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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困境求存減貢蠲稅(1)
第一節出多於入歲缺巨餉。
一、國庫如洗財政異常困難。
少年天子福臨親政以後，首先碰到的一大難題是國庫如洗，開支浩大，入不敷出，歲缺巨額兵餉。
順治八年(1651)三月初六日，福臨與戶部尚書巴哈納等人的一番對話，很有價值，最能顯示此時大清王朝財政極端艱難的情形。帝問：各官俸銀，用需幾何，應於何月支給，大庫所存，尚有若幹？巴哈納奏：俸銀於四月支給，共需六十萬兩，今大庫所存僅有二十萬兩。帝言，“大庫之銀，已為睿王用盡，今當取內庫銀按時速給。夫各官所以養贍者，賴有俸祿耳，若朕雖貧，亦複何損”。《清世祖實錄》第55卷第4頁。
京師各部院文武百官年俸六十萬兩，並不算多，為何大庫無銀支付？還有哪些較大的必需費用，聯係時局，此事不難解答。官俸之外，還有很多用費，數量最大者莫過於兵餉。
由於多爾袞攝政時的諸多弊政，激起抗清鬥爭遍及全國，持續不斷，為了征剿，需增支兵弁將領行糧、馬匹飼料和軍裝、武器、彈藥費用，數目本已巨大，而為了保證旗開得勝，消滅敵方，必須增派士卒，必須招撫編納降兵降將，這又使兵額大增，從而使兵餉開支急劇上升。
以四藩為例，順治六年五月遣定南王孔有德率舊兵三千一百名及新增之兵一萬六千九百名，共二萬，往剿廣西，攜家駐守，新增之兵多於舊兵五六倍。靖南王耿仲明率舊兵二千五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名，平南王尚可喜率舊兵二千三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七百名，共二萬名，往剿廣東，攜家駐防，新兵比舊兵多四倍餘。《清世祖實錄》第44卷第9、10頁。平西王吳三桂進攻四川，所增之兵更多。
為取四川，陝西增兵，糧餉浩大。兼督四川兵馬錢糧的陝西總督孟喬芳於順治十年奏陳兵多餉巨地方難支之情說：
“陝西七鎮及督撫各標為兵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兩軍，歲餉三百六十萬而弱，而陝西賦入一百八十六萬，不足者殆半，後將難繼”。《清史稿》第237卷，《孟喬芳傳》。
兵有增，餉在加，可是清政府卻又未能統轄全國，一些省雖名義上歸清所屬，設有總督或巡撫，但兵火連年，府廳州縣常被大西軍大順軍奪據，這自然影響到田賦、丁稅、鹽課、關稅等項收入。直到順治八年十二月，官方冊籍所載清政府轄區的人丁隻有一千零六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六丁，田地山蕩二百九十萬零八千五百八十四頃餘，隻征銀二千一百一十萬零一百四十二兩餘和米麥豆五百七十三萬九千餘石，另征鹽課銀一百九十六萬餘兩，而七十多年前明朝政府卻有征賦田地七百餘萬頃，比此時田畝多了將近二倍。《清世祖實錄》第61卷第16、17頁。
收入本來不太多，又不能全部收齊，地方拖欠賦銀的情形相當普遍，數量很大。例如，江西省積欠糧銀達一百五十五萬餘兩，財賦重地之江南省，自順治八年至十三年，積欠錢糧四百餘萬兩。從順治元年至十七年，除去多次大規模蠲免以外，各省“拖欠銀共二千七百萬兩有奇、米七百萬石有奇”。《清世祖實錄》第97卷第11頁，第108卷第15頁；《清聖祖實錄》第12卷第13頁。就連朝廷和京師官民食用所需的“漕糧”，亦大量拖欠，在順治元年至七年裏，共欠“漕糧三百餘萬石”。《清世祖實錄》第54卷第13頁。
