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劉誌丹將軍犧牲之實證

　　center姚文萋

　　center（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1936年4月14日，紅28軍軍長劉誌丹將軍在東征抗日，進攻山西省中陽縣三交鎮（今柳林縣）的戰鬥中犧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劉誌丹將軍犧牲的噩耗傳來，陝北高原為之震動。紅軍戰士、戰馬都穿白戴孝，中陽縣蘇區一時白布為之一空。4月24日，西北根據地首府瓦窯堡和中央機關數千人集會追悼劉誌丹將軍，廣大群眾和紅軍指戰員像失去親人一樣而無比悲慟。1936年6月，中共中央應廣大群眾的要求，將保安縣改為誌丹縣。1943年舉行移靈、公葬時，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彭德懷等領導題寫挽聯，對其革命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從1936年劉誌丹將軍為國捐軀至今，在社會上一直有人對其死因置疑，說將軍不是犧牲在晉軍的槍下，而是背後中了自己人的暗算。究竟劉將軍死於何人槍下，值此劉將軍誕辰百年之際，有必要給以澄清，以免以訛傳訛。

　　根據筆者手頭掌握的西北根據地和劉誌丹將軍生平研究的史料，可以肯定地說，劉誌丹將軍是犧牲在紅軍東征打通抗日的路上，是晉軍機槍子彈從正麵擊中將軍左胸而犧牲的，絕不是遭自己人暗算的。

　　@@置疑的原因分析

　　那麽，為什麽會有此傳言呢？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幾點：

　　一是人們對黨內“左”傾錯誤的深惡痛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左”傾錯誤的執行者，在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西北蘇區製造了一係列“莫須有”的冤假錯案，“肅右派”、“肅AB團”、“肅反革命”使一大批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被錯殺。1935年9月中旬，紅25軍長征到達西北蘇區，與先期到達的朱理治、聶洪鈞與程子華成立了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朱理治任書記。9月17日，西北代表團在永坪召開中共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陝省委和三支軍隊主要領導幹部會議，決定撤銷西北工委和鄂豫陝省委，成立中共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副書記郭洪濤；改組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將紅25軍及劉誌丹領導的紅26軍、27軍改編為紅15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劉誌丹。這次會議利用組織上的變動，將劉誌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軍委之外，同時安插“左”傾錯誤的執行者擔任要職。接著即以“肅反”為名，到處捕人，將陝甘邊蘇區執行正確路線的同誌無端指責為“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誣陷劉誌丹“一貫右傾”是“右派”，“同國民黨部隊有秘密聯係”，繼則戴上“白軍軍官”、“反革命”的帽子。將原紅26軍營以上的幹部和原陝甘邊蘇區縣委書記及縣蘇維埃主席以上的幹部幾乎全部逮捕，嚴刑逼供，指名要其交代劉誌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領”，並殘酷地殺害了200多名幹部。當時劉誌丹正在前線，他們采取欺騙手段，以調往北線指揮作戰為名，於10月初勞山戰役之後將其騙離前線。劉誌丹在途經安塞真武洞時，恰好碰到從瓦窯堡來的通訊員，便將一封給15軍團的急件，順手給了他。劉誌丹一看，原來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員的名單。他對這種不顧大局、搞陰謀詭計陷害同誌的卑劣行徑十分憤慨。但他具有極高的黨性，為了不使黨分裂，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他不顧個人安危，鎮定地把信交還通訊員，並告知說：“你快把信送到軍團部，說我已去瓦窯堡了。”隨即策馬揚鞭，毫不猶豫地直赴瓦窯堡，打算向中央北方局派駐西北代表團申訴，寧願自己被捕，也不要逮捕前線和地方其他領導。但他一到瓦窯堡即被投入監獄。“左”傾錯誤的執行者，無視劉誌丹這種赤膽忠心和大義凜然的行為，竟然說：“劉誌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黨對其信任”，並進一步錯誤地斷定劉誌丹是“為消滅紅軍而製造紅軍和根據地的反革命”。誣陷他率領紅軍打開縣城消滅白軍，純係是反革命欺騙群眾的“花招”。劉誌丹蒙不白之冤，在獄中受盡折磨，但他麵對隨時可能被處死的殘酷現實，始終泰然處之。

