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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力排障礙傾心漢化(2)

  姓名 順治七年前爵職 順治八年至十七年爵職卓布泰〖3〗順治年間封二等男費揚古〖3〗順治十一年封二等男吳賴〖3〗順治九年封二等男鄂莫克圖〖3〗順治十一年封二等男莊機達〖3〗順治年間封二等男蘭拜〖3〗順治九年封二等男譚布〖3〗順治八年封三等男,九年晉二等男景固勒岱〖3〗順治年間封二等男雅爾納〖3〗順治年間封三等男額爾格圖〖3〗順治年間封三等男真柱懇〖3〗順治年間封三等男齊爾格中〖3〗順治年間封三等男宜拜〖3〗順治九年封三等男達禮善〖3〗順治年間封三等男賴達哈〖3〗順治年間封三等男舒理渾〖3〗順治年間封三等男雅喇〖3〗順治十三年封三等男蘇魯邁〖3〗順治九年封三等男費雅思哈〖3〗順治年間封三等男宜爾格德〖3〗順治十二年贈三等男喀爾喀喇〖3〗順治十二年贈三等男

  三、賞賜銀帛撥給莊園包衣。

  “首崇滿洲”國策在經濟上的體現就是,高俸厚祿,廣收包衣,莊園遍地,屢賜銀帛。順治七年議準:親王歲給俸銀一萬兩、祿米一萬二千斛,郡王銀四千兩、米八千斛,貝勒銀二千兩、米二千一百斛,貝子銀一千兩、米一千六百斛,公銀五百兩、米一千二百斛。第二年改定:親王俸銀照舊,郡王歲給銀五千兩,貝勒三千兩、貝子二千兩、公一千兩,每俸銀二兩,給祿米三斛。據此,郡王俸銀增加了一千兩,貝勒加了一千兩,貝子增一千兩,公增五百兩,祿米也增加了一些。順治九年又定:親王世子俸銀六千兩,郡王長子三千兩。順治十年定製:親王、世子、郡王、長子俸銀照舊,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一千三百兩,鎮國公七百兩,輔國公五百兩,一等鎮國將軍四百一十兩,以下各遞減二十五兩。每俸銀一兩,給祿米一斛。光緒《大清會典事例》第248卷。這是非常高的數量。堂堂一品大學士,年俸銀才一百八十兩、米一百八十斛,而一位親王的歲俸等於五十五位大學士的年薪,一位郡王之俸銀超過二十七位大學士祿銀的總數,二者之間差距是何等之大!

  宗室王公還不斷得到賞銀。順治二年五月初四,以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出征西安大順軍所獲金八萬四千餘兩、銀一百五十三萬餘兩、緞三千餘匹分賜諸王、貝勒、貝子、公、公主及各旗官員。《清世祖實錄》第16卷第4頁。五年,賜親王金一百兩、銀一萬兩,郡王金五十兩、銀五千兩,貝勒金二十五兩、銀二千五百兩,貝子金十三兩、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八年二月、八月兩次共賜親王各銀一萬七千兩、郡王各銀一萬八千兩、貝勒各三千七百兩、貝子一千二百二十五兩。十年一次和十四年兩次,三次共賞親王各銀一萬四千兩、郡王各銀七千兩、貝勒二千四百五十兩、貝子銀一千五百兩。從順治五年到十四年的十年中,六次累計賜每位親王銀四萬一千兩、郡王二萬一千五百兩、貝勒一萬零六百五十兩、貝子五千六百七十五兩。康熙《大清會典》第38卷。這批賞銀,相當於他們每人一年的正額俸銀四倍多,即十年中他們每人多領了四年的俸銀。

  宗室王公還占有大量包衣,莊園牧場星羅棋布於河北、遼寧、內蒙古、山西等地。順治八年二月原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被追罪削爵籍沒,八月帝斥其濫收投充包衣說,多爾袞濫收投充人一千四百餘名,多係“帶有房產富厚之家”。其兄英親王阿濟格亦大肆逼民帶地投充,僅在灤州、香河、寶坻、三河、玉田、豐潤、樂亭及開平衛的投充人六百八十七名,就有地八十五萬餘畝。《清世祖實錄》第59卷第12、13、28頁;一使館《順治題本》,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戶部尚書噶達洪題:《為圈補土地事》。

