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關於劉誌丹被錯誤逮捕及釋放具體時間的考證

　　center姬睿　姬乃軍

　　（西安郵電學院　西安事變紀念館）

　　劉誌丹是西北根據地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者之一。1935年10月，劉誌丹等曾被“左”傾教條主義的執行者錯誤逮捕，造成了西北根據地的嚴重危機。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經過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裏長征，到達吳起鎮，從而進入西北根據地。黨中央到達陝北後，及時糾正了西北根據地的錯誤“肅反”，釋放了劉誌丹等同誌，使西北根據地轉危為安。這是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因而，關注和研究者人數眾多。但是，多年以來，對劉誌丹被錯誤逮捕及昭雪釋放的具體時間，卻是眾說紛紜，沒有一個準確的表述。這不能不說是黨史研究中一個較大的缺憾。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曆史》第1卷記載說：“1935年九十月間，‘左’傾教條主義的執行者在陝甘根據地實行錯誤的‘肅反’，逮捕劉誌丹等領導幹部，造成陝甘根據地的嚴重危機。中共中央到達陝甘根據地後，立即把被捕的劉誌丹、高崗等釋放出來，及時糾正了這個嚴重錯誤，從而使陝甘根據地轉危為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1893-1949）》中記述說：“從陝甘根據地內部來說，中央紅軍到達前出現了‘左’傾錯誤，新成立的陝甘晉省委九月下旬開始了錯誤的肅反，原陝甘根據地的不少軍政幹部被捕被殺，甚至連劉誌丹也被關了起來。很多幹部、群眾非常不滿，使根據地陷入嚴重的危機中。”而關於劉誌丹被昭雪釋放，《毛澤東傳（1893-1949）》這樣記述：“直羅鎮戰役結束後，毛澤東等從前線回到瓦窯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負責人一起，聽取五人小組關於審查劉誌丹等案件情況的匯報，指出：‘逮捕’劉誌丹等同誌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釋放。”在這些權威性的著作中，也沒有劉誌丹被錯誤逮捕及昭雪釋放具體時間的記載。

　　本文擬就劉誌丹被錯誤逮捕及昭雪釋放的具體時間予以考證。

　　@@一、劉誌丹被錯誤逮捕的時間

　　1935年9月15日，經過長征的紅25軍到達中共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鎮（今屬延川縣），與紅26軍、紅27軍會師。9月17日，中共西北工委與中共鄂豫陝省委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撤銷中共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陝省委，另組中共陝甘晉省委，朱理治任書記，郭洪濤任副書記。並成立中共陝甘晉省委保衛局，戴季英任局長。同時，改組西北軍委，聶洪鈞任軍委書記。9月18日，由紅25軍、26軍、27軍合編組成的紅15軍團成立大會在永坪鎮舉行。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治委員，劉誌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全軍團下轄75師、78師、81師，共7000餘人。

　　紅15軍團成立後，即開始部署南下作戰方案，決定圍攻甘泉，調動駐守延安的東北軍增援甘泉，在運動戰中消滅援敵。根據程子華回憶：“聶洪鈞、徐海東、劉誌丹、高崗、郭述申等人率軍由永坪鎮出發。我因傷勢過重，留在後方施行手術。”徐海東回憶說，紅15軍團由永坪出發，“經過3天的急行軍，我們繞過延安，到達了延安南90裏的甘泉附近。部隊在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帶休息”。根據作戰方案，紅15軍團以小部分兵力於9月29日開始圍攻甘泉縣城。9月30日，紅15軍團主力進入甘泉以北的大勞山、小勞山一帶埋伏區。10月1日中午，由延安增援甘泉的東北軍11O師進入我軍埋伏區。經過6個多小時的激戰，共殲敵2000餘人，俘敵3700餘人，繳獲槍支5000餘枝。在勞山戰役取得勝利的同時，瓦窯堡守敵於10月2日晚棄城而逃。10月3日，中共陝甘晉省委發出《關於慶祝紅15軍團消滅南方戰線上的敵人主力與奪取瓦窯堡中心城市的空前大勝利的緊急通知》。