　　直到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同誌得知發生錯誤“肅反”時，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劉誌丹等同誌才幸免於難。11月初，經過中央審查，劉誌丹、習仲勳、馬文瑞等一批受誣陷被捕人員全部獲釋。但是，當時對“左”傾錯誤沒有徹底糾正，這些受害同誌仍留有右傾錯誤的尾巴。在東征上前線時，劉誌丹曾經向夫人同桂榮和戰友們講過，他要用行動表明自己對黨的衷心。在後麵的戰鬥中，他身先士卒，奮不顧身，也有以死明誌因素在內。因而人們懷疑，劉誌丹的犧牲是“左”傾錯誤的繼續，是遭“左”傾錯誤執行者暗算的。

　　二是對西北紅軍尤其是劉誌丹等人的不公正待遇也是人們的疑點之一。錯誤“肅反”結束後，由於“左”傾錯誤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幹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正確的。劉誌丹出獄後，不僅沒有官複原職，反而讓離開親自創建的西北紅軍（紅26軍、27軍），到剛將幾個縣的地方遊擊隊組建成的紅28軍任軍長。紅26軍42師師長楊森調整到地方武裝黃河遊擊師任參謀長，紅27軍84師師長楊琪降到三邊獨立營任營長，後又調到紅28軍任3團團長，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劉景範調到三邊特委任軍事部長，紅78師政委張達誌調紅15軍團政治部下屬民運部任部長，紅15軍團政治部主任高崗也降到三邊特委接替劉景範任軍事部長。另外，在紅28軍派了政治特派員，這在當時東征的紅軍中也是絕無僅有的，說明“左”傾錯誤並沒肅清，對劉誌丹等人並不十分信任。直到1942年清算了“左”傾路線在西北蘇區的影響，受迫害的同誌才算徹底平反。當時，政治上戴有右傾帽子，不信任，待遇不公就成必然。因而這也是人們的疑點之一。

　　三是因兵力部署而引起的不必要猜測。劉誌丹率剛由地方遊擊隊改編而成的紅28軍東征，兵力不強，而且遠離主力紅軍（紅一方麵軍），孤軍作戰。有種觀點認為，劉誌丹的壯烈犧牲是兵力部署上的有意為之。

　　實際情況怎樣呢？1936年3月31日，根據中央的指示，劉誌丹、宋任窮率紅28軍1200人，從神木賀家川山坡渡口灣渡過黃河天險，摧毀山西興縣羅峪口敵軍指揮部，在興縣、中陽一帶與敵交戰。紅一方麵軍則在嵐縣、臨汾一帶，距紅28軍較遠，不能隨時支援。同時，紅28軍組建不久，缺乏打攻堅戰的經驗，並且沒有重兵器，因而同武器裝備精良、經過正規訓練的晉軍交戰，受損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怎麽能以戰爭中的不可預測性就得出不負責任的結論呢？遺憾的是，我們往往感情用事，這樣一來，普通的事情，也會因為感情上的喜好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在史學研究中是不可取的方法。

　　四是毛澤東為劉誌丹的題詞引起了人們不必要的猜測。在1942年劉誌丹犧牲六周年之際，毛澤東為其題詞：“我到陝北隻和劉誌丹同誌見過一麵，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毛澤東對劉誌丹將軍的高度評價，卻因“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這句話引起人們的猜想。有人將出於意外、預料之外、想不到能犧牲的含義，卻歧義為意外的、不正常的傷亡。

　　@@劉誌丹犧牲的實證

　　劉誌丹將軍究竟如何犧牲，曆史資料和親眼目睹者的回憶是最好的根據。

　　實證一：《紅色中華》的報道及劉誌丹警衛員謝文祥的回憶資料：1936年4月26日，《紅色中華》報根據當時紅28軍的電報和護送劉誌丹將軍遺體回陝北的警衛員謝文祥的報告報道：劉誌丹“於此次三交鎮戰鬥中光榮的犧牲了。”1943年4月23日，在為劉誌丹舉行的移靈、公祭大會上，高崗在介紹劉誌丹史略時說：劉誌丹在攻“三交鎮堅固工事之役，負傷陣亡。”這些見諸報端和會議的報道，並未引起將軍戰友及幹部的疑慮。

