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選注

34、引子

　　這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的四年間的作品。我們稱這一期為陷安史叛軍中、為官時期，隻是一個大體上的說法。因為在公元七五六年的七月以前，也就是杜甫在由鄜州投奔靈武的途中被胡兵捉住送到長安以前，杜甫還有一段居住長安和攜家逃難的生活，而在公元七五丸年的七月，則已棄宮客秦州，又有著一段攜家逃荒的生活。綜計在這四年中，陷安史叛軍中為時約九個月，為宮約兩年零兩個月。

　　這一期，雖隻四年，但在杜甫的創作史上卻是一個最重要的四年。從作品數量來看，這一期比之長安十年，要多到一倍以上，他一共寫了二百四十九首詩。從作品的質量來看，內容也非常充實，並達到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統一，在他全部創作中形成一個頂峰。

　　由於“負恩殊禽獸”的安祿山的倒行逆施，激化了當時的民族矛盾，而杜甫，因為陷身叛軍中的關係，又曾親自嚐到國破家亡的痛苦，親眼看到胡兵的屠殺，所以，作為這一時期作品最突出最顯著的特征的，便是杜甫的愛國精神。他的一喜一優，是那樣敏感的和當時一戰的一勝一敗、一地的一得一失相適應著。

　　杜甫雖然作了兩年多的官，但由於唐肅宗的疏遠和貶斥。反而使他能夠一再的得到深入現實、深入民間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麽杜甫在做官時期還能創作出輝煌的現實主義的詩的根本原因。

　　在詩的體裁的運用上，除五律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五言古體詩這一時期寫得最多，竟有九十首。詩集中最長的一篇五古——叫《北征》——便是寫於這時。七言古體也不少，有二十二首。同樣，集中最長的一首七古——《洗兵馬》——也是這時寫的。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由於杜甫對古體詩忽然特別感覺興趣，而是為詩的社會內容、詩的敘事性，這一客觀存在所決定的。我們知道，古體詩是頗為自由的，它的伸縮性比近體詩大得多，便於表現比較複雜的事物和感情。這就是為什麽這一時期他的古體詩特別顯得多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