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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短暫而聲名顯赫的一生(1)

  第一節文武全才。

  一、智勇雙全的大帥。

  像愛新覺羅家族的許多子孫一樣,多爾袞從小就擅長騎射,時常馳騁在疆場之上。皇太極天聰二年,多爾袞十七歲,他和十五歲的多鐸一起,隨皇太極出征察哈爾多羅特部,取得敖穆倫大捷。皇太極見兩個小弟弟初次從征遠國就立此勳勞,十分高興,分別賜以美號,多爾袞號為墨爾根戴青,就是聰明的統帥之意。很可能在這次戰役中,多爾袞不僅驍勇善戰,而且足智多謀,以計獲勝,所以獲得這樣的美號。由此可見,多爾袞從小就不是一勇之夫,而是個智勇雙全的將帥之才。

  此後,他多次入關攻明,在天聰五年大淩河之戰後,他和阿巴泰跟著降而複叛的祖大壽,喬裝為潰逃的明軍,結果錦州城內的明軍發兵接應,被他們殺傷不少。戰術上得當,戰略上也頗有主張。天聰七年,皇太極向諸王貝勒征詢意見,討論進攻明、察哈爾和朝鮮何者為先?多爾袞力主以征明為先,提出應整頓兵馬,乘穀熟時入關,圍北京,截斷明朝的援兵,摧毀屯堡,立足於久駐,表明了他奪取明朝天下的遠大抱負。天聰八年,他和嶽托、薩哈廉、豪格等人率軍追擊察哈爾林丹汗殘部,說降額哲,崇德元年征朝鮮時又說服李放棄抵抗,和平攻取江華島,都體現了他軍事家的謀略,所以崇德元年皇太極建國大清時,他被封為和碩睿親王,說明他的特點就是足智多謀,聰明睿智,從墨爾根戴青變成了墨勒根王。“墨爾根”或“墨勒根”均為滿文的譯音,即“聰睿”之意。

  順治元年初,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幾大支互相敵對的勢力,使當時的形勢變得十分錯綜複雜。這樣一種形勢,往往是瞬息萬變的,誰能把握住時機,誰就能占有優勢。由於主要敵人是明朝,所以多爾袞曾派人去聯絡農民軍,爭取攻明的統一戰線。但局勢逐漸發生變化,主要謀士範文程也指出來:“我們雖說是與明朝爭天下,實際上卻是與流寇在角逐”。多爾袞立即發現他建議的正確性,決定改變以往的計劃,幾天之內就發動大軍南征,把這看作是“創業垂統之時”,不可失去的良機。事實證明,多爾袞的決定非常及時,如果慢了一兩步,就有可能出現別樣結果。但沒有多久,多爾袞又得知農民軍已攻克北京的消息,便放慢步伐,在邊外遊移觀察動靜,而吳三桂決定獻關投降,又使他見機而作,迅速揮軍前往山海關,趕在李自成陷關之前與吳三桂結成同盟。這一動、一靜,又一動;一快、一慢,又一快,完全根據形勢而定,體現了多爾袞既果敢大膽、又心細謹慎的軍事家胸懷。可以說,入關之役最充分地體現了多爾袞的軍事才能。

  入關之後,軍事形勢更複雜了,敵人增多了,仗也越打越大了。但是攝政時期軍事上的失誤卻依然很少,多爾袞還能應付自如。他把矛頭首先指向農民軍,這在戰略上顯然是對頭的,因為力量對比對清軍無利,就需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況且這樣做還能爭取北方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持,麻痹江南官紳。於是,他入北京之後,即命吳三桂、阿濟格等馬不停蹄地追擊農民軍,又在山東、山西、河南等地對大順軍展開攻勢,取得了相當大的戰果。但是,他也犯了一個軍事家不該犯的錯誤,就是在順治元年十月之時,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發兵雙管齊下,矛頭指向漢人,若不是大順軍懷慶之役偶然幫了他一個忙的話,他會為自己的疏忽大受其害。在漢人的抗清鬥爭全麵展開之後,多爾袞不僅派重要的王公將領如豪格、多鐸、阿濟格、滿達海、勒克德渾等經常率兵在全國征戰,而且以吳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坐鎮川、湘、鄂、兩廣諸地,剿滅南明權利的抗清勢力。洪承疇坐鎮南京,總管江南一切軍政大事,實行“以漢治漢”,也頗見成效。正是多爾袞恰當地使用了這些降清漢將,才使他在薑反叛時調集所有重要王公對這個心腹之患進行圍剿,無需為南方的戰爭分憂。

