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曆史與現狀十八講

第十八講 “伊斯蘭秩序”與“華夷秩序”

　　——唐朝中國與阿拔斯王朝的地區秩序關係分析

　　在8世紀亞洲大陸的東西兩端，出現了兩個偉大的帝國，即阿拔斯帝國（750-1258）和唐王朝（618-907）。

　　一、阿拔斯王朝與唐王朝的一些結構特點

　　為了理解兩大帝國的異同，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兩國的四個值得關注的方麵。

　　第一，兩大帝國領土遼闊，民族、語言、文化眾多，但帝國仍能保持控製。

　　阿拔斯王朝為阿拉伯帝國（中國古稱“大食”），幅員廣大，其臣民包括了大批波斯人、突厥人、柏柏爾人、庫爾德人和亞美尼亞人等民族，其中大多數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另外，西亞北非屬於幹旱半幹旱地區，這裏有許多遊牧部落自由地在沙漠和綠洲之間遷移，從而對中央政府構成經常性的威脅。事實上，阿拉伯人脫離遊牧生活的時間並不長，這對帝國的社會政治組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阿拔斯王朝的初期，伊斯蘭化的過程並未完成。

　　帝國的基督教徒、祆教徒和猶太人被稱為“迪米”（有經人），他們可以自由信教並享有司法自治，隻是必須繳納人頭稅及遵守有關騎馬、服飾方麵的規定。異教徒越來越多地皈依伊斯蘭教並與穆斯林雜居，哈裏發與異族婦女通婚而有了混血後代，波斯人和基督教徒成為官員，而波斯人和突厥人則先後成為軍隊的主力。許多阿拉伯人不再是士兵，而成為農民和工匠。總之，阿拔斯帝國已經成為伊斯蘭帝國，而不複是倭馬亞式的“阿拉伯帝國”。而且，波斯人、突厥人和柏柏爾人成為阿拉伯人在征服中的得力助手。同時，帝國奉行開放政策，大量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遂有百年翻譯運動的繁榮。

　　中國也是一個多元帝國。但與阿拉伯帝國不同，中國有一個更居主導性的民族即漢族，後者在人口中的比重超過阿拉伯人在阿拔斯帝國人口中的比重，並且有著悠久的定居曆史，長期占有統治者的位置。而且，中國擁有更為集中的官僚機構，對外省的控製更為嚴密，盡管唐朝也有藩鎮引發的問題。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的社會凝聚力要超過阿拉伯帝國。

　　唐朝也以對外開放而著稱，突出表現在民族的融合上。其皇室起源於西北的甘肅，據說有突厥血統。王朝製定了不同政策來處理內附人問題，後者是獲準遷居內地的邊境民族，其中一些人擔任了政府高官，如安祿山父母據說即為“雜胡”。長安有景教、佛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的寺院，它也成為佛教最重要的譯經場所。

　　兩大帝國能夠維持對龐大領土的控製，表明其擁有能團結少數族群的富有凝聚力的文化。但兩帝國在這一方麵均遇到困難，並因此喪失領土。

　　第二，兩大帝國在經濟上具有互補性。

　　由於地貌、氣候、技術和物產不同，兩大帝國可以相互提供各自的特殊商品，尤其是阿拔斯王朝因為轉運輸往歐洲的中國過境商品而賺取巨額利潤。絲綢之路因而成為繁榮的商道，並且是重要的文化交流通道。它同時具有戰略意義，如6世紀拜占庭帝國曾與突厥人進行絲綢貿易並聯手進攻妨礙雙方通商的波斯。相比之下，東亞各國的經濟互補性較差，貿易規模也小。

　　第三，兩大帝國均屬於擁有自我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普世帝國，致力於建立普世秩序。

　　實際上，自我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是世界上許多民族共有的現象。阿拉伯人在伊斯蘭教創立前，已經知道存在其他的先進文化如拜占庭、西歐、波斯和中國。然而，穆斯林認為，真主是世間的唯一神，穆聖是最後的先知，而《古蘭經》包含了所有的真理。8世紀以後，穆斯林也提出世界劃分為兩個對立的領域，即“伊斯蘭地區”（Dar el Islam）和“戰爭地區”（Dar el Harb）。而“伊斯蘭地區”在合法性或主權方麵與“戰爭地區”是不對等的，應當將後者從某種“自然屬性”轉變為真主的領土。所以哈裏發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征服擴大“伊斯蘭地區”的版圖。