堂堂一個國家，支出並非隻有京師官俸和地方兵餉，還有許多項目。天潢貴胄，從和碩親王起，皆有俸銀祿米，親王歲俸萬兩、米五千石，親王世子六千兩、米三千石，郡王五千兩、米二千五百石，郡王長子三千兩、米一千五百石，貝勒二千五百兩、米一千二百五十石，貝子一千三百兩、鎮國公七百兩、輔國公四百兩，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亦各有俸銀，祿米按俸銀每二兩給米一石。皇上、王公將軍之女及女婿，固倫公主、和碩公主、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固倫額駙、和碩額駙、郡主額駙、縣主額駙、郡君額駙、縣君額駙、鄉君額駙，也有歲俸祿米。宗室王公以外的異姓貴族公、侯、伯、子、男爵及輕車都尉、騎都尉、恩騎尉等世職，亦有俸銀祿米。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人也有俸祿，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卓禮克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年俸各銀二千五百兩、緞四十匹，其他蘇尼特等部親王各銀二千兩、緞二十五匹，親王世子、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台吉依次減少。《清文獻通考》第42卷。這些內外王公貴族俸銀總的數量也是相當大的，不會比京師百官俸銀少多少。
中國土地遼闊，地形複雜，一年之中，不是南澇北旱，就是風災蝗災，總有一些省府州縣發生災害，賑濟之銀米數量很多，受災地區自然不能照額定賦稅征收，需要蠲減，又會影響國庫收入。為保漕糧源源不斷運到京師，供京師天子王公大臣、將士平民食用，為減少水災，每年用於治河治江的費用也很大(後來康熙後期，歲撥河工銀三四百萬兩)。接待外藩和外國使臣，賞賜款待，需銀不少。宮廷開支更是一筆大的數字。因此戶部、光祿寺、工部、禮部每年都要支出數以十萬兩計甚至百萬兩計的巨額銀兩。尤其是順治年間，為了修建幾乎被大順軍燒光了的眾多宮殿，更用了巨量銀兩。加上攝政王多爾袞晚年揮霍浪費，為自己及豫王多鐸、英王阿濟格大修府第，“糜帑數百萬，致兵餉空虛”。
正是由於兵餉、官俸、王祿、大工、賑濟、宮費等等大量開支，使國庫如洗，財政極端困難，嚴重威脅了清王朝的統治，妨礙了統一全國戰爭的進行，必須設法解決。
二、三年努力窘況略有好轉。
解決財政困難的最簡單、最正確的方針，不外是四個字：“開源節流。”字雖不多，但很難做到，很難做好。絕大多數帝王宰相，一般隻注意前兩字，開源，盡量擴大財源，而且所開之源，都是衝著黎民百姓，用盡一切辦法，從百姓身上榨取銀米，結果是民窮國困。最近的、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明末萬曆、崇禎兩朝的“三餉”加派。“遼餉”“剿餉”“練餉”三項，每年加派田賦銀一千六七百萬兩，還有其他各種項目的苛斂，害得黎民家破人亡，流離滿路，明王朝也隨之覆滅。
殷鑒不遠，眾皆對加派深惡痛疾。故當順治六年冬季江寧巡撫土國寶建議加派賦銀以彌補兵餉之不足時，兵科右給事中李化麟立即上疏，痛加批駁說，“加派乃明朝陋習，民窮盜起，大亂所由，我朝應運，首革此弊，年來東蕩西除，興師百萬，未嚐用民間一絲一粒”。《清世祖實錄》第46卷第29、30頁。終於否定其議，此路不通。順治帝一親政就免除睿王修邊外避暑城之加賦二百五十萬兩。
不加田賦，可否另謀刮民之術？一些奸邪小人紛紛奏呈歪道邪門。原任曹州副將許武光居然於順治八年八月上疏奏稱：開封曾被水淹，明周王府內，“有銀二三百萬不止，曾被沉壓，乞假臣三年之工，搜盡天下遺銀，以資兵餉”。《清世祖實錄》第59卷第4頁。許武光心術太壞，巧言佞辭，很能惑人。明朝第一代周王，是明太祖朱元璋之皇五子，洪武三年封，十四年就藩開封，以宋朝故宮之地為府，除上萬頃王府莊田外，歲祿就有米二萬石，延續至明末，長達二百六十年，確有巨萬銀兩，珍寶無數。明末李自成率軍攻開封時，當時的周王出庫銀五十萬兩賞賜守卒，後被農民軍決河灌城，“府中分器寶藏盡淪於巨浸”。《明史》第116卷。周王府是有巨萬銀兩珍寶，也確係為水所淹，好像似應挖掘出來，變無用為有用，僅此一項，就可得銀二三百萬兩，超過河南全省歲賦一倍，當會大有裨益於改善財政困窘狀況。而且，明朝幾十位親王郡王，還有眾多勳貴富商，也會有大量埋藏在地下的財寶。時人傳說，大順軍李自成入據北京時，“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駱駝馱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計六奇：《明季北略》第20卷，《十六癸酉載金入秦》。此後散失。大西軍張獻忠搜獲巨萬銀兩珠寶，埋沉於成都錦江裏。若照許武光所言，三年之內，“搜盡天下遺銀”，為數何止億萬，兵餉哪能不足！但若真的如此辦理，掘銀之官吏役夫，必用數十萬人，刨遍全國各省府州縣，其掠民之慘，剝民之苦，擾民之害，遠逾洪水猛獸，必將造成空前悲劇，民之家破人亡者，何止千千萬萬，全國在在鼎沸，國必大亂。
