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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江洋鏖戰海內歸一(1)
第一節封公賜地勸撫延平。
一、抗清複明國姓爺起兵海上。
鄭成功，本名鄭森，字明儼，祖籍福建南安石井鄉，出生於日本，母為日女田川氏，父鄭芝龍。
鄭芝龍乃明季活動於閩粵沿海一帶的大海盜、大海商，部眾數萬，有船數千，於崇禎元年(1628)為明福建巡撫熊文燦招降，初任遊擊，崇禎十三年晉至福建總兵官。他獨擅通洋巨利，勒令商民納稅(稱為“報水”)，北至吳淞，南至閩粵，“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船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可敵國”，田園遍閩粵，年收田租巨萬。他還在住地安平(今福建南安安海鎮)築城垣，建府地，守城之兵，“旗幟鮮明，其甲堅利”。清順治元年八月，南明福王封鄭芝龍為南安伯，鎮守福建。第二年五月福王亡，鄭芝龍擁立唐王朱聿鍵，改元隆武，芝龍被封為平國公，執掌八閩軍政大權。
清廷遣使秘密招降，許封王爺和授三省總督，鄭芝龍遂降清，致隆武帝為清軍殺害，閩省大部分地區為清軍占據。清廷背棄諾言，逼押芝龍入京，授三等子，編入漢軍正黃旗，實為軟禁。
鄭成功自日本回國後，考中南安縣學秀才，入南京國子監讀書，返閩後曾入侍隆武帝，蒙帝寵愛，賜其姓名為朱成功(故人稱“國姓”，或“國姓爺”)，封禦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協理宗人府事。不久帝又封成功為忠孝伯，賜尚方劍，掛招討大將軍印。成功堅決勸父不降，未允，便在叔父鄭鴻逵幫助下，“密帶一旅遁金門”。
順治三年，清軍進駐安平，大肆淫掠，田川氏被辱，萬分憤怒，剖腹自殺。鄭成功獲悉，率師急奔安平，清軍退回泉州。
成功深痛國破家亡，君、母均死，毅然將過去穿戴的儒服儒冠攜至文廟跪哭焚化，出家資犒師，自稱“罪臣國姓成功勤王”。初期僅有弱兵數千，他慘淡經營，拚死廝殺，逐漸擴充兵馬，屢攻福建同安、海澄、泉州、漳州、雲霄、詔安及廣東潮陽、揭陽等地，又遣使奉喪赴廣西，向南明永曆帝朝賀，帝初封其為威遠侯，不久晉延平公，後又晉延平郡王。
順治七年，鄭成功襲據了金門、廈門，以此為抗清基地，擁兵四萬餘人，聲勢大振，明朝宗室、遺臣紛來依附，海上群雄亦俯首聽命。第二年初，成功率軍勤王，欲圖解救被清軍數萬圍攻之廣州，三月攻下惠州。清軍乘機偷襲廈門，盡掠芝龍、成功父子兩代積蓄的金銀珠寶和米粟數十萬斛而去，成功率兵回救，清軍早已撤走。成功大怒，引刀斷發，誓必複仇，重修城垣炮台，大會文武，議失守功罪，賞罰無私，群將佩服，兵勢複振，部眾增至六萬餘人。他率軍先後連取海澄、漳浦等地，大敗清浙閩總督陳錦、提督楊名高、總兵王邦俊，九年四月進圍閩南軍事重鎮漳州，長達八月，下漳屬七縣。陳錦出征，為家奴刺殺，以其首獻與成功。一時八閩震動，延平郡王之軍成為威脅清在閩粵浙省統治的強大對手。
二、以撫為主順治帝一再招降。
順治九年(1652)十月初九，年方十五歲的少年天子福臨，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敕書，賜予浙閩總督劉清泰。此敕全文如下：
“近日海寇鄭成功等，屢次騷擾沿海郡縣，本應剪除。但朕思昔年大兵下閩，伊父鄭芝龍首先歸順，其子弟何忍背棄父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體朕意，行事乖張，鄭成功等雖有心向化，無路上達，又見伊父歸順之後，睿王令人看守防範，又不計其在籍親人作何恩養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懼反側。朕又思鄭芝龍既久經歸順，其子弟即朕赤子，何忍複加征剿，若成功等來歸，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鄭芝龍作書，宣布朕之誠意，遣人往諭成功及伊弟鄭鴻逵等知悉，如執迷不悟，爾即進剿。如芝龍家人回信到閩，成功、鴻逵等果發良心，悔罪過，爾即一麵奏報，一麵遣才幹官一二員，到彼審察歸順的實，許以赦罪授官，聽駐紮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閩廣東海寇，俱責成防剿，其往來洋船，俱著管理，稽查奸宄，輸納稅課，若能擒斬海中偽藩逆渠，不吝爵賞。此朕厚待歸誠大臣至意，爾當開誠推心，令彼悅服，仍詳籌熟察，勿墮狡謀。”《清世祖實錄》第69卷第6、7頁。
