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選注

後記

　　一九六二年，是詩人杜甫誕生的一千二白五十周年，同時也是杜甫作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來紀念的一年。那時我正在北京，參加《中國文學上》教科書的編寫工作，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同誌為了配合紀念活動，特來相商，擬將拙作（《杜甫研究》）中的作品注釋部分改編為《杜甫詩選注》。也知我一時勢難兼顧，建議我隻作些小的修訂，並即以給《詩刊》寫的那篇題為《人民詩人杜甫》的紀念文字用代“前言”。我有些為難，但還是接受了。

　　經與編輯同誌磋商，將原選二百六十六首刪去了八首，增選了二十七首，共得二百八十五首。大約是一九六五年，我曾看過這個修訂本的清樣，於今已是十多年，我早把它忘卻了。

　　最近，出版社仍擬將該修訂本付印，要我再次作些修改。在粉碎“四人幫”的大好形勢的鼓舞下，雖自覺年力就衰，但還是樂於承命。這次沒有新增篇目，隻刪去了四首，所以這個選本實際上是二百八十一首。對於注釋，則作了比較全麵、細致的修訂，有的甚至不惜推翻自己原來的說法，如關於《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群童”。

　　“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這是白居易《李白墓》一詩的最後兩句，對杜甫也是完全適用的。李白死時，還有他的從叔當時著名的篆書家當塗縣令李陽冰為他料理後事，給他報喪，還為他的文集作序，死於何年何月何地，都有明文記錄。至於杜甫，那就淒涼得多。“死去憑誰報？”

　　沒有任何人啊，隻有詩人曾經歌頌過的那“乾坤日夜浮”的洞庭湖水！僅僅憑了詩人自己寫的幸而流傳下來的那篇追酬高適的詩，我們得知他是死在大曆五年，從而糾正了所謂正史的《舊唐書》的錯誤。但是，究竟死在這一年的哪一個月，死在什麽地方，怎樣死的，卻缺乏明文。這樣也就形成了一樁關於杜甫之死的爭論不休的老公案。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有一點需要說明：

　　我不認為凡是主張病死一說的便是為了要美化杜甫之死，因為這根本說不上什麽美化，正如主張死於牛酒一說之不足以醜化杜甫之死一樣。我們需要的是實事求是。有關杜甫之死的最重要的參考資料，是杜甫的《耒陽阻水》和《風疾舟中》兩首詩。這兩首詩，我都選錄了。關於這兩首詩，我曾寫過兩篇小論文，對杜甫不可能死於牛肉白酒，有所論證，請讀者參閱拙作《杜甫研究》附錄。

　　“李杜優劣”，是又一聚訟紛紜的老公案。有的揚李抑杜，有的揚杜抑李，有的是就詩論詩，有的則兼及思想作風、生活細節方麵。過去，我自己也未能摒除這一積習，存在著抑李揚杜的偏向。這種偏向，有時也流露在社詩的注釋中，這次都作了必要的修訂。在對杜詩的評價上，蘇拭的眼光是並不高明的，隻看到杜甫“忠君”這一消極麵，遠遠落後於他的前輩白居易。

　　但在總的對待李杜二人的看法和態度上，卻比白居易更為客觀、持平。他說：“誰知杜陵傑，名與摘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次韻張安道讀杜詩》）這最後一句，把李杜二人比作端午競渡中的兩隻龍舟，很新鮮，很生動，也很恰切。我們現在自然看得更清楚。在創作上，李杜二人原不是走的一條路、乘的一條船。他們打的旗號，一邊是浪漫主義，一邊是現實主義，分道揚鑲，各奔前程，而又各有千秋。正是“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因此，我現在認為，在談論這兩位大詩人時，最好不要把他們扭作一團，分什麽你高我低。而且這樣做，首先就不符合他們二人之間相互尊重的精神。

　　杜甫說：“白也詩無敵”，態度固然十分明朗；李白說，“飛蓬各自遠”。

　　寓意也是可想而知。

　　以上便是這本小書改編的來由和個人的一些想法。

　　在先後兩次修改過程中，我都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同誌的大力協助，給我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對我有很大幫助和啟發，謹在此表示我的謝忱和敬意。

　　蕭滌非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