聰睿英俊勵精圖治的少年天子，看透了許武光係借此求官牟利之奸邪下人，下諭痛斥其非說：“帝王生財之道，在於節用愛民。掘地求金，亙古未有，倘此議一行，恐生事擾民，深屬未便。許武光借端求官，兼圖牟利，殊為不合，著交與該城禦史斥逐”。《清世祖實錄》第59卷第4頁。
求官圖利之小人，豈止廢弁許武光，身為相當於漢侍郎或省按察使的正三品之阿達哈哈番(即輕車都尉世職)張國材，以興修宮殿木材不敷，而奏請“開采雲霧等山”。這又是明朝一大弊政的再版。明為修殿，遣派官吏，督率民夫數千數萬，前往深山峻嶺采木，常常耗銀數百萬，死人數以千計萬計，鬧得許多府州縣民無寧日，流離滿路。順治帝閱疏後十分憤怒，下旨嚴厲駁斥說：“采木修造，係工部職掌。張國材生事圖利，屢行妄奏，奉有嚴旨，何得又差家奴，假充官員從人，直入太和門內瀆擾，甚屬可惡。張國材並代奏家人，著刑部嚴審定擬具奏。”隨即將張國材革職，流徙盛京。《清世祖實錄》第72卷第14頁。
順治帝也采取“開源節流”方針，但所謂“開源”之源，不是加派，不是增賦，而是擴大轄區，平定更多省府州縣，開墾荒地，以增加正額田賦鹽課和關稅。當然，這比較難，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更不能立即奏效，所以他更注意“節流”，特別是力求減少軍費節約公費，主要是裁減冗員，減少無用兵卒。
這兩方麵，睿王攝政末期已開始在做。順治七年五月，因戰事已較減少，便裁減了一些省府將士。計裁：真定總鎮下遊擊二員、守備六員、中軍一員、千總四員、把總七員、兵三千八百名；江南副將二員、遊擊九員、守備九員、千總三十五員、把總六十二員、兵一萬九千二百四十八名；河南兵五百名；山東千總五員、兵二千名；浙江都司三員、守備三員、千總六員、把總十二員、兵五千名；山西兵四千零六十名；陝西遊擊六員、守備六員、千總十二員、把總二十四員、兵一萬零六百四十四名；湖廣兵五千名；江西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兵三千名、福建兵五千名。《清世祖實錄》第49卷第4、5頁。以上共裁副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二百二十二員，兵五萬八千二百五十二名。
順治帝親政後，著重抓了裁減冗兵冗官冗費及不急之費。順治九年四月，戶部遵旨會議錢糧不敷之事，議完後奏稱：應裁登萊巡撫、宣府巡撫；江寧、杭州、西安、漢中駐防滿洲漢軍兵丁，除草料口糧照例支給外，每年多支米石應裁；戶部禮部工部製造等庫內監三百九十餘名，應留數員，餘盡裁革；總督、巡撫家人口糧應裁；州縣修理察院、鋪陳、家夥等項銀兩及州縣備各上司朔望行香紙燭銀兩應裁；在外各衙門書吏人役，每月一人給工食銀五錢，其餘應裁；各省應解本色顏料藥材等項，除京中無從備辦者仍解本色外，其餘應盡折銀；工部錢糧，除緊急營建外，其餘不急工程及修理寺廟等項工程，俱應停罷；在外當鋪，每年收稅銀五兩，在京當鋪及各店鋪，仍酌量征稅。順治帝批準所議。《清世祖實錄》第64卷第3、4頁。
一些大臣也遵照帝諭，呈奏理財之法。順治九年八月十九日，禮科給事中劉餘謨奏：“國家錢糧，每歲大半皆措兵餉”，今“湖南、四川、兩廣初定，地方荒土極多”，乞諭統兵諸將及地方官，命擇降寇流兵中老弱者屯墾荒田。帝批準其奏。《清世祖實錄》第67卷第6頁。
順治十年二月，陝西總督孟喬芳奏請裁兵一萬二千名，每歲兵餉可省三十一萬兩。帝褒其議。《清史稿》第237卷，《孟喬芳傳》。
經過多方努力和戰事減少，財政困窘之情有所改善。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戶部將收入支出之情及建議，向帝呈奏，現摘錄如下：