　　中國地處東亞的地理封閉地區，因此先秦時期以“天下”指稱世界。“天下”可分為三個區域：中國，由九州構成，為世界的中心，皇帝即天子；中國之外為“四海”，“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居住於此，這一區域連同中國構成一個政治實體，共戴中國天子為君；四海之外為“四荒”，這裏所居的非人類。同時，隨著知識的增長，四海的範圍也在擴大。

　　“四夷”在文化和社會經濟上較為落後，因而古人以為其低於華夏。然而，這些集團與華夏共屬一家，故《禮記》雲：“以天下為一家”。因此，對周邊地區的控製應當采取道德的影響力，所謂“柔遠人則四方歸之”，與阿拉伯不同的是，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世俗的，因而容易受到外來宗教的滲透。

　　第四，兩大帝國奉行不同的領土戰略，構建了各自的國際體係。

　　阿拉伯人在僅僅100年中，便旋風般地向東西兩個方向突進，最終建立了一個東起河中、西至北非和西班牙的龐大帝國。這一征服的理由是多方麵的：宗教熱情，阿拉伯半島的人口壓力，統治者將部落的注意力從內部鬥爭和社會矛盾轉移到戰利品的意圖，對貿易、土地、財富和市場的渴望，鞏固阿拉伯半島的統一等。

　　由此，在西亞北非出現了一個可稱為“伊斯蘭秩序”（Pax Islamica）的國際體係。當代的許多穆斯林學者和一般穆斯林將“伊斯蘭秩序”等同於“伊斯蘭地區”和烏瑪，即包括了非穆斯林在內。異教徒在臣服了“伊斯蘭秩序”之後，仍可追求精神的自由，正如《古蘭經》所說：“宗教無強迫”（2：256）。我們認為，早期的“伊斯蘭秩序”還包括一層含義，即哈裏發必須出自阿拉伯人，而且是古來西族的人。在“伊斯蘭秩序”的範圍內，形成了影響深遠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圈。

　　事實上，“伊斯蘭秩序”逐漸成為一種等級製國際體係。阿拔斯帝國在麥蒙時期有27省，而8世紀中期以後許多遙遠省份的總督建立了獨立的王朝：西班牙的後倭馬亞朝（756-1031）；呼羅珊的塔希爾朝（821-873）、薩法爾朝（873-900）和薩曼朝（900-999）；埃及和敘利亞的圖倫朝（868-905）；阿爾及利亞的魯斯塔姆朝（761-909）；摩洛哥的伊德裏斯朝（789-926）；突尼斯和東阿爾及利亞的阿格拉布朝（800-909）。唐朝解體後中東出現了更多的獨立王朝，而945年後白益人甚至控製了帝國的政治軍事權力，此時的哈裏發往往隻能發揮宗教領袖的作用（後倭馬亞朝和卡爾馬特人也擁立了自己的哈裏發）。哈裏發與總督的矛盾一般是出於權力，有時也具有宗教性（如遜尼派的哈裏發反對什葉派總督）。

　　顯然，歐洲和西亞的國際體係包容了若幹往往有宗教分野的帝國和王國，而不同於東亞（台灣學者許倬雲認為，上述地區屬於列國體製秩序）。在國際上，阿拔斯人奉行了“遠交近攻”的政策，例如他們與天主教的法蘭克聯合起來對付東正教的拜占庭。

　　唐朝的領土確實較先朝為大，但華夏幅員的擴大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間一波又一波的外來移民入遷中原定居，與漢族聯姻。唐朝對周邊民族的政策可以概括如下：進攻經常入寇中原、威脅國家、藩邦和商道安全的強大民族（如突厥、吐蕃和吐穀渾），而後在其地建立羈縻州；扶持有實力的小國（如南詔），以穩定地區秩序；攻擊“破壞地區秩序”的小國（如高句麗）；控製西域小國；向周邊傳播華夏文化。另一種常用戰略是扶持小國、小民族對抗地區大國，如以新羅對付高句麗、以薛延陀對付東突厥、以南詔和回鶻對付吐蕃、以突騎施對付大食等。

　　這樣，唐朝在東亞構建了一個國際體係，即“華夷秩序”。它包括五圈：①唐朝本土，共有328州，實行郡縣製；②羈縻州地區，共有856州，由漢官和地方民族首領治理，在土地、軍事和稅收上高度自治；③更具自治性的民族地區，如突厥、回鶻、吐蕃、南詔和渤海；④具有一定依附性的國家，如新羅、林邑；⑤僅有朝貢之名的主權國家，如大食、日本（和為大食所亡的薩珊波斯，其王子卑路斯曾來唐求援）。前兩個地區為唐朝領土，但在國勢衰落之時，羈縻州很容易喪失。此外，在這一時期東亞形成了一個儒家文化圈，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全麵吸取中國文化，文化成為唐朝實力的重要表現之一。