  多爾袞之所以能在複雜的形勢下常采取正確的軍事對策,除了他個人的才能之外,還在於他能敏銳地發現臣僚們軍事建議的價值,並且總是對這些建議加以利用。如順治元年六月柳寅東建議速攻大順農民軍,八月吳惟華提出“征西四策”,多爾袞都表示同意,並在用兵時按建議的方略去做。同在八月,多爾袞看到山東萊川知府黃紀的奏疏,說四川形勢險要,如農民軍退守四川,將會危及周邊數省,關係重大。請求在京的四川舊弁陳聯芳、盧進忠、簡化龍、李芝秀四人派到征陝西的清軍那裏效力,可以先進川招撫舊部、鄉勇、土司等,一同剿滅農民軍。而四川平定,“滇、黔、楚、粵之間,不煩一旅而定矣”。多爾袞見此建議事關重大,頗有可取之處,急忙把陳聯芳等四人召到內院,親自詢問他們軍情。《清世祖實錄》卷7,順治元年八月戊辰。

  多爾袞不僅在戰略總方針上親自把關,在一些具體戰術上也時時過問,凡有重大軍事行動,他對主帥常常叮嚀囑咐,授以作戰方略。順治二年初多鐸攻下西安之後,多爾袞立即指示他“趨往南京”,以及他和阿濟格的具體分兵事宜。等到多鐸攻克南京、俘獲福王,以及進一步攻取浙江之後,他又派人到多鐸那裏,布置一係列善後措施。順治二年七月洪承疇被派去經略江南,多爾袞又麵授機宜,認為“江南初經歸命,其餘各省遠邇未同,已歸者尚多驚疑,未附者或懷觀望”,要安定江南半壁,還需下大氣力。於是他親自指示對江南各省已經歸順者、未歸順者、“頑梗無知、乘機嘯聚”者,以及降兵、降官、故明廢紳的具體處理辦法,還針對江南水鄉的特點,令各督撫挑選精壯,參用滿漢,練成水軍,以備隨時調用。《世祖清實錄》卷19,順治三年七月壬子。是年十一月,多爾袞派固山額真巴顏、李國翰率兵入陝,與駐防西安的內大臣何洛會一同征剿四川。臨行前又諄諄告誡他們:“如果大軍一到,賊寇敗逃,就慎勿窮追,以致使軍隊疲勞。……至於屯駐軍營,更當考慮地勢,有事當隨時馳奏,請旨定奪。”《清世祖實錄》卷21,順治二年十一月戊辰。後來豪格征四川、博洛等征浙閩,多爾袞都有內容相似的指示。多鐸是多爾袞的愛弟,因此多鐸出征的成敗更為多爾袞關心。順治三年五月,多鐸出征蒙古蘇尼特部,臨行時,多爾袞囑咐他說:

  “爾受命禦眾,凡行軍之事,必須同諸將商量好,以圖萬全。別以為自己能幹而違反大家的意見,別以為自己的將勇兵強而輕敵。隊伍營寨,?望聽靜,一切都要小心謹慎,不得怠隋。信賞必罰,相機行事,乘敵不備而破之。我軍將士有首先陷陣、破敵立功的,或有臨陣敗走,惑亂軍心、幹犯重刑的,要大家一起商量好了奏聞。各官犯有小錯,或護軍校、驍騎校以下犯罪應斬的,商量好後立即發落。千萬不要懈怠,你要謹慎嗬!”

  後來多爾袞將多鐸送出安定門時,還對他說:“聽說騰機思、騰機特等已經投奔了喀爾喀部碩雷,若果真如此,你即將碩雷一並抓來。到臨陣之時,將帥應身先士卒,不得退後,以冒虛名。儻若敵人敗入杭愛山一帶,可即班師,以後再整兵征討,定要根除。”《清世祖實錄》卷26,順治三年五月丁未。像這樣的具體指示,以後還經常發出。

