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澤

第10章 難忘的友情深切的懷念

　　色音巴雅爾本文作者色音巴雅爾曾任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副主任。章澤同誌不幸與世長辭，黨和人民失去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我痛失一位引導我走向革命道路的最親密的良師益友。

　　章澤同誌是深受蒙古族人民衷心愛戴的老共產黨員，是黨撒在科爾沁草原上的一顆紅色種子。我與章澤同誌的第一次見麵是1946年1月，在今內蒙古哲裏木盟科爾沁左翼中旗(以下簡稱科左中旗)巴彥塔拉。當時的巴彥塔拉是科左中旗旗政府所在地，興安南地區的政治中心。抗日戰爭勝利後，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和國民黨大漢族主義壓迫的蒙古民族看到了新生的曙光，大批年輕的蒙古族知識分子，為尋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從東蒙各地和東北各大中城市雲集在巴彥塔拉；不少失去靠山的敵偽殘餘和國民黨特務也麇集於巴彥塔拉。一時間，巴彥塔拉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出現了異常複雜而神秘的政治背景。

　　駐鄭家屯的中共西滿分局十分關心蒙古族人民的解放事業，也十分注意巴彥塔拉在東蒙南地區的重要地位。為了開辟這個地區的工作，1946年1月，中共西滿分局政治部主任兼民運部長張平化同誌率章澤等人來到巴彥塔拉，潛心搞社會調查。我當時是科左中旗內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團（以下簡稱內青團)的秘書長(即書記），曾接觸過共產黨的幹部，對共產黨有樸素的好感。因此，隻要有機會，我就邀請共產黨的幹部為內青團的團員們講話。這次，我親自去請張平化同誌，張平化同誌欣然答應，給我們講了話，還詢問我們的組織和活動情況。我向他詳細介紹了我和李鴻範組建科左中旗內青團的過程。張平化同誌看到我們這些年輕的蒙古族知識分子，不光有追求光明前途的熱情，而且已經組織起來了，非常高興。他說我們是東蒙南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一支寶貴力量，一定要組織好。他告訴我們，中共西滿分局決定在巴彥塔拉協助地方建立一所培養民族幹部的學校――東蒙軍政學校。他還說章澤同誌將留下來具體負責這項工作。就這樣，我開始認識章澤同誌，並同他朝夕相處一起生活和工作半年多，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的政治信仰、奮鬥目標、思想覺悟和我所參與組建的科左中旗內青團，發生了一係列深刻的革命性變化。

　　1945年“八一五”光複後，東蒙各地迅速掀起了為民族解放而鬥爭，實現民族自治的熱潮。哈豐阿、特木爾巴根等有識之士，奔走呼號，宣傳鼓動，建黨建軍，做了大量實際工作。我從無法堅持正常教學的哈爾濱工業大學返家途中得知有關他們的消息後激動不已。顧不得回家，直奔巴彥塔拉，以滿腔熱情投入了民族解放運動。我聯絡和發動有誌於民族解放事業的家鄉青年，奔波於巴彥塔拉和當時東蒙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王爺廟(今興安盟烏蘭浩特)之間，於1945年10月，組建了科左中旗內青團旗本部。從此，科左中旗願為蒙古民族的解放振興而鬥爭的青年有了自己的組織。但是下一步用什麽辦法通過什麽途徑去實現目的？我並不清楚。這些問題，是在籌建東蒙軍政學校的過程中，結識了章澤同誌之後，才逐漸搞清的。中共西滿分局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關鍵時刻，協助我們建立了軍政學校，我本人在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結識了章澤這個共產黨朋友。

　　東蒙軍政學校，由於鬥爭形勢所迫，隻招收了一期學員，近160人，全部為有一定文化的蒙古族青年，絕大多數是內青團員。章澤同誌是副校長又是教員，他主講《社會發展史》和毛澤東同誌的著作《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他闡述革命理論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很適合我們這些剛剛接觸革命道理的蒙古族青年。我當時有很多社會工作要做，不能坐下來像學員那樣聽課，但章澤同誌富有吸引力的講課藝術，常常促使我抽空去聽他的課。

　　不過，更多的是在同章澤同誌無拘無束的交談中受到教育和啟發。有時為了弄清某一問題，我們往往談得時間很長，章澤同誌總是很有耐心地給我解答我似懂非懂的問題。章澤同誌給我講，現階段我們應該進行的是民族民主革命，主要任務是反對國民黨大漢族主義和封建勢力，讓廣大蒙古族人民群眾求得自由和解放。他還給我講，民族民主革命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順利進行，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他對當時社會現象的分析是那麽深刻和透徹，對某種理論和觀點的論證是那麽有說服力。漸漸地，我明白了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關係以及民族民主革命的本質和前途，明白了應該打擊誰，爭取誰，團結誰和依靠誰等革命的首要問題，學到了許多在學校未曾學過也不可能學到的革命道理。後來，在革命的風風雨雨中我獨立地開展工作，有成功，也有挫折，但在革命的大方向和革命的最基本的問題上沒有出現過大的偏差，從內心講，這要深深感激我革命的啟蒙老師章澤同誌。