這道敕書的重要性在於，它對朝廷的方針作了很大的改變，即以撫代剿。在此之前，清對鄭成功部義軍，一直采取軍事征剿的方針，派兵進攻，設兵防禦，刀槍相見，除了殺殺殺、搶搶搶，沒有其他方式，現在才有了大的改變，遣人攜帶鄭芝龍的勸降書，前往勸誘鄭成功及其叔父鄭鴻逵等人歸順清朝。
這道敕書還為鄭成功之降順搭好了一個下台之階，即將其反清說成是被迫起事，並非有意抗拒，之所以起兵，歸諸睿王和地方官員之謬誤。睿王確有錯誤。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在勸降鄭芝龍時，“許以破閩為王”，“已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將軍”，而一旦芝龍率部歸降時，卻將其押往北京，最後封了三等子，軟禁起來。睿王對此背諾棄信之事，不予製止，且予讚成和允準，當然會激怒鄭氏家族，挺身而起，抗清反清。地方官員也有罪過，福建巡撫張學聖、道員黃澍、總兵馬得功，“垂涎金穴，乘成功他出，潛師往襲(廈門)，悉攫其家資”，官兵大肆搶掠欺侮，連成功之母亦因被辱而剖腹自殺，激起廈門兵民及鄭氏將士無比憤怒，拚死猛攻，連克郡縣。世祖福臨責備睿王及臣下，目的是為鄭成功之抗清予以開脫，以利於勸降。
朝廷之由剿變撫，原因很多，主要是為軍事形勢所迫。此時，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領導的大西軍連克四川、湖南、廣西、廣東大部分州縣，兩個多月前清平南大將軍定南王孔有德在桂林兵敗被圍自殺，定遠大將軍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統領八旗禁旅急赴廣西征剿，局勢吃緊，清廷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對付鄭成功，而鄭成功正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大舉進攻，連占州縣。兼之，八旗軍尤其是滿洲八旗將士不習水戰，憚於舟行，江海之上頭暈目眩，寸步難行，無法對付棹舟如飛的鄭軍。因此，皇上才決意改剿為撫，且不惜歸罪臣工失誤有過，來勸誘鄭軍停戰歸順，以便集中兵力征剿主要敵人大西軍。
順治帝的這一決策，是符合軍事形勢的，但其判斷還欠精確，對大西軍之軍威估計不足，對鄭軍之實力也有所低視。這在勸降的條件和招降失敗仍要進剿這兩個方麵上，表現得十分清楚。他招勸鄭成功降順時許諾的優遇條件有五：赦罪授官；駐紮原地，不必赴京；責成防剿浙閩粵海寇；管理往來洋船，稽查奸宄，輸納稅課；擒斬海中偽藩逆渠，不吝爵賞。這些優遇條件並非十分優遇，好些招降之許願遠遠比這更為優厚。
順治元年四月攝政王多爾袞勸誘明平西伯、總兵吳三桂歸順時，許諾說：“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且隨即封吳為平西王。同年七月王致南明弘光權利大學士史可法書，勸諭諸臣降順時允諾說：“南州群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清世祖實錄》第4卷第15頁，第6卷第19頁。皆以王公侯伯爵相引誘，而此次對鄭成功，卻僅“許以赦罪授官”，駐紮原地，既不封爵，又不裂土以賜，即隻可能授以總兵官、副將之流的官職，待遇太差了。至於防剿浙閩粵海寇，管理洋船，這本來就是鄭成功現在所行之事、所擁之權，清朝哪有力量去防剿三省海寇管理海上洋船？這兩條“優遇條件”，實是廢紙。而且敕書還講道，鄭成功若要封爵，得立大功，必須擒斬南明海上大帥大將。敕書規定這樣不高的優遇條件，顯然是對鄭成功的實力估計偏低，僅把他當做中等海盜來勸降，沒有把鄭軍視為安定浙閩粵沿海州縣及三省的主要對手。順治帝的這一失誤，很快就由於戰局的變化，使他更為清醒，而主動予以改正。