　　1981年，謝文祥還在《革命英烈》上發表《給老劉當警衛員的日子》一文，記述了劉誌丹的犧牲經過。其中寫到：4月14日晨，圍攻三交鎮戰鬥打響後，我軍進展不利。誌丹親臨1團指揮所與黃光明團長、王再興政委共同研究突破敵人土圍子的方案。他為了戰鬥的勝利，不顧個人安危，來到1團2連前沿陣地上。這個陣地是個小山頭，離寨子裏的敵人不到300米，敵軍居高臨下，憑借工事裏的機槍堅守。當時，謝文祥幾次勸劉誌丹轉移，但他堅持親自觀察敵情，“由於他兩手正在拿望遠鏡觀察敵情，沒來得及爬下去，不幸左胸中彈，傷了心髒，當即昏迷過去”。

　　實證二：紅28軍政治特派員裴周玉的回憶資料：劉誌丹將軍的警衛員謝文祥和紅28軍政治特派員裴周玉都在將軍身邊，目睹了劉誌丹中彈犧牲的前前後後，是這一曆史事件的又一見證人。有1980年4月1日裴周玉在《陝西日報》發表的文章《最後在一起的時刻》佐證。文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晚上，紅28軍圍攻三交鎮的戰鬥開始了。1團從南麵山上攻，2團從北麵山上攻，3團是預備隊，並擔任中陽縣方向的警戒，狙擊支援三交鎮的敵人。天亮後，劉誌丹聽說1團那麵攻擊不太順利，便立即和宋任窮政委商議，讓宋政委留在軍部掌握全麵情況，他要親自到1團陣地上去。裴周玉和參謀、警衛員等幾個人也跟著劉誌丹一起出發。到了1團指揮所，劉誌丹向團長黃光明和政委王再興了解情況，講述這場戰鬥的重要性。接著，劉誌丹拿起望遠鏡，向最前沿陣地走去。“我們氣喘籲籲地跟著他往山上爬，子彈不住嗖嗖地在頭上飛叫，他好像根本沒有聽見似的。敵人有一挺機槍封鎖著我們部隊的行動。劉誌丹伏在一個楞坎後麵用望遠鏡觀察了一會，把參謀叫到跟前，手指著對麵說：‘你去告訴黃團長，組織突擊隊消滅敵人機槍火力點。另外再組織幾個戰鬥組，分幾路向敵人的碉堡攻擊。’參謀受領任務即刻向前邊飛跑而去。山包上隻剩下警衛員和我三個人。”當時，“雖已是陽春四月了，可是晉北高原正碰上寒流的襲擊，天氣顯得特別寒冷。劉誌丹迎風站在高處，觀察周圍一切動靜。他嫌棉帽的帽扇礙事，把帽帶係了起來，不一會就把臉凍得紫一塊紅一塊的。他一會兒從衣袋裏掏出懷表看時間，一會兒看著腳下要攻的三交鎮，一會兒望著對麵山頭上的敵人。”“就在劉誌丹指揮紅軍戰士要對敵人重新發起攻擊的時候，又是那挺敵人的機槍，突然射來一排罪惡的子彈，奪取了我們親愛的劉軍長的生命。”

　　從1936年追悼劉誌丹大會和1943年移靈、公祭的資料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劉誌丹同誌是在指揮進攻三交鎮的戰鬥中中彈負傷。再從在戰場上目睹劉誌丹犧牲經過的特派員和警衛員的回憶中，更加清晰地看到是劉誌丹指揮1團向敵人準備進攻時，左胸中晉軍機槍子彈而犧牲的。

　　當事人的回憶是可信的。所以，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劉誌丹將軍是左胸中了晉軍子彈而犧牲的。

