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豐澤園主席論大小！俞、胡相繼受批判(3)
總起來看，由於對過渡時期社會意識形態演變的規律性缺乏清醒認識，由於對文化學術領域多方麵、多類型、多層次的複雜問題，采取了簡單化的政治運動方式來處理，1954年到1955年由兩個青年的學術批評引發的一場空前規模的思想政治批判運動，結果是不成功的。它不僅沒有在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方麵取得預期的切有實效的成績，反而造成理論科學研究中的行政幹預現象不斷強化，公式化、教條化傾向日益嚴重，失去了學術發展所必需的民主氣氛和自由爭論的環境，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建設失傾，並為以後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由於毛澤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提到對俞平伯這一類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所幸俞平伯作為《紅樓夢研究》的作者，在受到批判之後檢查了自己學術觀點上的錯誤，得以繼續在北京大學從事《紅樓夢》的研究和校訂工作，在他的後半生又寫了關於《紅樓夢》十二釵的文章，力圖用新的觀點進行研究，並在原有基礎有所前進。
一晃30多年過去，1986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為慶賀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舉行紀念會。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在會上對俞平伯的學術生涯和1954年的那場批判，作了曆史的評價。胡繩充分肯定俞平伯“是一位有學術貢獻的愛國者”，“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包括對小說、戲曲、詩詞的研究，都有許多有價值的、為學術界重視的成果。”胡繩特別指出，俞平伯早在20年代初對《紅樓夢》進行的研究，“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對於他研究的方法和觀點，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本來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性的圍攻，是不正確的”。胡繩強調，對於學術領域的問題，“隻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我國憲法對這種自由是嚴格保護的”，“黨對這類屬於人民民主範圍內的學術問題不需要，也不應該作出任何‘裁決’”。
這篇講話，實際上是公開為俞平伯平反，也是對這一類曆史教訓的鄭重總結，即隻有提倡在正常的氣氛下進行各種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和辯論，才能團結一切努力從事有益於人民的創造性工作的學術工作者，共同前進，共同追求真理。這是國家進步的希望所在。
第二節 胡風上書起風波冤案一釀沉卅載
1955年，可謂中國學術文化界的“多事之秋”。《人民日報》為舒蕪這些信件所加的分類標題令人觸目驚心。5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人民日報》公布的“材料”，批準逮捕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胡風。
曆史的裂痕
胡風尤為擔心的是文藝界把特定環境下的“講話”奉為“圖騰”，造成“皂隸式的機械主義”，導致把現實主義的生機悶死的局麵。周恩來有一次約胡風談話時，希望胡風寫個材料給中央，談談對文藝的看法。在全國對胡風集團的清查中，共觸及2100餘人，其中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
1955年，可謂中國學術文化界的“多事之秋”。繼俞平伯及各個學術領域的所謂胡適派代表人物被訴諸公開批判後，又一位頗多爭議的人物被推到了思想大論爭的前台。僅隻數月，這位身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著名文藝家，便蒙獲“有罪推定”，被當做敵對分子逮捕判刑。曾同他有過關聯的一批人，也連帶遭受厄運。這一幕中國現代文壇悲劇的主人公，就是胡風。
胡風，原名張光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和詩人。他早年投身於進步文藝事業，自覺、堅定地追隨中國新文化的旗手魯迅，積極倡導左翼文藝運動，曾出任左翼文聯的宣傳部長、常務書記；後因故辭去“左聯”書記職務，開始職業作家的生涯。抗日戰爭初期，胡風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籌備工作，任該協會理事、常務理事兼研究股主任。他相繼獨立創辦了《七月》和《希望》雜誌，發表了大量進步作家包括延安等革命根據地作家的作品，在當時大後方的進步青年中具有相當影響，成為堅持抗日、堅持民主的一個重要文藝陣地。抗戰勝利後，胡風編印出版了共約40多種作品的《七月文叢》和《七月詩叢》，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國共兩黨圍繞抗戰勝利後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激烈鬥爭。胡風很早就覺悟到以俄國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拉普”為代表的機械決定論和庸俗社會學的惡劣影響，在長期的革命文藝實踐中，他始終不懈地同“拉普”思潮的各種表現作鬥爭。在整個三四十年代，胡風撰寫了大量的文藝理論及評論文章，分別按時期編為共計9本評論集，近100萬字，形成了一套比較係統、自成一體的胡風文藝思想。先後出版的胡風評論集，集中反映了中國現代文藝思潮史上曆次重大問題的爭論，同時也記錄了革命文藝運動中胡風同一些共產黨員作家的思想分歧和曆史裂痕。