順治十年五月初十，世祖降敕，封精奇尼哈番(子爵)鄭芝龍為同安侯，鄭成功為海澄公，鄭鴻逵為奉化伯，鄭芝豹為左都督，並賜以敕諭。敕諭全文如下：
“朝廷報功，必隆其典，臣子效順，各因其時。茲爾鄭芝龍，當大兵南下，未抵閩中，即遣人來順，移檄撤兵，父子兄弟歸心本朝，厥功懋矣。睿王不體朕意，僅從薄敘，猜疑不釋，防範過嚴，在閩眷屬，又不行安撫恩養，以致闔門惶懼，不能自安，雖鄭芝豹音信尚通，而鄭成功、鄭鴻逵恩養遂阻。加以地方鎮道官不能宣揚德意，曲示懷柔，反貪利冒功，妄行啟釁，廈門之事，咎在馬得功，而鴻逵遵依母教，遂爾旋師，足見諸臣身在海隅，不忘忠孝，朕甚嘉之，已將有罪將官提解究擬，即遣人賚敕傳諭開導歸誠。成功、鴻逵果令李德持家書來，並傳口語，芝龍隨即具奏，書詞雖涉矜誕，口語具見本懷。朕念爾等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後有心而不能上達，君臣誼隔，父子情疏，爾等不安於衷，亦已久矣。朕親政以來，知百姓瘡痍未起，不欲窮兵，爾等保眾自全，亦非悖逆，今以芝龍首倡歸順，賞未酬功，特封為同安侯，錫之誥命。芝龍子成功為海澄公，芝龍弟鴻逵為奉化伯，芝豹為左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官，各食俸祿如例，成功、鴻逵另有專敕，芝豹遇缺推補。朕推心置腹，不吝爵賞，嘉興更始，猶慮爾等疑畏徘徊，茲特遣官黃征明往諭。敕諭到日，滿洲大軍即行撤回，閩海地方保障事宜，悉心委托，爾等當會同督撫商酌行事，應奏聞者，不時奏聞。爾等受茲寵命，果能殫心竭力，輯寧地方，實爾等之功，如或仍懷疑慮，不肯實心任事，以致地方不安，非徒誤朕封疆，亦且擾爾桑梓，揆情度理，爾等諒必不然，況爾等父兄在朕左右，子弟盡列公侯，懷君德則為忠臣，體親心則為孝子，順兄誌則為悌弟，此爾等千載一時之遇也，可不勉哉！”《清世祖實錄》第75卷第8、9、10頁。
此敕與七個月前帝賜予浙閩總督劉清泰之敕，在變剿為撫，招勸鄭成功停戰歸順這一根本點上，是相同的，但此敕在五個重要問題上，又與前敕頗有差別。其一，前敕乃帝賜予總督之敕，命其招撫，不是賜予鄭成功，清帝與成功並未直接交涉，現在此敕，雖係賜予鄭芝龍、鄭成功、鄭鴻逵、鄭芝豹四人的，並非僅賜予鄭成功，且就字數而言，講鄭芝龍的事篇幅最多，但論其實質，則顯然是以成功為主要對象，竭力勸其歸順，並專門說明還將賜成功、鴻逵專敕，億民之君的大清皇帝第一次與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打交道了。其二，清帝正式敕封諸鄭爵位，鄭芝龍由一等子，跳越伯爵，超晉同安侯，鄭成功封海澄公，位列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上爵，鄭鴻逵封奉化伯，較諸當年鄭芝龍奉獻全閩率部十餘萬降清僅得到一個三等子而言，這次是十分優遇了。其三，敕諭到日，“滿洲大軍即行撤回”。五個多月前，負責征剿鄭成功的清平南將軍鑲紅旗漢軍固山額真金礪，以鄭軍奪據海澄，“請增發大兵攻取”，議政王大臣會議後奏準，於江寧、杭州撥滿兵一千，命額黑裏等將統領，前往福建，會同金礪進攻。《清世祖實錄》第70卷第26、27頁。現帝諭撤回停攻，以表示誠心招撫，不事攻戰。其四，斥責馬得功等人貪利冒功，妄行啟釁，襲掠廈門，已將他們提解問罪。在此敕之前兩個多月，順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浙閩總督劉清泰奏稱：“臣遵密諭”，細察廈門之事，係巡撫張學聖、道員黃澍、總兵馬得功，“垂涎金穴”，偷襲廈門，“以致鄭逆賞索修怨，海郡淪陷”，三人罪難寬逭，巡按王應元又失職徇隱不奏。帝降旨批示：“張學聖、馬得功、黃澍、王應元俱革職”，拿解來京，嚴訊具擬。《清世祖實錄》第72卷第17、18頁。世祖於敕中講明此事，顯係示恩討好於鄭成功，以泄其憤。其五，用詞委婉，勸解寬慰，動之以情(父子之情，弟兄之情)，誘之以恩，遠非招降一般將領所能比。五點集中為一點，即順治帝對鄭成功是破格優遇，竭力勸其停戰歸順。
