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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灞河漢代大型水上建築遺址的調查、勘探與試掘

  楊軍凱 王磊

  灞河是關中東部的著名河流,最晚在西漢時就建有灞橋。2000年7月,西安市灞橋區段家村農民在村西�、灞交匯處以北,今灞河東岸的河床上挖沙時發現水上建築遺址。該遺址位於今堤岸水平線下8米處,有大量古木構建築遺存。現存遺址由兩處組成:一處緊靠現河道東側,另一處在其東邊大水坑內。兩處遺址東西相距130餘米,南北寬35餘米,為木質榫卯結構。自2000年7月始,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分三階段開展工作,對該遺址及周邊地區進行了調查、勘探,並對遺址的局部進行了試掘。

  一、調查與收獲

  段家村灞河水上大型建築遺址地處秦漢交通要道,與《漢書・王莽傳》、《三輔黃圖》、《水經注》、《長安誌》、《雍錄》等文獻記載的秦漢灞橋遺址及漕渠遺址位置大致吻合。由於該遺址麵積較大,結構複雜,加之試掘麵積有限。我們認為要確定其性質,除了深入分析遺址本身結構,還需要進一步確定該區域內的秦漢道路和漕渠的相對位置。鑒此,2001年1~3月,我們對該遺址東西兩側進行了古遺址、古道路及漕渠等相關問題的調查。調查是在以漢城宣平門――段家村遺址――新寺遺址――灞橋區與臨潼區交界處的漕渠遺址為中軸線,南北延伸約4千米的範圍內展開的。在這一區域內,我們跑遍了每一個自然村,重點查看了地麵夯土遺跡、台地斷層處及挖沙取土地區,並對此認真勘察、拍照,將遺址具體位置在萬分之一等高線圖上逐一標明。同時走訪了當地村民,采集了各種標本,詳細登記了出土物。

  在漢長安城至灞河西岸之間,我們調查了青西村的宣平門遺址、北玉豐的清明門遺址、樊家寨的霸城門遺址、北李村遺址、閻新寺遺址、聯合村磚場東北斷崖處夯土遺址、袁樂村磚廠南端建築遺址、譚家鄉北十裏鋪村南漢代金餅窖藏等十餘處遺址,還調查了王前村劉進夫婦墓、薛家寨漢代墓葬區,魏家灣墓群、鄭王村墓群、徐家灣漢墓、帽珥塚漢墓、趙村漢墓、鄭家寺漢墓、西安紙板廠漢墓等墓葬十餘處。

  在灞河以東至灞橋區與臨潼交界處,我們調查了下橋梓口漢墓,新寺遺址,上雙寨漢墓,新築墓群,董家村廢昌陵遺址,油王村至洪慶堡之間的芷陽故城遺址、洪慶堡遺址及秦東陵區,陶家村至新合村之間的並渭漕渠遺址,千村建築遺址,棗園窯址,薜家夯土建築遺址,上雙寨遺址,蘭村建築遺址等。

  通過調查,我們認識到段家村水上大型建築遺址所處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東距漢城宣平門9千米,西距漢新寺遺址3千米,東西一線,正位於過去人們認為的秦漢時期東西大道上,是出入漢長安城東麵的必經之地。周圍秦漢遺址、墓葬分布密集,涉及許多重要的曆史事件和人物。這不僅使我們對灞河兩岸遺址、墓葬的分布情況及相對位置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且新發現了幾處重要的遺址,如北李村遺址、城運村南北向古道路遺址、袁樂村夯土遺址、張千戶村至徐家灣之間的古河道遺址等。此外,對曆來爭議較大的新寺遺址也有了一定的認識,確定其時代上限應為西漢,但是否為文獻記載的魏晉時期的霸城遺址尚須做進一步的工作。

  二、勘探與收獲

  為了進一步弄清遺址的性質、結構及其與周圍古遺址、古道路及漕渠等相關問題之間的聯係,根據有關專家建議,2001年2~5月我所組成專項調查勘探隊,對該遺址東西兩側的古遺址、古道路及漕渠等相關地段進行了勘探。勘探工作分三個階段,以5×5平方米為單位,中間另加一孔梅花點的方式探查。

  1.灞河西岸

  鑽探範圍北起北辰村,南至帽珥塚,西到漢城,東至灞河西岸。鑽探麵積14(050+90)萬平方米,經過青東村、青西村、鹽張村、北李村、蔡家村、張千戶、河止西、西航公司、聯合村、鄭家寺、任家寨、伍家、袁樂村、下水腰村等自然村。共探查道路、河道各3條和遺址12處、古墓10餘座。先後有14人參加鑽探,走訪村莊30多個。