胡風長期置身於革命文藝運動，政治上反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思想理論上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真諦的執著追求。他和進步的文化界人士一起共事，但在文藝觀點上卻從不苟同於他人，特別是在文藝的本質、文學的創作方法、創作對象、創作主體以及民族形式與傳統的繼承等方麵，他和很多人都有分歧。早在1936年左翼文藝界內部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中，胡風就因最早公開提出魯迅、馮雪峰主張的“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口號，而被周揚等主張提“國防文學”口號的“左聯”成員視為“蓄意標新立異”，受到批評、責難乃至中傷。盡管當時魯迅在致徐懋庸的公開信中為胡風辯誣，仍未改變左翼文藝界圍攻胡風的局麵。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為後來的文藝論爭埋下了隱患。
1939年至1940年，延安和重慶文藝界圍繞如何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開展了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當時向林冰等人提出“民間文藝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進而一概否定五四文學革命對外來文藝形式的汲取。胡風寫了《論民族形式問題》的長文予以反駁，突出強調五四新文學運動接受了世界進步文學傳統的影響，形成了與封建文藝“截然異質”，與中國固有的文學傳統劃著巨大“鴻溝”的革命傳統，這是必須繼承和發揚的；用所謂“民間形式即民族形式”的公式來否定五四新文學，就等於取消整個文學戰線，帶有極大的危害性。胡風認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民主主義思想成分，在封建文化的強大壓力下，沒有發展成為認識和改造現實的思想體係，民主主義觀點在文藝上也得不到反映，這種封建文藝再也不能向前發展了；隻有以現實主義的五四傳統為基礎，在對象上更深刻地把握民族的現實，在方法上加強接受國際革命文藝的經驗，才能創造出反映新民主主義內容的民族形式；而從傳統民間文藝裏汲取營養，正是為了克服它們而創造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
在同向林冰等對壘時，胡風也提到與他觀點相通的延安方麵的一些作家，直接點名的就有郭沫若、周揚、何其芳、艾思奇、陳伯達等著名文化界人士。這主要是因為胡風認為這場文藝論爭是左翼進步作家內部的思想問題，論戰雙方應取相互平等的態度。這就使胡風實際上處於獨當一麵的“孤軍”地位，受到各方麵的責難。他關於五四新文學革命運動是“以市民階級為盟主”的提法，被認為是否定無產階級思想對五四文學革命的領導；他關於“民間文藝形式”的看法，被認為是反對毛澤東關於民族形式的論點，是對祖國傳統文化采取虛無主義態度，等等。胡風關於五四文學革命傳統的正確見解，卻被批評者所忽略，而未得到應有的支持和肯定。
1945年1月，重慶文藝界結合延安整風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展開學習討論。在討論中發生了認識上的分歧，分歧的焦點主要是圍繞國民黨統治區進步文藝界究竟應該反對“非政治傾向”，首先解決“文藝為什麽人、為哪個階級”的問題，還是應該反對“主觀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傾向。胡風主張後一種意見。為了打破分歧帶來的思想沉悶空氣，胡風在他主編的《希望》創刊號上，發表了舒蕪的長篇哲學論文《論主觀》。該文從宇宙本性、人類曆史發展的角度，論證了“主觀”的意義和作用，自稱這是“人類”“社會”與“主觀”的“三位一體觀”。胡風對這篇文章的觀點很是躊躇，但認為整風學習既然要批評主觀教條主義，就應與實際問題聯係起來開展群眾性批評，對此，胡風在《希望》編後記中推薦《論主觀》一文說，它是“再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鬥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要求讀者“不要輕易放過，要無情地參加討論”。這裏所謂“再提出了一個問題”，其實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特定環境下，暗指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批評主觀、教條主義“妨害革命”“禍國殃民”的話，試圖再次引起人們對延安整風的注意。但是這種不太清晰的說法，卻被誤解為直接對抗毛澤東發動的反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
《希望》創刊號一問世，立即引起強烈反響，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文藝界負責人召開座談會，批評胡風和《希望》的思想傾向是同延安整風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相違背的；批評《論主觀》從思想本源上論證“主觀精神”，是宣揚“個性解放”，是典型的唯心主義。胡風當時沒有接受這種批評，隨之而來的抗戰勝利及國內形勢的急劇演變，使這一文藝論爭被擱置下來。
1948年，文化界一批共產黨員在香港創辦《大眾文藝叢刊》，邵荃麟、喬冠華、胡繩、馮乃超、林默涵等相繼發表文章，點名批評胡風。該刊同仁認為，當前文藝思想上的“混亂”，主要不是客觀主義或主觀公式主義，而是以個人主義的意識和思想代替了群眾的意識和思想，即“所謂追求主觀精神的傾向”；認為胡風等“主觀論者”在哲學上的“中心錯誤”，是把“生存鬥爭代替了階級鬥爭”；“主觀論者”把“主觀精神”“戰鬥要求”“人格力量”作為文藝的根本問題，是同文藝“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方針根本對立的。對於胡風認為“人民大眾身上負有統治階級加給他們的‘精神奴役的創傷’”的觀點，批評者說這是歪曲和醜化勞動人民；胡風認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家在反動環境下也還有可能用真誠的態度深入生活，和人民結合”，也被批評為過分強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進步作用，歧視他們的世界觀改造，等等。
