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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上古中東宗教發展的特點

  瑞士神學教授孔漢思指出,當今世界宗教可以分為三大體係:近東的“亞伯拉罕係三大宗教”,屬閃米特——先知型宗教,其共同點是信仰虔誠;印度宗教,包括印度教、佛教等,其特點是神秘主義;中國的哲人宗教,以聖賢為中心。但是,三大宗教的特點並非絕對,而有一定重合與交融。筆者基本同意上述觀點。事實上,從起源的角度看,三大體係恰好從東到西分布在亞洲大陸上,形成三大板塊。其中的近東也即中東,包括了北非的埃及,但同時它也與地中海的希臘文明相交融。總之,三大體係之說證明了宗教起源和發展的地域特點,本文試圖就古代中東宗教發展的特點作一粗淺的分析。

  首先,我們來劃分一下上古中東宗教發展演變的基本階段(由於中東的古代宗教是在伊斯蘭教傳播以後定型的,並且伊斯蘭教與上古宗教存在密切的聯係,因此作者將其納入探討範圍)。從宗教類型和交往的角度看,它大體上包括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埃及和兩河流域為中心的早期原始拜物教、多神教發展時期(遠古至公元前2500年)。這一時期,埃及和兩河流域是中東的兩大文明中心,其以多神為特點的宗教高度發達,形成了獨特的教義、宗教組織、禮儀和設施。

  第二階段,多神教文化從兩大中心向其他地區傳播的時期(約公元前2500年——前6世紀)。這一時期,中東各地的落後民族逐漸發展起自己的文明和多神宗教,如胡裏特人、赫梯、迦南、腓尼基、猶太人等。這些民族和國家經常處於兩大中心的統治之下,其宗教也受到了兩大中心尤其是兩河流域的強烈影響。例如,居住於敘利亞的胡裏特人的神譜中包括兩河流域的神靈埃阿、安努、恩裏爾、伊什塔爾等,並以兩河的宗教中心尼普爾和埃裏都作為其獻祭之地。而胡裏特人也將兩河的宗教文化傳播到小亞的近鄰赫梯,乃至希臘。

  第三階段,二元神教和一神教興起的時期(約公元前6世紀——1世紀)。融合了本民族宗教和外來宗教的落後民族開始加速發展,並進行了宗教革新,一躍超過了已趨式微的兩大中心,波斯、猶太成為新的宗教中心並與其後統治中東的馬其頓國家的希臘宗教文化相交融。主要成果是二元神教祆教、諾斯替教、摩尼教和一神教猶太教的形成和發展(根據多數學者的看法,祆教產生於公元前1000年以前,但其成為波斯國教卻是在公元以後的薩珊帝國時期),以及各種民間秘教和新的哲學思想的流傳,從而為世界宗教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第四階段,世界性一神教興起和主導的時期(1-7世紀中葉)。本階段首先是猶太教的完善時期,5世紀末猶太學者完成了口傳律法集《塔木德》的編撰,從而標誌著經典猶太教的最終形成。更重要的是,綜合了中東和希臘文化的世界性一神教基督教宣告誕生,並傳播至西亞北非和歐洲。然而,中東的許多民族對基督教所蘊涵的濃厚的希臘因素進行了抵製,其後果是堅持徹底的一神論和反對偶像崇拜、但仍然吸收了一定的希臘文化的伊斯蘭教的迅速崛起,及其在中東占據主導地位。以三大一神教為基本文化載體的中東文明圈初步形成。正如美國學者拉皮杜斯所說的:“7世紀阿拉伯的征服和隨後的伊斯蘭時代保留了中東機構的延續性。”

  可見,中東古代宗教的發展有著明顯的脈絡和階段性。在上述曆史發展中,中東古代宗教表現出不同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如下四個特征。

  一、逐漸形成體現在三大一神教中的、以天堂地獄說和複活說為特征的終極關懷體係,表現出一定的“集體救贖”觀念

  就中東的兩大文明中心而言,兩河流域與埃及存在著差別。兩河文明一般被認為發源更早,其宗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地理環境的影響。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水流湍急而改道頻繁,不利航運;洪泛無定,降水季節與農時不協調,對農業生產不利。盡管兩河流域通過發展灌溉建立了發達的文明,但受環境的影響,其宗教表現出更多的悲觀傾向,《吉爾伽美什史詩》中主人公尋找永生之草的悲劇性結局可資證明。在兩河的古代宗教中,並不存在來世之說。人們認為亡靈隻是生活在地下黑暗沉悶的地方,在一代人以後就會消失。但另一方麵,有關死而複生的植物之神塔木茲的傳說也包含了複活的思想。