  據清政府官方冊籍記載,清初八旗宗室王公莊園共有整莊一千四百零七所,半莊、莊、園八百一十七所,共二千二百二十四所,另有果地、靛地、網戶地、獵戶地、菜地,主要分布於河北、遼寧等地,共有田地一百三十三萬餘畝。《清朝文獻通考》第5卷。其實,這並不是王公莊園的全部數字,而隻是其中的一部分,即清初分封給王公的免交國賦的旗地,亦稱“老圈地”。各王公實際擁有的莊園牧場田地,遠比此數更多。僅順治帝福臨之五兄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後改稱莊親王)家,到清朝末年,在河北省的延慶、寶坻、昌平等二十二個州縣及張家口、承德、獨石口和山西省、遼寧省,共有土地五十五萬餘畝。一使館存《宗人府堂稿》,王府長史桂斌:《為呈覆事》。福臨的長兄肅親王豪格於順治五年三月被多爾袞削爵幽禁籍沒,八年複爵,由其子富壽襲封。肅王府之莊園牧場田地比莊親王府還多,在河北、奉天(遼寧)有“耕作地”三十萬餘畝,在“東蒙古察哈爾屬白旗地”有牧場地一百二十六萬畝,另外在熱河還有一百七十餘萬畝土地的所有權及麵積為二十平方裏的森林一處、金礦一處、山地十處、果園三處。一使館存《宗人府堂稿》,肅王府《奉天各莊佃地放低》(宣統七年,十一月),日本大正三年調查報告:《奉天督,東蒙古地方肅親王所有不動產調查書》。

  八旗異姓貴族也占有成百上千名包衣和遼闊田地。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隆於順治十七年六月被皇上選為駙馬,以皇兄承澤親王碩塞之女為皇女,下嫁與尚之隆,尚可喜感謝皇恩,“遣包衣閑丁家口共計八百一十五名,進京服侍公主”。一使館存《戶科史書》,尚可喜:《為懇恩準給月米以資養贍事》。僅服侍公主的包衣就有八百餘名,其家擁有的包衣之多,可以想見,因而其按“計丁授田”政策而占有的田地之多,亦不難想象了。尚府雖經戰亂而有所衰落,但直到乾隆初年仍在關外有莊地五萬餘畝,還在直隸有順治年間和碩公主下嫁時從內務府分得的陪嫁莊園五所,占地七千餘畝。《戶部地畝檔冊》,《尚王莊園人丁冊》。

  父任大學士的開國功臣一等子範文程家,也有很多包衣和莊地,除直隸之莊園人丁外,範府在遼寧有田地四萬餘畝及包衣一百三十餘戶六百多人。範府《關東地畝人丁冊》、《範宅老地帳》。

  第二節“滿漢一家”入閣拜相。

  一、屢幸內院探討治國之道。

  少年天子福臨在沿襲“首崇滿洲”、“滿洲根本”的基本國策的同時,也繼續執行了祖先所定的“滿漢一家”政策,並有了很大的發展。大清王朝的江山,是以滿洲官兵為主力而打下來的,今後也主要靠八旗軍尤其是滿洲八旗王公大臣將士來保衛和擴展,因此必須“首崇滿洲”,保障、維護八旗貴族大臣的特權和特殊利益,這是不容異議的。但是清帝是大清國億萬人民之君,他的子民百分之九十九點幾都是漢民,近億漢民和九百萬上千萬其他少數民族人員皆係清帝赤子,分居全國一千七百餘府廳州縣,僅靠區區五六萬丁的滿洲男丁,哪怕盡皆披甲當兵,也無法長期控製住漢民和其他族人員,大清王朝便難長治久安。另一方麵,馬上固然可以得天下,但卻不能馬上治天下。久居偏遠山區的滿洲,入關以後,麵臨遼闊領土,地形複雜,人口眾多,言語不通,文字各異,風俗有別,民情不諳,恐怕即使諸葛再世,也無法單獨治理全國,必須大量吸收其他族人才,尤其是漢族的有才之人。漢族有悠久的文化,人才濟濟,治國有道,統軍有方,不做好對漢民的工作,不爭取漢族之上層人士和有才之人,不“以漢治漢”,清王朝的統治就難以持久,就不能鞏固。因此,太祖努爾哈赤就曾手定厚待降金漢官的政策,太宗皇太極予以發展。