　　談到我的工作時，章澤同誌多次提出要我重視抓政權、抓群眾工作、抓武裝，尤其要重視抓武裝。與章澤同誌一道工作的中共黨員梁一嗚同誌也給我講抓武裝的道理。起初，我對抓武裝的意義認識並不深刻，待到後來國民黨大舉進攻，我們不得不從巴彥塔拉撤出來打遊擊時，才真正領悟到搞武裝鬥爭是取得民族民主革命徹底勝利的惟一形式。

　　我開始抓武裝是1946年5月。我接受章澤、梁一鳴等共產黨朋友的建議，組建武裝時特別重視了純潔組織和整訓隊伍，從最初的自衛隊到後來的旗大隊，都以內青團員、貧雇農和清算鬥爭中的積極分子為骨幹。旗大隊和各中隊領導都由經過鬥爭考驗的內青團員擔任。形勢緊張準備打遊擊時，還集中隊伍進行整訓，勸退一部分人，清理一部分人，始終保持了旗大隊甘為科左中旗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的士氣。我領導的這支隊伍，由於有章澤等共產黨人的指導和幫助，在打擊敵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和維護地方治安的鬥爭中，越戰越強，越來越壯大，為左中人民的解放事業付出了血和汗的代價。章澤同誌對科左中旗旗大隊的發展壯大做出的貢獻將載入史冊，永遠銘刻在科左中旗人民心中。

　　章澤同誌不僅教育我懂得革命的性質，選擇正確的鬥爭形式，還教育我掌握正確的政策和靈活的策略。對巴彥塔拉，國民黨窺視已久，當建立公開的國民黨旗黨部的企圖落空後，便暗中派特務拚湊國民黨地下旗黨部，有的國民黨特務混人了我們的政府機關。興安南地區行政公署秘書處長趙仲元、科左中旗旗政府宣傳科長戴文連就是國民黨特務，他們在發展組織的活動中露了馬腳。1946年3月底，在架瑪吐參加清算鬥爭的戴文連發現內青團員包喇嘛愛發牢騷，就想拉攏他。其實，包喇嘛的本質還是好的。他把戴文連拉攏他的經過原原本本告訴了我們。我懷疑可能有更大的陰謀，立即向章澤、梁一鳴和李鴻範三人匯報，並一起研究對策。研究結果，我們決定將計就計，讓包喇嘛偽裝落後，靠近戴文連，打入他們內部。包喇嘛接受了任務，並將了解到的情況及時向我作了匯報。結果不出我們所料，戴文連的所為，是國民黨地下組織有預謀的活動。他們秘密發展組織，陰謀從暗殺開始，與國民黨軍事進攻相配合，搞亂局勢。情況基本搞清後，經章澤同誌赴鄭家屯請示中共遼西省委同意，我們組織軍政學校全體學員逮捕了以趙仲元、戴文連為首的38名國民黨地下黨員。我和額爾敦倉還從趙仲元家的頂棚裏搜查出國民黨東北負責人羅大愚簽署的空白任命狀、國民黨黨員花名冊、入黨申請表以及行動計劃等大量罪證。事後根據罪行輕重，隻將趙仲元、戴文連押送舍伯圖槍斃。其他人教育認罪後全部釋放。當時正是國民黨大舉進攻的時候，我們主動從巴彥塔拉撤離。由於拔掉了國民黨在巴彥塔拉潛藏的釘子，撤退進行的很順利。中共遼西省委對我們破獲國民黨地下黨部的工作和對被捕的多數一般國民黨員的處理很滿意。我們的做法體現了首惡必辦、教育多數的政策。現在回想起來，在我參與解決和處理這件事的每個環節上，都得到了章澤同誌的指點。他教我在複雜的鬥爭中注意政策和講究策略的思想，在我以後的工作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章澤等共產黨人對我的幫助和自己在革命實踐中的鍛煉，我進步較快，1946年11月12日加入了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星移鬥轉，歲月如流，每當我想起當時的地委副書記趙石同誌蹲在糧食窖裏通知我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情景時，都會對我的入黨介紹人章澤同誌產生由衷的崇敬心情，都會堅定我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信念。

　　我深深的懷念章澤同誌，不僅僅因為是他引導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和我們之間最珍貴的友情，更重要的是他對我和李鴻範組建的科左中旗內青團給予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培養和教育眾多蒙古族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內青團是1945年10月5日在王爺廟宣告成立的。我作為首批團員參加了成立大會。第二天，我和李鴻範同來自哲裏木盟各旗的幾十名內青團員，肩負著組建內青團各旗本部、組建地方政權的任務趕回家鄉。我們回到巴彥塔拉後，經過幾天的宣傳動員和組織上的籌備，於10月16日召開了內青團科左中旗旗本部成立大會。會後，我們組織參加大會的所有人上街遊行。李鴻範親自帶頭呼口號，“解放和振興蒙古民族！”“反對國民黨大漢族主義！”參加遊行的人個個情緒激昂，熱血沸騰。深受日本帝國主義14年統治的巴彥塔拉人民揚眉吐氣，紛紛跑到街道兩旁觀看遊行。在我的記憶裏，巴彥塔拉遊行示威這是第一次。內青團科左中旗旗本部就從這一天組織遊行開始開展工作，而且很快成了一支活躍的政治力量。他們疾惡如仇，愛憎分明，反對國民黨大漢族主義和求得民族解放的熱情很高。根據當時的政治鬥爭形勢，內青團直接參與旗政府領導工作，旗裏的重要會議，都要邀請內青團負責人參加，旗裏的重大事情，內青團都要過問，群眾的生產、生活、社會治安，內青團也要管。