  埃及的地理環境有所不同。尼羅河每年適時而定期地泛濫,水流相對舒緩,有利於農業和航運。另外,當地幹燥的氣候使屍體幹而不腐,因而催生了有關來世和複活的思想。古埃及人認為,人有靈魂,人死後可以複活,但前提是完好地保存屍體,由此產生了製作木乃伊的習俗。另外,人死後也要進入陰間,接受死而複生的植物之神、冥王奧西裏斯和其他神靈的審判,行惡之人的靈魂將被魔怪吞食。所以,追求永生成為君主不懈努力的目標,這體現為修築金字塔的熱潮。

  在祆教的教義中,人死後將接受法曹米特拉的審判,善者進天堂,惡者入地獄,但在末日降臨時他們均須通過最後審判,無論善惡靈魂均可複活,進入光明王國。不過,複活不需要肉體,因為創世者無所不能。

  可見,中東宗教中的天堂地獄說旨在以幻想的來世規範人在現世的倫理和行動,它與複活說相聯係,二者均適用於個人層次,屬於“個人救贖”。這與南亞宗教主張輪回、轉世的學說在目標和功能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天堂地獄說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而輪回則是一個無限循環往複的過程,盡管複活說使中東人在理論上也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與此相聯係的是,中東宗教還發展出“集體救贖”的主張,即千年王國之類的理論。祆教認為,善與惡鬥爭的曆程即世界創造和劫滅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為一千年。第一階段為靜止階段;第二階段為善神馬茲達創造物質世界的時期;第三階段為馬茲達戰勝惡魔、瑣羅亞斯德誕生的時期;第四階段,瑣羅亞斯德指定兒子為救世主,後者指引人類進入“光明、公正和真理”的王國。同樣,猶太教和基督教也主張神創論、世界末日、最後審判和對救世主的信仰。猶太教認為猶太人是“上帝選民”,與上帝立約。不過,後期的拉比猶太教不再像早期猶太教那樣強調救世主因神意而降臨,而是宣傳當所有猶太人都恪守神的律法時,就意味著救世主的統治在人間實現。基督教認為神創的世界是有缺陷的,人類負有原罪,而耶穌以生命為人類贖了罪,信徒們必須通過信仰基督、上帝和現世的努力實現救贖。伊斯蘭教也認為,在世界末日到來時,一切生命都將結束,所有死者都會複活,接受真主的裁判,善者進入天國,它是人們真正的、永遠的歸宿。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宗教曆史觀,闡明了宗教對曆史發展的看法。正是在這種教義的影響下,3世紀以後形成了基督教史學,認為曆史就是從上帝創世到末日審判的過程,是上帝的旨意在世界各地區各民族實現的預定過程,其代表作即5世紀聖·奧古斯丁的《上帝國》。

  顯然,上述宗教所強調的,是所有信眾、所有人類的共同命運(“上帝的選民”或原罪,“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主張)和末日來臨時整個民族或所有信眾的集體、同時的救贖,而個人救贖是集體救贖的組成部分;它們也高度強調信徒的現世努力。相反,佛教盡管認為世界是不斷變化的,但它是“神所賜予的”,個人的命運是前世的“業”決定的;佛教完全突出個人、分散的拯救,其社會發展觀是循環的,而非曆史的。究其原因,是上述中東宗教經常表現出來的入世性,而佛教則屬於典型的出世宗教。

  二、宗教的社會職能從早期的多功能的不分化狀態向後期廣泛地指導、規範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內部自治的緊密型宗教社團發展,形成高度的政教合一國家

  在早期,中東宗教即廣泛地參與社會生活,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密切聯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亞早期國家一般均產生於神廟。蘇美爾城邦經濟的主體是神廟,其麵積可達城市總麵積的1/3以上,而個別神廟控製的勞動力達到城邦勞動力總數的一半。城邦的早期國王名稱即“恩”和“恩西”,而“恩”原是高級祭司,“恩西”則指神廟中的管理人或奠基者。顯然,早期的城邦首領是從高級祭司而非氏族貴族中出現的。同時,神廟在兩河流域和埃及城市的市區總麵積中占到1/3.