  在漢城附近地區,鑽探範圍西距漢宣平門500米(青東村以南),經鹽張村、楊家村、全家村到蔡家村。初步探明此區間東西、南北有大量淤積土,並夾雜細沙,距地表2米出現細沙層,很可能有古河流或水渠通過。此外,在緊靠現東西向公路的南邊發現古道路一條,西距宣平門500米。道路東西長300餘米、南北寬18米,距地表0.5米,厚1.1米。其下還有一層路土,厚0.4米、寬30餘米,再往下為沙層。種種跡象表明,這很可能是一條東西向的路土堆積,未向東延伸可能是人為或河渠破壞所致。

  在西航公司至灞河西岸發現古道路3條。其一為東西走向,長3000米、寬3米,距地表0.6米,土層灰黑,包含碳渣、灰燼等。由下水腰灞河渡口起,經任家寨、五家、西安紙板廠、車家堡、徐家堡到官大路很可能為民國前後的官一路,走向和現在的村級公路相同,部分壓在現在路基下。其二為東北、西南走向,長1000米、寬13餘米,距地表深0.6米,路土厚0.3~0.4米,土層分明,土質較為純淨,由團結村起,經塚珥王、汙水渠、帽珥塚土壕至鐵路西龍鋼廠東圍牆下。其三為南北向道路,在塚王村南、電石廠南圍牆外,長12米、寬3米以上,路土距地表0.5米、厚0.6米,南端中斷,似為衝擊溝或人為擾亂。

  在灞河西岸的漕渠長6500米、寬110餘米,河床寬90餘米,地表下0.8米處見河道於積土,3米以下見沙,經由北辰東南灞河古河道處向西緊貼高速路北邊,經河道村、溝上村,過汙水渠在聯合村西端繞大彎,斜向西航公司生活區東南,再拐彎順西航公司廠區部南,經張千戶到河止西村,向南拐向蔡家村、楊家村、城運花園人工湖西端,流經農科院到漢城附近。由於漢城附近的探察工作一度受阻,詳情有待進一步探查。

  2.灞河東岸

  勘探以段家村為起點,北到西王村、東王村、南至下橋梓口,東至漕渠村,勘探麵積150萬平方米,經由杏園、棗園、北舍、千村、上雙莊、下雙莊、西莊、三合社、半坡、倉門村等自然村。

  西起灞河東岸,東到新築,由於灞河曾幾次泛濫,大片農田被淹,探查工作出現一定難度,多數地域出現水浸土、淤土、膠泥土,路土很難尋找。故隻在灞河東岸探明古道路一條,寬約2米,距地表0.3米,路土堆積較薄,經杏園村、蘭村、上雙寨到新築街,為解放初期道路。

  此外,探明河道兩條。其一是灞河東岸的漕渠:東西走向,長5500米、寬80餘米,西起灞河東岸的西王村村東(距村西200餘米為灞河古河道,下為黑淤土),經東王村、三合社、深渡、半坡村延伸到萬盛堡,與《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所標明的並渭漕渠相連。漕渠表層下0.40米為耕土,其下為衝積土,距地表1.5米出現粗沙層,不見底(帶不上沙子)。三合社、深渡、半坡村情況基本一致,兩邊均為黑淤土,寬度不等,中間是80餘米寬的衝積土,見沙層。

  半坡和萬盛堡銜接處北邊無邊界,泥沙向北延伸,沙層距地表0.6米,有可能和古渭河河道相通。其二是黑牛河:南北向,寬3~5米,北入渭河,流經下橋梓、段家、杏園、北舍、千村東、西莊子、乾元寺至西端、三合社、東王村,為解放初期人工修築的排水防澇河。

  3.灞河河道勘察

  古灞河在現河道河床東,寬200米左右,東西兩岸發現古樹根(已做碳14測定和樹種分析鑒定)。河道上建有大型水上建築,東西向跨越灞河。東西兩岸植被叢生,古樹參天。兩岸黑淤土深厚。河床在曆史上曾向東移500餘米,向西移動150餘米。

  三、試掘與收獲

  從對段家村灞河水上大型建築遺址進行試掘的結果來看,遺址堆積可分三層,即礫石層、泥沙層和細沙層。礫石層厚約2米,為曆年河水衝刷堆積而成;泥沙層厚0.4米,呈灰黑色,夾雜大量腐植物,出土有漢代磚、瓦和陶片;細沙層為古河道河流向堆積而成。已試掘部分南北35米,東西30米,清理出土了大量的木質結構。這些木構成組排列,可分為三類:大箱體、大凹槽型木結構和小箱體。

  1.大箱體(暫名)1個。

  在礫石層、泥砂層和細砂層內。位於遺址中部,可分為南、北兩個部分,榫卯相接。已試掘的南麵部分平麵呈梯形,東西長6.35米、南北寬4.15米,實測高度4.8米。四麵均有側板,側板與側板之間以榫卯相套接;周圍用十二根立柱加固;側板與立柱之間用榫卯相連,大鐵釘加固;主體結構中間有上下兩層縱橫拉板,形成一個框架式箱體。箱體內填大卵石和建築石材,起穩定作用。東麵側板有明顯的斜度(北偏東41度),可起分水作用,避免河水直接衝擊,以減小阻力。