　　在得到勞山戰役勝利的消息後。程子華從永坪前往甘泉以西的王家坪，傳達後方同誌對下一步作戰的方針。程子華回憶說：“我的傷還未好。睡著擔架到了前方，同聶洪鈞、徐海東、劉誌丹、高崗、郭述申等領導人開會，都同意後方同誌意見。”程子華還回憶說：“我從永坪去前方時，朱理治告我，調劉誌丹到後方，指揮北線作戰；高崗逮捕送後方。我到前方傳達作戰方針後，這樣辦了。”

　　當時擔任紅15軍團78師參謀主任的趙啟民回憶說：“逮捕劉誌丹同誌是10月1日殲滅了東北軍一一〇師後，6日就以指揮北線作戰為名騙到瓦窯堡秘密逮捕入獄的。劉誌丹同誌在去瓦窯堡途中遇到給軍團部送信的騎兵連通信員，通信員就把信給劉誌丹同誌，誌丹拆開一看，是逮捕包括他在內的幹部名單。誌丹看完後把信交給通信員，對通信員說：‘你們把信送到軍團部去，就說我到瓦窯堡去了。’劉誌丹同誌以大局為重不顧個人安危，挺身到瓦窯堡，擬向中共陝甘晉省委陳述意見，到瓦窯堡後飯都沒有吃，即去省委，到省委未及開口就被逮捕，連他帶的通信員也被逮捕入獄。”根據趙啟民的回憶，劉誌丹是10月6日被逮捕入獄的。

　　曾經擔任西北軍委書記（也稱主席）的聶洪鈞在《劉誌丹同誌冤案的產生》一文中回憶說：“勞山戰役後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來信，說後方永坪鎮已經逮捕了幾個人，根據他們的口供，揭出劉誌丹、高崗、楊森、習仲勳、劉景範等很多高級領導幹部都是右派反革命，並有很多的陰謀活動準備。省委指令我們在前方立即逮捕劉、高等人。對於省委來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因事關重大，未敢馬上逮捕。隨即和徐海東、郭述申商量，我們感到：既然省委來信，就該執行，但考慮事態嚴重，‘亂子’太大，不敢輕舉，而且我們從繳獲的敵人的電文中得知中央紅軍已經到達秦州，為避免萬一弄錯，最好還是請中央來到後解決。送出報告後，省委緊急來信，強調指出：劉、高等右派反革命問題，省委已有嚴密的考慮與決定，不日將派郭洪濤來前方傳達，並協同解決。結果來的不是郭洪濤而是程子華。”聶洪鈞回憶說：“經過反複商量，最後確定：分開劉誌丹、高崗，將劉誌丹調到後方主持軍委工作，以防變亂，並便考查。不想，劉一到後方即遭逮捕。”在這裏，聶洪鈞的回憶與程子華的回憶，雖然稍有出入，但逮捕劉誌丹一事發生在程子華到達甘泉縣王家坪之後卻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就有必要對程子華到達甘泉王家坪紅15軍團軍團部所在地的時間進行考證。

　　前已述及，徐海東等率紅15軍團主力是經過3天的“急行軍”才到達王家坪一帶的，而程子華等在永坪得到勞山戰役勝利的捷報當在10月3日。如果程子華從10月4日起動身趕往甘泉王家坪，而且他又是“睡著擔架”到了前方的，那就至少需要4天的時間，也就是說，他是10月7日才能到達王家坪的。劉誌丹如果從次日離開王家坪前往瓦窯堡（這時中共陝甘晉省委駐地已由永坪遷往距其尚有30公裏之遙的瓦窯堡），最快也需要2天時間。也就是說，劉誌丹應該是10月9日或10月10日在瓦窯堡被捕的。

　　@@二、劉誌丹被昭雪釋放的時間

　　1935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吳起鎮召開。會議討論了部隊工作、行動方針及常委分工問題。會議決定，保衛局負責人由常委同誌兼，王首道為副。10月30日，中共中央機關離開吳起鎮，並於11月2日到達中共陝甘邊特委所在地下寺灣（今屬甘泉縣）。11月3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下寺灣召開，“聽取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和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關於陝北蘇區、陝北紅軍及其作戰情況的匯報。”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在下寺灣召開了會議，會議討論中央對外名義和組織分工等問題。毛澤東在會上發言說，“對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的名義較適當，公開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義可在打破‘圍剿’之後再定。”會議決定“成立由董必武為主任的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負責審查西北根據地的肅反工作”。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由董必武（主任）、王首道（保衛局負責人）、張雲逸（代表軍委）、李維漢（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郭洪濤（中共陝甘晉省委副書記）5人組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秦邦憲（博古）指導下工作。