兩敕之間有著如此重大的差異，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鄭軍勢大和清軍失利被動。自順治九年十月帝密諭浙閩總督劉清泰招撫以來，鄭成功屢攻清地，十年三月，又遣南明定西侯張名振率忠靖伯陳輝、中權鎮黃興、護衛右鎮沈奇、禮武鎮林順、智武營藍衍、後鎮施舉等將，領兵二萬，戰船上百，進入長江，攻打浙江、江蘇。④楊英：《先王實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53頁；第56、57頁。張名振等攻崇明，破鎮江，登金山燕子磯，遙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之陵)，掠戰船三百艘於吳淞口。
順治十年四月，清平南將軍金礪率馬步軍數萬進攻海澄，五月初四用大小銃槍數百門“日夜連擊，無瞬息間斷”，鄭軍“營壘整而又壞，官兵無可站立，損傷者多”。鄭成功遣參軍遍諭各營將士，決心死戰，三軍士卒拚死廝殺，清軍“四麵蟻傅登城”，鄭軍“眾斧迎之，隨斧隨墮，濠為之平”，清軍傷亡甚多，撤圍而去。④。
南麵的鄭軍既不能消滅，北邊湖南戰場又失利，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於衡州中伏兵敗被殺，大西軍“兩蹶名王，天下震動”，給清廷帶來嚴重威脅，清政府必須集中力量對付大西軍。因此，順治帝才於順治十年五月初十特降敕書，封鄭芝龍、鄭成功等人為公為侯為伯，予以更大的優遇。
過了七天，五月十七日，帝又諭浙閩總督劉清泰說：招撫鄭成功、鄭鴻逵等，前已有旨，今特差滿洲章京碩色齎賜鄭成功海澄公印一顆、敕諭一道，鄭鴻逵奉化伯印一顆、敕諭一道，同黃征明(鄭成功之表叔)領李德等四人前去。但滿漢語言難通，不便將命，敕使到後，爾即精選地方文官武將各一員，務要通達國體，曉暢事機，齎捧到彼，“宣朕德意，竣事報命”。爾係侍從舊臣，“須悉心料理，成就撫事，稱朕懷柔海隅之意”。《清世祖實錄》第75卷第20頁。
鄭成功於八月在廈門收到鄭芝龍的家人李德、周繼武等帶來的父親手書，言及“清朝欲賜地求和”，欲差二大人齎海澄公印敕，“以一府地方安插，又係劉清泰保認”，“先差李德等來探可否，回報後，方令詔使齎來”。鄭成功決定借此議和籌辦糧餉說：“清朝亦欲給我乎？將計就計，權借糧餉，以裕兵食也。”遂寫回稟，令李德星夜赴京回報。
鄭成功之“回稟”，除了講述“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批駁先前博洛貝勒誘騙鄭芝龍至京軟禁，偷襲廈門大肆淫掠，以及鄭軍攻漳州、泉州屢敗清兵外，還著重講了清朝必須有求和誠意，論述議和對清之有利，清所說之優遇條件並不優厚，他還提出了割讓三省的議和條件。他在回稟中寫道：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退守，綽綽餘裕，其(豈)肯以坐享者反而受製於人乎？且以閩粵論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識者？蓋閩粵海邊也，離京師數千餘裏，道途阻遠，人馬疲敝，兼之水土不諳，死亡殆盡，兵寡必難守，兵多則勢必召集，召集則糧食必至於難支，兵食不支，則地方必不可守，虛耗錢糧而爭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無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明朝)時坐鎮閩粵，山海寧寧，朝廷不費一矢之勞，餉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無害者也。清朝不能效本朝之妙算，而勞師遠圖，年年空費無益之貲，將何以善其後乎？……劉清泰果能承當，實以三省地方相界，則山海無竊發之虞，清朝無南顧之憂，彼誠厚幸。至於餉兵而外，亦當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於勞師遠圖，空費帑金萬萬者乎。況時下我兵數十萬，勢亦難散。……兒在本朝，亦既賜姓矣，稱藩矣，人臣之位已極，豈複有加者乎？”楊英：《先王實錄》，第63、64頁。
鄭芝龍收到“回稟”後，即於順治十年十月十八日奏稱：前命招撫逆弟鴻逵、逆子成功，臣即遣人貽書，宣傳聖意，“俱未受封”。順治帝“以鄭成功妄行索地，誇詐大言，其欲不可饜足”，諭議政王大臣確議以奏。《清世祖實錄》第78卷第13頁。
