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癡情君順治帝

第19章 消滅南明平定五省(3)

　　李定國一路，勢如破竹，四月下沅州、遂衛、藍田，五月下武岡，克寶慶，六月奪取全州，“盡殲李養性之眾，隻蹄片甲不返”，又於嚴關鏖戰，“清兵大敗，橫屍被野”，七月初四下桂林，逼孔有德自殺，隨分兵取柳州等地，盡據廣西。八月李定國又北攻湖南，取金州、永州，九月克衡州、常德、嶽州，並東進江西，連下永新等地。“兵出凡七月，複郡十六、州二，辟地將三千裏”。李定國智勇雙全，“兵律極嚴”，圍攻桂林時，“軍營城下，寂然無聲，師盡撤矣，城中尚不知”，故能殲尼堪、滅有德，“兩蹶名王，天下震動”。

　　對於這樣的勁敵，清廷卻隻當做是“餘孽”、殘寇，輕舉妄動，冒進涉險，兼程輕騎奔襲，怎能不敗。

　　順治帝獲悉敬謹親王尼堪敗死噩訊後，萬分震驚，立即采取應變措施，於順治十年正月十三日諭授隨征貝勒屯齊繼為定遠大將軍，統領征剿湖南大軍，並特賜敕諭告屯齊以下及誇蘭大以上滿洲蒙古漢軍八旗將領說：“我朝用兵，俱以全力，克敵製勝，此爾等所悉知者。爾等此番晝夜疾趨二百三十裏，以致士馬疲勞，此大失也。嗣後諸事，悉與誇蘭大等以上，共相商酌，敬慎而行。如值渠寇應分遣眾兵者，則於固山額真公韓岱、伊爾德二人內，遣一人，另一人毋使離爾貝勒屯齊左右”。此外量有分遣者，則於蒙古固山額真、護軍統領、誇蘭大內擇可為帥者遣之。其一貝勒(巴思漢)、兩貝子(紮喀納、穆爾祜)勿遣離爾所。爾貝勒屯齊，率本旗護軍，居中而營，貝勒巴思漢、貝子紮喀納、穆爾祜、公韓岱、伊爾德，當各領護衛及親軍，同貝勒屯齊軍於一處。其提問章京馬爾泰、侍衛阿進、土雷等，宜加詳鞫，有墜馬被創情有可原者，執解來京，如果情無可原棄主奔潰者，即就彼處正法。②《清世祖實錄》第71卷第13頁；第13、14頁。同日又敕諭往征廣東未定州縣的定南將軍護軍統領阿爾津等將說：爾等率師，可往會湖南大軍，既會以後，爾阿爾津當同韓岱、伊爾德與貝勒(屯齊)同營，凡事共相商酌而行。他又敕諭屯齊、韓岱、伊爾德等將說：茲遣阿爾津等統兵往會爾軍，俟其到日，其所給阿爾津敕印(定南將軍敕印)，爾貝勒(屯齊)收貯，可令阿爾津駐爾營內，諸事與韓岱、伊爾德、阿爾津等會議而行。如分兵他出，此三人，或遣一人，或二人，須留一人，毋離爾所。②。

　　福臨的這三道敕諭，抓住了要害，對症下藥，布置妥帖，十分重要，講得很好，奠定了稍後一段時間內清軍勝利的基礎。它主要講了五個問題。其一，數十年來八旗軍之所以能夠屢敗敵軍，其中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俱以全力，克敵製勝”，是全力，不是部分之力，更不是孤軍遠馳，脫離大軍，此次尼堪之死，就違反了這個規律，輕敵冒進，晝夜疾趨，士馬疲勞，致遭慘敗。其二，尼堪之死，還與其獨斷專行、隻身遠奔密切相關。半年前尼堪統軍出征時，帝賜王之敕書首先著重指出：“王膺茲命，一切機宜，與諸將同心協謀而行，毋謂自知，不聽人言，毋謂兵強，輕視逆寇”。而尼堪卻忘了帝敕，自以為是大軍統帥，爵位最高，身經百戰，軍功累累，驕傲自大，凡事一人獨斷，觀其戰死之時，偕彼同征統兵之兩位貝勒、兩位貝子、兩位滿洲固山額真，皆不在場，隨他同死者，亦未見有滿洲、蒙古、漢軍八旗固山額真、護軍統領、梅勒章京等高級將領，可見其僅率少數侍衛將士便狂奔疾馳，窮追敵軍，致被誘入重圍，寡不敵眾，被砍喪命。其三，此次特別強調保證主帥安全。大軍主帥戰死，這還是清太祖努爾哈赤1583年起兵以來頭一次，這是震駭全軍、震驚朝野的特大噩訊，是大損朝廷顏麵、玷汙八旗勁旅的極大醜事，也是鼓舞反清武裝鬥誌的極佳喜訊，嚴重不利於清軍的征剿，故三道敕書特別強調保證主帥的絕對安全，明確規定，主帥定遠大將軍屯齊“率本旗護軍居中而營”，兩位貝勒、兩位貝子、三位滿洲固山額真護軍統領與主帥同駐一處，如需分兵征戰，在三位滿洲固山額真護軍統領遣出一位或二位，必須有一位留在主帥身邊，主帥不能單獨統領部分軍隊出征，這就可確保主帥安全，不致再蹈尼堪隻身遠征而死之覆轍。其四，強調集體領導，諸事必須集議而行。這種集議有兩種方式兩個範圍。一是主帥與同征貝勒、貝子、固山額真以下及誇蘭大以上八旗將領，“共相商酌，敬慎而行”，一是主帥屯齊與滿洲固山額真韓岱、伊爾德、滿洲護軍統領(原定南將軍)阿爾津四人會議，議定諸事，敕諭雖未明說，但顯然含有不許主帥一人獨斷專行之意。其五，嚴明軍紀，隨同尼堪輕騎遠征的侍衛、章京、士卒，如有“棄主奔潰者”，立即就地正法。這五個問題集中突出地表明了一個根本性的事實，即順治帝福臨和議處用兵方略的議政王大臣們，清楚地看到了大西軍的強大威力，決心正視現實，糾正謬誤，遇敗不驚，再接再厲，一定要把這支強大的敵軍打垮，完成統一全國的事業。

