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癡情君順治帝

第26章 消滅南明平定五省(10)

　　“前者密陳用兵緬甸事，奉諭曰：若勢有不可，慎勿強。又諭曰：務詳審斟酌而行。……滇南負固有年，一朝戡定，獨逆渠李定國等挾偽永曆遁出邊外，是滇土雖收，滇局未結，邊患一日不息，兵馬一日不寧。臣叨列維藩，何忍以此貽憂君父，因再三籌劃，竊以為有三患二難。永曆在緬，李定國、白文選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艮一帶，借永曆以蠱惑眾心，倘不乘勝大舉入緬，以淨根株，萬一此輩複整敗眾，窺我邊防，兵到則彼退藏，兵撤則彼複擾，此其患在門戶。土司反複無定，惟利是趨，如我兵不動，逆黨假永曆以號召內外諸蠻，萬一如前日元江之事，一被煽惑，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投誠官兵，雖已安插，然革麵尚未革心，永曆在緬，於中豈無係念，萬一邊關有警，若輩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今滇中兵馬雲集，糧草取之民間，勿論各省餉運愆期，即到滇召買，民室方如懸磬，市中米價日增，公私交困，措糧之難如此。召買糧草，民間必須搬運交納，年年召買，歲歲輸將，民力盡於官糧，耕作荒於南畝，人無生趣，勢必逃亡，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培養之難又如此。臣用是徹底籌劃，惟有及時進兵，早收全局，誠使外孽一淨，則邊境無伺隙之慮，土司無簧惑之端，降人無觀望之誌，地方稍得蘇息，民力略可寬紓，一舉而數利存焉，竊謂救時之方，計在於此。”《清世祖實錄》第134卷第18、19、20頁；《清史列傳》第80卷，《吳三桂傳》。

　　帝閱疏之後，命議政王、貝勒、大臣及戶兵二部速議。過了八天，四月三十日，議政王、貝勒、大臣等議奏：平西王吳三桂疏言永曆在緬，偽王李定國借以蠱惑人心，相應進剿。其見在雲南滿洲官兵，聽該藩與各都統商酌率往。至於兵馬錢糧，所需甚多，不惟措處艱難，亦萬難即運至滇，目前應用草料，敕該藩設法措備，務使兵民兩利。再查戶部撥給雲南十七年八分兵餉銀三百三十萬兩，已經催解，其已解到者，聽該藩支給進征兵丁，其未解到者，仍嚴飭各督撫星夜解往，以為接濟。帝閱後未即批示，僅命學士麻勒吉、侍郎石圖前往雲南，與平西王吳三桂麵商機宜。《清世祖實錄》第134卷第22頁。

　　麻勒吉、石圖赴滇與平西王商議後，回京呈報詳情。順治帝考慮再三，決心出兵，於順治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授領侍衛內大臣、一等公愛星阿為定西將軍，率領八旗軍，往攻李定國。帝賜其敕諭說：“茲以逆賊李定國已經敗竄，怙惡不悔，宜靖根株，以安疆圉，特命爾愛星阿為定西將軍，統兵同平西王吳三桂相機征討，凡事與都統卓羅、郭爾秦、孫塔、署護軍統領畢立克圖、護軍統領費雅思哈等，會議而行。如進剿，則令卓羅守城。俟到平西王處，一切事務，俱用王印行。若不與王同處，即以爾印行。”《清世祖實錄》第139卷第16頁。

　　順治帝能作出這一決定，頗為不易。他雖然早就想發軍進緬，但困難太多太大，洪承疇講了一大套不能用兵的理由，言之有理，持之有據。就連渴望顯威異國，建樹奇勳，擴大勢力的平西王吳三桂，也有“措糧之難”、“培養之難”的二難之歎，實際上還有一難，即沒有錢，財政異常困難。本來經過他親政後的努力，才過兩年多，便已從庫無分文，到順治十一年六月變為戶部有“剩銀”二百六十萬餘兩，照此下去，國庫不久就會積存數以千萬兩計的白銀，黎民也會逐漸豐裕。可是，好景不長，順治九年冬起，因李定國“兩蹶名王”，定南王孔有德、敬謹親王尼堪相繼敗死，朝廷遣派大批八旗軍遠出征剿，又增加了不少綠營兵，以致軍費急劇增多，順治十一年六月已開支軍費一千四百餘萬兩，順治十三年又增至一千八百餘萬兩，嚴重入不敷出，“兵餉缺額四百四十餘萬(兩)”，十五年大征滇黔，三路大軍十五萬士卒，加上從征役夫，開支極大。十六年正月起，除平西王原有之大量兵士外，雲南有“投誠兵”及綠營兵六萬名，還有滿洲綠旗兵丁數萬，致“雲南一省需銀九百餘萬(兩)”，而全國所征之賦，扣除地方存留外，戶部所得之“天下正賦止八百七十五萬餘兩”，盡解雲南，尚不敷用。如若再征緬甸，軍費還要增加，從何籌措？民何以堪？國何以支？