經過一番商議，可能帝、王、大臣為鄭成功所述閩海險遠難征之論所懾服，最後決定仍要招撫，且給予更為優厚條件。順治十一年正月初六，帝連降二敕給予鄭成功。第一道敕諭著重於正麵講述加封靖海將軍及撥與四府養兵等事，全文如下：
一、抗清複明國姓爺起兵海上。
鄭成功，本名鄭森，字明儼，祖籍福建南安石井鄉，出生於日本，母為日女田川氏，父鄭芝龍。
鄭芝龍乃明季活動於閩粵沿海一帶的大海盜、大海商，部眾數萬，有船數千，於崇禎元年(1628)為明福建巡撫熊文燦招降，初任遊擊，崇禎十三年晉至福建總兵官。他獨擅通洋巨利，勒令商民納稅(稱為“報水”)，北至吳淞，南至閩粵，“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船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可敵國”，田園遍閩粵，年收田租巨萬。他還在住地安平(今福建南安安海鎮)築城垣，建府地，守城之兵，“旗幟鮮明，其甲堅利”。清順治元年八月，南明福王封鄭芝龍為南安伯，鎮守福建。第二年五月福王亡，鄭芝龍擁立唐王朱聿鍵，改元隆武，芝龍被封為平國公，執掌八閩軍政大權。
清廷遣使秘密招降，許封王爺和授三省總督，鄭芝龍遂降清，致隆武帝為清軍殺害，閩省大部分地區為清軍占據。清廷背棄諾言，逼押芝龍入京，授三等子，編入漢軍正黃旗，實為軟禁。
鄭成功自日本回國後，考中南安縣學秀才，入南京國子監讀書，返閩後曾入侍隆武帝，蒙帝寵愛，賜其姓名為朱成功(故人稱“國姓”，或“國姓爺”)，封禦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協理宗人府事。不久帝又封成功為忠孝伯，賜尚方劍，掛招討大將軍印。成功堅決勸父不降，未允，便在叔父鄭鴻逵幫助下，“密帶一旅遁金門”。
順治三年，清軍進駐安平，大肆淫掠，田川氏被辱，萬分憤怒，剖腹自殺。鄭成功獲悉，率師急奔安平，清軍退回泉州。
成功深痛國破家亡，君、母均死，毅然將過去穿戴的儒服儒冠攜至文廟跪哭焚化，出家資犒師，自稱“罪臣國姓成功勤王”。初期僅有弱兵數千，他慘淡經營，拚死廝殺，逐漸擴充兵馬，屢攻福建同安、海澄、泉州、漳州、雲霄、詔安及廣東潮陽、揭陽等地，又遣使奉喪赴廣西，向南明永曆帝朝賀，帝初封其為威遠侯，不久晉延平公，後又晉延平郡王。
順治七年，鄭成功襲據了金門、廈門，以此為抗清基地，擁兵四萬餘人，聲勢大振，明朝宗室、遺臣紛來依附，海上群雄亦俯首聽命。第二年初，成功率軍勤王，欲圖解救被清軍數萬圍攻之廣州，三月攻下惠州。清軍乘機偷襲廈門，盡掠芝龍、成功父子兩代積蓄的金銀珠寶和米粟數十萬斛而去，成功率兵回救，清軍早已撤走。成功大怒，引刀斷發，誓必複仇，重修城垣炮台，大會文武，議失守功罪，賞罰無私，群將佩服，兵勢複振，部眾增至六萬餘人。他率軍先後連取海澄、漳浦等地，大敗清浙閩總督陳錦、提督楊名高、總兵王邦俊，九年四月進圍閩南軍事重鎮漳州，長達八月，下漳屬七縣。陳錦出征，為家奴刺殺，以其首獻與成功。一時八閩震動，延平郡王之軍成為威脅清在閩粵浙省統治的強大對手。
二、以撫為主順治帝一再招降。
順治九年(1652)十月初九，年方十五歲的少年天子福臨，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敕書，賜予浙閩總督劉清泰。此敕全文如下：
“近日海寇鄭成功等，屢次騷擾沿海郡縣，本應剪除。但朕思昔年大兵下閩，伊父鄭芝龍首先歸順，其子弟何忍背棄父兄，甘蹈叛逆，此必地方官不體朕意，行事乖張，鄭成功等雖有心向化，無路上達，又見伊父歸順之後，睿王令人看守防範，又不計其在籍親人作何恩養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懼反側。朕又思鄭芝龍既久經歸順，其子弟即朕赤子，何忍複加征剿，若成功等來歸，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鄭芝龍作書，宣布朕之誠意，遣人往諭成功及伊弟鄭鴻逵等知悉，如執迷不悟，爾即進剿。如芝龍家人回信到閩，成功、鴻逵等果發良心，悔罪過，爾即一麵奏報，一麵遣才幹官一二員，到彼審察歸順的實，許以赦罪授官，聽駐紮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閩廣東海寇，俱責成防剿，其往來洋船，俱著管理，稽查奸宄，輸納稅課，若能擒斬海中偽藩逆渠，不吝爵賞。此朕厚待歸誠大臣至意，爾當開誠推心，令彼悅服，仍詳籌熟察，勿墮狡謀。”《清世祖實錄》第69卷第6、7頁。