  對戰爭中的功過,多爾袞像乃兄皇太極一樣,一向賞罰分明。如順治元年十二月,以平定青州功,賞賜和托、李率泰、額孟格、陳錦、柯永盛等四十三人黃金、彩幣、貂皮等物;又以招撫山西功,賜固山額真葉臣、祖澤潤、石廷柱、巴顏、李國翰、劉之源、佟圖賴、吳守進、金礪、庫魯克達爾漢阿賴、伊拜、覺羅巴哈納銀六百兩至三百兩不等,滿、蒙、漢八旗梅勒章京以下四百多人也被賞銀兩有差。《清世祖實錄》卷12,順治元年十二月辛巳。順治二年三月,多爾袞又先後追敘征錦州、杏山、山海等處功,對宗室以下八旗滿洲官員五十五人加以升級封爵。《清世祖實錄》卷15,順治二年三月壬寅、丁未。當然,像多鐸平定江南,後又征蘇尼特部大捷,更免不了重賞,跟隨他麾下的將士也都能同得好處。反過來,阿濟格征李自成時行動遲緩,又匯報不實,再雜以它罪,降為郡王。順治二年十二月,跟隨阿濟格剿滅農民軍的格爾泰因棄兵敗走之罪,被削一世職,罰銀三百兩;吳三桂下護軍統領巴克勇也因“隨眾私逃”被提議革職。《清世祖實錄》卷22,順治二年年十二月乙巳。在攻取南京時,譚泰因向圖賴建議緩師,被下獄,沒收家產,希思翰、索爾和與碩爾對都因庇護譚泰分別處以斬首、籍沒家產,免死折贖等刑。順治五年二月,以希爾艮在征張獻忠時與別人爭功,降職折贖,但主將同僚不加檢舉,也要處罰,如鼇拜停賞、蘇納海鞭一百折贖、覺羅巴哈納降爵贖身等。《清世祖實錄》卷36,順治五年二月庚寅。像這類賞罰是常有的事。總的來說,升賞多於降罰,這對於鼓舞士氣、增強戰鬥力有很大作用。

  總之,清初,特別是入關以後的七年裏,任何一次大的軍事行動都離不開多爾袞的指揮籌劃,而他對形勢透徹的了解,對敵我雙方實力的正確認識,加上他豐富的作戰經驗、較強的駕馭將士的能力,都是清朝初年清軍作戰勝多負少的因素。所以,我們盡管對這些軍事行動、對軍事行動的指揮者所造成的破壞表示遺憾,但對多爾袞軍事家的才幹仍不得不由衷欽佩。

  二、聰睿機警的英主。

  (一)誌向遠大知識淵博。

  曆史上任何一位傑出的軍事家,往往同時又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因為如果沒有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他就難以作出長遠的戰略規劃,如果沒有寬闊的政治家胸懷,他就無法與可能被自己爭取的勢力結成同盟,無法熟練地駕上馭下,使其心甘情願地為自己效死。當然,一個政治家的身上應當擁有更多的優秀品質,他應該比軍事家具有更多方麵的才能。多爾袞就不僅是個軍事家,而且也是個政治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比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地位更高,因為他的父兄從沒有經過他所經曆的這樣一種複雜的形勢,從沒有統治過這樣廣闊的領地,從他開始――不是從福臨開始――清朝才成為統治全中國的一個王朝,他是愛新覺羅家族中“君”臨天下的第一人。

  多爾袞遠大的政治抱負是很早以前就樹立起來了的。天聰七年他積極倡議攻明,主張長駐關內,眼光是落在北京城裏紫禁城的寶座上的。平時他注意形勢的變化,注視著對手的一舉一動。後來他曾回憶說:“崇禎皇帝也是好的,隻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他還說:“我在東邊時,每見此中朝報,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後來越看不得了,所以徑不看了。”後來還曾對洪承疇說,”我在東邊,隻聞洪軍門是至清的好官。”《多爾袞攝政日記》說明他對明朝人、事十分關心,關心的目的則不言自明。天聰五年皇太極初設六部時,即以他主管六部之首的吏部事務,他在主持吏部事務期間,多少熟悉了一些行政管理方麵的方法。

  皇太極特別喜歡曆史,主要是為了吸取曆史經驗,以為今天之鑒。但他不僅自己熟讀經史,還經常號召諸王大臣讀書,有時召集諸王大臣匯聚一堂,聽大學士們講讀史書。雖然官書中沒有明確記載多爾袞這方麵的愛好如何,但他肯定會受到皇太極的影響,對曆史知識不會陌生。順治二年六月,由於紫禁城被農民軍焚毀,這時正在興修宮室,多爾袞就問大學士:

  “殿工所用大木產於何處?”