胡風對這些批評作了嚴肅的、負責的思考，於1948年9月寫了《論現實主義的路》的小冊子，作為對香港友人批評的總回答。胡風一開篇就提出了用什麽標準來衡量文藝實踐的問題。他認為隻能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到抗日戰爭勝利結束這十年間文藝運動發展的實際出發，曆史地、具體地來討論文藝創作的現實主義原則，而不可以抽象地談論一般性的原則問題。聯係國民黨統治區文藝界的實際狀況，胡風提出“在不是‘火熱的’戰場而是灰色的戰場上麵”迎接邏輯性思想革命大潮的問題，這就是說，麵對國統區“現實生活中的讀者”，而不是“思想概念上的讀者”，現實主義作家的任務就是“努力地表現出現實的曆史動向，廣大人民的負擔、潛力、覺醒、和願望”，使人們看到受長久壓抑的民族的偉大潛力和正在覺醒的帶著曆史創傷的人民的蓬勃青春。胡風認為“主觀公式主義”不能深入和接觸到深刻的曆史變動的實際內容，隻能脫離和歪曲現實；“客觀主義”不能在創作過程中深入現實對象，“進行搏鬥”，把握並再現客觀現實所具有的豐富、真實的思想內容，因而不具有藝術力量，所以必須反對這兩種傾向。胡風還從知識分子是“勞動力出賣者”的角度，論述了知識分子革命性的“物質的根源”，並從知識分子的革命性與遊離性的“二重人格”，分析了知識分子雖然參加了實際鬥爭，其思想立場往往停留在概念裏或飄浮在現實表麵的深層原因，實際上論證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論現實主義的路》尖銳地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究竟是用革命聖地延安和解放區的大原則來套國民黨統治下的文藝實踐？還是使理論原則在基於現實、針對現實的實踐中引導文藝發展和前進？這正是胡風和香港友人們思想分歧的實質。這關係到評價文藝實踐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關係到如何使文藝批評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大問題。這本小冊子胡風原計劃寫十幾個題目，但寫成兩章之後，即得到通知讓他轉道香港進入東北解放區。批評與反批評暫告中止，論爭雙方一同踏上了籌建新中國之路。
論爭再起與升級
1949年3月至7月，胡風作為全國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籌備委員之一，參加了這次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文藝工作者勝利會合的盛會；隨後，他又出席了為新中國奠基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胡風強烈感受到一個偉大時代的來臨，他飽蘸詩人的激情為共和國的新生譜寫了《英雄史詩五部曲》……然而，曆史的裂痕並未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彌合。1949年7月一屆文代會的主題報告中單有一節概述了批評胡風文藝思想的鬥爭，標題為“關於文藝中的‘主觀’問題，實際上就是關於作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問題”。胡風感到當年他的“論敵”大多成為文藝界領導者，如今帶著“文壇征服者”的神氣，借著革命勝利的形勢，愈益發展了“對文藝問題的形式主義和公式主義的理解”，結果是解放區以前和以外的文藝實際上被否定、貶低了；五四文學被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不采用民間形式也被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胡風認為這種理論和現狀，預示著文藝潛伏著危機。
與此同時，何其芳出版了《關於現實主義》一書，他在自寫的序言中，以加注解的方式，把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的觀點，界定為小資產階級的文藝理論，並強調自毛澤東的《講話》傳到國民黨統治區以後，“對於這種理論傾向的堅持就實際上成為一種對於毛澤東的文藝方向的抗拒了”。這是一種嚴重的判斷。在共和國成立以後，這隻能意味著一向被看做是純屬文藝問題的論爭，帶有了越來越明顯的政治鬥爭性質。胡風沒有注意到新舊製度更替下環境因素的重大改變，他仍然因循以往進步文藝界內部爭論的慣性，也采取出版評論集加注解的方式，同何其芳重開“筆戰”。由此引起的一係列後果，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1950年新中國文壇進入了批評的季節。首先是《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兩篇批評所謂胡風“七月派”作家阿壟的文章；接著《光明日報》《文藝報》相繼批評胡風的新詩作《時間開始了》以及路翎、冀氵方的作品。周揚在文藝界的報告中批評阿壟，把問題提到“小資產階級作家‘小集團’抬頭”，“危害性等於社會民主黨”的高度。胡風陷入文壇曆史是非的紛爭，工作安排一直未得到妥善解決，新寫的作品也時常聽到“歪曲毛主席”“沒有寫集體精神”“不該寫消極的陰暗的一麵”等指責。
1951年毛澤東發起對電影《武訓傳》的批評，引起文藝界強烈震動。在“清除文藝工作中濃厚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的主旨下，文藝界拉開了整風的帷幕，其內容為重新學習毛澤東的《講話》，確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絕對領導地位，改造所有文藝家的思想。胡風尊重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文藝觀，但他並不因此而輕視自己作為文藝思想的價值。他尤為擔心的是文藝界把特定環境下的《講話》奉為“圖騰”，造成“皂隸式的機械主義”，導致把現實主義的生機悶死的局麵。對此，胡風認為自己應當承擔起“曆史責任”。正在這時，曾給胡風帶來過很大麻煩的《論主觀》的作者舒蕪，站出來“反戈一擊”，使胡風陷入困難境地。
否定“舊我”的反戈一擊