　　這一及時的正確用兵方略，保證了清軍轉敗為勝，順治十年六月十九日，定遠大將軍屯齊貝勒等將報捷之疏送到皇上麵前。屯齊等奏報：敵安西王李定國、國公馬進忠率馬步兵四萬餘至永州，臣等以西安府八旗軍和湖廣提督柯永盛之綠營兵駐守衡州，而大軍則於二月十三日向永州前進，二十八日抵永州，李定國已遁，渡龍虎關而去。又聞敵秦王孫可望親率兵來靖州，將軍馮雙禮率兵二萬餘來武岡州，大軍於三月初六自永州向寶慶進發，十五日擒人問信，答稱馮雙禮、白文選、馬進忠率兵四萬餘人屯營於岔路口三十裏外之周家坡，孫可望在寶慶，我軍遂住宿於岔路口。次日前進，見敵營於山頂，據地頗險，日暮天雨，不便進攻，列陣相抵。至夜，孫可望率全軍自寶慶來，與馮雙禮軍會合。十七日，“賊眾十萬下山環陣，進薄我軍，我軍分兵奮擊，斬殺甚眾，獲馬匹七百餘、象一隻，軍器無算”。帝甚喜，降旨批示：“貝勒等破賊立功，深可嘉尚，有功人員著察明議敘。”《清世祖實錄》第76卷第7頁。阿爾津亦領兵敗白文選於辰州。廣西定南王部下將領線國安、馬雄等得到平南王尚可喜之水師支援，攻下潯州、梧州，又乘李定國與湖南貝勒屯齊大軍相持，盡複平樂、桂林等府州縣，“廣西略定”。李定國僅據有湖南之沅州、靖州和武岡州，餘地皆為清軍奪據，李定國隻好撤出湖南，退守廣西南寧一帶。清軍挽回了孔有德、尼堪之死的敗局，重新獲得了主動權。在這樣形勢下，順治帝又在用兵方略上作了重大改變，采取了新的戰略戰術，這就是委派洪承疇經略五省軍務。

　　三、撫剿兼施洪承疇經略五省。

　　定遠大將軍屯齊雖曾擊敗孫可望、李定國，但大西軍並未受到根本性打擊，仍有軍士數十萬，據雲貴，擾兩廣，威脅湖南，四川亦幹戈不息，鄭成功軍隊日益強大，而清軍定南王孔有德、敬謹親王尼堪相繼敗歿，浙閩總督陳錦往攻鄭成功時被刺死，備受皇上讚揚厚加賞賜封授男爵的勇將左都督辰常總兵徐勇，被白文選圍困於辰州，城陷被殺。看到這些情形，順治帝反複思考，覺得應該改變幾年來隻征不撫，或偏重於攻、輕視於撫的方針，決定改為以戰為後盾，以撫為主，撫剿兼施，在以王貝勒、固山額真為統帥的八旗軍支持的前提下，重用故明降臣，充分發揮漢兵的作用。因此，在順治十年五月，他作出了出乎人們意料又使人們大為震驚的重大決定，下詔委授洪承疇為五省經略。

　　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帝對內三院下了一道長諭，講述改變用兵方略授命洪承疇經略湖廣五省軍務之事，全文如下：

