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古鎮

鐵爐商貿古鎮

　　種肇慶

　　鐵爐鄉地處臨潼區東端，離臨潼城區25公裏，麵積約21平方公裏，居住著16300人，東麵以土門河為界與渭南市臨渭區負曲鄉相鄰，北麵與渭南市臨渭區何劉鄉相畔，西麵以龍河溝相隔與馬額鎮相連，南麵沿公路上了嶺就是小金鄉，關中東部重鎮渭南通往南部山區，商洛、安康的古道，穿過鐵爐鎮街道，向西有公路可經過臨潼直達西安。相傳這一帶自古就森林密布，飛禽走獸，風景如畫，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這裏繁衍生息。根據20世紀60年代平整土地時挖掘出土的陶盆、陶罐和尖嘴瓶為證，臨潼文管會立有鄧家遺址石碑，確證5000年前先民在這裏生活和勞作。就這樣一代傳一代地傳到了今天。

　　辛亥革命前後，鐵爐街的市鎮發展的很大，由於鐵爐街是陝南安康、商洛通往關中東部的山口，人們用人背、擔挑、騾馬馱，沿著黑龍口——許家廟——厚鎮——大金山——小金山過鐵爐，再到關中東部重鎮渭南，山區出產的木材、中藥材、生漆、桐油、茶葉、核桃、柿餅等幹果、畜產品、皮貨、肉類等可運到渭南，而從渭南把鹽、布等生活用品運往山區各地，因而鐵爐街的飯店旅店很多，各有十多家從業人員數百人。聽老人說搞運輸的騾馬隊有四家，共有騾馬100多匹；生產白酒的作坊有五家，月生產白酒數千斤；其他有木材加工業、中藥材加工業，還有繅絲業、印染業，還有散布在農村的玉石加工業和生產銀首飾的銀匠等等。各業都有自己的同業會館，有名的大同業會館就有五家，可見鐵爐這個市鎮規模之大了。遇二、四、八為集市日，每月九個集市日，集市日趕集的人有數千人之多。聽鐵爐老中醫種春花說，他年輕時運銷中藥材到過印尼的雅加達和新加坡，還到過印度的新德裏、孟買等地。鐵爐推銷玉石製品的人很多，他們走遍青海、西藏還出國到尼泊爾和印度的許多地方，由於那時隻是手工生產，技術落後，資金不足，規模不大，一個店鋪隻有一個匠人，頂多一個匠人帶個徒弟，就是一個店鋪，經不起風浪，僅1929年關中大旱遭了年饉，糧食顆粒未收，很多廠家就倒閉關門了。

　　“鐵爐”名稱傳說

　　在鐵爐街東麵、鄧家莊以北有一片凸凹不平的農田，根據傳說人們把那裏叫“營壕”，傳說這裏曾是秦東營的營房所在地，20世紀60年代平整土地時發現，哪裏有幾十米深的灰層，哪裏來的這些灰呢？聽說秦東營是專為秦兵大本營打造兵器的，鐵爐街這個地方地勢比較平坦，建有煉鐵爐和鍛鐵爐，時間長了就堆起了這麽多的灰層，鐵爐這個地方本來沒有地名，因煉鐵爐而得名沿用至今，以後成了市鎮，就叫鐵爐鎮。

　　還有另外一個傳說：在鐵爐南麵的嶺上約15裏有個村莊叫小金山，再向南10裏有個村莊叫大金山，究竟什麽時候出過金屬一類物質沒有記載，傳說春秋戰國時趙國的皇太子由宰相藺相如陪同到秦國做人質，路過這裏聽說可以煉金，就在這個地方修了煉金爐，結果未煉出金隻煉出了一些像生鐵一樣的東西，把這裏叫了鐵爐，皇太子氣得吐血而亡，趙國國王大怒，把藺相如抓回去割頭挖心處死後還要殺他滿門，要到現在代王鎮的門家村(而那時叫藺家村是藺相如的家族)來抓人，族人得到消息趕快用去頭挖心的辦法改姓了門，並且派人把藺相如的遺骨運回來埋在門家村的下麵。