  從神廟和祭司階層的社會職能上看,這一時期尚處於與其他機構和階層相交叉的狀態,社會分工不明確。例如,兩河流域的神廟在經濟事務上,負責農產品的儲備和防災、納稅、儲備再生產物資、支付參加公共工程人員和神廟雇工的口糧、組織外貿等;城邦祭司往往由長老兼任,沒有專職祭司。

  在帝國時期,中東的宗教成為官方重要的意識形態工具。在埃及,法老被稱為“拉(太陽神)的兒子”,其塑像與神像並列在神廟中,而法老死後往往要為其修建葬祭廟和宏偉的金字塔。在兩河流域和波斯,同樣存在著君權神授的悠久傳統。

  隨著晚期宗教的發展普及,公元4-9世紀在中東逐漸形成了成員有強烈認同、內部有強大凝聚力的緊密型宗教社團,尤以祆教和三大一神教這些“有經典的宗教”為典型。筆者認為,緊密型宗教社團的主要特征有:

  (1)固定的崇拜儀式。信徒平常在家中禮拜,而每周在教堂、清真寺或會堂舉行一次集體禮拜。祆教徒和伊斯蘭教徒每天禮拜五次,在禮拜前須做大小淨。對穆斯林而言,禮拜可以在工作場所和旅行途中進行,因而與他們的日常生活融為一體。

  (2)共同的社團財產。由宗教機構管理,包括宗教設施、公共澡堂、學校、公墓、行政樓和宗教基金等。其中的宗教基金也負責慈善活動的開支。

  (3)統一的宗教教育。祆教在薩珊帝國晚期形成了製度化的宗教教育;三大一神教也都設有專門的宗教學校,其科目包括世俗課程。

  (4)無所不包的宗教法律和專門的法律機構。教法對信徒的日常生活作出了細致而廣泛的規定,內容涉及倫理、飲食、喪葬、婚姻、財產繼承、子女監護、放債等許多方麵。並設有專門的法律機構處理社團內的相關事務。在飲食方麵,高度重視潔淨問題,因此一些食品屬於禁忌之列。

  (5)信徒有明顯的外在標誌。例如,男性猶太教徒必須作割禮,其服裝和發辮因所屬教派而有不同。

  (6)有關禁欲方麵的規定。上述宗教都有潔淨方麵的規定。而禁欲主義主要存在於基督教、後期的祆教和蘇菲派的一些派別中。

  (7)對叛教的嚴厲懲罰。如祆教規定取消叛教者的財產繼承資格,並可實施逮捕,勸說無效者可處死。伊斯蘭教遜尼派的哈乃斐法學派也規定要取消叛教者的財產繼承資格。當然,類似規定並不能阻止改宗、甚至大規模改宗現象的發生。

  (8)宗教科層體製和宗教人士對社團控製的形成。在祆教內,形成了金字塔式、與薩珊帝國行政體製相一致的宗教體製:位居國家最高層、由政府任命的祭司長,與大省或一般省份一致的大祭司、祭司,縣和縣以下行政單位的神職人員。另一方麵,像後期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則確立了不依賴於官方的、分別由拉比和烏萊瑪、蘇菲派首領控製的分散的自治社團。

  (9)宗教與社會生活的廣泛聯係。政教合一是一個突出特點,如祆教僧侶即參與政治,包括國王廢立。伊斯蘭教的烏萊瑪擁有解釋經訓教法的權力和司法、教育大權,控製著宗教基金瓦克夫,參與地方的稅收、水利、治安、慈善事務,甚至出任行政官員。與社會生活的廣泛聯係實為入世型宗教的表現。