“戶部奏：國家所賴者賦稅，官兵所倚者俸餉，關係匪輕。今約計北直、山東、山西、河南、浙江、江南、陝西、湖廣、江西、福建、廣東十一省，原額地丁銀三千一百六十四萬五千六百六十八兩有奇，內除荒亡蠲免銀六百三十九萬四千兩零，起解各部寺銀二百零七萬六千八十六兩零，該臣部下銀一千四百八十萬三千八百八十四兩零，內撥給十一年分各省鎮兵餉銀一千一百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兩零，應解臣部銀三百二十八萬五千四百八十兩零。又應找撥陝西、廣東、湖廣等處兵餉銀一百八十萬兩，又王公文武滿漢官兵俸銀一百九十萬一千一百兩零，計不敷銀四十一萬五千六百兩零。此外有鹽課銀、關稅銀共二百七十二萬四百兩零，又會議裁扣工食等銀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兩零，除補前項不敷銀數外，止應剩銀二百六十萬四千六百兩零。又有臨時水旱災傷蠲免及小民拖欠數目，不能如額，又每遇出征，需用銀米，及采買物料，喂養馬匹草豆賞賚等項，難以預定。”《清世祖實錄》第84卷第26、27頁。
這份奏疏可以說明四個問題。其一，收入較前有所增加。順治八年十二月，清政府轄區共有人丁一千零六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丁、田地山蕩二百九十萬八千五百八十四頃六十一畝、畦地二萬二千九百八十個，征銀二千一百一十萬一百四十二兩，現才過兩年多，便實征地丁銀二千五百二十五萬餘兩，增加了五分之一，速度相當快，數量相當大。
其二，國庫如洗之情有所改善。兩年前，大庫存銀才二十萬兩，而京師官俸便需六十萬兩，嚴重地入不敷出，現除去各省存留、兵餉、俸銀及解往各部寺之銀外，戶部還有“剩銀”二百六十萬餘兩，這可以說是十年來清政府唯一的一次有了“剩銀”，可見比起兩年前財政極其困窘之情，有了不小的改善和緩和。
其三，收入還不算多，財政仍很困難。這主要是由於四個因素限製了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一是戶部所奏之地丁銀，光是北直(即河北)、山東、山西、河南、浙江、江南(江蘇、安徽)、陝西、湖廣(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十一省的數字，還有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四省未包括在內，因這四省大都為大西軍、大順軍餘部所轄，而這四省若按正常田地人丁賦銀估算，大約有一百萬兩，如能將這四省統一過來，便可年增地丁銀數十萬至一百萬兩。二是荒田災害太多，北直、山東等十一省，原定地丁額銀為三千一百六十四萬餘兩，而由於“荒亡蠲免銀六百三十九萬餘兩”，隻能實征二千五百二十五萬餘兩，較諸原額，又減少了五分之一。三係各省存留太多，總數竟達八百三十七萬餘兩，為實征銀三分之一強。四係鹽稅關稅不能大幅度增加，這也是由於全國尚未統一及兵火連年所致，少了四個省，廣東、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時有征戰，農工商業尤其是鹽稅關稅自會受到影響。順治七年征鹽課銀一百七十七萬餘兩，過了三年，順治十年征鹽課銀二百一十二萬餘兩，這是由於少了四省及兵火連年人丁不旺而受了限製，比後來全國統一、人丁眾多、百業興旺之歲銀五百萬、六百萬、七百萬兩，大為遜色。與此相似，關稅也不能征收太多，按戶部所奏鹽課關稅銀二百七十二萬兩計，扣除鹽課銀，關稅隻有六十萬兩，太少了，比後來關稅年達三四百萬兩又有天淵之別。這些因素，決定了清政府收入難以大量增加，故財政仍很困難。
其四，兵餉占的比重太大。戶部所列五項開支中，有三項是直接用於兵餉，即撥給順治十一年各省鎮兵餉銀一千一百五十餘萬兩，找撥陝西、廣東、湖廣等處兵餉銀一百八十萬兩，京師官兵俸銀約一百萬兩，共約一千四百三十餘萬兩。另一項“地方存留銀”八百三十七萬餘兩，也與軍費有關，這筆巨額存留銀，大都用於征戰之需，像前引陝西總督孟喬芳所奏，順治十年陝西應支出兵餉三百六十萬兩，盡全省賦入一百八十六萬兩以供，而不敷其半，可見陝西地丁賦銀絲毫也不能解京，全部“存留銀”皆供軍需了。隻有各省解部寺銀二百零七萬餘兩，與兵餉牽連不多。照此推算，戶部實收之二千五百二十餘萬兩地丁賦銀和二百七十二萬兩鹽課關稅銀兩，直接用於兵餉者達一千四百三十餘萬兩，超過實際總收入的一半，再加上“存留銀”八百餘萬兩中，也有多半用於征戰。這就是時人所說“國家錢糧，每歲大半皆措兵餉”的實際情形。