　　近代鐵爐文化

　　中華民族封建社會的時間，由秦始皇開始直到清朝末年有2000多年的曆史，封建社會的經史專著豐富多彩，科學專著也為數不少，但寺廟和封建迷信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影響深遠，在鐵爐鄉過去廟宇很多，可以說村村有廟，且廟宇都是磚木結構雕梁畫棟的古式建築，我小時候看見過的有龍鳳山的廟宇群、杜家村東的上寺，還有李家廟、睢家廟、賈家廟、柳家廟等等。廟宇院落很大，進出是大山門，院內有大殿，有廂房，還有戲樓，且立有廟古會，如龍鳳山是三月三的會，李家廟是四月八的會，睢家廟是十月十二的會，過廟會不是耍社火就是唱大戲，廟中敬的神一是佛，二是菩薩，三是送子娘娘，當然還有土地廟，老爺廟等等。1935年春我到鐵爐中心小學上學，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學生增加很快，學校需要擴大，沒有辦法，就拆廟，把磚瓦、木料用來蓋教室，我和同學們一起在老師帶領下參加了拆廟活動，那時上午上課，下午飯後去搬磚運瓦，眼看著教室蓋成了，我們再坐進去上課學習。同時各村也把各村附近廟中的神像搬出去，把房屋改造成教室辦成了普小，使1至4年級的小學生都能就近上學讀書，現在的李家、賈家、柳家等小學都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封建社會以前的人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相信神靈，天旱了求神取水，連生兒育女延續後代的事，也靠送子娘娘，所以他們省吃儉用，捐錢蓋廟，設古會的時間不是收麥前，就是種麥以後的農閑季節，這是廣大人民群眾物資交流的需要，唱大戲耍社火更是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抗日戰爭開始了，伴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掀起的革命高潮，人們把廟拆了辦學校，用以培養英才，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是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的需要。

　　創辦鐵爐小學

　　明清時期，鐵爐的行政建置叫朱熹裏，負責人叫“裏正”。民國時期設保、聯保，1930年的聯保主任是種錫智和劉登羲，他二人出麵在鐵爐街北頭用朱熹裏的公款購置了三院街基(就是鐵爐中心小學的現校址)，南北寬25米，東西長約60米，先修了一個體麵的一磚到頂的門樓，上麵正中鑲著一個用青石刻的“臨潼縣第三小學”的牌匾，院中正中央蓋著一座三間四椽大瓦房，1931年春就開學了，當時隻收男生，教師是楊仕俊。1932年春，種錫智又約請各村有識之士種春花、鄧世升、劉興純等10餘人，成立建校理事會，種錫智任理事長，理事會議定把朱熹裏10餘畝公地撥給學校作基金，再由各理事回村設法籌款，議定每人籌款500元，種春花是個名中醫，1932年春被渭南赤水鎮的幾個經商的朋友請去看病，他到赤水鎮後，把辦學理事會要他籌500元建校款的事告訴朋友們，朋友們高興地答應捐助，使他如期籌措了500元交給建校理事會，理事會總共籌得6000元，當年就在大房兩側又各蓋了六間安間房，製作了120套課桌凳，足夠6年製小學之用，1933年理事會聘請睢可民擔任校長，鄧維翰、楊仁俊、鄧尚誌、趙應秀為教師，這時還隻收男學生，全校共有學生150多名。1934年由於行政體製改變，聯保處改成了臨潼縣鐵爐鎮公所，臨潼縣設了教育科，開始要求在各鄉鎮辦小學，由縣上統一撥款解決辦公費用和教師工資。1935年春由於女孩子也想上學，就在鐵爐街中間鄧世平家辦了個女生班，共有女學生30名，聘王國藩為教師，實為分開辦學統一管理。到1939年女學生已能和男學生同班上課了，就把女學生按程度分到各年級相應的班中上課，1941年年底第一個男女生同班的學生畢業了，這個班共有學生30多名，其中女生六名。

　　鐵爐的私塾教育

　　辛亥革命的1911-1929年間，雖然推翻了滿清皇朝，但教育製度還未變更，教育下一代的現代化學校還未建立起來，而我們臨潼鐵爐地區的有識之士已認識到辦教育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性，人們還隻能沿用過去的老辦法家庭或村族辦私塾，請飽讀詩書之士當先生教孩子們讀書習字，當時有名聲且時間較長的有兩個私塾，一個是溝南睢的睢希嶺先生家中房屋寬大，屋外還有花園，在花園中蓋著書房，請知名學者教自己的子女讀書習字，他家的私塾和當時藍田知名的牛才子有來往；另一個是柏李村的李氏家族在村東的李家廟辦的私塾，請清朝最後一屆科舉考試中了的秀才睢南旋字如珍任教，識字階段的課本主要是百家姓、三字經、七言雜誌等，識字多了就講四書、五經、論語等等，每個學生上學，一年交學費七個銀元，周圍各村的學生，願意學習的都可交費上學。但那時學生不穩定，莊稼收成好了有學生30多人，收成不好了隻有學生10幾名甚至隻有幾名，在這十多年間先後有200-300多名學生就讀。而那時大多數學生由於家貧隻上1-2年，認些字就去學生意或學手藝，很多就在家做了莊稼，隻有一少部分到西安或其他地方上中學、上軍校或其他專業學校，畢業後從事軍政或其他工作，如種錫琰、劉向津在國民黨軍隊中擔任上校軍需主任，種希謙為較高職位的報務員、電台台長，鄧世偉在西安市郵政局當局長，韓通齋參加革命較早，解放後在烏魯木齊市任交通銀行行長，還有1938年前參加革命的鄧文孝(魯明)解放後在外交部工作，擔任過駐外好幾個國家的大使，馮致禮參加革命成了烈士，總的來說，那時的私塾確實培養了不少人才。