　　但是，內青團畢竟處在組建初期，又無科學的理論作指導。因此，其工作方針、主要任務不明確，組織機構也不健全。主要靠每個內青團員高漲的民族熱情、強烈的民族解放願望開展工作。記得軍政學校開學不久，學員聶根倉向章澤同誌提出了組建內青團的目的是什麽和為什麽不讓他參加的問題。章澤同誌讓我選擇時間向全體學員解釋有關問題，做好思想工作。其實，有些問題，我也不大清楚，但作為內青團負責人，有責任回答。於是，我就在一次學生大會上講了組建內青團的背景和過程，講了為民族的解放和振興而奮鬥的目的，還講了入團條件。當時我們對入團條件掌握的很嚴，偽滿時期的警、憲、特不準參加，年齡大的也不發展。我講完不久，章澤同誌找我交談，問我，內青團的性質是什麽？是黨派組織還是群眾組織？我不懂黨派組織和群眾組織的概念，請他解釋。他說，黨派組織注重政治條件，而不是年齡。群眾組織雖然也講政治條件，但要求不能太高，但年齡要限製。犯過錯誤的人改正了，也可以參加。他還問我：“你們的組織有沒有自己的綱領和章程”？我說：“不會寫，現在還沒有。”他就給我講綱領和章程是一個組織建立和存在前提的道理，最後他以反問的口氣說：“我給你們寫一個，行不行？”我非常高興地說：“當然行。”沒過幾天，《科左中旗內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團章程》由章澤同誌寫出來了。他寫得很好，使我耳目一新。這個章程明確了內青團是進步青年的群眾組織性質，明確了為實現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治而努力的奮鬥目標。我立即組織軍政學校的內青團員們學習，統一他們的思想認識，統一他們的行動。章澤同誌還幫助我們用無記名投票的形式重新選舉產生了旗、校兩級內青團的秘書長和執行委員，健全了組織。章澤同誌還讓我們定期過組織生活，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在章澤等共產黨人的幫助和影響下，科左中旗內青團實際已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在1946年同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武裝鬥爭中，在1947年的土改運動中，科左中旗廣大內青團員發揮了重要作用。科左中旗旗大隊在1946年年底，隻有三名中共黨員，其骨幹力量都是內青團員。他們作戰勇敢，鬥爭性強，麵對敵人的刀槍毫無懼色。解放戰爭時期，科左中旗英勇犧牲的烈士中，多數是內青團員。後來，根據革命形勢的發展，內蒙古自治區團委做出了內青團員集體轉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的決定。一批為本民族的解放而自發組織起來的內青團成員，能發展到集體達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的基本條件，實在是不容易。這裏包含著上級黨組織和像張平化、趙石、章澤、梁一鳴這樣的很多共產黨人對這個組織和廣大蒙古族青年的關心、愛護、教育和幫助。在科左中旗內青團的發展壯大過程中，更直接地注入了章澤同誌的心血，包含著他對兄弟的蒙古民族的滿腔熱忱，包含著他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

　　1981年秋，我去觀看人民解放軍在華北地區進行的大型軍事演習，有幸遇到了闊別三十多年的良師益友章澤同誌。久別重逢，分外高興，我們暢談離別後在內蒙古在全國和在我們身邊發生的一件件大事，從自治區的成立、新中國的誕生。“文化大革命”一直談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章澤同誌深情地說：“我離開內蒙古三十多年了，但依然關注著內蒙古的發展和變化。內蒙古自治區自1947年5月建區以來。堅定不移地執行了黨中央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始終如一地堅持了團結、穩定、發展的指導思想。我想，這與黨培養出來的大批優秀幹部尤其是大批優秀民族幹部的團結奮鬥分不開，與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赤膽忠心分不開。”章澤同誌的這番話無疑是正確的。我心想，正是由於有像他這樣的眾多共產黨人在民族地區進行艱苦細致的工作，才培養出與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民族幹部。

　　在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章澤同誌逝世後，我常常緬懷他在東蒙南地區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為蒙古民族的解放事業奮鬥不息的光輝業績，就是為了進一步證明黨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確，就是為了學習章澤同誌模範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的高貴品質和優良作風。當年，由章澤同誌培養出的民族幹部現大都是古稀之年，然而，可以告慰章澤同誌在天英靈的是，他們老驥千裏之心未衰，對黨忠心不二之誌未移，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充滿信心。

　　安息吧！章澤同誌。您走過的革命道路上後繼有人，且浩浩蕩蕩。老一輩革命者一心為黨的事業、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的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