1952年5月，舒蕪以從頭學習《講話》為題發表文章，徹底否定舊我，把過去十年的文藝實踐自貶為“渺小可憐的活動”，把《論主觀》的寫作歸結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厭倦”，是從“主觀對客觀的反作用”找到“理論依據”，把“主觀”當做“個性解放”的代名詞大做文章。舒蕪為了表示與胡風等人劃清了界限，在文中點名批評了介紹他與胡風認識的路翎，說路翎的作品“醜化”和“歪曲”了工人階級的“品質特征”，要求路翎和“其他幾個人”也像他這樣來一個“從頭學習”。6月8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此文，並加編者按認定確有一個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在文藝創作上片麵誇大“主觀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謂“生命力的擴張”，說“這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對於舒蕪“反戈一擊”所造成的影響，胡風不得不起來申辯。他直接寫信給周恩來，要求討論他的文藝思想。經周恩來同意，由周揚主持召開了幾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
在正式開會之前，周揚向胡風傳達了周恩來對討論會的指示，即：“不要先存一個誰錯誰對的定見，平心靜氣地好好地談談”；對於胡風，則要求“除文藝理論以外”，還“應該檢查‘生活態度’”。但是討論會早已確定胡風文藝思想是“抗拒毛澤東文藝方向”的基調，一上來就讓胡風從“現實主義”“生活”“主觀精神”“民族形式”“五四新文藝”等幾個方麵進行檢討。9月25日，不顧胡風、路翎的反對和申辯，《文藝報》發表了舒蕪帶到討論會上來的《致路翎的公開信》，信中稱胡風“根據資產階級思想體係的指導，形成了按照小資產階級麵貌來改造世界的完整的一套”；“在文藝活動上形成一個排斥一切的小集團，發展著惡劣的宗派主義”。《文藝報》編者按則斷定胡風“小集團”在“基本路線上是和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毛澤東文藝方向背道而馳的”。
胡風本著“依靠組織、實事求是、盡其在我”的態度，寫了一些回憶、檢查材料。他著重檢查了“以市民階級為盟主”的五四文學革命領導思想的錯誤提法，同時對所謂“小集團”問題作了澄清，說明在《希望》的51個投稿者中，有將近一半人至今未曾謀麵，不存在發展“宗派主義”問題。然而，連續召開的幾次討論會，都認為胡風的態度是“避重就輕”，一些發言抓住胡風文字中一兩句話隨意解釋，把問題提到“存心反對黨”的嚴重程度，硬要胡風在文藝思想上“脫褲子”，承認是“反黨路線”。這就一再把文藝思想問題推演為政治問題。胡風拒絕承認在一係列根本問題上強加給他的“嚴重錯誤”，因而被認為是對他的文藝思想“始終不承認有任何錯誤”。於是，1953年1月30日出版的《文藝報》發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文章雖然承認胡風的政治上“是站在進步方麵，對國民黨反動的法西斯文化作過鬥爭”，但卻認定胡風的文藝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同誌的文藝方針沒有任何的相同點；相反地，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這篇文章立即在《人民日報》上全文轉載。接著，2月15日出版的《文藝報》又發表了何其芳的長文《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係統地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根本性質的錯誤”。
這兩篇文章作為前一階段對胡風文藝思想批判的總結，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都具有相當的分量和影響。胡風感到林默涵、何其芳賴以批判的“理論”，“要在已經陷入困難情況的文藝實踐上產生嚴重的後果”，認為這已經“完全超出了個人問題的性質”，但是，當時“隻準檢討，不許分辯”的政治氛圍，又使他不能就此公開發表意見。這就是胡風後來所說“把我推到絕路上了”。為了明辨是非，遂產生了胡風的“三十萬言書”。
上書申辯與建議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召開，根據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文學藝術在過渡時期的基本任務，是要以文學藝術的方法促進人民生活中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反對一切阻礙曆史前進的力量，幫助社會主義基礎的逐步增強及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逐步完成。胡風在第二次文代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和文聯委員，他看到大會反映出近兩年來文藝創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現象愈益嚴重，以致不能不把反對這種傾向列為大會的中心議題，這就使胡風更感到自己對文藝實踐潛伏著危機的預測是正確的。會後不久，從抗美援朝前線歸來的路翎連續發表多部有影響的作品，但很快又被各種報刊、公議批評為“歪曲”了誌願軍的形象，並又把它與胡風的文藝理論觀點聯到一起。這種境遇使胡風向最高領導層申辯、請求理解和幫助的意念日漸迫切。事實上，周恩來1951年底有一次約胡風談話時，也曾說過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藝的情況，希望胡風寫個材料給中央，談談對文藝的看法。胡風決定適時地履行中央領導人對他的要求。
1954年2月，《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並發表《學習四中全會決議，正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社論。胡風根據自己的理解，認為這是到了全麵清理文藝工作上存在的嚴重危害團結的現象的時候了。從3月到6月，在路翎、徐放、謝韜、綠原等朋友們的支持、協助和參與下，胡風寫成了《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並於7月22日按正常程序麵交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習仲勳，請他轉呈中共中央、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
