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達之魂：記一個民營企業家的人生和事業

動亂歲月

　　由於是第一個回村的“知識分子”，加上當時農村有文化的人才稀缺，對張文遠來說，成了個難得的機遇。沒過幾天，社員們就選他當了生產隊的記工員。人民公社在實行“吃飯不要錢”時，辦起了大食堂。這是一種超前的、異想天開的政治奇聞。意欲通過“吃飯不要錢，做活不記工”的政治體係，把各家各戶都團結起來，像一家人一樣的生產和生活。大食堂辦起來以後，張文遠又被選為食堂管理員、生產隊副隊長。在全國實行軍事化的過程中，張文遠和大家一樣，紅心向黨，立場堅定，工作認真，沒有絲毫的私心雜念。1964年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又參與“四清”工作。在錯綜複雜的“四清”運動中，特別在火藥味極濃的階級鬥爭形勢下，張文遠認識到了政治鬥爭對於平民百姓意味著什麽。緊張的政治鬥爭使那些大小村幹部冷汗淋漓，心驚肉跳，日夜不安。張文遠雖然年輕，卻異常冷靜，不像那些政治運動的狂熱分子，真的將有些過失的村幹部視為階級敵人，具有超出年齡的成熟和穩健。由於他能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當年年底又被選為生產隊隊長，應了當年為蓋房和老隊長的那番談話。不是“奪”權，也不是讓賢，但卻成了事實。

　　從記工員到食堂管理員，張文遠就開始邁上了農村基層幹部的“金馬門”台階。特別是當了生產隊會計後，更擁有了不可小覷的權力。雖說“官銜”不大，卻管事不少。全隊百十口人的財政大權非會計莫屬。除了執行國家有關糧食分配的硬性政策以外，其他的分配方案都由會計筆下生“法”，一錘定音。有些柴呀、菜呀，或是砸（死）了牲口分肉，年終分紅薯、粉條等等，會計就是全隊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權威。勞弱的、勞硬的都不敢提出反對意見，否則，下次分什麽時，就有你吃的虧。會計要說按勞分配就按勞分配，說人勞各半就人勞各半，連隊長的話也是“僅供參考”。而且，一當上會計，就成了村中“紳士”。平時不參加勞動，年底按全隊前三名或者前五名評工分，整天優哉遊哉的抽煙喝茶，或是聊三國，說列國。張文遠卻不然。他當了會計後，第一，辦事公正，不帶個人觀點，一視同仁，老少無欺；第二，經常參加勞動，不搞特殊化；第三，日清月結，賬目清楚，很具透明度，所以反應很好。

　　這一連串的“晉升”，對張文遠來說，幾乎是一帆風順、順理成章。而且，他也能盡職盡責，不負眾望。然而，農村也不是一片聖土，世俗觀念、宗族鬥爭、權力“紅眼病”的現象，屢見不鮮。更令人猝不及防的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張文遠的堂兄張文才，此時正任生產隊隊長。文遠當了會計後，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和嫉妒。揚言張文才家族統攬了全隊的一切大權，這不但是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而且嚴重威脅著其他社員的經濟利益，更會出現分裂。故而在1964年年底，有人暗地塗改了文遠的會計賬目，說他貪汙挪用，違法亂紀，要求立即撤去他的會計職務，一時紛紛揚揚，真假難辨。

　　當時，有個插隊的知識青年，對張文遠很有好感，他聽到風聲，見了張文遠，說：“會計哥，你知道不，人家要開會收拾你呢。說你違法亂紀，貪汙挪用，還要向上頭舉報呢。”

　　張文遠不是傻瓜，他對村上這種異常情況早有覺察，聽了這位知青的話，笑道：

　　“兄弟，你放心，我沒有貪汙挪用，更不是那種違法亂紀的人。”

　　“這我知道，”知青說，“因為相信你，才看不慣別人陷害。不管咋說，你要提高警惕，當心挨整。”

　　果然，幾天後，有人把塗改了的賬本拿出來，說他從中貪汙了現金90元。原來，他們把隊上買化肥的一樁賬目改了。人常說，蒸饃是實的，包子是虛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改賬目的人忘了要原始發票。因為發票還在張文遠的手裏。結果一對，真相大白，貪汙的罪名不但沒有擱上，張文遠還被評為“五好青年”、“模範會計”；1965年又被店張公社評為全社的十大標兵之一並出席縣上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