　　“湖南兩廣，地方雖漸底定，滇黔阻遠，尚未歸誠，朕將以文德綏懷，不欲勤兵黷武，而遠人未喻朕心，時複蠢動，若全恃兵威，恐玉石俱焚，非朕承天愛民本念，必得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機剿撫，方可敉寧。朕遍察廷臣，無如大學士洪承疇者，著特升太保兼太子太師、內翰林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聽擇扼要處所駐紮，應巡曆者隨便巡曆，撫鎮以下，聽其節製，兵馬糧餉，聽其調發，一應撫剿事宜，不從中製，事後報聞。滿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應取用者擇取任用，升轉調補，隨宜奏請，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應用錢糧，即與解給，戶部不得稽遲。歸順官員，酌量收錄，投降兵民，隨宜安插，事會可乘，即督兵進取，時當防守，則慎固封疆，各處土司，已順者加意綏輯，未附者布信招懷，務使近悅遠來，稱朕誕敷文德至意。功成之日，優加爵賞，俟地方稍定，善後有人，即命還朝，慰朕眷懷。應給敕諭印信，作速撰鑄給予，即傳諭該部遵行。”《清世祖實錄》第75卷第22、23、24頁。

　　不久，世祖又於閏六月初五正式賜經略洪承疇敕書，在前諭之基礎上作了一些重要的具體補充。全敕如下：

　　“茲以湖南西廣地方，底定已久，滇黔阻險，聲教罕通，不逞之徒，未喻朕心，時複煽惑蠢動，漸及湖南，以致大兵屢出，百姓未獲寧息。朕承天愛民，不忍勤兵黷武，困苦赤子，將以文德綏懷，歸我樂宇，必得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機剿撫，方可敉寧。遍察廷臣，惟爾克當斯任，前招撫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肅將朕命，綏靖南方。茲特命卿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聽擇扼要處所駐紮，應巡曆者，隨便巡曆，總督應關會者，必谘爾而後行，爾所欲行，若係緊急機務，許爾便宜行事，然後知會。巡撫、提督、總兵以下，聽爾節製，兵馬糧餉，聽爾調發。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將以下，有違命者，聽以軍法從事。一應撫剿事宜，不從中製，事後具疏報聞，滿兵留撤，俟到日酌妥即行具奏。事關藩王及公者，平行谘會，相見各依賓客禮。文武各官，在京在外，應於軍前及地方需要者，隨時擇取任用，所屬各省官員，升轉調補，悉從所奏。撫、鎮、道、府等官，有地方不宜，才品不稱，應另行推用者，一麵調補，一麵奏聞，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應用錢糧，即與解給，戶部不得稽遲，如緊急軍需，撥解未到，即與就近藩司、榷關行文取用，具疏奏聞。其歸順官員，內外酌量題錄，投降兵民，隨宜安插。事會可乘，即督兵進取，時宜防守，則慎固封疆。各處土司，已順者加意綏輯，未附者布信招懷。四川、江西、河南、陝西地方，鄰近湖廣，應有兵事相關者，移文總督、巡撫，掎角策應。卿受茲委任，務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收拾智勇，毋為逆黨所誘，綏輯窮黎，毋為貪官所苦。進戰，則得地以守，固守，則出奇以戰，練士卒在平時，選賢良置要地，務使滇黔望風來歸，官民懷德恐後，庶稱朕誕敷文教至意。功成之日，優加爵賞。地方既定，詳善後，即命還朝，慰朕眷懷，爾其欽哉！”《清世祖實錄》第76卷第18、19、20頁。

　　這兩道敕諭十分重要，是幾年以來清廷用兵方略的一大變化，是指導今後一段時期軍事行動的基本方針，也是朝廷在任帥人選上的一種新的選擇。綜觀這兩道敕諭，結合有關文獻，可以看出四個問題。其一，剿撫兼施，偏重於撫。諭、敕皆一開始即強調要“以文德綏懷，不欲勤兵黷武”，“若全恃兵威，恐玉石俱焚”，將此列為經略的首要目標和方略。這和在諭告內三院之前幾天的一道諭旨，有著密切關係。順治十年五月十四日，世祖給兵部下了一道多年未見的罕有諭旨，宣布要大力推行招撫諭降。諭旨說：“天下初定，瘡痍未起，加之此年水旱，民不聊生，饑寒切身，迫為盜賊，及至官兵捕剿，玉石難分，魁惡雖多，剪除株蔓，豈無冤濫。況當年沉陷，情事不同，或見迫於貪汙，或迫脅於渠寇，既為賊黨，自拔無門”。今特降殊恩，曲加赦宥，自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為“土賊”者，無論人數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誠，盡赦前罪，仍著有司安插，“兵仍補武，民即歸農”。著兵部即速行文各地方督撫，轉行所屬，分貼告示曉諭，仍將撫過人數安插事實不時奏聞。《清世祖實錄》第75卷第16、17頁。也就在這前後幾天，招撫鄭成功之事正在大力進行，特封鄭成功為海澄公，其叔鄭鴻逵為奉化伯，並遣使敕諭成功及早歸順。《清世祖實錄》第75卷第8、9、10頁，第79卷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