　　許倬雲認為，隋唐以前中國長期承受著來自西、北、東三個方向的胡人入侵，其北方成為戰場。因此，這一時期的中國一直處於“內陷的格局，各方麵的民族聚集於中國，卻沒有發揚擴大的氣勢”。至隋唐之時，在積累了“足夠的文化與經濟能量”後，終於成為東亞文化經濟與政治秩序（亞洲秩序）的中心。另外，中國的政治統一以文化統一為先導。比較而言，阿拉伯帝國的建立是政治統一先於文化統一，這可能是雙方帝國延續差別的原因之一。

　　隨著領土的擴展，亞洲大陸東西兩大帝國的衝突在所難免，不僅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和軍事上。

　　二、阿拔斯帝國與唐朝的關係

　　第一，軍事和政治上從爭奪中亞演變為和平共處和合作。

　　7世紀以後的絲綢之路共有四條幹線：①綠洲絲路，為最重要的商道，途經西突厥主導下的西域；②北方草原絲路，為東突厥控製，後稱“參天可汗道”；③西南夷道，途經吐穀渾之地，又名“青海路”；④海上絲路，唯一不受製於四夷的商道。可見，處理與上述民族的關係對唐朝是一個重大課題。

　　在西域和河中地區，有許多綠洲國家和地區大國（西突厥、吐蕃和吐穀渾）。在唐以前，中國已經對西域有較大的影響，但唐朝期望確立直接控製，主要目的為：①保護綠洲國家，構建絲路秩序；②阻止西突厥向這些國家征稅，防止大食奪取中亞（本文指河中和吐火羅）；③隔絕吐蕃和西突厥。

　　阿拉伯人從波斯出發，從兩個方向進軍東方：中亞和印度。在印度，他們經過多年的戰爭才占領了印度河流域的若幹地方。在中亞，唐朝已經是當地的主人。

　　突厥是唐朝的北方大患。629-630年，唐軍大敗東突厥，太宗在其地設羈縻州，隨後從四方君長那裏接受了“天可汗”稱號。634年，西突厥一分為二，唐軍乘機降伏天山南路諸國，設安西都護府，統有四鎮。657年，唐亡西突厥。659和661年，河中的昭武九姓和波斯以東的16國分別內附，河中、吐火羅和西域因而成為唐朝的羈縻州。702年，唐設北庭都護府，統轄天山北路之地。635年，唐滅吐穀渾，從而與吐蕃陷入了直接的對抗。

　　阿拉伯人很快占領了波斯，河中和吐火羅成為唐朝與大食的戰場。然而，唐朝在西域的大敵是吐蕃，加上對西域的補給線太長，前者因而製定了下述戰略：利用原附屬西突厥的突騎施和康國作為對付大食的主力；如上所述，在中亞設立羈縻州。至於吐蕃，它時而成為大食的盟友，時而又成為後者的敵人。

　　654年，阿拉伯人征服河中的康國和米國，但真正的戰事發生於673-741年；阿拉伯人經過與突騎施和康國軍隊的血戰終於勝出，奪取了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城市。712年，玄宗登基，唐朝中興，之後唐應中亞諸國的要求派兵直接與大食作戰，於715和717年分別贏得了對大食、吐蕃和突騎施聯軍的勝利。744年，唐滅突騎施，由此最終陷入了與大食的孤軍對決。751年，唐軍在決定性的怛羅斯之戰中失敗。

　　怛羅斯之戰後，唐朝受困於近鄰吐蕃的侵擾、755-763的安史之亂和隨後的國內動蕩，不得不放棄了中亞。而且，吐蕃乘機占領了唐朝的西域、隴右和河西之地。同時，阿拉伯人也受到內部矛盾的製約，如奴隸、什葉派和中亞民眾的起義，波斯的一些起義甚至得到突騎施和康國軍隊的支援。820年以後，波斯和中亞出現了獨立王朝。

　　然而，7世紀唐朝與大食之間也存在著和平關係。752-798年，阿拔斯朝使節19次入唐，同時也接受了唐朝使節。令人驚奇的是，734年唐朝甚至一度計劃與大食共同發兵討伐突騎施；李泌宰相也曾於787年向唐德宗建議：“北和回紇，南通雲南（指南詔），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但未實施。757年，大食軍隊數千人應唐朝之邀，入華幫助平定安史之亂。至此，兩國間已經形成了合作關係。