胡風寫給中央的報告全文共27萬餘字，一般通稱“關於文藝問題的意見書”或“三十萬言書”。報告共分四個部分，依次為：幾年來的經過簡況；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作為參考的意見。在作為報告主體部分的理論說明材料中，胡風首先以“關於現實主義的一個基本問題”為標題，集中辯駁了林默涵、何其芳兩篇文章中提出的三個基本論斷和三個原則性結論。
由於毛澤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提到對俞平伯這一類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所幸俞平伯作為《紅樓夢研究》的作者，在受到批判之後檢查了自己學術觀點上的錯誤，得以繼續在北京大學從事《紅樓夢》的研究和校訂工作，在他的後半生又寫了關於《紅樓夢》十二釵的文章，力圖用新的觀點進行研究，並在原有基礎有所前進。
一晃30多年過去，1986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為慶賀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舉行紀念會。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在會上對俞平伯的學術生涯和1954年的那場批判，作了曆史的評價。胡繩充分肯定俞平伯“是一位有學術貢獻的愛國者”，“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包括對小說、戲曲、詩詞的研究，都有許多有價值的、為學術界重視的成果。”胡繩特別指出，俞平伯早在20年代初對《紅樓夢》進行的研究，“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對於他研究的方法和觀點，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本來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性的圍攻，是不正確的”。胡繩強調，對於學術領域的問題，“隻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我國憲法對這種自由是嚴格保護的”，“黨對這類屬於人民民主範圍內的學術問題不需要，也不應該作出任何‘裁決’”。
這篇講話，實際上是公開為俞平伯平反，也是對這一類曆史教訓的鄭重總結，即隻有提倡在正常的氣氛下進行各種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和辯論，才能團結一切努力從事有益於人民的創造性工作的學術工作者，共同前進，共同追求真理。這是國家進步的希望所在。
第二節 胡風上書起風波冤案一釀沉卅載
1955年，可謂中國學術文化界的“多事之秋”。《人民日報》為舒蕪這些信件所加的分類標題令人觸目驚心。5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人民日報》公布的“材料”，批準逮捕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胡風。
曆史的裂痕
胡風尤為擔心的是文藝界把特定環境下的“講話”奉為“圖騰”，造成“皂隸式的機械主義”，導致把現實主義的生機悶死的局麵。周恩來有一次約胡風談話時，希望胡風寫個材料給中央，談談對文藝的看法。在全國對胡風集團的清查中，共觸及2100餘人，其中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
1955年，可謂中國學術文化界的“多事之秋”。繼俞平伯及各個學術領域的所謂胡適派代表人物被訴諸公開批判後，又一位頗多爭議的人物被推到了思想大論爭的前台。僅隻數月，這位身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著名文藝家，便蒙獲“有罪推定”，被當做敵對分子逮捕判刑。曾同他有過關聯的一批人，也連帶遭受厄運。這一幕中國現代文壇悲劇的主人公，就是胡風。
胡風，原名張光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和詩人。他早年投身於進步文藝事業，自覺、堅定地追隨中國新文化的旗手魯迅，積極倡導左翼文藝運動，曾出任左翼文聯的宣傳部長、常務書記；後因故辭去“左聯”書記職務，開始職業作家的生涯。抗日戰爭初期，胡風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籌備工作，任該協會理事、常務理事兼研究股主任。他相繼獨立創辦了《七月》和《希望》雜誌，發表了大量進步作家包括延安等革命根據地作家的作品，在當時大後方的進步青年中具有相當影響，成為堅持抗日、堅持民主的一個重要文藝陣地。抗戰勝利後，胡風編印出版了共約40多種作品的《七月文叢》和《七月詩叢》，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國共兩黨圍繞抗戰勝利後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激烈鬥爭。胡風很早就覺悟到以俄國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拉普”為代表的機械決定論和庸俗社會學的惡劣影響，在長期的革命文藝實踐中，他始終不懈地同“拉普”思潮的各種表現作鬥爭。在整個三四十年代，胡風撰寫了大量的文藝理論及評論文章，分別按時期編為共計9本評論集，近100萬字，形成了一套比較係統、自成一體的胡風文藝思想。先後出版的胡風評論集，集中反映了中國現代文藝思潮史上曆次重大問題的爭論，同時也記錄了革命文藝運動中胡風同一些共產黨員作家的思想分歧和曆史裂痕。
胡風長期置身於革命文藝運動，政治上反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思想理論上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真諦的執著追求。他和進步的文化界人士一起共事，但在文藝觀點上卻從不苟同於他人，特別是在文藝的本質、文學的創作方法、創作對象、創作主體以及民族形式與傳統的繼承等方麵，他和很多人都有分歧。早在1936年左翼文藝界內部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中，胡風就因最早公開提出魯迅、馮雪峰主張的“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口號，而被周揚等主張提“國防文學”口號的“左聯”成員視為“蓄意標新立異”，受到批評、責難乃至中傷。盡管當時魯迅在致徐懋庸的公開信中為胡風辯誣，仍未改變左翼文藝界圍攻胡風的局麵。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為後來的文藝論爭埋下了隱患。