這道敕書的重要性在於，它對朝廷的方針作了很大的改變，即以撫代剿。在此之前，清對鄭成功部義軍，一直采取軍事征剿的方針，派兵進攻，設兵防禦，刀槍相見，除了殺殺殺、搶搶搶，沒有其他方式，現在才有了大的改變，遣人攜帶鄭芝龍的勸降書，前往勸誘鄭成功及其叔父鄭鴻逵等人歸順清朝。
這道敕書還為鄭成功之降順搭好了一個下台之階，即將其反清說成是被迫起事，並非有意抗拒，之所以起兵，歸諸睿王和地方官員之謬誤。睿王確有錯誤。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在勸降鄭芝龍時，“許以破閩為王”，“已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將軍”，而一旦芝龍率部歸降時，卻將其押往北京，最後封了三等子，軟禁起來。睿王對此背諾棄信之事，不予製止，且予讚成和允準，當然會激怒鄭氏家族，挺身而起，抗清反清。地方官員也有罪過，福建巡撫張學聖、道員黃澍、總兵馬得功，“垂涎金穴，乘成功他出，潛師往襲(廈門)，悉攫其家資”，官兵大肆搶掠欺侮，連成功之母亦因被辱而剖腹自殺，激起廈門兵民及鄭氏將士無比憤怒，拚死猛攻，連克郡縣。世祖福臨責備睿王及臣下，目的是為鄭成功之抗清予以開脫，以利於勸降。
朝廷之由剿變撫，原因很多，主要是為軍事形勢所迫。此時，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領導的大西軍連克四川、湖南、廣西、廣東大部分州縣，兩個多月前清平南大將軍定南王孔有德在桂林兵敗被圍自殺，定遠大將軍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統領八旗禁旅急赴廣西征剿，局勢吃緊，清廷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對付鄭成功，而鄭成功正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大舉進攻，連占州縣。兼之，八旗軍尤其是滿洲八旗將士不習水戰，憚於舟行，江海之上頭暈目眩，寸步難行，無法對付棹舟如飛的鄭軍。因此，皇上才決意改剿為撫，且不惜歸罪臣工失誤有過，來勸誘鄭軍停戰歸順，以便集中兵力征剿主要敵人大西軍。
順治帝的這一決策，是符合軍事形勢的，但其判斷還欠精確，對大西軍之軍威估計不足，對鄭軍之實力也有所低視。這在勸降的條件和招降失敗仍要進剿這兩個方麵上，表現得十分清楚。他招勸鄭成功降順時許諾的優遇條件有五：赦罪授官；駐紮原地，不必赴京；責成防剿浙閩粵海寇；管理往來洋船，稽查奸宄，輸納稅課；擒斬海中偽藩逆渠，不吝爵賞。這些優遇條件並非十分優遇，好些招降之許願遠遠比這更為優厚。
順治元年四月攝政王多爾袞勸誘明平西伯、總兵吳三桂歸順時，許諾說：“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且隨即封吳為平西王。同年七月王致南明弘光權利大學士史可法書，勸諭諸臣降順時允諾說：“南州群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清世祖實錄》第4卷第15頁，第6卷第19頁。皆以王公侯伯爵相引誘，而此次對鄭成功，卻僅“許以赦罪授官”，駐紮原地，既不封爵，又不裂土以賜，即隻可能授以總兵官、副將之流的官職，待遇太差了。至於防剿浙閩粵海寇，管理洋船，這本來就是鄭成功現在所行之事、所擁之權，清朝哪有力量去防剿三省海寇管理海上洋船？這兩條“優遇條件”，實是廢紙。而且敕書還講道，鄭成功若要封爵，得立大功，必須擒斬南明海上大帥大將。敕書規定這樣不高的優遇條件，顯然是對鄭成功的實力估計偏低，僅把他當做中等海盜來勸降，沒有把鄭軍視為安定浙閩粵沿海州縣及三省的主要對手。順治帝的這一失誤，很快就由於戰局的變化，使他更為清醒，而主動予以改正。
順治十年五月初十，世祖降敕，封精奇尼哈番(子爵)鄭芝龍為同安侯，鄭成功為海澄公，鄭鴻逵為奉化伯，鄭芝豹為左都督，並賜以敕諭。敕諭全文如下：