　　@@頌歌劉誌丹

　　——兼論20世紀30-40年代的陝北民歌

　　劉永昌

　　（陝西教育學院）

　　陝北民歌無論從數量、形式、體裁、藝術性還是從特定的曆史發展上看，與我國其他地方民歌相比較，都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也是其走向全國乃至世界、得到廣泛普及的主要原因。1970年，一曲陝北革命民歌《東方紅》隨著人造衛星被送入宇宙太空，成為人類探知宇宙世界的交流信息。在解放前，陝北是窮鄉僻壤，溝壑縱橫，幹旱少雨，地廣人稀，交通不便，生產落後，勞動強度大，生活困苦，戰爭不斷。特定的地理、曆史、生活環境造就了陝北文化，也造就了跟陝北人性格一樣的具有粗獷、渾厚、質樸、豪爽而深情等特點的陝北民歌。人們的生產、生活、社交、信仰尤其是情感的表達與交流，都離不開人人都能張口就來的“信天遊”。民歌成為人們表達思想情感的一種基本方式和文化現象。正所謂“信天遊，不斷頭，斷了頭，窮人就無法解憂愁”。再加上受紅色革命的影響和延安時期“魯藝”對民歌的挖掘、整理、創編和宣傳，使得浩如煙海的陝北民歌得以傳唱祖國大江南北。在20世紀30-40年代，陝北民歌以其鮮明的思想性、藝術性、民族性、群眾性，為宣傳革命、鼓舞鬥誌和發展民間音樂發揮了曆史性的作用。從歌頌劉誌丹領導紅軍鬧革命為代表的民歌及運用民歌題材創作的其他音樂作品中，便可見其一斑。

　　一、歌頌劉誌丹領導紅軍鬧革命的民歌集中體現了陝北革命民歌的特點

　　曆史上，陝北人民長期受封建統治，主要以農墾、遊牧為生。陝北民歌主要反映的大都是攬工漢、腳夫、攔羊漢、受苦漢的生活艱難、悲苦，大都有悲歎、壓抑、沉重、蒼涼之感。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民歌可稱為陝北傳統民歌。1928年以後，劉誌丹等在陝北組建紅軍、創建根據地，由於劉誌丹“把馬克思主義與西北地區革命鬥爭實踐相結合，領導創建了西北革命根據地”，從這一時期一直到新中國建立，陝北民歌一掃以往消極、悲愁之情，而轉向歌頌紅色革命、紅軍及革命領袖和期盼新生活為主要思想內容，並且充滿了樂觀、積極、明朗的風格。這一時期的民歌被稱為陝北革命民歌。其中陝北人民歌唱劉誌丹的民歌集中反映了陝北革命民歌的特點。

　　其一，陝北民歌本身數量之大，浩如煙海。據統計，僅有曲譜的民歌就有8000餘首，陝北革命民歌也以其絕對的數量和質量在革命民歌中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其中歌頌劉誌丹領導紅軍鬧革命的民歌又占了相當數量，成為陝北革命民歌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關於劉誌丹領導紅軍鬧革命的民歌及根據民歌改編的合唱、器樂曲有百餘首。

　　其二，體裁多樣、內容豐富。其中包括：信天遊、小調（以敘事為主）、山曲、號子（如《打夯歌》）、合唱（如《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根據陝北民歌和民間音樂曲調創作的管弦樂（如《公祭劉誌丹》即哀樂、《陝北組曲》）等。其中，主要以帶有敘事的、具有小調特點的信天遊為主。如《劉誌丹》：“正月裏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誌丹”、“二月裏來刮春風……”；《打南溝岔》中的“一九三四年，臘月二十八，打開南溝岔，老百姓歡迎他……”；還有《打寺兒畔》、《劉誌丹打西川》、《打開甘穀驛》、《打石灣》、《劉誌丹打靖邊》、《打鎮靖城》等等。其內容有主要反映擁護、宣傳紅色革命的：《劉誌丹出來鬧革命》、《走莊串戶做宣傳》、《出征歌》、《要把中國全鬧紅》、《橫山裏下來些遊擊隊》、《咱們紅軍到南梁》等；描寫紅軍鬧革命，建立根據地的：《劉誌丹》、《陝北遊擊隊》、《26軍到來了》、《軍民歡呼劉誌丹》、《打慕家塬》、《土地革命實行了》、《邊區米脂縣》、《紅旗一展天下都紅遍》、《抗日將士出征歌》等；表現人民得到土地、當家做主，踴躍報名參加紅軍，跟隨共產黨和革命領袖鬧革命的：《當紅軍》、《走南梁》、《跟上老劉報冤仇》、《哥哥跟的是紅3團》、《擁護劉誌丹》、《我的哥哥跟的是劉誌丹》、《咱陝北人跟的是劉誌丹》、《劉誌丹領導鬧翻身》、《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我的哥哥當了紅軍》、《一杆紅旗空中飄》等；還有人民群眾跟隨黨和領袖鬧革命取得勝利，過上了好日子，而感激、追思、哀悼恩人的：《想起劉誌丹》、《窮人說起劉誌丹》、《感謝恩人劉誌丹》、《誌丹陵》、《公祭劉誌丹》，根據陝北民歌創作的管弦樂《陝北組曲》等。