一、國庫如洗財政異常困難。
少年天子福臨親政以後，首先碰到的一大難題是國庫如洗，開支浩大，入不敷出，歲缺巨額兵餉。
順治八年(1651)三月初六日，福臨與戶部尚書巴哈納等人的一番對話，很有價值，最能顯示此時大清王朝財政極端艱難的情形。帝問：各官俸銀，用需幾何，應於何月支給，大庫所存，尚有若幹？巴哈納奏：俸銀於四月支給，共需六十萬兩，今大庫所存僅有二十萬兩。帝言，“大庫之銀，已為睿王用盡，今當取內庫銀按時速給。夫各官所以養贍者，賴有俸祿耳，若朕雖貧，亦複何損”。《清世祖實錄》第55卷第4頁。
京師各部院文武百官年俸六十萬兩，並不算多，為何大庫無銀支付？還有哪些較大的必需費用，聯係時局，此事不難解答。官俸之外，還有很多用費，數量最大者莫過於兵餉。
由於多爾袞攝政時的諸多弊政，激起抗清鬥爭遍及全國，持續不斷，為了征剿，需增支兵弁將領行糧、馬匹飼料和軍裝、武器、彈藥費用，數目本已巨大，而為了保證旗開得勝，消滅敵方，必須增派士卒，必須招撫編納降兵降將，這又使兵額大增，從而使兵餉開支急劇上升。
以四藩為例，順治六年五月遣定南王孔有德率舊兵三千一百名及新增之兵一萬六千九百名，共二萬，往剿廣西，攜家駐守，新增之兵多於舊兵五六倍。靖南王耿仲明率舊兵二千五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五百名，平南王尚可喜率舊兵二千三百名及新增兵七千七百名，共二萬名，往剿廣東，攜家駐防，新兵比舊兵多四倍餘。《清世祖實錄》第44卷第9、10頁。平西王吳三桂進攻四川，所增之兵更多。
為取四川，陝西增兵，糧餉浩大。兼督四川兵馬錢糧的陝西總督孟喬芳於順治十年奏陳兵多餉巨地方難支之情說：
“陝西七鎮及督撫各標為兵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兩軍，歲餉三百六十萬而弱，而陝西賦入一百八十六萬，不足者殆半，後將難繼”。《清史稿》第237卷，《孟喬芳傳》。
兵有增，餉在加，可是清政府卻又未能統轄全國，一些省雖名義上歸清所屬，設有總督或巡撫，但兵火連年，府廳州縣常被大西軍大順軍奪據，這自然影響到田賦、丁稅、鹽課、關稅等項收入。直到順治八年十二月，官方冊籍所載清政府轄區的人丁隻有一千零六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六丁，田地山蕩二百九十萬零八千五百八十四頃餘，隻征銀二千一百一十萬零一百四十二兩餘和米麥豆五百七十三萬九千餘石，另征鹽課銀一百九十六萬餘兩，而七十多年前明朝政府卻有征賦田地七百餘萬頃，比此時田畝多了將近二倍。《清世祖實錄》第61卷第16、17頁。
收入本來不太多，又不能全部收齊，地方拖欠賦銀的情形相當普遍，數量很大。例如，江西省積欠糧銀達一百五十五萬餘兩，財賦重地之江南省，自順治八年至十三年，積欠錢糧四百餘萬兩。從順治元年至十七年，除去多次大規模蠲免以外，各省“拖欠銀共二千七百萬兩有奇、米七百萬石有奇”。《清世祖實錄》第97卷第11頁，第108卷第15頁；《清聖祖實錄》第12卷第13頁。就連朝廷和京師官民食用所需的“漕糧”，亦大量拖欠，在順治元年至七年裏，共欠“漕糧三百餘萬石”。《清世祖實錄》第54卷第13頁。
堂堂一個國家，支出並非隻有京師官俸和地方兵餉，還有許多項目。天潢貴胄，從和碩親王起，皆有俸銀祿米，親王歲俸萬兩、米五千石，親王世子六千兩、米三千石，郡王五千兩、米二千五百石，郡王長子三千兩、米一千五百石，貝勒二千五百兩、米一千二百五十石，貝子一千三百兩、鎮國公七百兩、輔國公四百兩，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亦各有俸銀，祿米按俸銀每二兩給米一石。皇上、王公將軍之女及女婿，固倫公主、和碩公主、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固倫額駙、和碩額駙、郡主額駙、縣主額駙、郡君額駙、縣君額駙、鄉君額駙，也有歲俸祿米。宗室王公以外的異姓貴族公、侯、伯、子、男爵及輕車都尉、騎都尉、恩騎尉等世職，亦有俸銀祿米。