不會有什麽好收成。

  本來,老天爺還是比較照顧的,1958年算是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到頭來卻是增產不增收。到1959年老天爺變了臉,連續三年大旱。

  辛苦了一年,收下的糧食,農民卻得不到多少。為了造“大躍進”聲勢,為了不被插“白旗”當右傾,各地都瘋狂地大搞浮誇,衛星放得人頭暈目眩,平常畝產幾百斤的土地,竟然能吹到畝產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人民日報》還宣傳小麥總產量已超過美國,一時似乎糧食多得不得了。

  中國人從來是省吃儉用的,糧食是寶貝。可是這時各地大搞食堂,為了宣揚食堂優越性,為了突出“大躍進”的成就,居然號召“敞開肚皮吃飯”,拿糧食不當回事。白麵饅頭,頓頓幹飯,吃得有經驗的老農直皺眉頭。

  產量是虛的,征購可是實在的。上報產量的時候可以神吹,到征購的時候就得多交糧。1958年糧食產量實際不足4000億斤,居然按虛報的7500億斤產量征購,1959年到1961年間征購糧占總產量的比重高達百分之三四十,連農民的口糧和種子糧都被國家拿走了。農民不願交,就搞反右傾、反瞞產,甚至抓人、打人。搞得最厲害的是河南。

  河南是“大躍進”最積極的省份,搞公社、放糧食和鋼鐵衛星、反瞞產,都是轟轟烈烈,敢為人先。

  1960年10月18日至26日,陳雲到河南搞調查,參觀了“一百五十六項”的重點工程洛陽拖拉機廠、三門峽水庫等,實地了解農業機械和水利的發展情況,以便確定農業特別是糧食前景。當時河南方麵對他聲稱糧食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再需要國家調入糧食,他們還可以調出糧食。

  陳雲反複問他們有多少耕地?能夠生產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河南省當時的生活水平,農村人口最低限度每人平均需要多少糧食?全年要吃掉多少?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這幾筆賬加在一起,留給農村的糧食最低限度需要多少?總產量減去必須留在農村的,剩下的就是能夠向城市提供的糧食,包括征糧、購糧。然後問他們,現在全省吃商品糧的有多少人?每個人平均最低限度要吃多少?這些人合起來總共需要多少?

  一個是農村提供的糧食數字,一個是城市需要的糧食數字,把兩個數字一比,就看得非常清楚,能夠提供的糧食比需要的糧食差了很多。

  陳雲說,我不希望你們調出糧食,你們農村能夠征購的糧食,能不能夠養活現在城市人口呢?養活不了。

  河南方麵的人還不服,說河南城市人口的糧食還夠吃,自己能夠解決糧食。

  與此同時,陳雲還派秘書周太和去安徽阜陽地區了解農村情況,而後去南京,了解江都提水工程以及揚州裏下河地區的災情,向他作匯報。

  這一帶農村“大躍進”運動中盲幹折騰,加上天災,當時情況是很困難的,周太和一行想在農村吃頓早飯,找了幾個村,都說負責人不在,最後在一個村才找到了幾塊白薯和一點青菜,吃了一餐早飯,這還是比較好的村招待北京來客的好飯哩。至於農民的生活真相,可想而知。很顯然這些地方糧食生產的情況遠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農村生產也比全國平均水平低得多,但他們報告的情況仍有不少的虛誇。

  後來發生的情況證明,陳雲當時在河南了解到的糧食問題是十分準確的。河南糧食根本不夠吃,是靠高征購勉強維持的。本來拿不出那麽多,為了使城市人口得到供應,便來了一個“高征購”。征購不到,又來了一個“反瞞產”“反私分”。明明當時的高產是靠政治手段壓出來的,這會搞反瞞產反私分,卻反過來咬一口,說你原來報那麽多,現在征購的時候為什麽少了?就這麽左一個辦法,右一個辦法,一定要人家賣出那麽多糧食來,超過了農民能夠負擔的程度。到1960年秋冬就爆發了震驚全國、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數以萬計的人活活餓死,整個整個的村子死人絕戶。

  廬山會議以前,河南糧食問題已經出現,好些地方已經餓死了人。廬山會議後,又大搞反右傾,使問題更加嚴重。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王任重受中央委派來揭河南省委的蓋子。陶鑄1961年2月2日在省委擴大會議上說:“在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第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做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第二是河南發生這麽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雖然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扭扭捏捏,不忠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錯誤。”王任重說:“西平縣因為7320斤小麥衛星,受打擊的有10000多人,打跑7000人,打死300多人,這是多麽殘忍的事情!”

  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於人禍,加上天災,糧食產量連續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產量3073億斤,比1959年減產21.2%,人均占有產量433斤,比1957年減少170斤。到1960年5月,糧食問題已經異常嚴重。交通沿線的國家糧食庫存越來越空,到6月上旬,北京市庫存隻夠七天的銷量,天津市庫存隻夠十天的銷量,上海市糧食部門已經沒有大米庫存,靠借外貿部門的出口大米過日子,工業基地遼寧有十個城市庫存糧食隻夠銷八九天。糧食調出大省江西,省內南昌、景德鎮、贛州、九江四個主要城市也處於隨調隨銷的危險境地。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擁有大片肥沃黑土地的東北三省,都紛紛向中央告急:請給我們糧食!

  華中重鎮武漢缺糧,最緊張的時候,糧食隻夠銷三天。武漢鋼鐵廠在饑餓的陰影下,大廠小廠折騰“超聲波”蒸食物,連蒸幾次使體積脹大哄腸胃。就這樣,僅有的糧食供應也不能保障了。省長張體學以省委的名義給李先念掛電話,淚流滿麵地懇求:“請盡快撥一些糧食給我們。天災人禍,人民在挨餓呀!我沒做好工作,給我什麽處分都沒意見,隻請求中央支持我們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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