　　其三，藝術特點。陝北革命民歌，是在傳統民歌基礎上，進行重新填詞、加工。除了內容、風格和傳統民歌有所區別外，在藝術表現手法上，基本上繼承了陝北傳統民歌的特點。

　　白描：白描是繪畫和文學的一種表現手法，即，不加渲染地刻畫事物的形象。客觀、具體的白描，是陝北民歌最常用和最得力的表現手法。如：

　　打慕家塬（1）

　　打死團長屈有成，營長三四名喪了命。

　　俘虜的士兵六十餘名，送他們路費回家中。

　　祭陵歌

　　紅旗蒙在靈柩上，百姓祭靈在路旁，

　　千萬人排成隊，唱出了歌兒多悲壯。

　　比興：上句比喻、起興，展示意境與想像，下句陳述、表達情懷的起興，是陝北民歌，尤其是信天遊的基本藝術手法，具有濃鬱的地方色彩和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把所比喻的對象描繪得生動而貼切入微。如：

　　陝北又出李自成

　　紅雲飄飄滿天空，陝北又出李自成！

　　千裏雷聲萬裏閃，名字就叫劉誌丹！

　　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藍，

　　當紅軍的哥哥個跟的是劉誌丹。

　　劉景桂主席到我家

　　瓷壺裏倒水嘩啦啦，劉主席說起咱心裏話。

　　新正來了劉誌丹

　　二月二龍出現，新正來了劉誌丹。

　　誇飾：誇飾，即誇張的描繪。將情感濃縮，進行誇張的表達，是陝北民歌中情感表達需要的一種方式。如：

　　劉誌丹是好漢

　　腰裏別著手榴彈，嚇的白軍腿打顫。

　　三道川

　　劉誌丹下命令免糧免款，狗縣長和劣紳跪下一大攤。

　　劉誌丹

　　毛澤東來勢力重，他坐上飛機在空中，後帶百萬兵。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帶領中央紅軍徒步二萬五千裏，到達陝北已經隻有7000人了，況且人疲馬乏、裝備簡陋，連汽車也沒有，哪裏有飛機和百萬雄兵。這顯然是一種誇張。但這是老百姓對黨領導下中國工農紅軍的期盼和對革命充滿必勝信心的情感表達。

　　音調特征為雙四度疊置，多為商、徵、羽調式。

　　方言特色：方言是當地人一種特殊的語言表達方式，維係著人們的特定的情感心理、文化審美和思維活動，尤其是陝北方言中的疊字、襯字，如“水格靈靈”、“藍格英英”等，在民歌中被廣泛應用。使語言更加生動、形象而富有生機，大大增強了藝術表現力，並富有節奏感。如：

　　橫山裏下來些遊擊隊

　　對麵價溝裏流河水，橫山裏下來些遊擊隊。

　　打寺兒畔（2）

　　千裏的雷聲萬裏閃，一疙瘩瘩雲彩來遮掩。

　　劉誌丹是好漢

　　劉誌丹，是好漢，精腳片子打裹纏，

　　腰裏別著手榴彈，嚇的白軍腿打顫。

　　劉誌丹，是好漢，不拿架子滿和善。

　　半月二十常見麵，和咱老鄉好熟慣。

　　另外，在音樂風格上，陝北革命民歌和陝北傳統民歌形成了明顯對比。陝北傳統民歌大都曲調悠長，情緒低沉。而陝北革命歌曲則色調明朗、情緒高昂、節奏明快，充滿了積極向上的革命樂觀主義感情和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如《擁護劉誌丹》、《抗日將士出征歌》、《天心順》、《三十匹馬隊兩杆號》等。