　　張文遠雖然闖過了這道險關，但是，等待他的，卻是更大的不幸和激烈的鬥爭。

　　1967年，各地造反派相繼發起了奪權行動。按照中央精神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有關規定，奪權是指奪取“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但到農村，卻不論大小、性質，見權齊奪，連生產隊隊長、會計的權也奪。權力對造反派來說，有著更為強大的吸引力。過去，有些人為爭個一官半職，可以說挖空心思，手段用盡，也未必能如願以償。現在乘混亂之際，便權欲大發，渾水摸魚，總想一步青雲，抓點權力，好耀武揚威，以便出人頭地。

　　於是，他們“兵”進大隊，進公社，對那些所謂的“走資派”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遊街、批鬥，為所欲為，無人敢說一個“不”字。並高喊口號，要火燒、油炸、槍挑、馬踏這些“走資派”。揪頭發、畫花臉、脖子上掛鐵絲吊磚頭、跪石子、侮辱人格，真是到了瘋狂殘酷的地步。為了避避風頭，免受折磨和迫害，村裏一些老人就勸文遠，要他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張文遠心裏也明白，由於他連續“升遷”，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和仇視，便趁“文化大革命”之機，對他進行報複和迫害。於是，張文遠賣了家裏僅有的一頭豬，帶著40元錢和五斤糧票，藏好生產隊上半年的會計賬目，離開生他養他的尚誌村，東藏西躲了半個多月。後來，他冷靜一想，一個生產隊會計有多大問題，值得如此膽怯麽？加上怕父母擔心，便又毅然回到村裏。

　　張文遠一回到村裏，立刻就有人上門要賬，並狡黠地說：“你跑麽，咋又回來了？”

　　“回來了咋？又不犯法。”文遠冷冷地說。

　　“不犯法跑啥？說明你心裏有鬼。”來者不無諷刺地說。

　　“有鬼沒鬼，個人心裏明白。”張文遠反唇相譏，“又不是年終決算，你咋對賬本這麽感興趣，又想整些啥文章？”

　　“少說廢話，趕快把賬本交出來！”來者臉色一變，凶相畢露。

　　“這就怪咧！你們不是在我的屋子裏搜了幾遍麽，把所有的賬本都拿走了，我沒給你們要，咋還向我要呢？”張文遠故作驚詫，沉著應付，使來者一籌莫展。

　　來者比文遠年齡稍長，20多歲，長得精精靈靈，和文遠原本也無甚恩怨，隻是由於政治形勢的關係，把他推進了“造反”的行列。而且，此人年輕老練，城府較深，也算村裏青年群中的佼佼者。他麵麵上非常“革命”，但卻不輕易得罪別人。聽了文遠的話，就莞爾一笑，說：

　　“這樣吧，不交賬也行，那你就繼續當會計咋樣？”

　　“那不行。”張文遠語氣堅決地說，“會計也是社員們選舉的，不是你叫我當我就當。既然你們已經在社員大會上宣布罷免了我的會計職務，也就是說，通過了群眾大會；現在又要我當，你們還必須通過社員大會，征求大家意見。”

　　來者一聽，暗自佩服張文遠的心計，想了想，說：“能成。”說罷走了。

　　張文遠望著他的背影，心裏直納悶兒。要賬沒有要走，反倒又想讓他當會計，他真弄不清對方是善意還是惡意，更弄不清是福還是禍。因為十多天沒在村上，對村上“革命”形勢的發展不甚了解，便走出大門，找關係相好的鄉黨詢問情況去了。通過打聽，原來隊上許多老人對罷了張文遠會計有意見，並反映到公社。而且，張文遠是公社評選的模範會計，咋能不顧實際情況說免就免呢。

　　三天後，隊上召開了社員大會，大會由造反派主持。當大家知道又要文遠當會計時，便紛紛說道：“人家小夥幹得好好的，又沒啥問題，為啥想撤就撤呢？真是沒事尋事呢。”

　　主持人一聽，嘿嘿一笑，說：“叫他當和不叫他當都是革命需要嘛。再說，這也是對他的考驗。”

　　“考驗個屁！”一位老漢憤憤地說，“人家小夥子也是堂堂正正的貧下中農，思想紅，根子正，工作積極，又考驗的啥呢？”