“朝廷報功，必隆其典，臣子效順，各因其時。茲爾鄭芝龍，當大兵南下，未抵閩中，即遣人來順，移檄撤兵，父子兄弟歸心本朝，厥功懋矣。睿王不體朕意，僅從薄敘，猜疑不釋，防範過嚴，在閩眷屬，又不行安撫恩養，以致闔門惶懼，不能自安，雖鄭芝豹音信尚通，而鄭成功、鄭鴻逵恩養遂阻。加以地方鎮道官不能宣揚德意，曲示懷柔，反貪利冒功，妄行啟釁，廈門之事，咎在馬得功，而鴻逵遵依母教，遂爾旋師，足見諸臣身在海隅，不忘忠孝，朕甚嘉之，已將有罪將官提解究擬，即遣人賚敕傳諭開導歸誠。成功、鴻逵果令李德持家書來，並傳口語，芝龍隨即具奏，書詞雖涉矜誕，口語具見本懷。朕念爾等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後有心而不能上達，君臣誼隔，父子情疏，爾等不安於衷，亦已久矣。朕親政以來，知百姓瘡痍未起，不欲窮兵，爾等保眾自全，亦非悖逆，今以芝龍首倡歸順，賞未酬功，特封為同安侯，錫之誥命。芝龍子成功為海澄公，芝龍弟鴻逵為奉化伯，芝豹為左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官，各食俸祿如例，成功、鴻逵另有專敕，芝豹遇缺推補。朕推心置腹，不吝爵賞，嘉興更始，猶慮爾等疑畏徘徊，茲特遣官黃征明往諭。敕諭到日，滿洲大軍即行撤回，閩海地方保障事宜，悉心委托，爾等當會同督撫商酌行事，應奏聞者，不時奏聞。爾等受茲寵命，果能殫心竭力，輯寧地方，實爾等之功，如或仍懷疑慮，不肯實心任事，以致地方不安，非徒誤朕封疆，亦且擾爾桑梓，揆情度理，爾等諒必不然，況爾等父兄在朕左右，子弟盡列公侯，懷君德則為忠臣，體親心則為孝子，順兄誌則為悌弟，此爾等千載一時之遇也，可不勉哉！”《清世祖實錄》第75卷第8、9、10頁。
此敕與七個月前帝賜予浙閩總督劉清泰之敕，在變剿為撫，招勸鄭成功停戰歸順這一根本點上，是相同的，但此敕在五個重要問題上，又與前敕頗有差別。其一，前敕乃帝賜予總督之敕，命其招撫，不是賜予鄭成功，清帝與成功並未直接交涉，現在此敕，雖係賜予鄭芝龍、鄭成功、鄭鴻逵、鄭芝豹四人的，並非僅賜予鄭成功，且就字數而言，講鄭芝龍的事篇幅最多，但論其實質，則顯然是以成功為主要對象，竭力勸其歸順，並專門說明還將賜成功、鴻逵專敕，億民之君的大清皇帝第一次與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打交道了。其二，清帝正式敕封諸鄭爵位，鄭芝龍由一等子，跳越伯爵，超晉同安侯，鄭成功封海澄公，位列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上爵，鄭鴻逵封奉化伯，較諸當年鄭芝龍奉獻全閩率部十餘萬降清僅得到一個三等子而言，這次是十分優遇了。其三，敕諭到日，“滿洲大軍即行撤回”。五個多月前，負責征剿鄭成功的清平南將軍鑲紅旗漢軍固山額真金礪，以鄭軍奪據海澄，“請增發大兵攻取”，議政王大臣會議後奏準，於江寧、杭州撥滿兵一千，命額黑裏等將統領，前往福建，會同金礪進攻。《清世祖實錄》第70卷第26、27頁。現帝諭撤回停攻，以表示誠心招撫，不事攻戰。其四，斥責馬得功等人貪利冒功，妄行啟釁，襲掠廈門，已將他們提解問罪。在此敕之前兩個多月，順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浙閩總督劉清泰奏稱：“臣遵密諭”，細察廈門之事，係巡撫張學聖、道員黃澍、總兵馬得功，“垂涎金穴”，偷襲廈門，“以致鄭逆賞索修怨，海郡淪陷”，三人罪難寬逭，巡按王應元又失職徇隱不奏。帝降旨批示：“張學聖、馬得功、黃澍、王應元俱革職”，拿解來京，嚴訊具擬。《清世祖實錄》第72卷第17、18頁。世祖於敕中講明此事，顯係示恩討好於鄭成功，以泄其憤。其五，用詞委婉，勸解寬慰，動之以情(父子之情，弟兄之情)，誘之以恩，遠非招降一般將領所能比。五點集中為一點，即順治帝對鄭成功是破格優遇，竭力勸其停戰歸順。
兩敕之間有著如此重大的差異，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鄭軍勢大和清軍失利被動。自順治九年十月帝密諭浙閩總督劉清泰招撫以來，鄭成功屢攻清地，十年三月，又遣南明定西侯張名振率忠靖伯陳輝、中權鎮黃興、護衛右鎮沈奇、禮武鎮林順、智武營藍衍、後鎮施舉等將，領兵二萬，戰船上百，進入長江，攻打浙江、江蘇。④楊英：《先王實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53頁；第56、57頁。張名振等攻崇明，破鎮江，登金山燕子磯，遙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之陵)，掠戰船三百艘於吳淞口。