　　兩則革命故事

　　(一)鐵爐自古就是南麵山區安康、商洛通往關中東部的一個通道。長征以後多次有黨的領導人從鐵爐路過，由延安走向陝南山區，或者由陝南山區回延安。抗日戰爭勝利後，安康和商洛山區有一支革命武裝在那裏開辟革命根據地。中共陝西省委籌集了一筆經費送到臨潼，要求送到山區根據地去，中共臨潼地下縣委派黨員王義誌去送。王義誌扮成一個趕騾子販運山貨的客商，趕著一頭騾子，把大量的國民黨的貨幣就裝在一個大口袋中馱在騾子背上，大模大樣地通過鐵爐鎮向南麵嶺上走去。在鐵爐他曾當過鎮長，熟人很多，碰到熟人打個招呼，說一聲到南嶺上弄點糧食去就行了，不怕任何人為難。過了鐵爐進入大王鎮地麵，他早想好了，若有人問，他就說到王德民家去找德民有個事，因為王德民是大王鎮的鎮長，在大王地麵提到王德民就沒人敢為難。過了大王鎮就離他去的山關廟不遠了，在山關廟一個山村的農戶就是我黨的地下聯絡站。他多次來過，人都比較熟，在那裏把口袋中裝的紙幣整袋交付，也不用點數，然後他在那農民家吃了飯，騎著騾子回了臨潼。王義誌在解放後，1950年任鐵爐區長時，給我說這件事時，他說得很輕鬆，好像走了一次親戚，送了一次禮那樣簡單，但送去的幾十萬元貨幣對在山區堅持革命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多麽重要的事情，若真的被國民黨特務發現，又是生死相關的嚴重問題啊！

　　(二)

　　文革中，廣泛流傳的北京某監獄61個叛徒集團大案，真相到底是怎麽回事呢？這和我們鐵爐人又有什麽關係呢？

　　1978年11月我到蘭州民族學院去參加我大哥種肇煦的追悼會。在西北民族學院的招待所，拜會我解放前，在臨潼一中(現華中)的老師張一平，他那時是甘肅省張掖專區的專員，也是特來參加追悼會的。因為他和我哥在北京上大學時就是朋友，來往密切。談到他在文革時的遭遇時，給我講了在北京時的一段故事。抗日戰爭前他和我哥在北京上大學時，因參加學生運動被捕入獄，正好和當時有名的薄一波同誌押在一個監獄，薄老是公開的共產黨要員，他隻是一般的政治犯，敵人並未掌握他的情況。我哥經常以鄉黨和同學的關係前去探望。薄老是在押政治犯中的黨支部書記，在押政治犯的一切活動都在薄老指揮下進行，監獄內部和監外的黨組織就靠我哥探望時傳遞信息，那時長征的紅軍已到達延安，抗日戰爭即將爆發，急需大量的堅強的共產黨員去做群眾工作，開展對敵鬥爭，對在監獄中被押的共產黨員，黨采取了各種手段進行營救。當時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有了營救的條件，北京地下黨組織決定營救薄老出獄，指示薄老裝病，申請保外就醫，約好了時間並做了細致的安排，由我哥找一個身強體壯的人去監獄接薄老去醫院，我哥就找了我們鐵爐同村的一個鄉黨，把病著的薄老從監獄裏背出來，監門外就有一個拉洋車的等著，等薄老在車上躺好，車夫就拉著洋車向西山方向走去，一上西山就有武裝戰士來接應，就這樣薄老逃出監獄，投入到抗日工作中去。說到他自己的情況張老師說：“他們對身份不明的青年政治犯，可以按國民黨監獄的規定馬馬虎虎寫一個今後不再參加政治活動的保證書就可釋放出獄。”事後，國民黨當局在他們的報紙上渲染說有61個共產黨員履行了手續出獄了，當時陳伯達就在這個監獄裏，什麽情況都知道，文革時他當文革組長製造了這起冤案。記得文革後，薄老公開說過這件事，說他是經過黨組織營救下出了監獄的，並未履行什麽手續，但獄中一些所謂的青年政治犯，國民黨並不能證明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但總要叫他們寫個今後不再參加政治活動，實際上是不再參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要求抗日的政治集會和遊行示威而已，這正好證明國民黨政府不抗日還鎮壓人民群眾抗日的呼聲和行動。