　　“是呀！”又一個老婆子說，“這不是貧下中農向貧下中農奪權嗎？你們是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那時候，人們仿佛都是政治家。

　　又一位青年社員也說：“我同意文遠當會計。眼看快要過年了，人家隊裏都開始算賬了，咱們才選會計呢，這年還過不過呀！”

　　造反派頭頭見給文遠搜不出什麽問題，上麵也連連過問此事，原本也想叫文遠重新出山，以示他們能夠聽黨的話，團結大多數，並證明他們的政治水平。現在見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也算不謀而合，就順梯下樓，借枕頭睡覺，說：

　　“好了，好了。既然大家都同意叫文遠重新當隊上會計，我們革命造反派也沒有什麽意見。”說著，又轉向文遠，“你要抓緊時間，盡快算清賬項，不要辜負社員們的希望呀！”

　　張文遠這才站起來，不慌不忙地說道：“按說，我是咋樣也不想當這會計了。受氣不說，還招來非議，叫人懷疑，值得嗎？可是，大家這麽信任我，鼓勵我，我要是不幹，卻也對不起父老鄉親。所以，我就先幹著，盡快把年終決算搞出來，我再主動辭職。”

　　人們聽了，知道他話中有話，都嘻嘻笑了。主持會的造反派紅著臉說：“張文遠，你別像蕎麥攪團，見風就硬！到該撤你的時候還得撤，這是革命的需要！”

　　有個舌尖嘴快人稱“刀子嘴”的婆娘，尖著嗓門說道：“你們再要召開撤換會計的大會，給我一晌計一百個工分我也不參加了。”說罷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個中年社員立刻說道：“嫂子，要是給你獎勵個男人，你還來不來呀？”

　　人們哄的一聲大笑起來。

　　張文遠沒有辜負社員們的期望，他很快便實踐了自己的諾言。在北風呼嘯、天寒地凍的臘月，他日以繼夜、加班加點，經過一個星期的努力，在全社各村第一個公布了方案。這錯綜複雜的各類賬目和厚厚的一本賬簿，光抄也得三天三夜。消息傳開，張文遠一時又成了全社的新聞人物。

　　在那種突出政治的年月，張文遠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猝不及防的挫折與打擊。在他看來是違背常理的事情，但在那個時代卻反倒成了堂而皇之的“真理”。

　　1964年“四清”運動期間，張文遠被任命為隊上的貧下中農協會副組長。在此期間，有個社員偷了隊上一條大繩，被人發現，反映給隊長張文才，要求他把那條大繩追回來。張文才就找到那個偷繩的社員，要他交出隊上的大繩。哪知這個社員不僅不交，反而說張文才攻擊貧下中農，是嚴重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並把張文才告到貧協組長那裏。這個貧協組長便偏聽偏信，就召開貧下中農大會，責令張文才做深刻檢討。因為張文才家不是貧下中農，隻是革命的團結對象，所以政治條件不硬，雖說有氣，卻也不好抗爭。貧協組長的話剛一落音，張文遠便火了，他猛地跳起來憤憤地說：

　　“不叫偷繩的檢討，反而要要繩的檢討；不讓損害集體利益的檢討，卻要維護集體利益的人檢討，世上哪有這種道理？這不是是非顛倒、好壞不分嗎？這樣下去，讓人家把集體財產偷光了，誰還敢站出來說話？”他越說越氣憤，也顧不得後果如何。“我看這是助長歪風邪氣，以私廢公，是打著維護貧下中農的招牌，為壞人壞事作掩護！”

　　這麽一說，許多人也憤憤不平，會場立時大亂，雙方吵得星火飛濺，日月無光。貧協組長以至高無上的權力，大喊一聲：

　　“肅靜！張文遠尋機鬧事，擾亂會場，我要向上反映！你就等著瞧吧！”

　　“我看你才是無事生非，自以為是，為壞人壞事開綠燈！”張文遠毫不示弱，怒聲說道，“不堅持原則，不維護集體利益，我還要反映你呢！”

　　誰知沒出三天，便撤了張文遠貧協副組長的職務。

　　1967年春季，為了貫徹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店張公社成立了生產建設指揮部領導小組，小組裏有貧協主席、副主席，公社的武裝幹事擔任組長。由於張文遠既是貧下中農，又寫的一手好材料，人也精幹，就當了領導小組的秘書。