  此外,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還通過內婚製鞏固社團,推動宗教的傳播。宗教社團的形成增強了內部的凝聚力,同時也加劇了社團之間的區別、對立乃至衝突。在薩珊帝國占領伊拉克以後,它逐漸開始承認當地宗教社團的自治,以宗教容忍換取納稅和政治支持。這一政策為後來的阿拉伯帝國所繼承,適用對象為“迪米”(“有經典的宗教”信仰者,即猶太人、祆教徒和基督徒),奧斯曼帝國時期則發展為著名的“米列特”製度。在上述宗教中,祆教因過分依賴政府而在薩珊帝國滅亡後逐漸消亡,而三大一神教依靠強有力的宗教社團,即使在政權解體後仍然能夠生存,甚至迫使征服者改宗。

  三、神靈體係

  從原始的萬物有靈出發,經多神教、二元神教的過渡向一神教發展隨著城邦向統一王國乃至帝國的發展,在上古中東的多神教中,已經出現了主神,如埃及的太陽神拉、阿蒙,蘇美爾的安努、巴比倫的馬爾杜克和亞述的阿蘇爾。英國學者繆勒認為,埃及後期出現了單一主神教,即有固定主神的多神教。

  在前述中東古代宗教發展的第二階段,形成了二元神教祆教、諾斯替教和摩尼教。這是中東的一個明顯特征,因為中東的二元神教最為典型,而且集中在先後處於塞琉古帝國和帕提亞帝國統治下的波斯和伊拉克(即今日之兩伊)。有趣的是,從地理上看,波斯和長期處於波斯政治統治及文化熏染下的伊拉克恰好處於中東(此時一神教已經在巴勒斯坦興起)的東端,鄰近以多神教為特征、與波斯同屬雅利安人的印度。這一現象值得探討。另外,由於二元神教崇善而貶惡,認為人類最終將要進入“光明、正義和真理的王國”,它實質上是一種神學上的一元論。

  但波斯也正是中東一神教的發源地之一。以上古波斯神靈米特拉為崇拜對象的米特拉教在公元1世紀西傳進入羅馬帝國。該教儀式中包括了使用麵包和酒,而米特拉的誕辰也是12月25日,這些都給孕育中的基督教提供了養料。

  在中東的西端,世界上第一種一神教猶太教也宣告誕生。猶太教通常被認為是一種民族宗教,但它在形成過程中大量吸收了中東各種宗教的因素,尤其是兩河流域、埃及、波斯的宗教。例如,它從祆教中吸收了靈魂不滅、末日審判、賞善罰惡、彼岸世界等信條。另外,隨著猶太國家並入統一的中東帝國和猶太人的流散,其他一些民族(如阿拉米人)有的大批改宗猶太教,而猶太人也於薩珊帝國時期放棄希伯來語,轉而采用阿拉米語作為日常用語,希伯來語僅僅作為祈禱用語。所有這些勢必對後期猶太教的發展產生影響。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猶太教是中東地區文化的產物。

  正是在波斯、猶太教以及流傳在中東、地中海地區的其他宗教(如埃及、兩河流域和敘利亞宗教,諾斯替教和俄爾甫斯教等)和思想(如斯多葛主義、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下,第一種世界性的一神教——基督教於公元1世紀產生了。公元7世紀,另一種世界性的一神教——伊斯蘭教也宣告誕生。這兩大宗教的誕生地均在地處新月地帶西端的巴勒斯坦和漢誌,該地區位於埃及、兩河流域——波斯和希臘三大文明中心的匯合處,而三大一神教都把耶路撒冷作為聖城,這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能夠從本地區以外的文化中吸取大量養料(伊斯蘭教也從希臘思想中吸收了有用的素材,諾斯替教則從印度吸取了靈魂轉世的思想),這同樣是中東古代宗教發展的重要特點,及其成為世界宗教的原因。

  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是真正達到完善程度的一神教,尤其是前兩者,因為基督教受希臘的影響,尚有三位一體的教義和偶像崇拜的殘餘。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區的多數宗教並沒有最終完成向一神教的過渡。另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是世界上傳播最廣的宗教。

  四、在社會觀上,從早期的民眾宗教,經過精英主義和等級主義的過渡向作為世界宗教的必然特征的普世主義和平等主義發展

  在中東的早期宗教裏,有關社會的觀念是模糊的。

  隨著二元神教和猶太教的出現,中東宗教的主流表現出明顯的精英主義和等級主義傾向。首先看祆教,它在上層社會中傳播較廣,促進了社會分化。在思想上,它高度重視秩序、穩定、合法性和和諧,要求婦女、兒童服從男人、家長,維護波斯的種姓製度。火廟也分為三類,分別屬於祭司、貴族和農民。在被征服的伊拉克,祆教並未傳播給當地人。因此,祆教是為波斯的種姓社會服務的,而作為其異端的馬茲達克派主張平等主義,成為農民和手工業者反對統治者的思想武器。