　　除了辦糧難、民貧難、籌銀難這三大難以外，就順治帝個人而言，他又正處於極端困難的窘境，那就是他極為寵愛的皇貴妃董鄂氏已經病危，而且就在他諭授愛星阿為定西將軍正式決定進軍緬甸的第二天，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她就去世了。這對於順治帝福臨這位史上罕見的癡情帝君而言，是最大、最嚴重、甚至可以說是致命的打擊，他確是悲不欲生。

　　處於這種情形下，要下諭大舉攻緬剿滅南明大西軍，是需要很大勇氣的。少年天子福臨之所以敢在“三大難”和幾乎是他的生命之愛妃病危即死的極為沉重的壓力下，作出出兵的決定，諒必是他看到，不如此，國難以安、難以富，民難以寧、難以裕，所以他寧可在自己體弱已病且不久就要離開人間以前，咬緊牙關，果斷決策，為大清王朝的繁榮富強和長治久安，為黎民的安居樂業日漸豐裕，而負此重任，付出代價。

　　定西將軍愛星阿奉帝諭旨，率領禁旅，赴滇與平西王吳三桂會同進攻，並敕諭近邊各土司及緬甸，令獻永曆帝。正在集聚兵馬準備糧草之時，順治十八年春傳來了皇上駕崩的消息。吳三桂“猶豫不進”，“愛星阿曰：君命不可棄。督兵先行”，過了三天，吳三桂乃統兵進發。順治十八年九月滿漢將士、土司兵及降兵七萬五千名，以及炊汲餘丁，共十萬人，由大理、騰越出邊，吳三桂、愛星阿率兵五萬出南甸、隴川、猛卯，總兵馬寧、王大臣、馬寶領二萬餘人出姚關，十一月初八兩軍於木邦會師。吳三桂、愛星阿奏述戰情說：晉王李定國已退至景線，鞏昌王白文選遁據錫波。官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裏，臨江造筏將渡，白文選複奔茶山。吳三桂、愛星阿遣總兵官馬寧等將率偏師往追，自領大軍直趨緬城，先遣使往傳諭“緬酋”，令執永曆帝朱由榔，否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十二月初一大軍至緬城，“緬酋震懼”，執朱由榔及其母、妾、子並從官家口獻於軍前，殺華亭侯王維恭等一百餘人。總兵官馬寧等追至猛養，白文選及從行官員兵丁三千八百餘名、家口七千餘名，“全軍歸降”。十二月初十，大軍回滇。《清聖祖實錄》第6卷第9、10頁，計六奇：《明季南略》第15卷，《吳三桂率清兵取雲貴》。第二年，康熙元年(1662)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國病逝，其餘部不久降，南明永曆權利及大西軍皆為清軍所滅。

　　進緬捷報傳來，順治帝福臨已去世一年，他在九泉之下，諒必也會對自己的出征決定感到欣慰吧！

　　四、決策失誤三藩貽禍無窮。

　　這裏說的“三藩”，指的是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繼茂，皆是早年降清的前明臣子。本來是四藩，還有一個定南王孔有德，但孔於順治九年被困自殺，獨生子又為敵軍俘走殺死絕嗣，故隻剩下三藩。

　　吳三桂原係明總兵，封平西伯，順治元年四月開山海關降清，封平西王，隨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攻陝西、湖北、江西後還京，赴鎮錦州，五年移鎮漢中，剿撫陝西四川大順軍、大西軍餘部及故明“義兵”，部下將士及家眷隨同移鎮，與八旗軍一樣計丁授田。

　　耿繼茂是襲父耿仲明之爵。耿仲明原係明參將，後叛明，於天聰七年降金，崇德元年封懷順王，順治六年五月改封靖南王，奉旨率舊兵二千五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名，與平南王尚可喜之舊兵二千三百名、新增兵七千七百名往剿廣東，攜家駐防。同年十一月耿仲明自盡，子耿繼茂代統其軍，於八年襲封。順治十一年奉敕移鎮廣西，未行，十六年敕鎮四川，還未出發，十七年六月移鎮福建。