　　鐵爐的家庭教育良風

　　鐵爐地少、人多，過去靠農業養不活一家人，一個家庭不論兄弟幾人隻留一個在家務農，其他的都到外地學手藝去了，銀匠、木工、瓦工、縫紉等等。解放前，在西安及關中各縣城都有鐵爐手藝人開著各種作坊，甚至蘭州、河西走廊都有鐵爐人的足跡，跑的地方多了眼界開闊了，也感到文化不足的困難，上學學文化的願望就比較迫切。沒有學校的時候上私塾，各村都有私塾，後來就各村都有普小(四個年級)，不論家庭生活多麽困難，都能供娃上學。上學上不起灶，就背饃上學，因此20世紀50年代臨潼縣小學教師中鐵爐人很多，行政幹部中鐵爐人占的比例也比較多，因此人們說鐵爐是文化鄉。改革開放以來的幾十年中，鐵爐考上大學的人多，有的家中的孩子全都考上大學，讓人羨慕。

　　鐵爐村東北組的鄧生錄四個男孩子，老二鄧薛平是小兒麻痹，上完高中未能被高校錄取，大兒子鄧薛娃、三兒子鄧薛蓬、四兒子鄧蓬彥在上大學過程中，生活困難，為了節省錢，上學時背上饃吃幾天，從不買的吃。假期不回家，在學校附近打工掙學費，而他們的父母為了給孩子積攢學費，很少吃菜，還要把地裏種的菜拿到市上賣了，一分一分地攢，不夠時，還要去借，全家人受盡千辛萬苦，終於使孩子們都完成了學業。

　　斜韓村的韓現民50年代也參加過工作，困難時期回家參加了農業生產，四個男孩上學，全家人吃盡了苦頭，1981年時高中還是二年製，人們還在農業社勞動，大兒韓小平、老二韓亞平參加高考未能錄取，韓現民與兩個孩子商量“你們兩人都補習家裏確實供不起”，亞平主動提出“兄長的成績比我好，還是讓兄長去學校補習，我在家勞動”，最後決定暑假後讓小平背饃去華中補習，亞平和父母在家勞動。亞平在家中僅有的不足2米寬的過道擺了一張桌子，每天從生產隊下工回來就拿著課本自習，冬天滴水成冰也堅持不懈。父親看到兒子學習精神，過年後就叫亞平到鐵爐中學去補習，當年兄弟二人同時考上高等學校，父親就東挪西借籌措學習費用。說實在的給兩個娃拿的錢沒有人家一個娃拿的錢多。不過那時學校不收學費，學生花費隻是學習用具、生活費和來往路費，明顯的隻能在生活上刻苦節約了。1983年武平考上西北大學，1984年三平也考上了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老大雖已畢業，但剛參加工作工資很低，現民隻能想盡辦法，東挪西借，同時自己想法勞動生產，他未學過木匠活，他邊學邊做，硬是利用農閑做些小木凳之類的小木器，讓三平拿到市上去賣，就這樣硬是把四個孩子都供的上完了大學。如果沒有全家人的團結一致、辛勤勞動和求學上進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賈村西劉組的劉福賢，一生務農。他有四男一女五個孩子，五個孩子都先後上了大學，而且老大劉池陽和小女劉會俠還讀了研究生。一個農民家庭在20世紀80年代能供五個孩子上大學談何容易，有人問起福賢老人，“你是怎樣培養兒女成才的？”福賢老人以一個農民誠懇樸實的話語說：“我讀書不多，哪會教育孩子，這都是娃們爭氣，政府政策好，我生活緊巴些，也多虧親朋好友幫助，後來就大的供小的，靠我把板筋掙斷也辦不到。”人們對娃上學的理念大都是一致的，上學讀書是正事，大人再苦再累都在所不惜。作為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推動著社會向前發展。