1939年至1940年，延安和重慶文藝界圍繞如何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開展了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當時向林冰等人提出“民間文藝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進而一概否定五四文學革命對外來文藝形式的汲取。胡風寫了《論民族形式問題》的長文予以反駁，突出強調五四新文學運動接受了世界進步文學傳統的影響，形成了與封建文藝“截然異質”，與中國固有的文學傳統劃著巨大“鴻溝”的革命傳統，這是必須繼承和發揚的；用所謂“民間形式即民族形式”的公式來否定五四新文學，就等於取消整個文學戰線，帶有極大的危害性。胡風認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民主主義思想成分，在封建文化的強大壓力下，沒有發展成為認識和改造現實的思想體係，民主主義觀點在文藝上也得不到反映，這種封建文藝再也不能向前發展了；隻有以現實主義的五四傳統為基礎，在對象上更深刻地把握民族的現實，在方法上加強接受國際革命文藝的經驗，才能創造出反映新民主主義內容的民族形式；而從傳統民間文藝裏汲取營養，正是為了克服它們而創造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
在同向林冰等對壘時，胡風也提到與他觀點相通的延安方麵的一些作家，直接點名的就有郭沫若、周揚、何其芳、艾思奇、陳伯達等著名文化界人士。這主要是因為胡風認為這場文藝論爭是左翼進步作家內部的思想問題，論戰雙方應取相互平等的態度。這就使胡風實際上處於獨當一麵的“孤軍”地位，受到各方麵的責難。他關於五四新文學革命運動是“以市民階級為盟主”的提法，被認為是否定無產階級思想對五四文學革命的領導；他關於“民間文藝形式”的看法，被認為是反對毛澤東關於民族形式的論點，是對祖國傳統文化采取虛無主義態度，等等。胡風關於五四文學革命傳統的正確見解，卻被批評者所忽略，而未得到應有的支持和肯定。
1945年1月，重慶文藝界結合延安整風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展開學習討論。在討論中發生了認識上的分歧，分歧的焦點主要是圍繞國民黨統治區進步文藝界究竟應該反對“非政治傾向”，首先解決“文藝為什麽人、為哪個階級”的問題，還是應該反對“主觀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傾向。胡風主張後一種意見。為了打破分歧帶來的思想沉悶空氣，胡風在他主編的《希望》創刊號上，發表了舒蕪的長篇哲學論文《論主觀》。該文從宇宙本性、人類曆史發展的角度，論證了“主觀”的意義和作用，自稱這是“人類”“社會”與“主觀”的“三位一體觀”。胡風對這篇文章的觀點很是躊躇，但認為整風學習既然要批評主觀教條主義，就應與實際問題聯係起來開展群眾性批評，對此，胡風在《希望》編後記中推薦《論主觀》一文說，它是“再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鬥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要求讀者“不要輕易放過，要無情地參加討論”。這裏所謂“再提出了一個問題”，其實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特定環境下，暗指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批評主觀、教條主義“妨害革命”“禍國殃民”的話，試圖再次引起人們對延安整風的注意。但是這種不太清晰的說法，卻被誤解為直接對抗毛澤東發動的反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
《希望》創刊號一問世，立即引起強烈反響，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文藝界負責人召開座談會，批評胡風和《希望》的思想傾向是同延安整風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相違背的；批評《論主觀》從思想本源上論證“主觀精神”，是宣揚“個性解放”，是典型的唯心主義。胡風當時沒有接受這種批評，隨之而來的抗戰勝利及國內形勢的急劇演變，使這一文藝論爭被擱置下來。
1948年，文化界一批共產黨員在香港創辦《大眾文藝叢刊》，邵荃麟、喬冠華、胡繩、馮乃超、林默涵等相繼發表文章，點名批評胡風。該刊同仁認為，當前文藝思想上的“混亂”，主要不是客觀主義或主觀公式主義，而是以個人主義的意識和思想代替了群眾的意識和思想，即“所謂追求主觀精神的傾向”；認為胡風等“主觀論者”在哲學上的“中心錯誤”，是把“生存鬥爭代替了階級鬥爭”；“主觀論者”把“主觀精神”“戰鬥要求”“人格力量”作為文藝的根本問題，是同文藝“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方針根本對立的。對於胡風認為“人民大眾身上負有統治階級加給他們的‘精神奴役的創傷’”的觀點，批評者說這是歪曲和醜化勞動人民；胡風認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家在反動環境下也還有可能用真誠的態度深入生活，和人民結合”，也被批評為過分強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進步作用，歧視他們的世界觀改造，等等。