　　說是“抓革命，促生產”，也不過是一句口號而已。因為“抓生產”的總是生產隊裏那些老實巴交的社員。即使沒有這個口號，他們照樣一天三晌地勞動，永遠像老黃牛一樣忍辱負重，“不待揚鞭自奮蹄”。他們都有那種傳統的道德觀念，認為農民就是做莊稼，隻要莊稼做得好，糧食豐收，就是本分，就是本事。他們對“造反”不滿，雖然也跟著潮流喊革命萬歲，但對革命、對政治的真正含義卻知之甚少。特別對那些隻喊“革命”，卻不見勞動的“造反”派，咋也看不慣，但卻敢怒不敢言，隻好把心中的不滿情緒，連同汗水一塊兒發泄出來。而且，許多農民的孩子都成了“造反派”。他們幼稚、單純，卻也狂熱、忠於“革命”。他們不僅造“走資派”的反，而且，不論是親媽親老子，隻要你敢“亂說亂動”，也要造你的反，“革命”意誌的堅定，可謂空前絕後。他們雖然高喊著“抓革命，促生產”，卻不參加勞動，整天手拿紅寶書，不是開會鬥爭誰，就是拉誰上街遊行，或者兩派之間互相辯論，互相攻擊，甚至大打出手，晚上卻照記工分。

　　這天，時值七月，驕陽似火，又多天未曾下雨，越發悶熱得厲害。樹葉掛在枝上，無力地耷拉著。三三兩兩的麻雀，在樹枝叢中發出煩躁的哀啼。路上的塵土有半寸多厚，腳踩下去，便“噗”的一聲，冒出一股發燙的土霧。這天晚上，要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成立“聯總”。中午，張文遠正和社員們鋤地，武裝幹事——後來的公社武裝部長——派人把他叫到公社，說了情況，要他主持大會。張文遠很不理解，就向武裝幹事問道：

　　“這麽大的會議，領導為啥不主持，卻要我主持呢？”

　　“你是貧下中農，有代表性嘛。”武裝幹事笑道，“這不僅是組織對你的信任，也是你出頭露麵的大好機會呀。”

　　原來，他怕自己主持會議，落個支派的嫌疑。萬一因此事引起兩派鬥爭，出了事情，他就成了挑動群眾的罪魁禍首了。

　　張文遠聽了，雖然有些疑慮，也隱隱約約感到有些不妥，但一時卻未能明白其中端倪，便在猶豫和矛盾中接過了武裝幹事遞給他的主持詞。

　　大會開得還算順利。麵對人山人海的群眾，張文遠很成功地主持了大會。他那沉穩洪亮的、吐字清晰的聲音，通過高音喇叭，在古老的店張街道上蕩漾，並向遠方傳去。

　　接著，當地的三0二駐軍部隊為群眾進行文藝演出。偌大的廣場上人山人海，一派熱鬧景象。部隊在演出時，由於沒有道具，就拿了真槍代替。觀看演出的觀眾對這個細節都沒有在意，但伺機尋釁鬧事的“聯指”頭頭，卻發現了可乘之機，便借題發揮，揚言部隊支派。頓時，幾百個“聯指”造反派，便把部隊文藝隊的戰士團團圍定，責問他們為什麽要真槍實彈，支持“聯總”，威脅“聯指”？一時間，秩序大亂。

　　這時，“聯指”和“聯總”的人混在一起，這兒一群，那兒一堆，辯論聲、爭吵聲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在互相舌戰之際，雙方都在極力捕捉對方言辭的不當或失誤，抓住把柄，就上綱上線，什麽“壞分子”、“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帽子，飛來飛去。雙方都挺胸昂首、正氣凜然地標明或證明自己是個千真萬確的“革命派”，是立場堅定、愛憎分明的紅色戰士。

　　被圍在中間的軍隊文藝隊員，都以極大的耐心克製著自己，以防事態擴大。由於張文遠主持了大會，客觀上把他推到“聯總”一方。所以，幾十個“聯指”的“戰士”圍著他，質問他為什麽要和三0二部隊聯係，目的是什麽？張文遠既要為自己辯護，又要幫部隊辯護，直喊得口幹舌燥，聲音沙啞。直到第二天早晨時分，雙方才陸續撤離，部隊的戰士安全回到了駐地。