　　11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軍團南下道鎮（今屬甘泉縣）一帶，與紅15軍團會師，部署直羅鎮戰役。張聞天、秦邦憲、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等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北上，並於11月7日到達瓦窯堡。

　　中共中央到達瓦窯堡以後，即開始著手審查錯誤“肅反”問題。據當時任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成員的王首道回憶說：“當時，直接審理劉誌丹同誌案件的是戴季英，他當時任後方軍事委員會主席兼陝甘邊區保衛局的局長。我們一到瓦窯堡，他就拿出許多案卷來，作為劉誌丹等同誌是‘右派’、‘反革命’的‘證據’。我們按照毛主席‘要慎重處理’的方針，並不輕信這些案卷，立即進行調查訪問”。

　　正在陝甘根據地南線指揮作戰的毛澤東十分關注糾正錯誤“肅反”問題。11月18日，毛澤東在張村驛（今屬富縣）主持召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即中央軍委）會議，作關於戰略方針的報告。就在當天，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致電張聞天、秦邦憲，請他們詳細考察陝北蘇區“肅反”中的問題，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係事實’。提出糾正肅反中的錯誤”。

　　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檢查肅反工作的決定》，指出，中共陝甘晉省委個別領導人在“肅反”工作中“犯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以致在某些地方黨內與部隊內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派”。但是，這一《決定》也錯誤地得出結論，說“當時在地方黨內及紅色部隊中進行嚴厲的肅反工作，是必要的”。並指出：“陝甘邊區南區及二十六軍部隊中有些負責任的同誌犯了右傾取消主義及對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義態度的錯誤，以致反革命派得以進行有計劃的活動。”

　　當時為中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成員的李維漢後來回憶說：“1935年11月底，開了一次平反會，洛甫、博古、劉少奇等出席，五人委員會成員也都參加了。記得這次會是由中央組織部召開的。會上，宣讀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員會宣布，劉誌丹等同誌是無罪的，黨中央決定立即釋放，並且分配工作。劉誌丹講了話，他說：這次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誌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中央周圍一起奮鬥。”根據《張聞天年譜》上卷的記載，這次會議召開的具體時間是11月30日。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張聞天在宣布開會時指出：“中央召開這次會議，是為了解決西北錯誤肅反問題，過去對劉誌丹等同誌的處理是一個冤案，應該糾正。”

　　綜合上述，劉誌丹被昭雪釋放的時間應是11月29日，或是11月30日召開平反會議的當天。王首道回憶中說：“直羅鎮戰役結束以後，毛主席來到了瓦窯堡。我們即將審查劉誌丹‘案件’的情況向毛主席、黨中央作了匯報。毛主席、黨中央肯定了我們的看法。並指出：逮捕劉誌丹等同誌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瘋狂病’，應予立即釋放”。顯然在時間上有誤。直羅鎮戰役結束後，毛澤東於12月6日“離開東村（今屬富縣）紅一方麵軍司令部，前往瓦窯堡。8日到王家坪（今屬甘泉縣），11日到安塞，13日到達瓦窯堡。”而此時劉誌丹被釋放已近半月之久了。

　　1935年12月8日，毛澤東同彭德懷、劉誌丹發布《告陝甘蘇區工農勞苦群眾書》，號召“陝甘蘇區人民勇敢地當紅軍到前方來。用一切力量來保護我們的土地和自由。保衛我們的蘇維埃政權”。這是劉誌丹被昭雪平反後。第一次公開署名發布的布告。順便說一句，周恩來在直羅鎮戰役結束後。於11月27日“率軍委機關部分人員離前線，12月8日到瓦窯堡”。這一天，由毛澤東、彭德懷、劉誌丹共同署名的《告陝甘蘇區工農勞苦群眾書》同時發布。這說明，周恩來在12月8日到達瓦窯堡的當天，就接見了劉誌丹，並告知了毛澤東、彭德懷與劉誌丹共同署名發布這一布告的消息。或者是先征求了劉誌丹的意見，然後電告毛澤東、彭德懷，在當天晚些時候發布了這一布告。

　　總結上述，劉誌丹被錯誤逮捕的具體時間應為1935年10月9日或10月10日，而他被昭雪釋放的具體時間應為1935年11月29日或11月30日。