順治十年四月，清平南將軍金礪率馬步軍數萬進攻海澄，五月初四用大小銃槍數百門“日夜連擊，無瞬息間斷”，鄭軍“營壘整而又壞，官兵無可站立，損傷者多”。鄭成功遣參軍遍諭各營將士，決心死戰，三軍士卒拚死廝殺，清軍“四麵蟻傅登城”，鄭軍“眾斧迎之，隨斧隨墮，濠為之平”，清軍傷亡甚多，撤圍而去。④。
南麵的鄭軍既不能消滅，北邊湖南戰場又失利，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於衡州中伏兵敗被殺，大西軍“兩蹶名王，天下震動”，給清廷帶來嚴重威脅，清政府必須集中力量對付大西軍。因此，順治帝才於順治十年五月初十特降敕書，封鄭芝龍、鄭成功等人為公為侯為伯，予以更大的優遇。
過了七天，五月十七日，帝又諭浙閩總督劉清泰說：招撫鄭成功、鄭鴻逵等，前已有旨，今特差滿洲章京碩色齎賜鄭成功海澄公印一顆、敕諭一道，鄭鴻逵奉化伯印一顆、敕諭一道，同黃征明(鄭成功之表叔)領李德等四人前去。但滿漢語言難通，不便將命，敕使到後，爾即精選地方文官武將各一員，務要通達國體，曉暢事機，齎捧到彼，“宣朕德意，竣事報命”。爾係侍從舊臣，“須悉心料理，成就撫事，稱朕懷柔海隅之意”。《清世祖實錄》第75卷第20頁。
鄭成功於八月在廈門收到鄭芝龍的家人李德、周繼武等帶來的父親手書，言及“清朝欲賜地求和”，欲差二大人齎海澄公印敕，“以一府地方安插，又係劉清泰保認”，“先差李德等來探可否，回報後，方令詔使齎來”。鄭成功決定借此議和籌辦糧餉說：“清朝亦欲給我乎？將計就計，權借糧餉，以裕兵食也。”遂寫回稟，令李德星夜赴京回報。
鄭成功之“回稟”，除了講述“大義滅親”，“從治命不從亂命”，批駁先前博洛貝勒誘騙鄭芝龍至京軟禁，偷襲廈門大肆淫掠，以及鄭軍攻漳州、泉州屢敗清兵外，還著重講了清朝必須有求和誠意，論述議和對清之有利，清所說之優遇條件並不優厚，他還提出了割讓三省的議和條件。他在回稟中寫道：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退守，綽綽餘裕，其(豈)肯以坐享者反而受製於人乎？且以閩粵論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識者？蓋閩粵海邊也，離京師數千餘裏，道途阻遠，人馬疲敝，兼之水土不諳，死亡殆盡，兵寡必難守，兵多則勢必召集，召集則糧食必至於難支，兵食不支，則地方必不可守，虛耗錢糧而爭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無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明朝)時坐鎮閩粵，山海寧寧，朝廷不費一矢之勞，餉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無害者也。清朝不能效本朝之妙算，而勞師遠圖，年年空費無益之貲，將何以善其後乎？……劉清泰果能承當，實以三省地方相界，則山海無竊發之虞，清朝無南顧之憂，彼誠厚幸。至於餉兵而外，亦當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於勞師遠圖，空費帑金萬萬者乎。況時下我兵數十萬，勢亦難散。……兒在本朝，亦既賜姓矣，稱藩矣，人臣之位已極，豈複有加者乎？”楊英：《先王實錄》，第63、64頁。
鄭芝龍收到“回稟”後，即於順治十年十月十八日奏稱：前命招撫逆弟鴻逵、逆子成功，臣即遣人貽書，宣傳聖意，“俱未受封”。順治帝“以鄭成功妄行索地，誇詐大言，其欲不可饜足”，諭議政王大臣確議以奏。《清世祖實錄》第78卷第13頁。
經過一番商議，可能帝、王、大臣為鄭成功所述閩海險遠難征之論所懾服，最後決定仍要招撫，且給予更為優厚條件。順治十一年正月初六，帝連降二敕給予鄭成功。第一道敕諭著重於正麵講述加封靖海將軍及撥與四府養兵等事，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