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人也有俸祿，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卓禮克圖親王、達爾漢親王年俸各銀二千五百兩、緞四十匹，其他蘇尼特等部親王各銀二千兩、緞二十五匹，親王世子、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台吉依次減少。《清文獻通考》第42卷。這些內外王公貴族俸銀總的數量也是相當大的，不會比京師百官俸銀少多少。
中國土地遼闊，地形複雜，一年之中，不是南澇北旱，就是風災蝗災，總有一些省府州縣發生災害，賑濟之銀米數量很多，受災地區自然不能照額定賦稅征收，需要蠲減，又會影響國庫收入。為保漕糧源源不斷運到京師，供京師天子王公大臣、將士平民食用，為減少水災，每年用於治河治江的費用也很大(後來康熙後期，歲撥河工銀三四百萬兩)。接待外藩和外國使臣，賞賜款待，需銀不少。宮廷開支更是一筆大的數字。因此戶部、光祿寺、工部、禮部每年都要支出數以十萬兩計甚至百萬兩計的巨額銀兩。尤其是順治年間，為了修建幾乎被大順軍燒光了的眾多宮殿，更用了巨量銀兩。加上攝政王多爾袞晚年揮霍浪費，為自己及豫王多鐸、英王阿濟格大修府第，“糜帑數百萬，致兵餉空虛”。
正是由於兵餉、官俸、王祿、大工、賑濟、宮費等等大量開支，使國庫如洗，財政極端困難，嚴重威脅了清王朝的統治，妨礙了統一全國戰爭的進行，必須設法解決。
二、三年努力窘況略有好轉。
解決財政困難的最簡單、最正確的方針，不外是四個字：“開源節流。”字雖不多，但很難做到，很難做好。絕大多數帝王宰相，一般隻注意前兩字，開源，盡量擴大財源，而且所開之源，都是衝著黎民百姓，用盡一切辦法，從百姓身上榨取銀米，結果是民窮國困。最近的、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明末萬曆、崇禎兩朝的“三餉”加派。“遼餉”“剿餉”“練餉”三項，每年加派田賦銀一千六七百萬兩，還有其他各種項目的苛斂，害得黎民家破人亡，流離滿路，明王朝也隨之覆滅。
殷鑒不遠，眾皆對加派深惡痛疾。故當順治六年冬季江寧巡撫土國寶建議加派賦銀以彌補兵餉之不足時，兵科右給事中李化麟立即上疏，痛加批駁說，“加派乃明朝陋習，民窮盜起，大亂所由，我朝應運，首革此弊，年來東蕩西除，興師百萬，未嚐用民間一絲一粒”。《清世祖實錄》第46卷第29、30頁。終於否定其議，此路不通。順治帝一親政就免除睿王修邊外避暑城之加賦二百五十萬兩。
不加田賦，可否另謀刮民之術？一些奸邪小人紛紛奏呈歪道邪門。原任曹州副將許武光居然於順治八年八月上疏奏稱：開封曾被水淹，明周王府內，“有銀二三百萬不止，曾被沉壓，乞假臣三年之工，搜盡天下遺銀，以資兵餉”。《清世祖實錄》第59卷第4頁。許武光心術太壞，巧言佞辭，很能惑人。明朝第一代周王，是明太祖朱元璋之皇五子，洪武三年封，十四年就藩開封，以宋朝故宮之地為府，除上萬頃王府莊田外，歲祿就有米二萬石，延續至明末，長達二百六十年，確有巨萬銀兩，珍寶無數。明末李自成率軍攻開封時，當時的周王出庫銀五十萬兩賞賜守卒，後被農民軍決河灌城，“府中分器寶藏盡淪於巨浸”。《明史》第116卷。周王府是有巨萬銀兩珍寶，也確係為水所淹，好像似應挖掘出來，變無用為有用，僅此一項，就可得銀二三百萬兩，超過河南全省歲賦一倍，當會大有裨益於改善財政困窘狀況。而且，明朝幾十位親王郡王，還有眾多勳貴富商，也會有大量埋藏在地下的財寶。時人傳說，大順軍李自成入據北京時，“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駱駝馱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計六奇：《明季北略》第20卷，《十六癸酉載金入秦》。此後散失。大西軍張獻忠搜獲巨萬銀兩珠寶，埋沉於成都錦江裏。若照許武光所言，三年之內，“搜盡天下遺銀”，為數何止億萬，兵餉哪能不足！但若真的如此辦理，掘銀之官吏役夫，必用數十萬人，刨遍全國各省府州縣，其掠民之慘，剝民之苦，擾民之害，遠逾洪水猛獸，必將造成空前悲劇，民之家破人亡者，何止千千萬萬，全國在在鼎沸，國必大亂。
