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癡情君順治帝

第11章 困境求存減貢蠲稅(3)

　　過了六天，順治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議政王貝勒大臣奏稱，滿兵不應撤還，但協餉艱難，應將綠旗兵未招募者停止招募，投誠兵願為民者為民，共以三萬名為額(即減去三萬)。各省軍需，俱取之本省，獨滇省由各省轉輸，致“黎民困苦，國課匱乏”，請敕令平西王及滇省督撫於本省設法取用，至於兵士月餉，仍令各省起運。江南省舊駐綠旗兵內有庸弱者，應行裁去，使該省之兵仍如原來規定的經製額數，浙江省亦照此辦理。四川投誠兵，願為民者為民，願為兵者，派補各營，將現有綠旗兵中之老弱兵丁裁汰，仍然保持原來規定的兵額。杭州、西安、保定等地的綠旗兵，應行裁減一部分人。《清世祖實錄》第137卷第9、10、11頁。順治帝十分讚同裁減江南、浙江等省綠旗冗兵，但由於雲南的特殊情況，該省新定，平西王吳三桂負有征剿南明之重任，李定國尚有不少部眾，南明永曆帝寄居緬甸，恐有後患，此時是否撤回滿兵減少雲南綠旗兵額，還需慎重，故降旨批示：滇省滿洲大兵，應否撤回，綠旗兵應否以三萬為數，米糧草料可否於該省民間取用，必身在地方，熟諳情形，乃能籌劃萬全。“平西王諳曉地方情形，著酌量詳確速議具奏。餘俱依議”。《清世祖實錄》第137卷第10頁。

　　平西王吳三桂並不希望滿兵久駐，影響他主宰滇黔的計劃，更不願意削減綠旗兵額。他當然早已料到朝廷會打這個主意，所以早就奏請將他挑選的一萬二千名投誠兵編為義勇營與忠勇營，歸己統轄，二營又各分中、前、後、左、右五營，每一千二百名為一營，以一名投誠官統率，並開具擬委為總兵官、中軍、遊擊、守備的投誠官名單。順治十七年七月初二，即議政王大臣議奏將雲南六萬綠旗兵投誠兵減為三萬之後的十四天，兵部複議，同意吳之所請，請帝批示。順治帝降旨，完全同意吳之請求，著投誠官馬寶山以右都督充忠勇中營總兵官，分授李如碧、高啟隆、劉之複、塔新策、王會等九員為都督、副將、參將，分別為另外九營的總兵官，其餘將弁，亦按吳三桂所擬委用。《清世祖實錄》第138卷第3頁。不久，又允吳三桂所請，設雲南援剿四鎮，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為雲南援剿前鎮總兵官，四川左路總兵官沈應時為雲南援剿左鎮總兵官，湖廣益陽總兵官王大臣為雲南援剿右鎮總兵官，都督同知楊武為雲南援剿後鎮總兵官。《清世祖實錄》第141卷第11頁。

　　吳三桂為確保已到手的兵權和統轄雲南貴州之權，擁軍自重，又於會議裁兵之前，奏請用兵水西等土司。他奏稱：貴州水西土司安坤，久蓄異謀，近聞刑牲祭鬼，將為不軌。馬乃土司龍吉兆兄弟，私受李定國偽敕，繕器稱兵，“逆形已彰”。水西、馬乃係用兵要路，未可容其窺伺梗阻，故欲先發製人，乘其未動，早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烏撒土司安重聖反複叵測，亦當並圖收拾，以伸國威。此疏於順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送呈帝閱，順治帝命議政王貝勒大臣密速議奏。十月初六議政王貝勒大臣奏稱：水西土司安坤、馬乃土司龍吉兆、烏撒土司安重聖等，“陽順陰逆，中懷叵測”，應如吳三桂所請，“悉心籌劃，相機殲滅”。帝從其議。《清世祖實錄》第139卷第22頁，第141卷第3頁。這場戰爭，在三年以後終於開始了。

　　而且就在議裁滇兵之後不久，順治帝已批準吳三桂入緬追擒南明永曆帝進攻李定國之奏請，並於順治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授開國元勳武勳王揚古利之子內大臣、一等公愛星阿為定西將軍，率北京八旗軍前往雲南，會同平西王吳三桂“相機征討”。這樣一來，滇省綠旗兵當然不能大量裁減，從第二年吳三桂、愛星阿統領滿、漢、土司兵及降兵共七萬五千名和隨軍役夫十餘萬丁出征來看，滇兵不僅未裁多少，反而有所增加。