　　二、陝北民歌的貢獻——民歌和革命

　　陝北革命民歌是在革命鬥爭的烈火中誕生的，革命給陝北人民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也賦予了陝北民歌以新的生命。

　　陝北革命民歌是在群眾生活土壤中產生出來的，具有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充滿戰鬥激情，具有生活體驗、新穎明快、結構短小精悍的特點，使人感覺到親切自然而喜聞樂見，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深受人們喜愛，更易於傳唱，極大地鼓舞著軍民革命鬥爭的士氣。她又是強大的宣傳武器，更為有力地、直接地宣傳了革命思想，激勵和鼓動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參加紅軍、投身革命。

　　陝北革命民歌以其鮮明的思想性、藝術性和民族性、群眾性，表達了人民群眾的革命願望，也反映出當地軍民在黨和革命領袖的正確領導下，所表現出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已經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充分發揮了民歌藝術的社會功能。同時，她又是一麵曆史的鏡子，為我們勾畫出一幅幅可歌可泣、雄偉壯麗的革命曆史畫麵，她的革命功績永載史冊！

　　三、民族民間音樂發展的裏程碑

　　陝北是個民歌的海洋，哪裏有人的足跡，哪裏就有信天遊。但是，由於交通、信息的閉塞，陝北民歌跟陝北人一樣，足不出戶，一代傳一代，縈繞在溝溝峁峁、山山梁梁，見不得世麵，登不了大雅之堂。受紅色革命的影響，從20年代末30年代初開始，陝北民歌逐漸轉向以歌唱革命、歌唱革命領袖和向往新生活為題材內容，陝北革命民歌開始產生了。抗戰開始後，一大批優秀的音樂藝術家到達陝北延安，尤其是1938年組建“魯藝”和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掀起了深入群眾、深入生活、向民間學習的熱潮。藝術家們深入民間采風，在這塊封閉、偏遠而古老的土地上，發現了蘊藏多年豐富的、瑰麗的、神奇的民間藝術寶藏——陝北民歌。在此期間，音樂家們采集、收錄，利用陝北民歌的藝術形式，轉換角度，使其內容與現實生活密切關聯起來，創編了大批優秀的膾炙人口的陝北革命民歌和反應其他內容的新民歌。如李有源等對《東方紅》，李冠春、王方亮對《三十裏鋪》，孫謙對《劉誌丹》，賀敬之、孫萬福等對《咱們的領袖毛澤東》，郭蘭英對《繡金匾》等，都進行了加工修改。用陝北民歌曲調填詞的，如張寒輝用隴東民歌《推炒麵》的曲調填詞創編了著名的《邊區十唱》；賀敬之的《秋收》、《歌唱我們的解放區》；安波的《歡送抗日軍》、《擁護八路軍》等。同樣，陝北民歌《劉誌丹》後來被整理成為同一旋律不同歌詞的革命民歌，共5首，而每首近12段歌詞，從不同時期和不同角度歌頌劉誌丹，可以說是成為一部歌唱、讚頌、描述劉誌丹領導紅軍鬧革命的“音樂史詩”，並在陝甘兩地廣為傳唱，成為陝北革命民歌的代表。“魯藝”音樂家們（冼星海、馬可、安波、麥新、賀敬之、呂驥、劉熾、關鶴童等）對部分陝北傳統民歌進行重新填詞和創編，賦予了陝北民歌新的生命力，從而使部分陝北民歌擺脫酸曲小調的窠臼，並以新的麵貌，從山溝溝裏的日常生活中，走向了宣傳革命、鼓舞鬥誌、期盼新生活的道路。從此，陝北民歌也隨著革命思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走遍了大江南北，而風靡全國，如《劉誌丹》、《抗日將士出征歌》、《天心順》等。20世紀30-40年代，“魯藝”對陝北民歌的搜集、編創、傳播，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的一大壯舉，是對民間音樂寶藏的新發現和重新認識。就如一位學者所說：這次“發現”，猶如引起了重大變革的科學領域的發現一樣，“它改變了人們對民間音樂文化認識的水準，是近現代音樂史上，敢於正視民間音樂，充分認識其巨大價值的一個轉折和偉大壯舉”。由此也引發了持續至今的搜集、整理民間音樂的運動，使得我國珍貴的民間音樂寶藏得以開發、保護和發展。