　　這天晚上雙方的唇槍舌戰，雖然避免了一場幹戈，避免了一場流血事件，但卻使雙方的矛盾進一步明朗化了，從對立發展到對抗，更為以後的武鬥埋下了伏筆。

　　就在這天晚上，張文遠的母親寧秀珍由於身體多病又勞累過度，與世永別。張文遠沒有想到母親會突然去世，哭得死去活來。特別令他一生難忘、一生愧疚的是，母親與世長辭的時候，他沒有守在母親身邊，沒有盡到兒子的責任。他後悔去主持那個毫無意義的大會，參加那場令人厭惡的大辯論。

　　正當他全力操辦母親後事的時候，妻子卻在第二天晚上，生下了一個大胖小子——明軍。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節節升級，社會秩序大亂。紅衛兵爭立山頭，什麽“兵團”、“司令”比比皆是。

　　兩派之間的矛盾也已激化，不知從什麽渠道，都弄來了真槍實彈，各自武裝起來，並“開戰”多次，互有傷亡。

　　興平大規模的“九·四”武鬥事件後，被指責為“保皇狗”的“聯總”漸處劣勢。“聯指”總部住在縣城，砸了公檢法司，奪了各部門的大權，雄霸興平。而“聯總”的大小頭兒，卻被“聯指”痛打一頓，飽嚐“保皇”的苦果，張文遠當然也不例外。

　　那是個星月朦朧的夜晚，張文遠串門回來，半路上就被“聯指”的人截住，並用黑布蒙了眼睛，連拉帶擁地被帶到村子南邊的土壕裏。四周一片沉寂，靜得令人發怵。張文遠心裏明白，自己是沒有好結果的。但他也暗下決心，隻要能給老子留條活命，咱走著瞧！

　　當然，這些天來，兩派之間的鬥爭形勢他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就特別小心謹慎。但是，人家在暗處，他在明處，又蓄意尋仇打他，一天二十四小時派人監視他的行蹤，就是再謹慎，也難免被人家發現。今晚，果然落到對方的手裏。

　　這個土壕位於村子的南側，是人家幾輩子起土墊圈、打牆蓋房和打胡基用土的地方，長期起土拉土，使土壕漸漸擴大，並越來越深。人們除了打胡基拉土，誰也不會輕易跑到這裏，晚上更顯得偏僻、荒涼。

　　他被拉到土壕之後，一路上隻聽到淩亂的腳步聲，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大聲出氣，一切都是在無聲中進行的。因為都在一個村子，朝夕相處，誰不認識誰呢？為了不被張文遠覺察出自己的真實身份，以防將來有報複，就都燕子噙泥——不張嘴。

　　張文遠被拉到土壕，不容分說，就被撂倒在地上，頓時拳腳相加。張文遠兩手抱著腦袋，被打得滿口是血，臉青鼻腫，渾身劇疼。在他被打的過程中，他能感覺得到，這些此起彼伏、不住落在他身上的拳腳，輕重不一、力度有別。有的人雖然打他，卻是出於被動，或是原來關係不錯的鄉友。有的拳腳卻與此相反，不但很重，而且都打在要害部位。他們雖然都不說話，張文遠卻能從這些拳腳上判斷出是誰。

　　張文遠沒有求饒，也不聲喚，隻是罵道：“有種就把蒙布取了，叫老子看清你們是咋下手的。暗下毒手，算什麽英雄好漢？要打，就往死裏打，打不死老子，你們就是婊子養的！”

　　也不知是誰發現了，抑或是對方有人走漏了風聲，正當生死關頭，張誌俊、張文才和十多個社員，手拿鐵鍁、钁頭、棍棒，打著手電筒，飛也似的跑來。他們邊跑邊喊，以仗聲勢。“聯指”們聽到呐喊，又見手電光漫天亂晃，隻怕被人認出，便一哄而散，拚命地跑了。