聰睿英俊勵精圖治的少年天子，看透了許武光係借此求官牟利之奸邪下人，下諭痛斥其非說：“帝王生財之道，在於節用愛民。掘地求金，亙古未有，倘此議一行，恐生事擾民，深屬未便。許武光借端求官，兼圖牟利，殊為不合，著交與該城禦史斥逐”。《清世祖實錄》第59卷第4頁。
求官圖利之小人，豈止廢弁許武光，身為相當於漢侍郎或省按察使的正三品之阿達哈哈番(即輕車都尉世職)張國材，以興修宮殿木材不敷，而奏請“開采雲霧等山”。這又是明朝一大弊政的再版。明為修殿，遣派官吏，督率民夫數千數萬，前往深山峻嶺采木，常常耗銀數百萬，死人數以千計萬計，鬧得許多府州縣民無寧日，流離滿路。順治帝閱疏後十分憤怒，下旨嚴厲駁斥說：“采木修造，係工部職掌。張國材生事圖利，屢行妄奏，奉有嚴旨，何得又差家奴，假充官員從人，直入太和門內瀆擾，甚屬可惡。張國材並代奏家人，著刑部嚴審定擬具奏。”隨即將張國材革職，流徙盛京。《清世祖實錄》第72卷第14頁。
順治帝也采取“開源節流”方針，但所謂“開源”之源，不是加派，不是增賦，而是擴大轄區，平定更多省府州縣，開墾荒地，以增加正額田賦鹽課和關稅。當然，這比較難，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更不能立即奏效，所以他更注意“節流”，特別是力求減少軍費節約公費，主要是裁減冗員，減少無用兵卒。
這兩方麵，睿王攝政末期已開始在做。順治七年五月，因戰事已較減少，便裁減了一些省府將士。計裁：真定總鎮下遊擊二員、守備六員、中軍一員、千總四員、把總七員、兵三千八百名；江南副將二員、遊擊九員、守備九員、千總三十五員、把總六十二員、兵一萬九千二百四十八名；河南兵五百名；山東千總五員、兵二千名；浙江都司三員、守備三員、千總六員、把總十二員、兵五千名；山西兵四千零六十名；陝西遊擊六員、守備六員、千總十二員、把總二十四員、兵一萬零六百四十四名；湖廣兵五千名；江西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兵三千名、福建兵五千名。《清世祖實錄》第49卷第4、5頁。以上共裁副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二百二十二員，兵五萬八千二百五十二名。
順治帝親政後，著重抓了裁減冗兵冗官冗費及不急之費。順治九年四月，戶部遵旨會議錢糧不敷之事，議完後奏稱：應裁登萊巡撫、宣府巡撫；江寧、杭州、西安、漢中駐防滿洲漢軍兵丁，除草料口糧照例支給外，每年多支米石應裁；戶部禮部工部製造等庫內監三百九十餘名，應留數員，餘盡裁革；總督、巡撫家人口糧應裁；州縣修理察院、鋪陳、家夥等項銀兩及州縣備各上司朔望行香紙燭銀兩應裁；在外各衙門書吏人役，每月一人給工食銀五錢，其餘應裁；各省應解本色顏料藥材等項，除京中無從備辦者仍解本色外，其餘應盡折銀；工部錢糧，除緊急營建外，其餘不急工程及修理寺廟等項工程，俱應停罷；在外當鋪，每年收稅銀五兩，在京當鋪及各店鋪，仍酌量征稅。順治帝批準所議。《清世祖實錄》第64卷第3、4頁。
一些大臣也遵照帝諭，呈奏理財之法。順治九年八月十九日，禮科給事中劉餘謨奏：“國家錢糧，每歲大半皆措兵餉”，今“湖南、四川、兩廣初定，地方荒土極多”，乞諭統兵諸將及地方官，命擇降寇流兵中老弱者屯墾荒田。帝批準其奏。《清世祖實錄》第67卷第6頁。
順治十年二月，陝西總督孟喬芳奏請裁兵一萬二千名，每歲兵餉可省三十一萬兩。帝褒其議。《清史稿》第237卷，《孟喬芳傳》。
經過多方努力和戰事減少，財政困窘之情有所改善。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戶部將收入支出之情及建議，向帝呈奏，現摘錄如下：