　　平南王尚可喜原係明副將，天聰八年降金，崇德元年封智順王，六年五月改封平南王，率部往剿廣東，從此駐鎮於此。

　　三藩之軍皆獨自管轄，既不編入八旗，又不隸綠營，但其編製仍按八旗之製，設牛錄，轄製屬人，授梅勒章京、喇章京、牛錄章京等官。初稱孔、耿之軍為“天佑兵”，尚可喜之兵為“天助兵”，後崇德七年漢軍由四旗增為八旗，孔、耿、尚請以所部隸屬，乃將孔部隸於正紅旗，耿部隸正黃旗，尚部隸鑲藍旗，但各部皆由本王管轄。

　　清廷因滿兵太少，八旗軍不多，欲充分利用漢將漢兵，故委派三王分鎮一省，這本來是一明智之計，無可非議。當順治元年五月敕諭定南王孔有德率部往剿廣西，攜家駐防，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各率本部往剿廣東，攜家駐防時，帝分賜三王以敕書，基調是“軍機事務，悉聽王調度，其一應民事錢糧，仍歸地方文官照舊料理。文武各官有事見王，俱照王禮謁見”。《清世祖實錄》第44卷第9、10、11頁。也就是說，主要利用三王之兵力，剿滅敵軍，平定兩廣，尚未規定今後是長鎮，還是事畢即回。

　　順治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世祖福臨下了兩道敕諭。一道敕書是敕諭平南、定南二王，主要是講要“平南王尚可喜專留鎮守”廣東，靖南王耿繼茂移鎮廣西，二王“既專分鎮”，應該“益懋前勳，慰朕倚任之意”。另一道敕書是敕諭靖南王耿繼茂移鎮廣西後，軍機由王處理，“至於官評、民事、詞訟、錢糧，仍歸地方官各循職掌料理”。《清世祖實錄》第81卷第10、11頁。後移鎮福建，職權亦同，“一應民事錢糧，仍歸地方文官照舊料理”。《清世祖實錄》第138卷第15頁。

　　作為權宜之計，委派漢王分鎮一省，利用他們的兵力和長處，未嚐不可，耿、尚二王及其將士，素善舟師，對付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較諸長於馳騁短於舟行的滿洲、蒙古八旗將士，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順治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世祖諭命靖南王耿繼茂“停赴廣西，率領全標官兵並家口，移駐福建”時，賜其敕書中便明確講道：“八閩重地，負山阻海，界連浙江、江西、廣東等處，島寇出沒，山賊窺伺，正在用兵，幅員既闊，汛守最繁，且沿海逆氛未靖，撫綏彈壓，務在得人。茲特命王統領大兵移駐，當宣威布德，安輯兵民，山島二寇，加意防禦，相機撲剿，無使滋害。逆賊鄭成功偷息海上，飄忽靡常，須撫剿兼施，戰守並用。”《清世祖實錄》第138卷第14頁。

　　二王所轄人丁士卒，亦陸續增加。順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八，兵部議準，“平南藩下，額設十二牛錄，靖南藩下，額設十一牛錄，俱照八旗例，每牛錄各設護軍校一員、前鋒一名、親軍二名、護軍十一名，每前鋒十名，設前鋒校一員，親軍十名，設親軍校一員，俱聽該藩酌量補授”。《清世祖實錄》第104卷第14、15頁。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又“定靖南王旗下弁兵營製，共兵三千名，設左右梅勒章京二員、甲喇章京四員、護軍參領四員統之”。《清世祖實錄》第128卷第16頁。十七年三月初八複“定平南、靖南二藩屬下鎮標綠旗官兵營製”：平藩左翼鎮標統兵四千名，分為中左右前後五營，每營設遊擊、守備、千總各一員，把總各二員，各統兵八百名。右翼鎮標統兵三千五百名，亦分中左右前後五營，每營建遊擊、守備、千總、把總皆如左翼員數，各統兵七百名。靖藩兩翼鎮標，各設中左右前後五營，每營遊擊、守備、千總、把總，皆如平藩屬下員數，各統兵七百名。《清世祖實錄》第133卷第10頁。

　　尚可喜、耿繼茂二王確也效忠朝廷，率軍苦戰，為廣東、福建的平定及防禦鄭成功大軍，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二王皆係草莽武夫，多數將領還曾殺人越貨，橫行陸海，他們仗恃開國有功，濫施殺戮，辱官虐民，橫征暴斂，無所不為。二王攻下廣州後，“惡其民力守，盡殲其丁壯，即城中駐兵牧馬”。營造靖南、平南二藩府，“工役無藝，複創設市井私稅，民鹹苦之”。早在順治十年六月，受命擔任廣東左布政使的胡章，在赴任途中，即將聞聽的二王不法行為上疏劾參。他奏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