　　以上事實清楚地表明，清政府財政極端困難的根本原因是兵餉軍費開支太大，國庫收入不太多，全部用於軍費亦甚不足，不裁兵額、不大減兵餉，不停止大的征戰，就難擺脫困境。然而，如果過早大規模地裁減兵額，停止用兵，則不能統一全國，不能消滅南明永曆帝權利及與之相連的大西軍大順軍，全國就會分割，永無寧日，當然也說不上出現什麽盛世。順治帝福臨，在他那位絕頂聰明的孝莊皇太後和議政王大臣與大學士的輔佐下，認準了這一根本問題，兩害相權取其輕，狠下決心，堅決要把統一全國的戰爭進行到底，盡管因此付出了巨大代價，財政異常困難，但它能為後來的長治久安國家富強奠定堅實基礎。曆史證明這一決策是正確的。因此，在出多於入，歲缺巨餉，籌銀無方的財政極其困難的形勢下，卻蘊藏著不久的將來要出現“康乾盛世”的強大活力，少年天子福臨在這一問題上顯示了堅強的毅力和絕頂的智慧，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節“四海蒼生”“皆朕赤子”。

　　一、水旱戰亂兵民窮苦至極。

　　順治八年(1651)正月少年天子福臨親政以後，碰到的另一必須解決而又不易解決的大難題是，兵民窮困，黔首凍餒，流離載道。明末橫征暴斂，明清之際戰火紛飛，清初圈地、投充、逃人、發、易服五大弊政，官吏沿明弊習貪汙勒索，與此相連的是河工失修，災旱頻仍，因而田園荒蕪，百業凋敝，黎民饑寒交迫，兵士枵腹從事，民貧之極，兵困之極，放眼望去，一片淒涼景象，苦境何時能盡。這是任何一位想要有所作為之君難以視而不見置之不理的。“民殷國富”，不僅是賢臣、清官、名士、詩人夢寐以求的理想王國，也是英君明主所望達到的一個主要目標。

　　親政之時，福臨才十三周歲，作為一國之君來說，似乎太小，哪能通曉民情日理萬機。兼之，多爾袞攝政之時，有意不為幼帝延師就學，增長才幹，淵博學識，熟諳時事，領悟治國之道，使他親政時竟致“閱諸臣奏章，茫然不解”。木陳：《北遊集》。

　　然而，福臨畢竟是有誌之君，親政之初，他對許多具體事務雖然不很了解，兵民之情不甚知悉，治國之術亦甚茫然，但他願意有所作為，立誌要為兵民做些好事，希望達到“安天下”的目的。何況他還有一位身曆三朝久泛政海聰睿機警剛強果斷的母後，當然會對愛子培養指點和教誨。

　　就在幼主舉行親政大典之後二十幾天，順治八年二月十一日，被尊為昭聖慈壽皇太後的孝莊後，給愛子下達了一道誥諭，全文如下。

　　“昭聖慈壽皇太後誥諭皇帝曰：為天子者，處於至尊，誠為不易，上承祖宗功德，益廓宏圖，下能兢兢業業，經國理民，斯可為天下主。民者，國之本。治民必簡任賢才，治國必親忠遠佞，用人必出於灼見真知，政必加以詳審剛斷，賞罰必得其平，服用必合乎則，毋作奢靡，務圖遠大，勤學好問，懲忿戒嬉，倘專事佚豫，則大業繇茲替矣。凡幾務至前，必綜理勿倦。誠守此言，豈惟福澤及於萬世，亦大孝之本也。”《清世祖實錄》第53卷第15頁。

　　孝莊太後此誥諭講得很好，綱要性地指明了成為能使民富國強的英君明主的必要條件和必由之路。綜觀順治帝親政之後十年的言行作為，他在民為國本、擢用賢臣、勤學好問、“務圖遠大”等方麵，確是在努力去做。

　　就鞏固國本恤兵愛民而言，他可以說是花費了很多心血，竭力減輕兵民之苦。親政後的一段時間，他為彌補親政前之被迫閑置，不諳政務民情的弱點，一方麵不斷聽取群臣建言，細閱章奏，同時又多方訪聞，仔細思考，因而對全國兵民之痛苦，很快有了足夠的了解。

　　他多次下詔求言，希望、督促群臣直言時弊和君主過失，一些有識之臣確也上過望君有為呈述時情的好奏疏。例如，順治九年七月初四，吏科右給事中魏裔介奏稱：“創業難，守成不易，古帝王凜凜乎覆舟馭索之懼，誠以驕恣易生，而晏安之足為害也。我皇上聖神文武，以創業兼守成，亙古帝王，未之或有。然綱紀法度，尚須修明，禮樂政刑，實多缺失。……方今畿輔多失業之民，吳越有水澇之患，山左荒亡不清，閩楚饋餉未給，兩河重困於畚鍤，三楚奔疲於轉運，川蜀雖下，善後之計未周，滇黔不寧，進取之方宜裕，此皆機務最緊，仰賴聖慮焦勞者也。”《清世祖實錄》第66卷第2頁。此疏文辭簡練，基本上反映了此時兵火連年，餉缺民疲，災害頻仍，田荒民困之情，但對民之苦於貪官汙吏橫征暴斂的情形，則遠不如季開生之奏疏更為詳盡具體。