　　第二，暢通的絲路有助於兩國間密切的經貿聯係。

　　8世紀以後，阿拉伯人開始聽說有關中國富裕和燦爛文化的傳聞，因而大力經營東方商道。他們建設了從波斯通往印度的哥拉森（位於錫斯坦）大道、從德蘭索西阿那通往吐蕃的南方大山路、裏海和高加索的北方絲路、以西拉夫和巴士拉為主要港口的海上通道。還在倭馬亞時期，帝國的驛站已達1000個。唐朝在東方也在大力建設，青海路和草原路即在這一時期正式形成。中唐以後，由於吐蕃控製了西域，海上絲路和草原絲路日益重要。唐朝憑借與大食的聯係，發展起與東非和北非的貿易。許多探險家的著作也為商道和貿易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杜環的《經行記》和馬蘇迪的《黃金草原》等。

　　阿拉伯從唐朝輸入大宗的絲綢、瓷器、茶葉、香料、紙和珠寶，同時向唐朝輸出藥材、化妝品、香料和寶石。大批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居住在長安、廣州和其他城市。879年黃巢起義軍攻陷廣州時，據說有12萬穆斯林、祆教徒、景教徒和猶太人被殺，其中多數是阿拉伯、波斯商人。

　　外貿對兩大帝國的科技、經濟和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阿拉伯人開始飲茶，一些伊斯蘭城市出現了新的產業，如撒馬爾罕、大馬士革的造紙業，大馬士革、巴格達和亞曆山大的絲綢業。這些新興產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中國的技術、工匠和原料。同時，阿拉伯藥材也大大豐富了中醫藥。人們通常認為，奢侈品是中古貿易的主要構成，但茶葉和紙似乎不屬於奢侈品之列，它們改變了普通穆斯林的生活。

　　國際貿易也改變了社會經濟的其他方麵。出現了新的商業城市，原有的商業城市更加繁榮，如洛陽、廣州、泉州、大馬士革、巴格達、巴士拉、伊斯法罕等。貿易在中國西北、沿海地區和阿拔斯帝國的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兩大帝國更趨開放。換言之，國際貿易的發展是帝國實力的展現。

　　第三，文化交流在兩大帝國關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兩大帝國均從相互的文化交流中受益。唐朝中阿文化交往與過去的最大區別，在於它更具有平衡性，即中國文化對阿拉伯的影響大大加強了，尤其是在技術方麵。阿拉伯帝國在下列方麵受到中國的影響：瓷器製造，火藥和火器，造紙術，煉丹術，絲織、裝飾圖案和繪畫。中國則在下列方麵受到了阿拉伯帝國的影響：阿拉伯馬，醫藥，天文學，景教與伊斯蘭教，文學。

　　三、結論

　　顯然，阿拔斯帝國與唐朝的關係是複雜的。從文明交往的觀點看，阿拉伯文明是由農業和遊牧經濟構成的複合文明，或者說從遊牧經濟向農業經濟過渡的文明。由於地處歐亞非三大洲之間、早期發展的落後、社會經濟的遊牧性和由此而來的軍事上的強大機動性，以及普世主義的宗教，這一文明在交往上具有突出的主動性，即渴望吸取先進文明的成果，其表現之一是軍事上強烈的進取心。在征服的廣袤領土上，一個伊斯蘭——阿拉伯文明圈形成了。

　　但中國在對外交往上較為穩健，即使是在以開放而著稱的唐朝，這主要取決於以下因素：地理位置的封閉，經濟以農為本，社會經濟長期保持先進，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世俗文化的主導性。因此，中國在處理與周邊國家和民族的關係時，更多地強調和平方式和傳播華夏文化。在唐朝所在的東亞，同樣形成了儒家文明圈。

　　兩大文明最終在中亞相撞。怛羅斯之戰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後果之一並非阿拉伯人控製中亞，而是原先為多元宗教區的中亞最終成為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區的一部分。其實，在戰後的幾年中，當地的統治者繼續向唐朝求援，當地民眾也對阿拉伯總督的政策十分不滿。因此，在中亞（和波斯）出現了反對阿拉伯人的頻繁起義（如708-710，727-737，747-748，751，759，776-883，777，806-810年），怛羅斯之戰結束僅僅70年，當地總督即宣布獨立。同時，阿拉伯人在中亞的行動也牽製了吐蕃，後者不能再隨意侵擾唐朝。安史之亂後阿拉伯軍隊援唐一事，證明兩大帝國之間已經形成了合作關係。至於雙方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就無須贅言了。