胡風對這些批評作了嚴肅的、負責的思考，於1948年9月寫了《論現實主義的路》的小冊子，作為對香港友人批評的總回答。胡風一開篇就提出了用什麽標準來衡量文藝實踐的問題。他認為隻能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到抗日戰爭勝利結束這十年間文藝運動發展的實際出發，曆史地、具體地來討論文藝創作的現實主義原則，而不可以抽象地談論一般性的原則問題。聯係國民黨統治區文藝界的實際狀況，胡風提出“在不是‘火熱的’戰場而是灰色的戰場上麵”迎接邏輯性思想革命大潮的問題，這就是說，麵對國統區“現實生活中的讀者”，而不是“思想概念上的讀者”，現實主義作家的任務就是“努力地表現出現實的曆史動向，廣大人民的負擔、潛力、覺醒、和願望”，使人們看到受長久壓抑的民族的偉大潛力和正在覺醒的帶著曆史創傷的人民的蓬勃青春。胡風認為“主觀公式主義”不能深入和接觸到深刻的曆史變動的實際內容，隻能脫離和歪曲現實；“客觀主義”不能在創作過程中深入現實對象，“進行搏鬥”，把握並再現客觀現實所具有的豐富、真實的思想內容，因而不具有藝術力量，所以必須反對這兩種傾向。胡風還從知識分子是“勞動力出賣者”的角度，論述了知識分子革命性的“物質的根源”，並從知識分子的革命性與遊離性的“二重人格”，分析了知識分子雖然參加了實際鬥爭，其思想立場往往停留在概念裏或飄浮在現實表麵的深層原因，實際上論證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論現實主義的路》尖銳地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究竟是用革命聖地延安和解放區的大原則來套國民黨統治下的文藝實踐？還是使理論原則在基於現實、針對現實的實踐中引導文藝發展和前進？這正是胡風和香港友人們思想分歧的實質。這關係到評價文藝實踐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關係到如何使文藝批評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大問題。這本小冊子胡風原計劃寫十幾個題目，但寫成兩章之後，即得到通知讓他轉道香港進入東北解放區。批評與反批評暫告中止，論爭雙方一同踏上了籌建新中國之路。
論爭再起與升級
1949年3月至7月，胡風作為全國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籌備委員之一，參加了這次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文藝工作者勝利會合的盛會；隨後，他又出席了為新中國奠基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胡風強烈感受到一個偉大時代的來臨，他飽蘸詩人的激情為共和國的新生譜寫了《英雄史詩五部曲》……然而，曆史的裂痕並未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彌合。1949年7月一屆文代會的主題報告中單有一節概述了批評胡風文藝思想的鬥爭，標題為“關於文藝中的‘主觀’問題，實際上就是關於作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問題”。胡風感到當年他的“論敵”大多成為文藝界領導者，如今帶著“文壇征服者”的神氣，借著革命勝利的形勢，愈益發展了“對文藝問題的形式主義和公式主義的理解”，結果是解放區以前和以外的文藝實際上被否定、貶低了；五四文學被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不采用民間形式也被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胡風認為這種理論和現狀，預示著文藝潛伏著危機。
與此同時，何其芳出版了《關於現實主義》一書，他在自寫的序言中，以加注解的方式，把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的觀點，界定為小資產階級的文藝理論，並強調自毛澤東的《講話》傳到國民黨統治區以後，“對於這種理論傾向的堅持就實際上成為一種對於毛澤東的文藝方向的抗拒了”。這是一種嚴重的判斷。在共和國成立以後，這隻能意味著一向被看做是純屬文藝問題的論爭，帶有了越來越明顯的政治鬥爭性質。胡風沒有注意到新舊製度更替下環境因素的重大改變，他仍然因循以往進步文藝界內部爭論的慣性，也采取出版評論集加注解的方式，同何其芳重開“筆戰”。由此引起的一係列後果，都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1950年新中國文壇進入了批評的季節。首先是《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兩篇批評所謂胡風“七月派”作家阿壟的文章；接著《光明日報》《文藝報》相繼批評胡風的新詩作《時間開始了》以及路翎、冀氵方的作品。周揚在文藝界的報告中批評阿壟，把問題提到“小資產階級作家‘小集團’抬頭”，“危害性等於社會民主黨”的高度。胡風陷入文壇曆史是非的紛爭，工作安排一直未得到妥善解決，新寫的作品也時常聽到“歪曲毛主席”“沒有寫集體精神”“不該寫消極的陰暗的一麵”等指責。
1951年毛澤東發起對電影《武訓傳》的批評，引起文藝界強烈震動。在“清除文藝工作中濃厚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的主旨下，文藝界拉開了整風的帷幕，其內容為重新學習毛澤東的《講話》，確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絕對領導地位，改造所有文藝家的思想。胡風尊重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文藝觀，但他並不因此而輕視自己作為文藝思想的價值。他尤為擔心的是文藝界把特定環境下的《講話》奉為“圖騰”，造成“皂隸式的機械主義”，導致把現實主義的生機悶死的局麵。對此，胡風認為自己應當承擔起“曆史責任”。正在這時，曾給胡風帶來過很大麻煩的《論主觀》的作者舒蕪，站出來“反戈一擊”，使胡風陷入困難境地。
否定“舊我”的反戈一擊
1952年5月，舒蕪以從頭學習《講話》為題發表文章，徹底否定舊我，把過去十年的文藝實踐自貶為“渺小可憐的活動”，把《論主觀》的寫作歸結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厭倦”，是從“主觀對客觀的反作用”找到“理論依據”，把“主觀”當做“個性解放”的代名詞大做文章。舒蕪為了表示與胡風等人劃清了界限，在文中點名批評了介紹他與胡風認識的路翎，說路翎的作品“醜化”和“歪曲”了工人階級的“品質特征”，要求路翎和“其他幾個人”也像他這樣來一個“從頭學習”。6月8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此文，並加編者按認定確有一個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在文藝創作上片麵誇大“主觀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謂“生命力的擴張”，說“這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對於舒蕪“反戈一擊”所造成的影響，胡風不得不起來申辯。他直接寫信給周恩來，要求討論他的文藝思想。經周恩來同意，由周揚主持召開了幾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