  諾斯替教認為,存在分為好的、精神的光明和邪惡的、物質的黑暗,而每個人內部都存有光明;光明世界將派遣使者向靈魂啟示秘密知識(“諾西斯”),使人體內的光明得以釋放而與光明世界相匯合,戰勝黑暗。但人們在出生時因光明的含量不同而分為三類:擁有最多光明的可得到拯救,屬於選民;居中者可通過努力工作轉世為選民;光明最少者沒有任何希望。至於摩尼教,它同樣根據對光明王國的不同貢獻,把教團成員分為五個教階,即教師、教監、牧僧、選民和聽眾。

  如前所述,產生精英主義的二元神教是長期處於波斯統治和影響下的兩伊,而波斯與印度同屬雅利安人地區。這一現象恐非偶然。

  主張內部成員平等的猶太教,其精英主義表現在另一個方麵。雖然在理論上,其他民族也可以因信仰上帝而獲救,但唯有猶太人是“上帝選民”,而上帝將“流淌著奶和蜜”的巴勒斯坦贈送給猶太人作為定居之所。因此,《聖經》將猶太人描繪為“文明之光”,而他們甚至將自己背井離鄉、流散世界的苦難命運也視為上帝的考驗和“恩寵”。

  上述精英主義傾向阻礙了這些宗教發展為世界宗教。而隻有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兩種世界性的一神教中,才真正確立了普世主義和平等主義的信條和原則。

  基督教最初隻是猶太教的一個支派,伊斯蘭教開始也僅限於阿拉伯人,但它們都超越了民族、種族、膚色乃至部落、性別、年齡、財產的限製,把信仰的大門向所有世人敞開。“上帝麵前人人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成為新的主張。基督教外邦人的首領保羅提出了“因信稱義”的口號,他說:“這樣說來,不再有希臘人和猶太人的區分;也不再有受割禮、不受割禮,野蠻的、未開化的,奴隸或自由人的分別。基督就是一切,基督貫徹一切。”《舊約·歌羅西書》(3:11)。伊斯蘭教尤其反對高利貸,主張征收天課。因此,“有容乃大”,普世主義意味著平等主義,二者是等同的。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世界性的一神教也沒有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奴隸、婦女和兒童依然受到一定的歧視。隨著上流社會的入教,宗教社團內的教階日益多層化,教義出現微妙變化,信徒間的社會分化也在發展,形成了事實上的不平等。

  反觀南亞,婆羅門教和印度教成為捍衛種姓製度的堡壘,而主張平等主義的佛教最終被排擠到境外,傳播於東亞和東南亞。當然,在南亞還有其他主張平等主義的宗教和派別,如與佛教同時的其他沙門思潮和後來的錫克教,但其流傳範圍都相對有限。

  上古中東宗教發展的特點不限於前述四點。西方社會學家韋伯指出,基督教是最為理性化的宗教,它通過理性的方法獲得救贖,使勞動成為修道生活的特殊標記,以及保健和禁欲的手段。這是在西歐最先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

  無論如何,古代中東對世界宗教的發展作出了獨特而卓越的貢獻,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成為世界上傳播最廣的宗教。當然,與中東毗鄰的希臘在中東宗教的發展中起了非同尋常的作用。

  古代中東宗教的特點對近現代乃至當代中東的宗教狀況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當代中東仍然以伊斯蘭教為主導,同時存在基督教和猶太教。由於傳統宗教的特點,政教合一依然是近代中東政治製度的基本範式,而現代化改革勢必牽涉到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包括猶太教),從而麵臨著巨大的困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反映出伊斯蘭入世性的特征。同時,以現代主義為代表,中東的知識精英也在改造傳統文化、適應現代化方麵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麵,三大宗教的一神教特點及其並存於中東及鄰近地區的事實也使它們之間產生了無法避免的尖銳衝突,中東近現代曆史上的反殖民主義鬥爭、阿以衝突等無不帶上了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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