　　張文遠在家躺了整整一個星期。他躺在炕上，心情卻始終沒有平靜下來。特別使他無法理解、無法容忍的是，他們為什麽如此狠毒？而且，天地良心，他並沒有和任何人過不去，更沒有整誰害誰，他們卻為何對他這樣狠毒？就說政治觀點吧，還不是都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按照中央精神，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雖然在該批判誰、不該批判誰的問題上有過爭論，但也不至於大打出手，甚至置人於死地呀！想來想去，還是因為他連連被組織提拔，引起了這些人的妒忌。這種仇視別人的人性之惡，使一些心胸狹窄、恨人有笑人無的狠毒之輩，必然乘混亂之機攻擊、打擊別人，甚至謀害別人，以發泄自己的不滿和仇恨。

　　事情並沒有因為他被毒打一頓而結束。十多天後，又有人反映他為某人提供過黑材料，他被叫到公社。他剛剛一到，就被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關進一間屋子。他大聲喊著，卻無人理睬。他頓時明白，又一場更大的災難降落在他的頭上。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晚上，公社大院卻突然停電。這時門被打開，幾個黑影一擁而入，又是一頓飽打。而且，竟然有人用錐子戳他。張文遠見勢不妙，如不擺脫他們，必死無疑。於是，他大喝一聲，兩隻拳頭左右開弓。憑著他個子大、胳膊長和求生的強烈信念，瘋了一般，像一頭發怒的獅子，向打他的人撲去。同時，他伺機跨出房門，向外逃去。跑出公社大門，便是店張鎮街道。由於路熟，加上天黑，張文遠三躲兩轉，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張文遠不敢回家，跑到“聯總”武工隊的駐地——莪子水站。說了情況後，幾個武工隊員立刻帶上槍支，就要衝出大門，卻被張文遠喊住了：

　　“你們幹啥去？”他冷靜地問。

　　“還用說嗎？報仇！”一個武工隊員憤然說道。

　　“胡鬧！”張文遠厲聲說道，“跟誰報仇？咋個報法？打人？殺人？你們也不想想，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今天他找你報仇，明天你找他報仇，殺來打去，還不都是自己的鄉親？互相攻擊，到啥時為止？”

　　“你也太仁慈了，太窩囊了！”一個隊員氣憤地說，“人家三番五次地打你、整你，不是命大，早就做了冤死鬼，你還是個男子漢嗎？”說著扔過一隻短槍，“把這家夥拿上！再有人欺負你，就把他收拾了！”

　　“收拾了？收拾了就完了？”張文遠說，“人命關天呀，不要意氣用事！別看現在亂著沒人管，等到運動一結束，還不是誰的事誰拿著，想跑也跑不掉！”

　　就這樣，張文遠整天東躲西藏，避著風頭。他有思想，又善於思考，再三分析之後確認，這種混亂局麵是不會延續多久的。中央絕對不會眼看著到處奪權不管，看著生產停頓不管，特別是看著群眾鬥群眾不管。

　　果然，1968年年初，中央下發了革命大聯合的文件，很快製止了兩派鬥爭，社會逐漸趨於穩定。店張公社和其他地方一樣，經過兩派談判，成立了店張公社革命委員會，並決定張文遠擔任尚誌大隊會計。張文遠剛剛走馬上任，公社革命委員會和駐社軍代表又派張文遠去寶雞峽水利工地領工。因為母親去世不久，父親又患有嚴重的肺氣腫，如果他去了寶雞峽工地，家庭無人照管，終是個實際問題。於是，他跑到公社，找到革命委員會領導，說了家庭情況，並再三解釋說：

　　“我絕對不是不想去寶雞峽，更不是不服從組織分配。去寶雞峽領工，是組織對我的信任，也是我應盡的義務。可是，家庭情況的確如此，還請組織考慮。”

　　革命委員會的領導聽了，笑眯眯地望著他，像聽天書似的。等張文遠說罷，卻一聲不響，隻從桌鬥取出一本“紅寶書”，翻了一會兒，白了張文遠一眼，念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誌。你聽不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

　　別說張文遠，就是在全國六億多人中，也沒有一個人敢公然說個“不”字。公社領導采取這一手可謂高明至極，容不得張文遠分辯，更推辭不得。如果張文遠稍有抵觸情緒，等待他的當然就是一頂“反革命”的帽子了。