在正式開會之前，周揚向胡風傳達了周恩來對討論會的指示，即：“不要先存一個誰錯誰對的定見，平心靜氣地好好地談談”；對於胡風，則要求“除文藝理論以外”，還“應該檢查‘生活態度’”。但是討論會早已確定胡風文藝思想是“抗拒毛澤東文藝方向”的基調，一上來就讓胡風從“現實主義”“生活”“主觀精神”“民族形式”“五四新文藝”等幾個方麵進行檢討。9月25日，不顧胡風、路翎的反對和申辯，《文藝報》發表了舒蕪帶到討論會上來的《致路翎的公開信》，信中稱胡風“根據資產階級思想體係的指導，形成了按照小資產階級麵貌來改造世界的完整的一套”；“在文藝活動上形成一個排斥一切的小集團，發展著惡劣的宗派主義”。《文藝報》編者按則斷定胡風“小集團”在“基本路線上是和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毛澤東文藝方向背道而馳的”。
胡風本著“依靠組織、實事求是、盡其在我”的態度，寫了一些回憶、檢查材料。他著重檢查了“以市民階級為盟主”的五四文學革命領導思想的錯誤提法，同時對所謂“小集團”問題作了澄清，說明在《希望》的51個投稿者中，有將近一半人至今未曾謀麵，不存在發展“宗派主義”問題。然而，連續召開的幾次討論會，都認為胡風的態度是“避重就輕”，一些發言抓住胡風文字中一兩句話隨意解釋，把問題提到“存心反對黨”的嚴重程度，硬要胡風在文藝思想上“脫褲子”，承認是“反黨路線”。這就一再把文藝思想問題推演為政治問題。胡風拒絕承認在一係列根本問題上強加給他的“嚴重錯誤”，因而被認為是對他的文藝思想“始終不承認有任何錯誤”。於是，1953年1月30日出版的《文藝報》發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文章雖然承認胡風的政治上“是站在進步方麵，對國民黨反動的法西斯文化作過鬥爭”，但卻認定胡風的文藝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同誌的文藝方針沒有任何的相同點；相反地，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這篇文章立即在《人民日報》上全文轉載。接著，2月15日出版的《文藝報》又發表了何其芳的長文《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係統地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根本性質的錯誤”。
這兩篇文章作為前一階段對胡風文藝思想批判的總結，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都具有相當的分量和影響。胡風感到林默涵、何其芳賴以批判的“理論”，“要在已經陷入困難情況的文藝實踐上產生嚴重的後果”，認為這已經“完全超出了個人問題的性質”，但是，當時“隻準檢討，不許分辯”的政治氛圍，又使他不能就此公開發表意見。這就是胡風後來所說“把我推到絕路上了”。為了明辨是非，遂產生了胡風的“三十萬言書”。
上書申辯與建議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召開，根據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文學藝術在過渡時期的基本任務，是要以文學藝術的方法促進人民生活中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反對一切阻礙曆史前進的力量，幫助社會主義基礎的逐步增強及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逐步完成。胡風在第二次文代會上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和文聯委員，他看到大會反映出近兩年來文藝創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現象愈益嚴重，以致不能不把反對這種傾向列為大會的中心議題，這就使胡風更感到自己對文藝實踐潛伏著危機的預測是正確的。會後不久，從抗美援朝前線歸來的路翎連續發表多部有影響的作品，但很快又被各種報刊、公議批評為“歪曲”了誌願軍的形象，並又把它與胡風的文藝理論觀點聯到一起。這種境遇使胡風向最高領導層申辯、請求理解和幫助的意念日漸迫切。事實上，周恩來1951年底有一次約胡風談話時，也曾說過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藝的情況，希望胡風寫個材料給中央，談談對文藝的看法。胡風決定適時地履行中央領導人對他的要求。
1954年2月，《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並發表《學習四中全會決議，正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社論。胡風根據自己的理解，認為這是到了全麵清理文藝工作上存在的嚴重危害團結的現象的時候了。從3月到6月，在路翎、徐放、謝韜、綠原等朋友們的支持、協助和參與下，胡風寫成了《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並於7月22日按正常程序麵交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習仲勳，請他轉呈中共中央、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
胡風寫給中央的報告全文共27萬餘字，一般通稱“關於文藝問題的意見書”或“三十萬言書”。報告共分四個部分，依次為：幾年來的經過簡況；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作為參考的意見。在作為報告主體部分的理論說明材料中，胡風首先以“關於現實主義的一個基本問題”為標題，集中辯駁了林默涵、何其芳兩篇文章中提出的三個基本論斷和三個原則性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