  皇父攝政王多爾袞對此更做了許多工作,明確提出“滿漢一家”的政策。他多次講述“滿漢一家,同享升平”之理。入關之初,他一再宣布率兵歸順者,“地方官各升一級”,“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官仍其職,民複其業”。《清世祖實錄》第4卷第6頁,第5卷第2、3頁。不久定製,內院大學士滿漢並用,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左副都禦史,以及大理寺、通政使司、太常寺、光祿寺之卿、少卿,是滿漢複職,司官則多係漢人。地方大員總督巡撫亦滿漢並用,初期以漢軍旗人和漢官為多,司道州縣則主要是漢官。順治五年八月二十日、二十八日他又以帝名義,兩次諭告禮部、戶部,允許滿漢通婚說:“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親睦,莫若使之締結婚姻,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清世祖實錄》第40卷第11、14頁。但是,攝政期間,滿官權大,漢官勢弱,部務皆由滿臣裁處,大印亦由滿官執索,漢官很少晉見攝政王,不敢奏事諫阻。

  順治帝福臨於八年正月親政以後,繼續實行“滿漢一家”政策,而且有了很大的發展。他經常駕臨內院(順治十五年改為內閣),和大學士(主要是漢大學士)們討論前朝政事得失,評論帝王,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探討治國之道。現以順治十年正月為例,略加錄述。

  順治十年正月初二,帝幸內院,“遍問中書姓名”,又諭內院諸臣說,前聞兵部尚書明安達禮等受賄一事,朕甚懣焉。③④⑤《清世祖實錄》第71卷第2頁;第2、3頁;第2、3頁;第4、5頁。初三,他諭內三院,命令今後各部院進奏本章時,革除先前隻有滿臣奏事的積習,改為滿漢侍郎“參酌共同來奏”。③。

  正月初四,他又諭內三院傳諭諸臣直諫說:近來言官條奏,多係細務,“未見有規切朕躬者”,朕一日萬機,豈無未合人心之事,良由諸臣畏憚忌諱,不敢進諫耳。“朕雖不德,於古帝王納言容直,每懷欣慕”,④朕躬如有過失,諸臣須直諫無隱,即偶有未合,不妨再三開陳,庶得省改,力行正道,希臻治平。“進言切當者,必加旌獎,言之過戇者,亦不譴責”。內三院即傳與諸臣,俾鹹悉朕意⑤。在這裏,他對前代名君“納言容直”,不勝欣慕,故諭告群臣,叫他們放心直諫,以圖治好國家,天下太平。

  初五,帝至內院,顧問諸臣說:向曾再三敕下都察院,命其條奏,後複數加麵諭,為何至今無一建言?順治帝又問:明時票本之製如何?諸臣奏稱:明時京官奏疏,恭進會極門,中官轉送禦覽畢,下內閣票擬,複呈禦覽,合則照擬批紅發出,否則,禦筆改正發出。帝說:今各部奏疏,但麵承朕諭,回署錄出,方送內院,其中或有差訛,殊屬未便。頃者都察院糾參吏部侍郎孫承澤、通政使司右參議董複,朕原令交吏部議複,乃誤傳革職。朕日理萬機,恐更有似此舛錯者,若人命最重,倘輕重顛倒,致刑辟失宜,亦未可知?大學士們奏稱:“誠如上諭,此非臣等所敢議也。”②③④《清世祖實錄》第71卷第6頁;第8、9頁;第15、16頁;第17頁。