  2.大凹槽形木結構1個。

  在礫石層和泥沙層內。位於大箱體北麵,為東西向凹槽形結構。已清理部分東西長18.2米、南北寬5.8米,底板寬4.5米,側板殘高0.7米,橫剖麵呈“U”形,其結構向東繼續延伸。該木結構與船體結構相似,兩側為雙層側板,上有火燒痕跡,西麵一側板上還發現有明顯收分;底部為單層底板,暗卯相連,板體上麵分段用10×10厘米橫木連接,橫木下方有數處“三角形”孔。

  3.小箱體11個。

  在礫石層和泥沙層內。主要分布在大箱體的東、南兩麵,大小不同,各自獨立。箱體外側四麵用框架加固,結構緊密,四麵均有側板,上下有頂板和底板。內填小鵝卵石。按其結構可分為二種形式:

  (1)6號箱體:長2.62米,寬2.30米,高1.97米。該箱體兩側截麵呈委角,另兩側立柱為方形,拚板之間以暗卯相連,鐵釘固定。

  (2)11號箱體:長2.56米,寬1.55米,高1.82米。多數小箱體結構均與此箱體相同。該箱體有立柱兩根,立柱上端有榫卯,側板與側板之間以半卯相連接。

  4.榫卯結構形式

  這批木構件榫卯結構複雜,主要可分五種形式。特別是大箱體立柱、側板和縱橫拉板之間有特殊的凹槽形板,使立柱、側板與縱橫拉板相互連接,小箱體的立柱和橫柱之間用明銷加以固定。

  (1)栽直榫拚合:在遺址榫卯結構中使用最為普遍,主要用於兩板側麵之間的固定相連,直榫兩端用明銷加以固定。

  (2)榫舌與榫槽拚合:在大凹槽木結構底板和側板上使用,主要用於板與板兩端之間的連接。

  (3)噙口卯:在大箱體和小箱體側板上使用,用於兩側板十字相交時,側板與側板互相咬和的連接方式,使兩板扣接後,處在一個平麵,在木板一側均開凹槽,相互扣接。

  (4)雙噙口卯:在大箱體和小箱體側板之間連接的一種形式,結構複雜,在同一木板兩側均開凹槽,使上下側板之間互相緊密咬和。

  (5)透卯:主要用於大箱體縱橫拉板與立柱之間的連接,起穩定加固的作用。

  在木結構及箱體內還發現一些漢代磚瓦、陶井圈及部分陶片,出土漢五銖、銅箭頭、鐵器等文物,其中還發現了半塊粗繩紋“亭”字文磚。在箱體以外和遺址附近采集、征集到銅鈴、銅馬鐙、鐵器等文物。同時,在今河道東側發現南北一字排列的古樹根多個,為研究古河道的位置、木構遺址與古河道的關係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物證據。

  四、初步認識

  根據對該遺址及周圍地區的調查、鑽探和試掘,結合曆史文獻和近年的考古資料,我們初步認為:

  1.遺址的時代應在西漢末、東漢前期之間。遺址內包含物單純,目前發現的器物時代都晚不過東漢,專家初步斷定其時代為漢代。遺址出土的古木和古樹根標本,經中國科學院西安第四紀黃土研究室做C14年代測定,木材的絕對年代為1820±100yrBP,樹根的絕對年代為1780±140yrBP。

  2.從初步清理發掘的古木構件的結構看,該遺址並非古船,而是一處漢代大型水上建築遺址。

  3.從調查、勘探過程中發現的古漕渠的狀況看,這處遺址可能並非漕渠的組成部分。

  4.調查與鑽探中共發現了4條古道路,其中一條與漢城宣平門前路土的質地、深度頗多相似之處。但遺憾的是,它既與宣平門前的路土無法直接相通,又與我們發現的這個遺址無法直接相通。所以雖然文獻資料及調查、鑽探中發現的諸多建築遺址與該遺址的關係,似乎都說明該遺址可能是漢代的灞橋遺址,但我們仍覺有諸多疑點需進一步探明:

  第一,如果該遺址是漢灞橋遺址,那麽我們已清理出土的這部分古木構件是橋頭部分呢?還是引橋部分?

  第二,如果這是漢灞橋遺址的一部分,那麽橋墩在何處?

  第三,這是漢灞橋的一側的橋頭或引橋,那麽另一側的橋頭或引橋在何處?我們因此可否設想這是漢代灞河上的一處碼頭呢?截至目前,就我們已清理出的古木構件還不足以回答這一問題。然而,無論該遺址是灞橋遺址的一部分,還是灞河上的一處碼頭遺址,甚或是其他,都對我們認識了解古灞河周圍的生態環境狀況、灞河流域的曆史地理變遷狀況、漢長安城與周圍眾多建築遺址的關係,以及探究漢代科技發展狀況等問題有諸多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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