　　他們在編創民歌的同時，又創造出了新型的音樂形式，如新秧歌運動中，采用陝北群眾所喜愛、所熟悉的地方戲曲和陝北民歌的音樂曲調加以填詞改編的秧歌劇《兄妹開荒》等；另外，運用民歌的材料與外來音樂形式的融合，如賀綠汀根據一首蒙古族民歌改編成同名管弦樂《森吉德瑪》；冼星海以五首中國民歌為素材在蘇聯完成了管弦樂《中國狂想曲》；運用陝北民歌和民間音樂創作的如：1943年根據陝北民間喪葬曲調創作的《公祭劉誌丹》，後來被改編並沿用至今的管樂合奏《哀樂》；1949年春，馬可作於東北地區的《陝北組曲》，是一首典型的，運用一組陝北民歌素材創作的管弦樂。“全曲分兩部分：第一部分采用陝北民歌信天遊《你媽媽打你》與《人人呀都說咱們兩個好》的曲調為主題，描寫陝北人民對家鄉高原風光的熱愛。第二部分以陝北民歌《劉誌丹》、《剪花花》和陝北民歌風格的歌曲《推小車》（張魯作）作素材，表達了人民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開辟者劉誌丹的懷念，和在自己的土地上愉快地生活、勞動的情景，最後以歡騰喜悅的秧歌舞結束。”這種新型音樂創作形式的運用，使原生狀態的傳統音樂，通過同世界音樂文化和與外來音樂形式進行相互交流，融合，獲得再生機能，並充分展示出了中國傳統音樂的藝術魅力、獨特神韻、豐富形態和深刻智慧。“世界上隻要有民族存在，必然有個民族性的問題，音樂也不能例外。我們的音樂創作理當以民族傳統音樂為根基，廣泛吸收、借鑒外來的有益經驗，使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多樣化的大膽嚐試。我們必須走自己的路，力求創作出富有時代氣息和鮮明的中華民族神韻的高水平作品立於世界音樂之林，再創輝煌，為人類文化作出貢獻！”。這充分說明了民族民間音樂在音樂創作中的巨大價值。在20世紀30-40年代，陝北民歌及其素材，在音樂創作中，大量的被成功地改編和采用，從而認識到了民族民間音樂在音樂創作中的重要意義和中國音樂創作的出路和途徑，促進了我國近現代的音樂創作和民族民間音樂的發現、發展。

　　除了音樂家們對以陝北民歌為主的民間音樂的挖掘、整理、傳播和運用創作外，又掀起了研究民間音樂的熱潮。1939年3月，在延安“魯藝”成立了“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創辦會刊《民族藝術》，並由冼星海寫了《民歌研究》、呂驥寫了《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安波寫了《秦腔音樂》等有關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問題的論著。還出版了《陝甘寧老根據地民歌選》，何其芳主編的《陝北民歌選》，以後陸續出版了李季選編的《陝北信天遊》，嚴晨選編的《陝北信天遊》等陝北民歌集子等。這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研究中國民族民間音樂之開端。

　　總之，陝北民歌是我國民族民間音樂的一顆璀璨的明珠，從以歌頌劉誌丹領導紅軍鬧革命為代表的陝北革命民歌及運用陝北民歌創作的其他音樂作品中可以看出，在20世紀30-40年代，陝北民歌不但為宣傳革命、鼓舞士氣和豐富邊區軍民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她又是曆史的一麵鏡子，形象地、紀實性地刻畫了宏偉壯麗可歌可泣的革命曆史畫麵；她又是我國近現代民族民間音樂發展的轉折點和裏程碑，為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發現、挖掘、傳播、研究和中國音樂創作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寫下了重重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