  “四川、湖廣一帶”,大學士們答道。

  多爾袞又問:“大木可常有麽?”

  “極大者也難得。殿柱有的要用三合、四合、六合粗的。”

  他再問:“聽說皇極一殿,費至六百萬金,果然是這樣麽?”

  大學士答:“不錯。另外兩廠貯存的木料還不在此數。”

  多爾袞歎道:“一殿之工就花費六百萬,太奢侈了!漢文帝修露台,惜百金之費,何況六百萬?但漢文帝吝惜百金,也節儉得過分了。大凡天下事,自有適中之道,太過與不及都不對。比如堯之茅茨不剪一事,就過於儉了。帝王所居,怎麽能這樣呢?”《多爾袞攝政日記》

  由此可知,多爾袞也頗知古代曆史,難得的是,他對這些史實又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對前朝的曆史,多爾袞更為重視,因為它能為自己直接提供十分有用的經驗教訓。順治三年三月,他組織翻譯成滿文的《洪武寶訓》告成,便“禦製”了序文,頒行中外。而在此以前,他就任命了範文程、馮銓等人充當總裁官,編纂《明史》。

  遠大的誌向,淵博的知識,加上他先天的聰明,為他發展自己的政治家才能添上了翅膀。他能在關鍵時刻顧全大局、臨危不亂,顯然與此有關。崇德八年皇太極死後的繼統之爭,是考驗多爾袞以及一切滿洲貴族的時候,但隻有多爾袞―人體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胸懷。當時兩派勢力劍拔弩張,互不相讓,如果真發生衝突,不管是哪一方得勝,都將是兩敗俱傷,將會大大削弱八旗的軍事實力,很難預料這場衝突之後,清朝是否還能入主中原,是否還有足夠的力量對付強大的農民軍和後來此起彼伏的抗清鬥爭。這時,多爾袞站出來妥協了。他忍下一口氣,提出了立先帝幼子的折中方案,自己和濟爾哈朗作攝政王,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雙方的要求,把雙方重新團結起來,為整兵入關問鼎提供了可靠的保證。這一點,清王朝的曆代統治者都應該永遠感激他才是。

  (二)精明強幹勤勞任事。

  作為一個政治家,多爾袞對人和事的判斷力是比較強的,他不輕信別人的說法或是輕易為他人所左右,也經常發現問題,眼裏不揉沙子。順治六年戶部尚書巴哈納參劾天津武將王三錫霸占官屯地五百畝,租銀歸己,後來調任喜峰口參將後,這些土地留給他弟弟王定鼎繼續收租,提議給予重處,多爾袞起初也表示同意。順治六年六月三日戶部尚書巴哈納為婪弁擅占官屯侵匿地租謹據實糾參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後來王三錫又上疏申辯,說是他在天津任上倡導墾荒,但響應者寥寥無幾,他弟弟王定鼎首先起來響應,自備牛種,認墾土地,使“附近土民陸續認墾至七千餘畝”,最後“給由永為民業”。派去調查的順天禦史曹葉卜也認為他們墾荒有功,“不特利民,且以裕賦”,“其任內原未侵占,亦無留霸之跡”。多爾袞見此,便改變主意,再讓有關部門“核議”,順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順天監察禦史曹葉卜為婪弁擅占官屯侵匿地租謹據糾參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最後搞清楚了,便宣布王三錫等無罪。

  同年,漕船押解官陳長祚北上時少了三條船,其妻劉氏說,是船過濟寧時,遇靖南王軍隊,截走四條船中的三條,“連糧裝載兵馬南行,氏夫隨船跟討糧票銷算”,劉氏自己駕所剩之船北上交差。但一些官員都說三王南征時,“未聞沿途輕留糧船”,或說陳長祚到淮安時為何不去總漕衙門說明情況,認為劉氏口供“事有可疑”。但是,多爾袞並未因此就偏信有關官員的一麵之詞,而在奏本上批道:

  “陳長祚少船情由,著確察追擬具奏。該部知道。”順治六年十月初十日直隸監察禦史裴希度為運糧儲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表明他處理問題的謹慎態度,對下層官員或百姓也不歧視。

  前麵提到過鹽山知縣上疏表功,說曾有四百多名“馬步賊”出現,形勢急迫,後被他率捕役、鄉兵等擊敗,捕獲數名。但多爾袞馬上發現裏麵的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著核擬。原報賊四百,今僅獲數名,輒侈言功,著察奏。該部知道。”順治四年天津巡撫張忻為申解誅獲大盜事(殘本)。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又有前麵提到過一本,說被告陰積金已經病死,“無從稽審”,後又寫陰積金在複審中出庭作證!多爾袞便批道:

  “著核擬。本內陰積金初報病亡,後乃出證,中間有無情弊?原問各官著該撫按確察具奏。該部知道。”順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山西監察禦史呂維檀為據揭特參不肖官員事。原件藏第一曆史檔案館。。

  這說明多爾袞十分精細,看奏章時從不敷衍馬虎;所以常從宇裏行間發現問題。這種認真負責處理政事的態度在明朝諸帝那裏十分少見,後又為清朝前期諸帝世代相傳,到雍正皇帝那兒得到集中體現。

  (三)反虛飾、求實效的工作作風。

  多爾袞為人比較爽直,對明代那一套虛假的官場作風很看不慣。有一次大學士宣讀山東巡撫丁文盛的奏本,中間談到有個中軍將領十分勇敢,不避火炮。他就說:

  “火炮迅疾,難見難避,不是人們不想避,而是欲避不能罷了。要是見炮不避,那準是個傻瓜。”

  他又提起當年清軍攻錦州時,洪承疇從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壽從城頭向南放炮,清軍存身無地,神器實在凶險。後來破了錦州,他把此事對祖大壽說起,祖大壽立刻慌了,忙說:

  “果有此事?要是當時炮中王馬怎麽是好?”多爾袞笑著對大學士們說:

  “當時兩仇相敵,唯恐不中,大壽言不由衷,實在可笑。”

  又一日,阿濟格奏報消滅李自成事到京,朝廷準備祭告郊廟社稷,起草的祭文中有“神人共憤”一語。多爾袞又發議論說:

  “明朝人博學倒是博學,隻是像這樣的話就不大合適。人心之憤可以看得出來,若天之憤,從何而來?如今是王師翦寇,便如此說;倘若兩軍相持,不分勝負,難道是說天在憤與不憤之間麽?”《多爾袞攝政日記》

  不但嘲笑了明朝官紳的酸腐之氣,而且對上天也不大敬,頗有點兒無神論的味道。

  與此相符,多爾袞對提升某官時某官總要再四控辭的虛假作風深惡痛絕,認為這是“有心願居官,而徒尚虛名”,因此明令禁止,說再有控辭者,即允所辭,永不錄用。順治四年六月,大理寺卿王永吉因被提升為工部右侍郎,上疏控辭,多爾袞火了,說:“王永吉為何不遵明旨?著革職,永不錄用。”《清世祖實錄》卷32,順治四年六月丙子。同年五月,他對大學士剛林、祁充格等人說:“爾等纂修《明史》,其間是非得失,務宜據事直書,不必意為增減,以致文過其實。”《清世祖實錄》卷32,順治四年五月丁卯。同樣表明了他耿直和務實的作用。

  在此前提下,多爾袞曾指示全體官民,“以後一切章奏不得拘牽文義、摭拾浮詞,但將時宜事務明確敷陳。蓋語繁而支則難聽,言簡而當則易行,言之有益無益,不在繁簡,主要看幹得怎麽樣。自今以後,遇有切於時務者,隨時入告,不必等湊多條,以致遲延國家利益之事。早行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行一日,則受一日之病,唯以迅速為尚耳。”《清世祖實錄》卷7,順治元年八年癸亥。後來看到禦史王顯條陳吏部的奏本,他就說:

  “這是吏部自己的職權範圍,何須禦史泛為條陳?此等不切要領的本章,徒費精神批答,可出旨駁正之。”

  大學士們忙打圓場,說:“作臣子的進言很難,也不能全都禁止。”

  多爾袞默然。一會兒才慢慢說:“從輕駁之,令他知道警醒就夠了。若駁之太嚴,恐怕會阻塞言路。”

  大學士們想了想說,“可以按王上說的意思,借個古事引申來說。”

  多爾袞笑著同意了。《多爾袞攝政日記》。

  (四)重視言路。

  的確,多爾袞對於言路還是很重視的,一般來說,他也能虛心納諫,鼓勵批評。入關之初,他曾對眾官說:

  “我見你們有過錯,就立即誡飭,但我自攝政以來,並沒有聽到你們有一言規諫,難道我所做的都那麽有道理麽?”