　　順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禮科給事中季開生應帝地震求言之詔，特上長疏，痛斥地方官員吏役害民之十禍，摘錄如下：

　　“天心仁愛，變不虛生。乃河決方張，繼以地震。夫地道不靜，民不安也，民之不安，官失職也，……謹擇其賊民召？之大者約有十端。曰格詔旨，皇上軫念民瘼，遇災必蠲，遇饑必賑，乃積棍蠹役，表裏為奸，道府州縣，通同欺隱，致百姓不沾實惠，此罔上害民者一也。曰輕民命，……暴橫有司，以酷濟貪，無所不至，而最慘者莫如取病呈一節，暗施毒計，冤斃無辜，此恣意害民者二也。曰縱豺虎，佐貳不受詞，律也，乃堂官受其饋遺，不得不任其漁獵，上下苞苴通行，而小民家傾命絕矣。此怙奸以害民者三也。曰庇狐鼠，吏胥原無善類，況仗為爪牙，任其線索，州縣火粟，道府油牌，星飛電掃，此徇役害民者四也。曰重耗克，天下火耗之重，每銀一兩，有加耗至五錢者，白糧每百石，官耗至五十兩，百姓勉供正賦，物力已艱，徭役辦納，為勞更甚，入有秤耗，出有扣減，此出入交剝而害民者五也。曰陰市易，介壽稱財，古亦有之，乃重納紳衿之饋，陰以事酬，廣徇鄉故之托，而中分其有，致土著挾寵而淩鄉曲，遊客設利而剝小民，此上下相征而害民者六也。曰喜株連，事非大逆，罪止一身，今則一盜之獲，必令誣攀富室，一贓之比，必令延蔓親知，是盜止一家，捕盜者飛殃一邑，贓止十百，追贓者索飽百千，此為民害者七也。……凡此者，置民墊溺，甚於決河，殺民軀命，甚於地震，乞敕督撫嚴行剔濯，如有不悛，立行參處。”《清世祖實錄》第85卷第9―12頁。

　　順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湖廣總督羅繡錦、湖廣巡撫遲日益、提督柯永盛等因湖南湖北大旱戰亂民不聊生，特上題本，呈述困情，請求朝廷賜恩。此本題為《為楚省受異常之旱災，遇不測之逆寇，民生日蹙，國賦難征，餉詘兵單，憂惶無措，謹瀝血泣陳，仰祈聖鑒事》，摘錄如下：

　　“楚省節經兵燹之後，民之囤積久空，所恃以謀朝夕而供國課者，惟逐年墾種之土田是賴。不意歲值大？，自春徂夏，四月不沾一雨，如湖南之武、嶽、長、衡，湖北之漢、黃、安德等府，處處皆然。疊據南北道、府、州、縣告旱之文，鹹稱赤地千裏，沃壤暴為石田，窳畦灰飛，勺水且次遠汲，山上之蕨薇采食已空，水中之芹藻爭啖殆盡。……〔南〕北製兵，月餉壓欠，驅之枵腹荷戈，濟乎不〔濟乎〕？今日湖南賦稅，寶、靖一帶以及辰屬之半，見為賊踞，不可問矣。接鄰常、永、衡、長之民，值此極旱極荒之候，救死不贍之民，徒施敲撲，將何應之？且民無食則思亂，催之迫則走險。……全楚之局，上窘於天時，下迫於逆寇，賦稅無征，製兵單薄，……封疆危急，實有萬分。”③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順治題本，順治九年七月十二日，車克等題。

　　這道題本對湖廣時情講得很好，民貧兵困，戰亂頻仍，大災再現，餉缺兵單，實在是危急萬分，故順治帝立即降旨，令戶部速議具奏。戶部兩天內就奏呈應急之策說：湖廣額設官兵及定南王孔有德、續順公沈永忠之官兵馬匹，“歲需俸餉等銀一百五十一萬兩”，本省額賦雜項等銀一年總共隻有八十一萬餘兩，全部留充兵餉，尚缺銀六十九萬餘兩，已請準撥江、浙兩省正項賦銀及兩淮鹽課銀運往補足，但遲遲未運到，現再請撥兩淮鹽課銀十萬兩，以資接濟。③。