　　心情複雜的張文遠隻好告別父親，離開尚誌，來到寶雞峽水利工地。

　　寶雞峽水利工地，是當時關中乃至全省一項浩大的水利工程。要通過三級抽水，引渭水上塬，在高原半坡上修築一條通過眉縣、武功、楊淩、興平，直達鹹陽的輸水大渠。因為該渠居高臨下，位於高原半坡。一旦發生問題，渠水就會飛流直下，其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這條渠道必須確保質量，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可靠。為了達到這個標準，全渠還要進行水泥襯貼。

　　寶雞峽水利指揮部根據上級精神，全線實行“軍事化”管理。從各縣抽來的十多萬民工，以縣為團、公社為營、大隊為連的層級管理體製，進行施工。以連為單位，自己背糧辦灶，任務逐級分配。張文遠來到工地營部，負責全社各大隊的施工管理工作。直到1971年下半年工程基本竣工，方才回到公社。

　　在水利工地期間，他整天都泡在工地現場，抽查質量，了解情況，解決實際問題，特別是強調安全，防止各類事故。並經常向營部領導匯報各大隊的工程進度、質量情況及上勞人數。他盡心盡責，認真負責，工作細心，一絲不苟，多次受到營、團的表彰。

　　但是，他雖然遠離家鄉，遠離了是非之地，整天處身熱火朝天的大渠襯貼工作中，但仍沒有擺脫他人的算計。縣上給他發來招幹表格，並通過工地營部領導，由他填寫，領導簽字，但交到公社，卻被扣了下來。誰都明白，招收國家基層幹部，對每一個農村青年來說，都是夢寐以求的。按照張文遠當時的工作表現、工作能力、工作成績和本人的文化程度、家庭出身、社會關係等等，都是合乎要求，甚至是無人可比的。但事與願違，他卻被悄然抹掉了。從此，他不但失去了這次千載難逢的機遇，而且一生也就無緣成為一名國家幹部。

　　1971年，張文遠從寶雞峽水利工地回來，被安排在公社管理企業。平心而論，公社書記開始對他的印象很好，但因聽了背耳之言，也對張文遠有了看法。沒有幾個月，就疏遠了關係。所以，原先準備讓張文遠回尚誌村當黨支部書記，或是去公社磚廠當廠長，結果都沒有了下文。而且，1975年冬季，正當寒風料峭的臘月時分，又突然派他遠離家鄉，去石頭河工地領工。並不無讚揚地說：

　　“文遠同誌，你工作積極，能力又強，而且領工經驗豐富。所以，這次組織研究，石頭河工程任務緊，工程量大，叫別人去不大放心，挑來選去，還是非你莫屬，”領導滿麵笑容，“再說呢，你年青有為，這次也是組織對你的考驗。”

　　張文遠心裏明白，他又一次被貶出“朝堂”，去“邊疆”受苦。但不論咋說，這是工作，雖然沒有給他念毛主席語錄，他也不好拒絕——拒絕也無濟於事。於是，他又冒著刺骨的寒風，懷著複雜與悲涼的心情，告別親人，撂下家庭，踏上了新的征程，並且一直幹到1978年。

　　自1961年輟學回家，到1978年年初，在這風風雨雨、坎坎坷坷的十多年歲月裏，張文遠嚐盡了酸甜苦辣鹹的人生五味，曆盡了人生冷暖、世態炎涼和勾心鬥角、權力爭奪的心路曆程。在這“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日子裏度過了整整17個美好的青春年華。更經曆了刻骨銘心的生死離別和防不勝防的算計與迫害。父母先後離世，更令他悲痛欲絕。盡管他的父母親都是地地道道、普普通通的農民，沒有驚天動地的創舉，沒有頂天立地的氣概，沒有輝煌的奉獻，可是，卻是自己的親人啊！光憑在那艱難困苦的日子裏，能把他撫養成人，僅憑這點，其德其恩比山還高、比海還深。

　　就在思念父母的同時，他又輾轉反側，想來想去，人活著究竟是為了什麽？像父母親這輩人，從生到死的幾十年間，除了繁重的勞動、辛勤的耕耘、艱苦的生活，和任憑命運的擺布之外，還有什麽？他們為了活著，為了養育兒女，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茹苦含辛、省吃儉用、節衣縮食外，既不懂得“生活”二字，也不懂得人生，就這樣哭著來，又哭著去，這是他們的悲哀，更是社會的悲哀。麵對現實和自己不可知也不可左右的未來，張文遠陷入了一種深深的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