　　兩大帝國間的和平共處還有其他原因。例如，雙方政治中心相互距離的遙遠，以及伊斯蘭文明的宗教性和中國文明總體的世俗性（宗教因此不可能成為東亞衝突的背景）。相反，在西亞和歐洲則存在阿拉伯帝國、拜占庭、波斯等大國和相互競爭的宗教，因而容易引發戰爭。

　　此外，兩大帝國雖然強大，但在周邊關係和國內民族事務上仍有種種問題。阿拔斯帝國麵臨著來自基督教國家的挑戰，而唐朝則飽受突厥、吐蕃、吐穀渾和南詔的困擾。在阿拔斯國內，阿拉伯人與波斯人和突厥人的關係日趨複雜，後兩個集團中的高級官員或者宣布獨立，或者大權獨攬，使哈裏發淪為僅僅是巴格達的主人。唐朝同樣遭受了安史之亂的動蕩，最終陷入五代十國的分裂和戰亂，而這些統治者中不少人來自少數民族。五代十國的分裂標誌著中國在東亞政治中心地位的終結。此後，東亞形成了宋、遼、夏、金並立的列國體製，並且宋處於弱勢地位，高麗、日本、大理（原南詔）不再奉宋為天朝上國。

　　絲綢之路在中阿關係史和世界經濟文化史上作用很大，其沿線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歐亞貿易體係。如學者所言，在伊斯蘭教形成後，歐亞大陸的國際貿易和文化交流迅速擴大，更多的地區和國家卷入其中，如朝鮮半島和日本、東南亞、俄羅斯、歐洲和非洲。

　　如上所述，不論其經濟基礎為農業仰或遊牧業，阿拉伯帝國、唐朝、吐蕃和西突厥均有意控製絲路。總之，這場鬥爭證明了南方的農業文明（阿拉伯帝國、唐朝）與北方的遊牧文明（西突厥等）圍繞著絲路的衝突：農業文明力圖保護絲路，而遊牧文明極力騷擾之。但事實上，遊牧民也希望從東西方貿易和文化交流中受益，而且他們還直接建立了草原絲路（附圖）。處於巔峰時期的兩大帝國確保了絲路的暢通，而在兩大帝國衰落後，絲路貿易退化為地區貿易，直到蒙古人崛起為止，其間海上絲路成為主要的東西方商道。絲路南方的印度同樣從國際貿易中受益，但其經常遭受分裂和外來入侵的壓力，難以對絲路的安全作出重大貢獻。不過，印度是海上貿易的重要中轉站。

　　阿拔斯與唐朝關係的曆史，使人們看到了不同文明相互協調和加強和平的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

　　後記

　　《中東曆史與現狀十八講》對中東幾千年來的曆史做了一個白描，某種程度上也是自己從事中東研究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總結。其中有一些章節是原來發表的論文，收入後做了修改；還有一些是根據講座體例的要求專門撰寫的。

　　從內容上看，本講座的內容涉及麵很廣，包括中東上古史宗教、上古的文明交往、中古伊斯蘭政教關係、近代的民族主義運動、現代猶太複國主義、阿富汗問題、巴勒斯坦問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伊拉克問題、產油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中東現代化的特點以及中古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關係。由於中東曆史內容豐富，因此本講座主要選取了一些重要專題，而重點是照顧當代的一些熱點問題，同時在講座開頭有兩講對整個中東的地理和古代、近現代史做了一個綜述，做到點麵結合。與此相關，講座也盡量兼顧學術性，做到普及與學術相結合。

　　中東曆史的一大特點是它的斷裂性，突出反映在宗教方麵。因此，一般讀者對中東的印象，往往把伊斯蘭教時期與上古時期分開，認為二者決然不同。從學科上，它們也被劃分為兩個獨立的領域，即伊斯蘭中東與上古文明，它們在研究中所使用的語言也是不同的：前者為阿拉伯語、土耳其語、波斯語、普什圖語等，後者為埃及的象形文字、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赫梯語、希伯來語、阿拉米語等。然而，上古文明對伊斯蘭中東有著深刻的影響，因此本講座包括了作者在這方麵的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從中可以清楚地了解這一點。

　　中東的曆史十分悠久和輝煌，其研究的難度也很高。盡管自己對中東的研究已經有多年，涉及範圍也比較廣，但由於個人能力有限，並且主要依據西方語言進行研究，難免存在不少問題。敬希讀者指正。

　　黃民興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