　　經過一段時間的批閱奏疏、召見群臣和多方訪問後，順治帝對兵民慘遭天災人禍極端痛苦之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但是怎樣才能解民之困，安民裕民，左思右想，未得良策，因而於順治十二年正月，速下諭旨求言，要求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直言時弊，呈奏良策。

　　正月十三日，福臨諭諸王大臣：“昔皇考上賓時，朕方六歲，正在衝幼，當時諸王大臣同心推戴，嗣紹丕基，及定鼎京師，奄有四海。於時睿王攝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國家之事，朕既不預，亦未有向朕詳陳者，故於滿兵之艱辛，人民之疾苦，原未周知。自朕親政以來，五年於茲，焦心勞思，以求化理，夙夜祗懼，不敢荒寧。……乃疆圉未靖，水旱頻仍，吏治惰汙，民生憔悴，錢糧侵失，兵食不充，教化未孚，紀綱不立，保邦致治之道，迄今未得其要領”。諭諸臣盡職盡言。②③《清世祖實錄》第88卷第4―6頁；第6―7頁；第9―12頁。

　　第二天，順治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福臨又下達專諭，對滿洲將弁士卒說：

　　“朕以涼德藐躬，纘承祖宗鴻業，十有二年矣。睿王時，朕年衝幼，未預政務，爾等將士艱辛病苦，無由悉知。自親政以來，五年於茲，各官竟未有以爾等疾苦入告者，意爾等居官者自有俸祿，充伍者自有月餉，足以贍養耳。近聞生計蕭條，仆逃馬斃，而又各處征剿，整理器械，久在行間，不得安處。且年來水旱頻仍，秋成無望，無以聊生，此皆朕不德所致也。睿王時，爾等心期口誦，望朕於何日親政，安天下，共享太平，豈料竟虛所望，言念及此，夙夜焦思，寢食俱廢矣。嗟爾等將士，披堅執銳，露宿風餐，汗馬血戰，出百死一生，以開拓天下，勞苦如斯，朕豈忍複靳恩賞，有稽恤齎。但今封疆未靖，需用繁多，百姓未寧，錢糧逋額，是以朕懷莫慰。……稍俟豐足，即沛恩施，爾等其各知朕意。”②

　　過了五天，順治十二年正月十九日，福臨在這一日內，分別下達四道諭旨，一諭吏部等衙門，二諭吏部，三諭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員。這三道諭旨的內容基本相同，講述兵民困苦之情，諭令諸臣直言獻策。諭中說道：“年來水旱相仍，幹戈未息，滿洲兵丁困苦至極，饑寒百姓轉徙死亡”，“民窮莫拯，兵食不充”，“饑窘人民轉徙溝壑，滿洲兵士困苦無聊，災變未弭，時艱莫救”。第四道諭旨是諭戶部。諭中講道：“朕既為生民主，一夫不獲，時廑朕衷”。“豈意比年以來，水旱頻仍，幹戈未靖，轉輸旁午，人不聊生，蕩析離居，鬻及妻子，煢煢無告，輾轉呼號，想其怨谘，必歸於朕，言念及此，何以仰副祖宗付托之意，中夜以興，潛焉出涕”。③。

　　這些諭旨，對當時軍國大局、財經狀況、社會麵貌、吏治宦情和民生困苦兵丁艱辛的情形，講得非常清楚，可以說明很多問題，現僅就與順治帝本身最有關係的兩大問題，簡述一二。第一，這些諭旨生動地、鮮明地、準確地、深刻地、形象地顯示了少年天子的誌向、性格、作風與此時的心情，即求治心切，恤兵愛民，勇於責己，迫切求計，焦心勞思，憂慮萬分。第二，裕民無方，恤兵乏策。欲大施皇恩，重賞滿兵，以固朝廷之根本，無銀以付，要厚賜銀米，賑濟災民，而“荒政未修，倉廩無備”，要大蠲錢糧，輕徭薄賦，“又恐國用不足”，“兵食不充”，一句話，無銀無米，又不能大減額定賦稅，這就是少年天子麵臨的嚴峻形勢。

　　二、免除加派停築避暑之城。

　　盡管國庫空虛，入不敷出，歲缺兵餉巨萬，群臣籌銀無計，但順治帝牢記母後民為國本的教誨，竭力設法減輕兵民痛苦。在不能大減額賦大量賜予兵民銀米的形勢限製之下，他主要采取了幾項重要措施，以略紓兵民之困。首先就是免除築城之加派賦銀。

　　順治七年七月初四，攝政王多爾袞下了一道長諭，宣布加派築城錢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