　　鐵爐特產草帽

　　鐵爐的草帽源遠流長，究竟起源於何時沒有人能說清楚。在鐵爐女孩子很小的時候，就用媽媽廢棄的麥稈編圈圈套圈圈玩，長到六七歲還未上學就跟媽媽學掐辮子了，長到18歲掐的辮子就很好了，又白又光製成草帽美觀大方。鐵爐有個風俗，女孩子一定婚，每年過了清明都要給男方家中送草帽，男方家中有幾個男人，就送幾個草帽，草帽好了顯示女孩心靈手巧，因此這送親的草帽是特製的，又白又光而且還要襯裏子，襯裏是用有色的綢緞搭配的十分美觀，這種送親草帽市場也有賣的，但價錢比普通草帽貴一倍多。

　　掐辮子做草帽先得有麥稈，做麥稈有一整套工藝過程。

　　1.捋麥稈。先選好準備作麥稈的麥子，成熟後用鐮刀割下來運到麥場，然後一把一把地把麥葉雜草和短小零亂的麥枝捋去，鋸掉麥穗，把麥稈曬幹捆起來收藏備用。

　　2.折麥稈。收完麥種好秋有閑空了，婦女們才把麥稈捆拿出來在第二個結節處折斷，隻收取上麵兩節，其他就不要了。

　　3.退麥稈。就是把折下來的麥稈從結節處折斷，結節上麵的部分叫蒙蒙麥稈較細，結節下麵的部分叫疙瘩麥稈較粗，都是掐辮子的原料，分別存放。

　　4.挑麥稈。就是按粗細分類，蒙蒙麥稈分四等，疙瘩麥稈一般分兩等。

　　做麥稈約需兩月時間，大都在作務秋莊稼的空餘時間進行，多數是晚上，這時正是盛夏時節，不僅熱得難受，還要遭受蚊蟲和跳蚤的叮咬。

　　做完麥稈以後就開始掐辮子了，鐵爐的婦女隻要有閑時間就掐辮子，隻要手頭沒有其他活計，零碎時間從不放過，憑著自小練成的基本功，不論是走親戚或上會去走在路上、看電影、看電視都可掐辮子，掐的長了就盤成圈，叫辮子骨碌，盤的不能再盤了，就起個頭另盤。過去把掐成的辮子骨碌收拾起來等第二年過了清明節，就開始用手工縫製，從20世紀60年代以後有了軋帽子機就用機器軋製了，用機器軋一個草帽約需2-3分鍾，每年軋草帽的季節約兩個月(清明節到夏收)，從鐵爐市場上可收購草帽約50萬頂，每頂草帽平均兩元共有百萬元之多，鐵爐草帽不僅在陝西關中銷售還運往河南、山西、河北等地。

　　現在草帽辮子不僅軋製草帽，還被收購運往湖廣等地，在草編工藝廠做成各種工藝品，鐵爐的草帽辮子長年有人收購，現在一斤草帽辮子收購價5元左右，一個婦女每五天抽出閑時間掐，每年可掐辮子70斤，一年當有350元的收入。

　　鐵爐鎮新貌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一係列富民政策支持下，鐵爐街的商店逐漸多了起來，經過幾年的發展特別臨潼——小金的油路修通，臨潼——鐵爐的專線汽車開通以後，鐵爐更是一天一個樣地起著變化，丁字形的街道兩邊低矮的土房逐漸被二層樓房所替換，個體商店林立有的已發展成批發店，現在鐵爐不論是五金交電、日用百貨、衣服鞋襪、糕點食品、鮮奶飲料，凡是城市裏有的這裏一點也不少。為發展農業生產需要的種子、化肥、農藥、飼料，不僅貨源充足，並且還送貨上門；為農民建造新屋的建築材料鋼筋、水泥、玻璃、油漆應有盡有，光製作門窗的店鋪就有木門窗店、鋁門窗店、塑鋼門窗店，做窗簾的縫紉店四家還忙不過來呢！若遇一、四、八集市日，擺攤設點的更多，街道已顯得太窄狹，由10月中秋收種麥完了以後到春節這幾個月是消費旺季，鐵爐街道為由南北從渭南何劉鄉到藍田的大金山30裏，東西從渭南的負曲鄉到龍河溝約十裏的範圍內的鄉村確實發揮著購物中心的作用，不論你有什麽需要的物品都可以在鐵爐街道買到，特別是現在交通方便，經營者的經營意識增強了，隻要顧客需要，一個電話縣城的貨物幾十分鍾就可拿到手，就是遠在50公裏以外西安才有的也隻要不到兩個小時就可送到。鐵爐街道的商戶幾家聯合包一個汽車早上六點出發，趕九點就可把商品批發回來供應集市日的市場。鐵爐街道中間，有一個約4000平方米的蔬菜鮮果市場，逢集市日當地的菜農和蔬菜商販用車輛從外地運來的各種新鮮蔬菜和瓜果，擺在市管人員安排的攤位上讓顧客選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