  大家認為他所行皆善,一無可議。多爾袞則認為,即使是聖主行政,也不能都好,何況他呢?因此希望眾臣遇有不當,便抗顏陳說。《清世祖實錄》卷5,順治元年五月甲寅。

  湖南人趙開心是個直性子,他在順治元年擔任陝西道監察禦史以後,先後對明太子案、驅逐痘民、減少冤獄等事提出意見。順治二年五月,他彈劾李若琳,說他“垂涎內院一席,輒借頭為先資”,結果遭到多爾袞的嚴厲批駁,隻好沉默不語。有一天,多爾袞突然想起他來,說:

  “禦史趙開心駁了他一個本,再不見上了。人臣進言,是的自是,即偶然說的不是,何妨再上?”

  大學士說:“估計他是謹慎的意思。”

  多爾袞說:“他在家中定做下幾個本也未可知。”

  下來以後,多爾袞又賜他騾子,鼓勵他進言。過了幾天,趙開心又上一本,多爾袞就笑了說:

  “賜他騾子,遂有此本。”後來又賞他衣帽等物。多爾袞說:

  “不是為他反對剃頭、現又讚同而賞他,隻是因為他敢言的緣故。大致趙開心言事十件,未必都對,但可聽者居多。”《多爾袞攝政日記》

  順治三年二月的一天,多爾袞把戶部尚書英俄爾岱,大學士範文程、剛林、寧完我,學士額色黑召集起來,對他們說:

  “我繼承太祖、太宗的遺業,代上攝政,唯恐錯誤遺漏太多,使百姓不得安生,因此日夜費心。再加上我身體不好,不勝勞累,所以如我有過失,你們不要不說,應各抒己見。”

  幾人都說:“自古以來,凡做國君的擔心不能治國,這個國家就必定治理得好;凡認為國家沒什麽難治的,其國必敗。這不僅是靠自己親自過問政務,關鍵還要任用得人。如今王上您總攬大權,還任賢舉能,就取得了成績。”

  多爾袞說:“你們講得不錯。如今國家一切事務都有專人負責,戶部靠英俄爾岱,內院就靠範文程、剛林、寧完我、額色黑,你們應該努力工作,不畏辛勞。”

  他又對範文程說:“你一向身體不好,別過分勞累,早點兒回家休息,好好休養。”

  範文程忙跪下叩頭致謝。“我一介微軀,怎敢當王上的溫慰?”

  多爾袞又轉過身來對寧完我說:“你一向就有上疏陳奏的習慣,怎麽最近不說話了?你們內院官員對國家事務應當經常條奏才對。”

  範文程等忙答應:“文程等朝夕在王上左右,凡有意見,總是當麵提出,無需具本敷陳。”

  多爾袞這才不說話了。《清世祖實錄》卷24,順治三年二月乙酉。

  多爾袞虛心納諫,對他入關後應付一係列錯綜複雜的局麵極有好處。打從入關伊始,降清漢官的意見建議就接踵而來,一般來說都為多爾袞所采納。《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元年五月和六月共有官員建議十五項,明確為多爾袞接受了的有十項。其中對後來的曆史影響較大的有柳寅東關於速攻李自成的建議,宋權關於革除加派、薦舉人才的建議,金之俊關於蠲賦的建議等。多爾袞正是善於吸收別人的長處,學習別人的經驗,接受別人的意見。在對農民軍、對南明的和戰上、在開國立製方麵才能取得成功,而這些方麵的成功又正說明了他政治家的天資頗高。另外,沒有一個政治家豐富的鬥爭經驗和高超的鬥爭手腕,他在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衝突中也不可能獲勝。這些,我們都已有專章述及,此處就不再重複了。

  第二節聲色犬馬私生活。

  一、多癖。

  對於多爾袞的私生活,我們的確知之不多。野乘稗史裏麵倒有些描述,但真實性又得大打折扣。有的說他對什麽珍美味都不感興趣,隻對牛肉感興趣,炒菜用牛油,甚至用牛骨頭當柴燒,每天早晨還要喝一大碗牛奶。有一次錢謙益來見,多爾袞擺上奶茶敬客,錢牧齋卻不習慣那味道,勉強喝了一口,差點兒嘔出來。多爾袞見了大笑說:“南蠻子!無福消受此美品也。”更有甚者,傳他愛吃毒蛇惡蟲等物,唾沫都是一股腥氣,這顯然是無稽之談了。