  第二天,正月初六,帝召集議政王大臣、內三院、滿漢九卿,命內大臣伯索尼、大學士範文程、額色黑對群臣傳諭說:各部院奏事,經朕麵諭者,部臣識其所諭,回署錄記票擬,送內院照票批紅發科,如此則錯誤必多。前都察院參吏部侍郎孫承澤重聽,通政使司參議董複年老,朕原令交吏部議複,乃傳旨錯誤,命俱革職。此尚易於改正,至於罪人生死,軀命攸關,誤免猶可,倘一時誤殺,悔之何及,朕心惕然。今後如何始得詳明無誤,合於大體,著定議具奏。諸王大臣遵旨議奏說:“聖諭誠然”,今後各部院奏事,各臣照常麵奉,候上覽畢,退下,上批滿漢字旨,發內院,轉發該科。其滿洲事件隻有滿字無漢字者,亦隻批滿字旨,發內院,轉發該衙門。帝從其議。②。

  正月十四日,福臨又到內院,閱會典,問大學士範文程等人:“凡定各項條例,會典可備載否?”範文程等大學士奏稱:“備載。”帝又覽吏部複奏重犯塔八未獲之疏,問大學士陳之遴、陳名夏說:黃膘李三,一小民耳,廷臣為何畏憚不敢舉發?陳之遴等人回奏:如訐奏其事,皇上睿明,即行正法,誠善,倘宥其死,則訐奏之人必隱受其害,是以畏而不敢言耳。帝不以為然說:“身為大臣,見此巨惡,不以奏聞,乃瞻顧利害,豈忠臣耶!”當天,帝賜內院滿漢大學士、六部漢尚書宴於中和殿,奏滿漢樂。③。

  正月十八日,福臨到內院,又就黃膘李三一事和大學士們議論。他問大學士洪承疇、範文程、額色黑、寧完我、陳名夏、陳之遴:頃因亂法而被誅之黃膘李三,一細民耳,而住宅之外,複多造房屋,每間修飾整齊,何故也?洪承疇對答說:其修造房屋,分照六部,或某部人至,或自外來有事與某部商處者,即延入某部房內。福臨說:以一細民,而越法妄行如此,故天使其敗,致因他案發覺,而得以將其置於法耳。凡人惡貫滿盈,不久自敗。④

  正月二十一日,福臨到禦馬廠,閱視馬匹,觀看睿王及一等侍衛巴哈之甲胄後,對大學士範文程等說:“兵器固不可不備,然戈甲雖備,亦不可徒恃軍威,軍威雖盛,而德政不足以合天心順民望,亦不可也。”範文程對答說:“誠如聖諭。”②③《清世祖實錄》第71卷第20頁;第21頁;第24、25頁。這最明顯不過地表明,順治帝福臨稱讚和決定按儒家王道仁政之說來治國理政。

  正月二十六日,福臨到內院,閱吏部大計疏後,對大學士範文程等說:“貪吏何其多也!此輩平時侵漁小民,當茲大察之年,亦應戒慎。”範文程奏稱:彼等平時未仕之時,亦知貪吏不可為,一登仕籍,則見利而智昏矣。帝就此評論說:“此由平素不能正心之故也。苟識見既明,持守有定,安能為貨利搖奪。”群臣皆頓首稱讚。②。

  正月二十九日,福臨又到內院,閱讀《通鑒》,讀到唐朝武則天之事時,對大學士範文程、額色黑、寧完我、陳名夏等人說:“唐高宗以其父太宗時之才人為後,無恥之甚,且武則天種種穢行,不可勝言。”又問諸臣:“上古帝王,聖如堯舜,固難與比倫,其自漢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為優?”諸大學士對稱:“漢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屬賢君。”帝又問:此數君中,“孰為優”?陳名夏回奏說:“唐太宗似過之。”福臨不以為然說:“豈獨唐太宗。朕以為曆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洪武之所定條例章程,規劃周詳,朕所以謂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③年方十五周歲的少年天子福臨,居然能破除傳統看法,首崇明太祖朱元璋,可見其之聰睿精細,獨思創新,不囿舊說,哪怕是曆代大儒名家形成之定論,亦不輕易相信盲目服從,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尤為難得的是,明太祖是驅逐元順帝出邊取元而代之的明朝第一個皇帝,是體現了執行了儒家華夷之別觀點的漢人皇帝,而他這位大清皇帝,卻是奪取了明太祖創立的江山的“夷人之君”,照說是不應讚頌逐夷之華君,可是,他獨具慧見,大頌特頌明太祖,的係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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