“戶部奏：國家所賴者賦稅，官兵所倚者俸餉，關係匪輕。今約計北直、山東、山西、河南、浙江、江南、陝西、湖廣、江西、福建、廣東十一省，原額地丁銀三千一百六十四萬五千六百六十八兩有奇，內除荒亡蠲免銀六百三十九萬四千兩零，起解各部寺銀二百零七萬六千八十六兩零，該臣部下銀一千四百八十萬三千八百八十四兩零，內撥給十一年分各省鎮兵餉銀一千一百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兩零，應解臣部銀三百二十八萬五千四百八十兩零。又應找撥陝西、廣東、湖廣等處兵餉銀一百八十萬兩，又王公文武滿漢官兵俸銀一百九十萬一千一百兩零，計不敷銀四十一萬五千六百兩零。此外有鹽課銀、關稅銀共二百七十二萬四百兩零，又會議裁扣工食等銀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兩零，除補前項不敷銀數外，止應剩銀二百六十萬四千六百兩零。又有臨時水旱災傷蠲免及小民拖欠數目，不能如額，又每遇出征，需用銀米，及采買物料，喂養馬匹草豆賞賚等項，難以預定。”《清世祖實錄》第84卷第26、27頁。
這份奏疏可以說明四個問題。其一，收入較前有所增加。順治八年十二月，清政府轄區共有人丁一千零六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丁、田地山蕩二百九十萬八千五百八十四頃六十一畝、畦地二萬二千九百八十個，征銀二千一百一十萬一百四十二兩，現才過兩年多，便實征地丁銀二千五百二十五萬餘兩，增加了五分之一，速度相當快，數量相當大。
其二，國庫如洗之情有所改善。兩年前，大庫存銀才二十萬兩，而京師官俸便需六十萬兩，嚴重地入不敷出，現除去各省存留、兵餉、俸銀及解往各部寺之銀外，戶部還有“剩銀”二百六十萬餘兩，這可以說是十年來清政府唯一的一次有了“剩銀”，可見比起兩年前財政極其困窘之情，有了不小的改善和緩和。
其三，收入還不算多，財政仍很困難。這主要是由於四個因素限製了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一是戶部所奏之地丁銀，光是北直(即河北)、山東、山西、河南、浙江、江南(江蘇、安徽)、陝西、湖廣(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十一省的數字，還有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四省未包括在內，因這四省大都為大西軍、大順軍餘部所轄，而這四省若按正常田地人丁賦銀估算，大約有一百萬兩，如能將這四省統一過來，便可年增地丁銀數十萬至一百萬兩。二是荒田災害太多，北直、山東等十一省，原定地丁額銀為三千一百六十四萬餘兩，而由於“荒亡蠲免銀六百三十九萬餘兩”，隻能實征二千五百二十五萬餘兩，較諸原額，又減少了五分之一。三係各省存留太多，總數竟達八百三十七萬餘兩，為實征銀三分之一強。四係鹽稅關稅不能大幅度增加，這也是由於全國尚未統一及兵火連年所致，少了四個省，廣東、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時有征戰，農工商業尤其是鹽稅關稅自會受到影響。順治七年征鹽課銀一百七十七萬餘兩，過了三年，順治十年征鹽課銀二百一十二萬餘兩，這是由於少了四省及兵火連年人丁不旺而受了限製，比後來全國統一、人丁眾多、百業興旺之歲銀五百萬、六百萬、七百萬兩，大為遜色。與此相似，關稅也不能征收太多，按戶部所奏鹽課關稅銀二百七十二萬兩計，扣除鹽課銀，關稅隻有六十萬兩，太少了，比後來關稅年達三四百萬兩又有天淵之別。這些因素，決定了清政府收入難以大量增加，故財政仍很困難。
其四，兵餉占的比重太大。戶部所列五項開支中，有三項是直接用於兵餉，即撥給順治十一年各省鎮兵餉銀一千一百五十餘萬兩，找撥陝西、廣東、湖廣等處兵餉銀一百八十萬兩，京師官兵俸銀約一百萬兩，共約一千四百三十餘萬兩。另一項“地方存留銀”八百三十七萬餘兩，也與軍費有關，這筆巨額存留銀，大都用於征戰之需，像前引陝西總督孟喬芳所奏，順治十年陝西應支出兵餉三百六十萬兩，盡全省賦入一百八十六萬兩以供，而不敷其半，可見陝西地丁賦銀絲毫也不能解京，全部“存留銀”皆供軍需了。隻有各省解部寺銀二百零七萬餘兩，與兵餉牽連不多。照此推算，戶部實收之二千五百二十餘萬兩地丁賦銀和二百七十二萬兩鹽課關稅銀兩，直接用於兵餉者達一千四百三十餘萬兩，超過實際總收入的一半，再加上“存留銀”八百餘萬兩中，也有多半用於征戰。這就是時人所說“國家錢糧，每歲大半皆措兵餉”的實際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