  又說他喜好喝茶,比如龍井、碧螺春、武夷山茶、烏龍、普洱等茶都是他喜愛之物。據說每年他都要舉行品茗會數次,評論何者以香勝,何者以味勝,何者以色勝。他還讓幕賓撰寫了《續茶經》三卷,其中以四川峨眉山的雲霧茶為天下第一。還說這《續茶經》刊刻甚精,上有魏象樞、馮溥、劉子壯等人的題詩,多爾袞還寫了序,文字典雅,傳說是吳梅村代筆。《續茶經》一書倒是確有,三卷,附錄一卷,清陸廷燦撰,不過陸廷燦生活在康熙末年經雍正到乾隆初年之間,《四庫全書》子部,“譜錄類”。《續茶經》序。根本不可能和多爾袞發生關係。說他可能嗜茶,是由於喝茶的習慣人人都可能有,且多爾袞又喜好吸煙,煙酒茶之間本來聯係就很密切。

  多爾袞十分喜歡吸煙是有案可稽的。清將龍骨大曾對朝鮮使者說:“九王喜吸南草”,希望他們送些來獻給多爾袞。滿洲貴族在關外時就喜好吸煙,是一種普遍的嗜好。在索尼的肖像裏,“一個煙草袋和一個煙鬥盒分別掛在一條由一個寶石鉤子別著的暗藍色鑲邊腰帶的左右”,成為他的一件不離身的必需品,就說明了這種情況。參見中國人民大家清史研究室編《清史研究通訊》1984年第3期,趙世瑜譯:“宮廷肖像畫中的規範和現實主義”。而傳說中的多爾袞則頃刻不離煙草,在朝房時就籠在袖中,在軍旅中時就把煙鍋放在箭房裏。睿王府中的婦女小孩都吸煙不止,還專門在後園中開辟了一塊煙葉地。另外還說多爾袞非常喜歡吸西洋進貢的鼻煙,一天就得用半兩。

  還有的傳說多爾袞愛狗成癖,他養的狗有三千多條,種類不下數百。有的大如馬,有的小如貓,還各有名稱。如著名的金獅大王、通天豹子、地上龍、旱地蛟、雪毛虎、呼天彪等,都是蒙古、西藏等地貢獻來的。對這些狗要喂豬肉和羊肉,每五條狗由一人管理。以上傳說均見民國出版《多爾袞軼事》。這個說法是否可信,我們還不能得知,但多爾袞喜歡鷹是無疑的,因為前述清將向朝鮮使節要南草的同時,還讓他貢獻良鷹,而彼時正在北京的那些“漂倭,”也記載說;“曾見過九王子一次帶著鷹出外狩獵的情況,據講架有大鷹千架,雖然不知道鷹的準數,據我們所見,確有千架之多。伺候的人則更多。”《韃靼漂流記》,見《清史研究集》第1輯。既然打獵要鷹,必然要狗;養鷹如此之多,狗當然也不在話下,可證上述傳說也並非盡屬子虛。

  二、登徒子。

  多爾袞的私生活頗為荒唐放蕩,和曆代統治者一樣,喜好女色成為他的一大特點,甚至不惜很大的代價來滿足他個人的肉欲。順治二年閏六月,他曾問大學士:

  “明朝宮女數千,王府亦多宮女,此時也照此行之可乎?”大學士們回答;“朝廷傳旨令禮部選,王府請聖旨選於其國。”

  多爾袞笑了。他問:“目前就行此事何如?”

  大學士們慌忙阻止。“臣等仰見王上聖德,亦必不行此事。”《多爾袞攝政日記》

  但後來多爾袞還是“於八旗選美女入伊府,並於新服喀爾喀部索取有夫之婦”。《清世祖實錄》卷49,順治七年五月戊午、癸酉。

  我們前麵提到過豪格死後多爾袞即將其妻博爾濟錦氏收用之事,二人以前就已相識的疑點是存在的。在把豪格妻擁為已有的同時,又發下求婚敕書,並對朝鮮使節羅說,他剛剛喪偶,希望和朝鮮國結親。羅回答說,現存公主隻有兩歲。但清方卻說:“公主年幼,則雖擇於宗室中可合者,亦無妨。”

  不久巴哈納被派到朝鮮,帶去求婚敕書,上寫:

  皇父攝政王敕諭朝鮮國王:予之諸王暨貝勒眾大臣等屢次奏言:自古以來,原有選藩國淑媛為妃之例,乞遣大臣至朝鮮,擇其淑美,納以為妃,締結姻親。予以眾言為然,特遣大臣等往諭親事。爾朝鮮國業已合一,如複結姻親,益可永固不二矣。王之若妹若女,或王之近族,或大臣之女,有淑美懿行者,選與遣去大臣等看來回奏。特諭。

  這完全是一種以上壓下、強迫命令的口氣。而文中一再強調選擇標準是“淑美”,道出了多爾袞求親的真意。

  後來巴哈納和祁充格把選來的宗室女子挑看了一番,讓十六歲的女子準備出發,十三歲的先留在宮中等著,朝臣的女兒也要作為侍女送去。怎奈多爾袞迫不及待,又寫書信催女子們上路,信中說:“梭紅等至,說王女淑美,予意先行通信,隨具六禮,然後迎親。諸王大臣又複合稱朝鮮路遠,如依循禮節,恐往複之間,稽延時日,予複勉從,諭令速行進送。"即使如此,多爾袞還是欲火中燒,坐立不安,幹脆以行獵的名義出山海關。五月癸酉這一天,在連山碰上了送親的行列,也沒有舉行什麽儀式,當天就在宿營地與朝鮮公主同了房。《清史列傳》卷2,“多爾袞”第35頁。

  多爾袞開始見公主貌美,頗有喜色,對朝鮮送親使臣也挺親切,沒想到他本來就是滿足一時的欲望,沒有愛情可言,所以一回到北京,就對朝鮮使臣抱怨“公主之不美,侍女之醜陋”。說“爾國不肯精擇,公主既不滿意,侍女亦多醜陋,爾國之不誠,於此益可見矣。”再度派到朝鮮的清朝使節說得更露骨:“今行所幹,專在侍女,本國若選送色美者,則皇父王必見而悅之,向之所疑,皆可冰釋。不然,陳奏使雖十往,無益矣。”

  朝鮮君臣一聽,知道多爾袞隻是以娶妻為名,實際上是要多選美女充其後宮,無奈隻得遍訪於民間,搞得朝鮮國內雞犬不寧。結果侍女送到半路上,傳來了多爾袞的死訊,便半路折回,免除了一場災難。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3784―3809頁。但朝鮮義順公主被多爾袞占有之後,不但沒有舉行婚禮大典,反而在多爾袞身敗名裂之後,隨著家產被沒收、家屬被分給諸王,也被轉送到阿巴泰兒子(嶽樂?)的名下。

  三、“太後下嫁”疑案。

  還有一件流傳甚廣、但又眾說紛紜的事,就是所謂“太後下嫁多爾袞”一案。太後即指皇太極之莊妃、福臨之母、後來的孝莊文太後博爾濟錦氏(或寫作博爾濟吉特氏),此人生得如花似玉,楚楚動人,當年深受皇太極的喜愛,後來受皇太極差遣,竟感化了被俘後以絕食相抗的洪承疇,使其死心塌地為清王朝效力。僅僅這一點,就給後世的文人騷客提供了談資,覺得年輕貌美的寡婦(皇太極死時她年僅三十)與雄才偉略的小叔多爾袞之間,就該有“英雄美女”間的那類事情,何況多爾袞立了她的幼子福臨、而非他人為帝,更令人疑竇頓生。

  於是,有的野史就寫道:

  “多爾袞……出入宮禁,時與嫂侄居處,如家人父子。……而博爾濟古特氏且年盛,獨居寡歡,以為彼功多,且讓帝位而不居,非以身報之,曷足以極其功?以是遂通焉。”

  又有人記載說,範文程在多爾袞福晉死後曾建議:“今聞王新悼亡,而我皇太後又寡居無偶,皇上既視王若父,今不可使父母異居,宜請王與皇太後同宮。”後又記載說,當時有恩詔謄黃,宣示天下。其中說:“太後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為天子,以天下養,乃獨能養口體,而不能養誌,使聖母以喪偶之故,日在愁煩抑鬱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攝政王現方鰥居,其身份容貌,皆為中國第一人,太後頗願紆尊下嫁。朕仰體慈懷,敬謹遵行,一應典禮,著所司預辦。”還有的說順治間禮部舊檔中,有有關國母下嫁禮儀的請旨奏章。以上均可見《清朝野史大觀》卷1,“清宮遺聞”第4―5頁。說得有鼻子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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